刘青云+杨有振

摘要：本文基于前景理论，以我国97家商业银行2003-2013年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商业银行是否满足前景理论的假设条件。结果表明：由于我国商业银行尚不能完全实现“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与国外银行相比，收益不能完全成为抑制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工具。因此，我国高收益商业银行不能表现出风险承担的自我抑制，而是同低收益商业银行一样，保持较高的风险承担动机。这表明我国商业银行依靠内部控制进行风险承担约束的机制尚未形成，必须依靠外部监管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进行校正，以实现金融安全和金融稳定的目标。

关键词：银行风险承担；前景理论；金融监管

中图分类号：F83033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其于银行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经济萧条在全球范围内时有发生，学者们（Calomiris， 1990； Kaminsky & Rienhart， 1996； Demirgü-Kunt et al，2005； Dewatripont et al， 2010）以不同视角探索了金融危机及银行危机发生的机理，得出一致结论：商业银行的过度风险承担是造成金融危机的决定性因素。以此次金融危机为例，2003年到2007年期间，银行机构通过高杠杆的使用，大量借入短期、低成本资金，投入到长期、流动性差的风险资产中，最终导致过度风险（excessive risk），因此银行过度风险承担行为（risk-taking）是金融和经济脆弱性的根源。面对银行债务担保引发的巨大风险敞口，西方政府进退两难。

此次金融危机，我国银行业并没有受到较大冲击，这能否说明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较小？事实和经验证据表明，我国商业银行业目前面临自身特殊的风险承担特征。首先，我国商业银行在金融危机期间投放巨额信贷，违约风险进一步凸显，尤其是地方政府债务违约风险不断上升。其次，我国金融机构的经营理念、行为模式和风险暴露具有较高的同质性，进一步增加了潜在的系统性风险（李文泓，2009）。再次，我国仍然停留在隐性存款保险层面，即公众认为国家会对银行所有的经营失败买单，而实际中政府也几乎承担无限责任的隐性存款担保。隐性存款保险制度加大了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动机，为整个社会金融、经济带来严重的后果。

关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问题，已日渐引起了我国学者们的重视，目前研究的重点集中在外部环境（货币政策、资本监管政策）和内部治理结构（大股东控制能力、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监事会规模、高管特征等）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张雪兰和何德旭（2012）利用2000-2010年间我国金融经济数据，实证检验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证实货币政策立场显著影响银行风险承担，并且受银行异质性特征的影响。陈其安和黄悦悦（2011）以14家上市银行2007-2010年季度数据为样本，以超额资本充足率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为政府监管指标，实证检验了政府监管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发现超额资本充足率和银行规模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孔德兰和董金（2008）选取2000-2007年5家上市银行数据，从公司治理角度，即大股东控制能力、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监事会规模、资本充足率等方面考察其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结果证实公司治理中各因素对银行风险承担产生影响，但是影响存在差异。吴成颂等（2014）以2002-2011年13家上市银行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银行高管特征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关系，结果表明银行高管特征对银行风险承担影响结果不一致。其中，银行高管学历与银行风险呈正相关，银行高管学历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呈现显著性倒U型关系，银行高管任期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存在不显著的U型关系。

与上述文献的研究视角不同，本文拟从银行收益与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入手，以前景理论为基础，利用我国商业银行微观数据，实证检验收益能不能成为抑制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工具，并最终给出政策建议。

二、理论及文献综述

商业银行风险承担与收益之间关系的理论基础主要源于投资组合理论、资本市场理论和资本资产定价理论，以及最新发展的行为经济学前景理论。

（一）早期银行风险承担与收益之间的关系

早期的银行风险承担与收益之间的关系非常直观（Knight，1921）。投资者如果选择了风险承担相对高的投资，那么就必须存在一个相对较高的预期回报作为补偿。基于此，预期回报的上下限既不能为负，也不能是无限的。Bernoulli（1954）经过检验最终证实风险承担与收益的关系取决于损失的维度。也就是说，当投资的可能损失越大时，投资者就越不愿意继续进行投资，投资者的风险厌恶程度逐渐增加。另外，每个投资者对于预期收益都有一个不可观测的最大效用值，而投资者风险厌恶取决于这些不可观测的个人效用水平。

此后，关于风险厌恶和效用方程的研究构成了微观金融理论的核心，并且逐渐扩展至投资者行为和债券市场。Markowitz（1952）的《证券组合选择》提供了一种根据各种证券风险程度提升总体收益的证券组合方法，标志着现代金融投资理论由此开端。该理论同样引入了方差和均值的思想，即利用均值衡量收益，用方差（标准差）度量风险。假设有N种资产可供投资，那么任意一组组合将对应相应的均值和方差，即收益和风险。利用图形表示，则图1中ABC区域内任意一点代表一种资产组合，投资者的目标是收益既定时风险最小，或者风险既定时收益最大。如图1所示，曲线AB满足上述要求，本文称之为效率边界。效率边界上不同点反映了投资者不同的投资偏好。如选择A点代表该投资者具有较强的风险承担动机，选择B点则表示该投资者具有明显的风险厌恶倾向。

继Markwitz后，Sharp（1964）提出若存在一种无风险资产①，则投资者的最佳选择不再是效率边界，而是资产市场线，即图2中相切于效率边界的直线。

基于资产组合理论，Fama & French（1992）假设风险与收益具有正向的线性关系，这一假设符合投资者的投资回报偏好和愿意在既定收益下承担相应风险的理论，当前仍然适用。

（二）前景理论与银行风险承担

现代金融理论普遍接受人们的决策是建立在理性预期、风险回避、效用最大化以及不断更新自己的决策知识等假设之上，然而实践中人们的投资决策并非如此。另外，现代金融理论和有效市场假说是建立在有效的市场竞争基础之上的，而大量研究证实非理性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上往往能够取得比理性投资者更高的收益。为了解释现代金融理论无法解释的市场异象，行为金融学理论在放松对理性经济人约束的条件下，以心理学为基础，通过刻画金融机构行为的特征来研究其决策过程。其中，通过修正最大主观期望效用重点研究投资者偏好和风险选择的理论是Kahneman与Tversky（1979，1992）提出的前景理论。前景理论最大的成功在于将来自于心理研究领域的综合洞察力应用在经济学当中，利用实验对不确定情况下人为判断和决策进行研究和解释。

前景理论是一个描述性范式的决策模型，假设风险决策过程分为编辑和评级两个过程。在编辑过程阶段，个体凭借框架和参照点等采集和处理信息，在评价阶段依赖价值函数和主观概率的权重函数对信息予以判断。价值函数是经验型的，具备三个特征：一是大多数人在面临获得时是风险规避的；二是大多数人在面临损失时是风险偏好的；三是人们对损失比对收益更加敏感。前景理论也可以利用五大效应加以描述（如表1所示）。

根据上述效应，前景理论与公司治理理论存在较大差异。比如公司治理理论认为投资者的偏好是固定的，而前景理论中投资者的偏好会随着参照点的变化而变化。并且，前景理论改变了风险分析模式，提出投资者实际厌恶的是损失而并非风险。

前景理论在解释商业银行风险承担中提供了不同于现代金融理论②的思路。前景理论从人的主观判断特别是对风险的感知状况出发，可更有效地探索和了解风险决策过程。特别地，风险决策中的信贷审批和贷款期限决定因素中，信贷人员的经验和判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前景理论“为了更好地探索和了解风险决策过程，所以参与到行为中”的研究方法类似于中国传统思想“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前景理论在商业银行风险承担中的研究主要是风险态度与参照点在风险承担动机中的应用。Fishburn（1977）从理论上证实了在投资组合配置上应该采用一种替代风险中性的分析模型，将风险定义为低于特定目标的分布。根据前景理论，如果低于特定目标，决策制定者是风险偏好型的，如果高于特定目标，决策制定者变成了风险厌恶型的。与Fishburn（1977）不同，更多的学者从实证角度对前景理论进行验证。Fiegenbaum & Toman（1988）以美国85个不同行业的3 300家企业为样本，通过会计数据确定了基准回报值作为中位数，将公司分为两组，最终证实与前景理论预测完全吻合。Johnson（1994）对1970-1989年间美国商业银行进行测算，得出结论美国大多数商业银行符合下述情况：如果其收益低于既定目标，则银行更加偏好风险。Godlewski（2006）选择了11个新兴市场国家的894家银行作为样本，通过不同变量对风险和收入进行测算，最终发现高于既定目标水平的银行表现出更高的风险厌恶，但低于既定目标水平的银行不一定是风险偏好型的。Nahila & Boujelbene（2012）通过对1999-2008年间10家突尼斯商业银行进行实证检验，进一步论证了前景理论是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重要决定因素——低于目标水平的商业银行更加愿意从事追求风险的行为，而高于目标水平的商业银行表现得更加风险厌恶。Alam & Kin（2012）利用2000-2010年795家伊斯兰商业银行样本进行实证检验，进一步支撑了前景理论在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方面中发挥的作用。

三、实证设计

根据前面的理论分析，机构对于风险承担的态度取决于未来收益状况。如果未来收益是确定的，那么机构会更加厌恶风险；而如果未来损失是确定的，那么机构则会更加偏好风险。在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决策中，参照点起到重要的作用，这也是前景理论中的“参照点效应”。本节将采用前景理论对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进行测算。

（一）模型设计

根据Fishburn（1977）对于样本银行的风险偏好测算，风险不完全是预期收益的分布，而是距离目标收入的方程，即：

R（t）=∫t-∞（t-x）αdF（x）

其中，R（t）是风险的测量；t是指目标水平；α是指目标偏离的敏感程度，α>0；F（x）是关于X的概率密度函数。

根据前景理论，R（t）是对低于目标结果的风险承担可能性的测算。α测算银行对于低于目标结果的态度，如果其处于（0，1）之间，低于目标结果的银行会做出更高风险承担的决策；而如果α大于1，则银行会更加风险厌恶。

根据风险与收益的关系，利用Fiegenbaum（1900）提出的实证模型，本文对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进行实证检验。模型如下：

RISKb=αh+βhRETURNb+εb，如果b属于

高盈利组（h）

RISKb=αl+βlRETURNb+εb，如果b属于

低盈利组（l）

其中，b代表银行（b=1，2，…，97），h和l分别代表高盈利组和低盈利组，α是常数项，βh和βl是高盈利银行和低盈利银行有关风险与收益关系的系数。

（二）数据来源和变量选择

本文采用97家商业银行2003-2013年数据作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数据来源于Bankscope数据库和各银行年报。

在前景理论中，商业银行的收益和风险指标决定了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其中，在收益变量的选择上，本文主要采用资产收益率（ROA）指标来衡量每单位资产创造多少利润，体现银行运用其全部资金获取利润的能力；净资产收益率（ROE）指标主要反映股东权益的收益水平，用以衡量公司运用自有资本的效力；股东权益比率（Equity To Asset，E/A）是股东权益与资产总额的比率，反映企业资产中有多少是所有者投入的。同时，本文采用净利息差和营业收入比来衡量商业银行收入和信贷行为。NIM和NIRAA是衡量商业银行贷款业务盈利能力的指标，其中NIM是利息净收入与总生息资产平均余额的比率，NIRAA是利息净收入与总资产平均余额的比率，二者数值越高，反映银行获利能力越强。

风险指标变量中，本文选择了不良贷款率（Non Performing Loans/Gross Loans，NPL），这一指标主要反映商业银行低质量贷款的比重，通常用来测算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一旦银行发生不计后果的借贷以及借款者进行高风险的投资，不良贷款会迅速地上升。不良贷款上升代表银行贷款审查的无效、贷款评估的错误判断、贷款信息披露的缺乏。拨贷比（Loan Losses Reserves/ Gross Loans，LLRGL）是坏账准备金占总贷款的比重，可以反映管理层风险态度以及改变银行利润率的拨备情况。该比值越高，代表商业银行坏账准备金越高，因此商业银行拥有越高的风险承担状况。信贷资产比（Net Loan/Total Asset， NLTA，NLTA）比值越高，表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动机越大，相应盈利越高。

（三）实证检验过程及结果

首先，根据收益变量对样本进行分类。在划分标准上，本文采用了国际上普遍认可的方式，即利用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高收益类银行和低收益类银行。然后，分别对两组银行的风险和收益关系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根据前景理论中风险与收益之间的关系，βl系数应该为负，βh的符号应该与βl的符号相反，且|βl|>|βh|。也就是说，如果实证结果证实βh>βl>0，且|βl|>|βh|，即可证实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可以用前景理论解释，低收益商业银行比高收益商业银行拥有更加强烈的风险承担动机。

表3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低收益组的βl符号基本与预期符合，且全部在1%水平上显著，证明我国低收益商业银行的风险与收益呈现负相关，具有较强的风险承担动机，表现为风险偏好。高收益组的βh系数符号基本与低收益组商业银行保持一致。也就是说，实现了高收益的商业银行并没有表现出风险厌恶，而是同样呈现风险偏好的特征。因此，我国商业银行中的高收益类商业银行的风险与收益之间的关系并不符合前景理论，高风险偏好特征明显。

另外，低收益组|βl|均值为259，中位数为111；高收益组|βh|均值为212，中位数为054。显然，|βl|>|βh|，即低收益组商业银行比高收益组商业银行具有更加陡峭的风险收益关系。换言之，低收益商业银行表现出比高收益银行更强烈的风险承担行为，这一点符合前景理论的预测。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样本中R2较低，最低的只有015。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看，样本容量大于30时，R2的要求可以相应降低。本文中，5组收益指标和3组风险指标的样本均在600左右，所以不能片面强调拟合优度，可以将F值与R2共同考察。考虑到F值较大，且均大于临界值，可认为模型中风险与收益之间的线性关系成立。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证实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利用ROE作为收益标准，将我国商业银行划分为高收益商业银行组和低收益商业银行组，再次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通过对表3和表4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两次实证检验结果十分类似。总体而言，低收益类商业银行的系数βl多数显著为负，表明低收益类商业银行风险与收益之间负相关，表现出较大风险偏好动机；高收益类商业银行的系数βh基本上与低收益类商业银行保持一致，表明高收益类商业银行的风险与收益之间的关系并不符合前景理论，同样表现出高风险偏好。总之，我国商业银行呈现出的风险承担行为，既有与前景理论一致的地方（低收益银行的风险承担表现），也有与前景理论不相符的地方（高收益银行的风险承担表现）。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对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收益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结论：（1）与国外银行相比，收益仍然无法构成我国商业银行的硬约束，“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尚不能完全实现，即高收益银行不能表现出风险承担的自我抑制，而是同低收益银行一样，仍然保持较高的风险承担动机。目前，我国商业银行承载的更多是国家信用。一方面，我国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出现的风险，大部分处理结果均是接管、收购或者救助，部分采取清算和关闭撤销的处理方式后，又得到不同程度的中国人民银行注资或者地方财政支持。甚至一些银行出现的人为操作性风险，最终也由政府买单，大大违背了银行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经营理念。另一方面，监管部门资本监管标准的严格与监管执行的温和形成强烈反差。2004年至2006年三年过渡期中，银监会对资本充足率未达标的银行纠正整改措施不够。2006年底，达标银行资产仅占银行总资产的77%。直到2009年末，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才全部达标，这已经距离1995年《商业银行法》中提出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过去了整整14年。（2）我国商业银行整体仍然未能根本改变传统的以利息收入为主的收入模式。尽管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和投资收益不断增加，但是利息净收入仍然占据65%左右，有的商业银行比例更高。收入模式的同质导致商业银行在业务设计和产品创新上呈现同质化特征，这是高收益银行与低收益银行实证结果出现趋同性的主要原因。

针对上述结论，我们建议：首先，鉴于我国商业银行普遍存在较强的风险承担动机，加上隐性存款保险制度尚未显性化，必须通过外部约束商业银行尤其是高收益银行的风险承担。其次，加快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不仅是利率市场化的重要前提条件，还可为民营和小型金融机构创造一个与大型金融机构公平竞争的竞争环境，推动民营银行等中小银行的发展，增加金融服务供给，缓解民营经济、小微企业和三农发展面临的融资约束，同时还有助于防止商业银行将风险转嫁给消费者。最后，通过银行业务多样化，打破银行业务同质化趋势，建立收益约束银行风险承担的机制。

注释：

①无风险资产指收益率为正，风险为零的资产。

②现代金融理论认为过度风险承担行为大多是由公司治理机制无效，银行资本监管无力，过度市场竞争和制度法律环境恶劣等原因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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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Commercial Banks′ Risk Taking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Theory

LIU Qing-yun1， YANG You-zhen2

（1. Facult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Economics， Taiyuan 030006，China；

2.Faculty of Finance& Banking， 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Economics， Taiyuan 030006， China ）

Abstract：Based on perspective theory， this paper tests whether the banks risk is consistent of the perspective theory or not by the samples of 97 commercial banks in China from 2003 to 2013.The results show because the commercial banks cannot fully realize the “self-management， self-risk， self-financing， self-restraint” ， revenue cannot fully become an effective tool to inhibit commercial bank risk-taking， especially compared with foreign banks. Therefore， our high-yield commercial banks cannot exhibite the self-restraint of risk， but keep high risk motivations just as the low-yields commercial banks. This shows the mechanism about internal risk control of commercial banks in China has not yet been established， we must rely on the external financial regulation to achieve the objective of financial security and stability.

Key words：banks′ risk taking； perspective theory； financial regulation

（责任编辑：张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