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冬+姬超

摘要：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特区经济属于中国整体经济系统的一个重要构件，不能将其作为一个同质的区域经济体加以分析。非均衡增长方式直接带动了特区经济的起飞，为其融入世界分工体系提供了条件，同时使得特区的现代化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走在了全国前列。然而随着特区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市场经济体制的再深化却逐渐停滞，出现了向全国传统体制收敛的迹象，这一点被特区32年来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变化趋势所证实。因此，实现特区未来经济持续增长与转型的出路在于进一步消除影响要素市场一体化的各种制度性障碍，实现区域之间的协调、互补发展。

关键词：经济特区；非均衡增长；市场经济体制；劳动市场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F0613文献标识码：A

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起点，特区30多年来的改革与发展经验始终为中国整体经济发挥着重要的窗口和示范效应，但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中固有的缺陷同样不同程度地存在于特区经济增长过程中。随着其它更加富有活力的城市逐渐超越特区，人们开始冷静地反思特区试验带给全国其它地区的真正经验是什么，而不是简单地复制特区增长模式，毕竟不同地区的差异体现在多个方面，所处发展阶段不同，面临的发展环境更是天壤之别。通常认为特区在现代化市场经济体系建设上领先于全国其它地区，相对完善的市场环境更有利于要素的自由流动，特区也借此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才，这被认为是特区经济保持活力的重要原因。但伴随特区高速增长，特区内外发展的高度不平衡，区域之间、不同阶层之间的巨大鸿沟不但制约经济的内生性转型，还将造成严重的社会分化问题，从而威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随着特区高速增长的结束和持续增长的乏力，有必要怀疑特区市场一体化的真实水平究竟有多高，特别是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水平①及其在特区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具体过程和机制。为此，必须在真实而具体的发展场景中加以分析，这也是理解特区成功本质的关键一点，只有这样才能为特区未来的转型与进一步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从而继续完成全国经济改革的制度试验田、排头兵和示范窗口的历史使命。

一、真实发展场景中特区的产生与增长模式

研究特区首先不能脱离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政策，就不会有特区的产生，若没有经济特区的实践，也就没有市场经济在全国范围的确立和发展，也就没有改革开放的深入（陶一桃和鲁志国，2008）。因此，特区的产生属于中国经济和社会制度变迁的一部分和不可或缺的环节，其与中国整体经济的增长相辅相成；特区的率先发展首先是中国非均衡增长方式的一部分及起点，不能在讨论特区或中国经济增长问题时将两者作为同质的对象而并立。一方面，作为当时特殊政策的产物，特区是一种由中央至地方的强制性制度安排；另一方面，当时与繁荣香港仅一河之隔的深圳面临着极端的贫困威胁，出现了大规模的“偷渡潮”，面临严峻的政治压力和地方政府发展诉求，中央政府对此做出了积极回应。因而，特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有其内在的推动力，非均衡增长策略的确立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

之所以选择深圳等五个沿海地区设立特区作为改革开放的突破口，除了地缘因素，还因这些地区远离政治中心，计划体制基础相对薄弱，国有经济成分较少（深圳和珠海的国有经济比重更是接近于0），遭受的阻力也会相对较小，有利于发挥改革窗口和试验田功能。五个一清二白的特区，特别是深圳通过充当连接海内外、特区内外商品和信息的集散地，在路径上形成以加工贸易和出口导向为主体的经济模式，在方法上依靠“内引外联”，对内引进丰富廉价的劳动力，对外联合以港澳台资本为主的外资共同开发、共同发展，在主体上促进企业家和政府共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不断推动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以获得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在驱动和保障上则以各种优惠、自主的政策为前提（Graham，2004；Fewsmith，1996），从而导致传统农业的快速萎缩以及超乎寻常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经济得以实现超高速增长。

二、特区经济非均衡增长的经验

作为示范区，有必要首先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其它地区是否有可能通过复制特区模式获得类似的经济成功？如果不能简单复制，那么特区提供给其它地区的真正经验又是什么？事实上，我们不认为优惠性政策是特区之所以“特”的根本原因，基本相同的优惠政策导致了特区内部差异和非均衡结果，而初始禀赋绝非造成差异的本质和唯一因素；我们也不赞成将特区的成功简单地归为解放思想、冒险精神、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等主观品格，尽管这些都是必要的。相反，我们主张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考察经济特区的增长本质，考察各种要素互相作用的具体方式。

作为中国经济转型的桥头堡，特区经济鲜明地体现为一种非均衡式发展，即国家通过各种倾斜性政策鼓励特区优先发展，促进资源向特区流动，形成以特区为中心的增长极。非均衡增长策略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具体的历史情境，而政府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政府的作用

利特瓦克（John M.Litwack）和钱颖一（1998）注意到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一方面要满足一定社会消费需求的政治压力，另一方面又缺乏规制政府掠夺行为的制度。当发展中国家的绝大部分企业因为糟糕的初始条件而放弃生产性努力时，税收收益也会较低，政府就很可能迫于压力提高税率；政府在事后提高征税水平进一步抑制了企业从事生产性活动的积极性，导致低水平均衡陷阱。此时，如果通过设立特区实施非均衡增长策略就可能强化企业生产性努力的激励，进而促进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带动地方经济增长，突破上述低水平均衡陷阱。相比税收激励，投资激励的相对好处在于承诺的不可逆性，即使这种承诺并不完全可信。当承诺不完全可信时，最优的转轨策略可能通过协调投资与税收两种激励方式产生，而经济特区恰好是这种协调的产物。此外，他们还区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特区，第一种类型特区的策略组合为高投资，低税率，目的是实现特区建设的激励最大化；第二种类型特区的策略组合是高投资，高税率，目的是实现特区对其它地区的溢出效应。哪一种特区类型更为合适则由特定的发展阶段和时代背景决定。由此可见，非均衡增长策略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具体的历史情境。

成功的特区需要一定的条件，特别是政府行为在特区发展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徐现祥（2008）用“试验-推广-趋同”的空间渐进改革路径解释了特区成长的轨迹和内在机制，他指出中央分权让利、权力下放使得地方政府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者和参与者，地方政府由计划执行者转变为发展型政府，开始积极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由于特区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性为其它地区免费提供了公共物品，为了对特区形成生产性激励，早期中央政府严格限定了特区的边界，确保了特区试验的社会收益与私人收益的一致性，随后再对特区经验进行推广示范，使其它地区也获得发展，最终导致全国经济的平稳、快速增长。在实践中，特区内外的差距，甚至特区城市内部也存在较大差距证实了以上结论，政治结构和政府角色差异为特区差距提供了更加有效的解释。然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不是所有的经济体起飞都适用非均衡增长方式，非均衡增长策略的成功还依赖一定的其它条件支持。

（二）非均衡增长方式成功的条件

1.整体的突发制度演变。由于地理位置偏远，加上中国长期延续的计划经济体制，几个特区都极其贫困落后，起点极低。恰好中央选取该地区作为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试点区域，为中国整体向市场经济转制做先期试验，这一举措客观上耦合了经济特区发展的强烈意愿，短期内产生的突发性激励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激励严重不足形成强烈对比，结果表现出了市场制度巨大的边际增长贡献与产业增长效应（袁易明，2008）。

2.耦合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换代机遇期。特区的成长与世界经济的发展变迁息息相关，20世纪80年代初恰逢第三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时期，世界发达经济体纷纷向新经济转型，传统制造产业逐渐向东南亚发达国家转移。随着分工的深化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劳动力等资源限制迫使东南亚发达国家将非核心产品和零部件的生产制造向外进行转移，毗邻东南亚的先天优势使特区的成立正好满足了这一需求，顺理成章的加入世界产品和产业大链条当中，成为国际分工体系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基于此，很难想象一个只有优惠政策而没有外部条件匹配的区域能够快速发展起来，这也正是很多地方拥有大量优惠政策却依然迟迟无法摆脱落后面貌的原因所在。

3.对市场主体的激励与可信承诺。除了经济起飞的条件，市场主体还必须具备足够的动力参与推动这一过程的具体实现。我们摒弃新古典经济学对市场完备和完全有效的“看不见的手”理想假设，认为市场的失灵和不完全才是符合现实的常态；同样，我们认为政府和企业家以及其它要素所有者都是市场过程的重要参与者，但并不采取“善意的政府”假设，而是将政府等同于其它为自身谋求经济利益的市场参与者看待，他们同样具有个人利益诉求以及有限理性（安德烈·施莱弗和罗伯特·维什尼，2004）。因此，由政府颁布实行的各种政策（包括户籍、就业、教育、医疗、土地、住房、社会保障、财税等）就不能直接等同于制度。真正的制度必须成为市场主体的共享信念，赋予市场主体稳定的预期和激励，从而减少信息成本和不确定性成本，抑制机会主义行为，同时制度之间又往往相互协调和补充，即制度以制度体系的形式存在（Aoki，2001）。在特区发展过程中，发展首先成为政府官员的共识和利益所在，或是政绩考核和政治升迁的激励，或是政治理想与个人抱负的激励，或是同级和层级官员竞争压力的激励②，或是舆论监督和社会力量的压力，始终坚定办好特区的中央意志使建设经济特区成为社会的共有信念。在此前提下，经济特区政府初期引进外资时做出的种种承诺就变得可信，从而打消了港澳台资本家在特区投资设厂的疑虑，解决了资本要素稀缺这一难题。另外，相比中国其它地区，特区的国有企业力量相对薄弱，而且大多经营不善，因而对民营经济的挤占和剥削威胁就少了很多，民营经济的强大也有利于政府业绩的实现。在特区内部，国有经济最薄弱的深圳民营经济发展的最好印证了这一点。劳动力要素方面，特区主观上并不需要实际上也没有提供特殊的激励，这一点在20世纪80、90年代体现得尤为突出。一方面相对特区资本的“超国民待遇”，特区对外来务工人员的保护明显滞后，“血汗工厂”的报道在当时时常出现。即便如此，相对于内地贫苦的生活，南下打工者的报酬仍然远高于在家乡的辛勤劳作，再加之对城市生活的向往，还是吸引了大量廉价劳动力。另一方面，由于原户籍人口稀少，且居住分散，生活贫困，加上缺少历史和传统束缚，对外来要素的抵触和排斥情绪不强（深圳、珠海和厦门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客观上为要素的聚集提供了便利条件。这样，通过资本、技术、劳动、管理和市场的结合，特区经济迅速增长。

三、经验的扩散还是向传统体制的收敛？

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试验田，经过30多年的非均衡增长，特区是将先进的市场化建设经验逐渐渗透到了中国腹地，还是逐渐向全国传统体制收敛？ 当前的大部分研究在实证对象的选择上都是以中国整体作为样本的，而对区域构成部分的发展不平衡以及随之产生的结构性问题却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将不同区域作为同质性个体进行加总，从而不可避免地忽略了增长过程中的结构性差异，对整体的分析难免忽略一些重要的细节，很容易产生合成谬误问题，结果在全国整体层面提出的转型策略传达到地方就很难继续贯彻下去，导致中国经济转型步履维艰。实际上不同区域的发展起点和发展程度存在很大差别，因此有必要在真实而具体的发展场景中有区别的看待不同区域的增长问题。鉴于此，我们选择中国最早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试验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五大传统特区进行比较分析，通过考察不同经济主体在差异化的发展场景中的增长差异，重新认识增长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投入要素-劳动市场一体化的演变趋势，以小见大，为中国未来经济转型提供新的认识，这也是本文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所在。

作为生产过程中关键的一种要素，劳动力市场在我国现代市场体系建设过程中意义重大，其运行效率是反映市场发育水平的重要标志。随着劳动力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劳动力将获得更加充分和自由的流动，从而为资源优化配置提供条件。由于要素之间的共生性，劳动力的优化配置将同时为盘活现有资本等其它要素创造可能。因而，提高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程度是经济良性发展的重要前提，而且随着经济发展和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不同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水平也将逐渐趋同。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进程仍然任重而道远，这种现象在经济较为发达的特区同样存在，加上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不单体现于区域之间，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类型之间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都严重阻碍着特区经济的持续增长，表明特区像我国大部分地区一样存在非市场性因素影响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进程。事实上这种情形正是非均衡增长方式的必然结果③，尽管特区劳动力市场化程度较其它地区可能更高，在绝对意义上特区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也取得了较大进展，但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的相对收入差距却不断扩大。

（一）特区之间的劳动力一体化趋势考察

特区以加工贸易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需要投入大量廉价劳动力，因而特区刚成立时，类似深圳、珠海这样的小渔村是不可能满足这一要求的，劳动力的可得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根据表1，尽管深圳、珠海和厦门的初始劳动力资源数量远远小于汕头和海南，但并没有因此影响前者的增长绩效。通过打破劳动力流动壁垒，前者迅速地吸引了大量富有开拓进取精神的内地人才，弥补了自身人口基数小的初始禀赋缺陷。就经济增长率而言，前者也远远优于后者，特别是深圳，更加自由、宽松和充满竞争的市场环境成为许多外来人才眼中的天堂。值得注意的是，更高的劳动要素增长率并不必然意味着劳动贡献的相应增加，例如海南的劳动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不比深圳低，汕头的劳动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并不逊色于厦门和珠海，但粗放和低效的人才使用方式最终还是无法引致更好的增长绩效，也就更谈不上对其它要素的促进或带动作用。

从产业结构的角度看，几个特区设立初期，第二产业的工资水平明显高于第三产业，但随着特区经济快速增长，以金融、信息服务等行业为主的第三产业迅速发展，行业工资水平显著上涨，从而吸引了更多的人才流入。深圳、厦门的第三产业整体工资水平很快便超越了第二产业，几个特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二、三产业平均工资比大致收敛到了08的水平，但随后几个特区却呈现出发散趋势。（1）深圳、珠海和汕头的第二产业工资水平再度出现相对上涨现象。近年来，深圳和珠海的第二产业整体工资水平重新超过第三产业，汕头的二、三产业工资水平比重基本持平。（2）厦门和海南的第二产业工资水平却出现持续下降现象，这种趋势在厦门表现得尤为明显（图1）。上述情形一方面反映了特区起飞时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先进的生产性服务业随后反哺工业化的发展特征，另一方面也揭示了特区之间的发散趋势仍在继续，非均衡增长方式仍在继续，区域分割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从行业类型的角度看，几个特区的演变趋势较为一致，竞争行业与垄断行业的平均工资比均呈现大幅下降。其中，深圳和厦门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竞争行业工资水平还明显高于垄断行业，如今下降的却最为严重，竞争性行业的平均工资水平甚至不到垄断性行业的一半（见图2）。从所有制类型的角度看，特区设立初期，平均主义的经济特征尚未完全清除，加上大部分地区国有企业力量薄弱（深圳和珠海的国有企业比重甚至接近于0），且经营大多不善，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特区国有经济类型的平均工资水平并不高于非国有经济类型。然而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特区国有经济的平均工资水平迅速上涨，而非国有经济类型的工资水平却上涨缓慢，剔除价格水平后的实际工资水平甚至接近不变，反映了经济发展成果并未被合理分享，而且这种分化局面愈演愈烈（见图3），国有经济类型的平均工资水平远远超过其它经济类型。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海南和汕头在该方面的表现却远好于另外三个特区，对比极其鲜明！这一点于是进一步说明了特区超高速经济增长的非均衡特征，单纯追求增长的确能将经济推向一个个新的高度，但却是以社会分化、牺牲其它阶层利益为代价的，这种增长方式的可持续性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担忧。

（二）各个特区内部的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趋势考察

在整体的考察了五个特区之间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趋势之后，为了更细致地讨论和比较劳动力市场在各个特区的不同变化特征，我们进一步将经济部门划分为竞争性行业、垄断性行业以及政府与公共服务部门，分别就各种类型部门进行测算（见图4-图8）。结果表明，就竞争性行业和垄断性行业而言，深圳和厦门的变化趋势最为明显，竞争性行业的工资上涨水平明显滞后于垄断性行业，垄断性行业的平均工资水平近年来达到竞争性行业的5倍左右；而珠海、汕头和海南的变化趋势就较为平稳，竞争性行业和垄断性行业的工资上涨水平大致保持了同等幅度，竞争性部门的平均工资基本保持在垄断性部门的60%左右。与此同时，各个特区的竞争性行业与政府和公共服务部门的工资差距则没有那么大，深圳和厦门的竞争性行业工资水平大致相当于政府和公共服务部门的60%，珠海、汕头和海南的这一比例则为80%左右。值得注意的是，政府与公共服务部门的工资水平始终与垄断行业的工资保持同步，两者在五个特区的相对变化程度都非常平稳——近年来政府与公共服务部门的工资水平一直保持在垄断性行业工资水平的80%左右。这一点无疑表明了政府部门与垄断行业高度一致的利益相关性，而我国绝大部分的大型垄断企业又均为国有性质，特区也不例外，特区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最主要障碍也正在于此。

四、结论与改革路径

仰仗中国腹地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优势，特区通过内引外联和加工贸易迅速实现了经济起飞。与内地大多数地区相比，特区相对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激活了劳动、资本和土地等要素的生产潜能，是时恰逢世界分工格局转变，特区通过积极承接发达国家产业大转移融入世界垂直分工体系，继而成为世界的加工和制造中心。然而随着特区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生产过剩时代来临，之前的非均衡增长方式越来越难以为继，持续的增长要求不断创造新的需求。当人们生活水平普遍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时，这种新需求的满足是传统廉价劳动力所无法胜任的，此时对劳动力的要求从规模优势转变到素质优势。提高劳动力素质一方面意味着更多的成本投入，同时也意味着生产效率的提高和价值创造的提升，伴随发生的则是劳动工资的增加。收入水平提高又意味着消费数量的增加和消费层次的上升，从而对生产环节提出更高的要求。如此循环往复，经济增长就作为一种内生的现象而持续发生，经济和社会的良性发展得以实现。那么，如何保证人们主动而积极地提升人力资本水平，致力于创造更高、更新的价值？假如主动为社会创造价值并不能产生相应的回报，个人努力远远不如通过垄断所得更多，分配价值较生产价值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那么人们也就不会努力地提高自身素质，创造价值的动力随之消失，经济便会逐渐停滞，社会整体也会僵化，甚至分化。基于此，尽管非均衡增长方式铸造了特区曾经的辉煌，但该方式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收益已开始递减，加快实现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进程对于特区未来经济和社会转型至为关键。为此，下一步的改革宜着重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一）转变增长策略，实现内涵式增长

特区过去的增长方式体现为一种以开放促改革，从宏观到微观，由上至下的非均衡发展模式，未来的转型方向应是由内到外，由微观到宏观，先改善经济运行效率再注重技术进步的增长方式。随着特区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以及外部市场环境的变化，继续以往过度依赖要素投入的增长方式已经行不通。尽管中国腹地广阔，区域发展也极不平衡，这使得特区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通过产业转移和再调整进一步释放增长动力的可能性，但特区的产业转型越来越面临空心化困境，传统落后的产业转移出去之后，新兴高技术产业并没有如设想中那样蓬勃发展：一方面新兴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有限，另一方面也导致国内产业体系陷入低水平的恶性循环。一系列结构性问题限制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转型，增长初期忽略的问题现在不得不回过头来重新解决，而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和着力点仍然在于深化改革，重新激发改革活力，从根本上消除影响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性障碍，释放新的制度红利，在扩大开放领域的同时致力于提高企业微观治理水平，从经济基础上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和要素使用效率，在此前提下以企业为主导将更多资源配置到技术研发和产品创新环节，实现经济增长的内生性转型。

（二）提高区域一体化程度，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

特区存在深刻的区域分割现象，在全国层面这一问题毫无疑问将更为严重。尽管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制度安排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极为重要，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资源的优化配置要求一体化程度更高的市场体系，这是实现高效、科学和内生经济增长的必然要求，也是缩小区域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内生增长和转型并不意味着要素投入的减少，经济持续增长依靠的是要素质量的提高、要素配置效率的改善以及内生性的技术进步，单纯减少要素投入不但无法实现经济转型，反而可能恶化经济增长。因此，对于我国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我们需要反思的不是要素投入本身，而是要素使用效率。

（三）提高公共治理水平，实现政府科学决策

真实的发展情境中，经济增长从来都离不开政府这一主体的参与，这就需要我国政府在制订发展政策时更加注重维持经济的开放性和市场的竞争性，在发挥经济职能的基础领域完善运行机制，从根本上改变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将经济增长的主体赋予企业，在增长路径和增长策略的选择上将主导权交还企业，迫使企业在国内、国际市场展开更为公平而激烈的竞争，在严峻的市场竞争过程中逐渐成长壮大，发挥资源禀赋优势，提高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率，培育动态的竞争能力和适应能力，从而创造经济持续增长的内生动力。深入而彻底的改革需要重视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通过改善公共治理和企业内部运行机制，从根本和基础上增强国家竞争力。

注释：

①在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产品市场一直以来得到了学术界最为广泛而深入的关注，要素市场则是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得不重点研究的领域，而相对于资本要素，理论界对劳动要素市场的关注较少，就像人们在谈论资源粗放使用时对土地、自然资源、资本等物质资本的指代远甚于人力资本一样。而事实上，劳动力，或者说人才是增长乃至一切问题的根源，要素的共生性也决定了不能脱离劳动要素来讨论其它要素的作用。当经济增长到一定高度时，劳动要素将不可避免地成为理论界分析的焦点，或者毋宁说经济学理论将重新回归到这一最重要的发展主体上来。

②在课题调研和走访过程中，我们发现经济特区各级政府以及部门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和明显，已由省级之间、市、县之间、区之间扩展到街道之间、社区之间，不断深化的竞争压力使得经济发展成为政府官员共有信念的承诺变得可信。

③在渐进式改革和非均衡增长策略越来越得到认可的情况下，也有许多学者对这种增长方式提出另一种质疑，如Young（2000）指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战略在取得整体经济成功的同时也导致了不同地区日益加剧的市场分割现象，并使得中国经济增长如履刀锋，Poncet（2002）为此提供了佐证。我国大部分地区经济形态的同质化和经济结构的同构化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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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 and Reform Path of Unbalanced Growth of China′s Special Economic

Zone——Based on Trends of Integration in the Labor Market

YAN Dong， JI Chao

（School of Economics，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60， China）

Abstract：As a starting point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policy， the SEZs′ economy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China′s overall economic system， so we could not analyze it as a homogenous regional economies. Unbalanced growing path has driven directly off the SEZs′ economy， and provided conditions for its integration into the global labor division system， allowing the SEZs′ modern free-market economic system walk in the forefront of the country. However， while the SEZs′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gone to a certain point， the local market economic system has gradually been deepening stagnation， and there have been signs of convergence to the national wide traditional system， which was confirmed by the changing trends of 32 years of labor market integration. Therefore， to achieve sustained economic growth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future， SEZs need to eliminate the various elements of institutional barriers that affect market integration so as to achieve coordination and complementary development between different regions.

Key words：special economic zones； unbalanced economic growth； market economic system； integration of labor market

（责任编辑：张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