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海龙+宋剑奇

摘要：目前，我国经济中的双轨制在理论分析上体现为体系、机制和体制三层涵义。中国的经济改革发端于价格双轨制，并最终将中国经济化为机制和体制双轨的状态。在这一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双轨制既有启动并推动经济改革的历史功绩，也衍生出腐败、寻租以及经济效率和福利损失等体制问题。在演进理性主义的思想以及开放的市场经济实践背景下，工业化与城市化是有关双轨制困局的双刃剑，法制建设是破解双轨制的制度保障；双轨制的最终破除在于全面深化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而经济增长是破除双轨制的必要前提。

关键词：双轨制；特征；对策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

双轨制是中国渐进式经济改革的一个基本路径特征。双轨制以其独特的方式处理“部分”与“整体”的辩证关系，撬动了中国经济改革，但也积累了一些社会经济矛盾，并派生出一系列新的体制与机制问题。在改革初期，双轨制克服改革启动成本并推动改革向前发展；随着双轨制从价格领域向其他领域泛化的进程，制度本身衍生出诸如腐败、寻租以及经济效率和福利损失等问题。

在中国经济改革史上，政府的作用更多地代表着计划，与市场一起构成了一种“双轨制”的路径与状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全会要求政府从资源配置的计划者转变为市场合格的监管者，从而使得经济体制退出计划与市场并存的双轨状态。目前，双轨制已经构成工具意义上的积极手段与价值意义上的消极状态的困局。经济改革触生了双轨制，还需以深化经济改革反过来破解这一困局。

一、中国特色“双轨制”的三层涵义

双轨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的一个具体特色表现。本文在综合现有文献的基础上对双轨制进行了一个体系化的概念提炼，它主要包含三个层次的涵义：体系双轨制、机制双轨制和体制双轨制。这三个层次呈现递进升级的逻辑关系。

体系双轨制是指某一制度框架内的平行内容多元化。例如，价格体系包含了不同的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而计划价格可能有指令性价格、议定价格等，而市场价格也会因为交易成本、信息成本等不同而形成不同的价格层次；在企业税负中，国有企业、外资企业、民营企业也存在着不同的税负水平；养老保险则分为机关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城镇职工、城镇居民和新农保五种。

机制双轨制是指某一经济领域内存在不同的调节机制。例如在价格决定中就存在计划和市场两种机制，在产权的界定中可能存在行政权力界定和法律界定两种机制。吴敬琏认为增量改革“在大体维持国有经济现有体制的条件下，容许私有经济的发展和引入部分市场机制，使中国出现了命令经济和市场经济双轨并存的状态”[1]，即是指的这一层次的双轨制概念。

体制双轨制即计划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两种制度在同一经济体内并存的现象。例如，樊纲等明确地提出了这一概念层次，“非国有经济的成长，国民经济中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其结果便是形成了一种‘体制双轨”[2]。当经济生活中多数主要领域都并行着机制双轨制的时候，经济体就处于一种体制双轨制的状态。在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这一层次双轨制具象化为以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为代表的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双轨制度安排。

就双轨制三个层次而言，体系双轨制层次最低，内容最为丰富；而机制双轨制的逻辑关系最为重要，既是体系双轨制的前提，同时又是体制双轨制的构成内容。实际上，对于任何一个经济领域或者经济关系，机制双轨制必然导致体系双轨制；另外，如果机制双轨制覆盖了经济生活的各主要领域，则其结果就是体制双轨制。例如，体系双轨制和机制双轨制广泛地分布于要素价格、产权界定、社会养老保障、对外经济关系等各个领域，而这些领域基本上涵盖了经济生活的各主要领域，整个经济体制也就制度化为一种体制双轨制。在中国的经济改革中，经济生活各个领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市场调节和计划调节两种机制，这种机制双轨制逻辑向下衍生出内容多元化的体系双轨制，逻辑向上则将中国的过渡经济制度化为一种市场与计划并存的体制双轨制。

二、中国经济改革中“双轨制”的演进

中国经济的双轨制过渡路径是一个遵循一般制度变迁的历史演进过程，是一个从实践到理论提炼再指导实践的历史过程。中国的双轨制肇源于价格双轨制，它发端了中国经济改革中的体系双轨制和机制双轨制，并作为一种改革路径的主要特征而区别于其它转轨经济；随着价格双轨制在理论上的提炼以及在经济生活中的泛化，过渡阶段的经济也就制度化为一种体制双轨制。

（一）价格双轨制开辟了中国经济机制双轨和体系双轨的改革路径

在中国经济改革之前就已经有了价格双轨制的国际经验，虽然规模和影响以及理论和实践意义远不如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双轨制。如1917年至1920年的苏联战时共产主义粮食价格，1942年日本的大米价格以及1967年印度的糖类价格都实行过双轨制。

中国经济史上价格双轨制也早有先例。在建国初三年恢复时期，国家实行了粮食价格双轨制，一个是自由市场价格，另一个是计划价格即国家牌价。那个时候的价格双轨制是以自由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过渡为实践背景的①。经济过渡成功后，中国建立了全面的中央计划经济，但是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以及三年自然灾害等导致的来自于饥饿的负面激励，城乡之间的农贸自由市场、个人家庭副业和个体贸易活动从未中断。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新中国中央计划经济建立后至改革开放前这一段时间中国经济是双轨制度运行的，只不过在这一双轨制度中，由于自由市场规模弱小以及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对于自由市场的排斥，我们在理论上和正式制度安排中并未对其加以承认。但是，正是这种小规模的自由市场保留了制度记忆。在改革开放之初，粮食流通机制首先实行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粮食价格有了计划侧的统购价和议购议销价以及市场侧的自由定价。粮食流通的价格双轨制在促进粮食产量增长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随着粮价的上升，农业产出得到了快速增长，原来的粮食短缺状态就此终结。到1984年，国家在价格补贴上已经花掉了220亿元，大约相当于14%的政府预算收入；这其中，93%是花在粮食、植物油以及棉花的价格补贴上[3]。

在工业领域，1981年石油工业首先学习农业包产到户实行包干政策，规定完成包干后的原油可以按照当时国际油价在国内销售或者由外贸部门组织出口；1982年大庆油田、胜利油田的原油销售出现了计划内平价与超产高价两种价格；1983年，为了缓和国内成品油供不应求的状况，国务院允许部分出口原油“以出顶进”，按照国际市场价格在国内生产销售成品油，出现了成品油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并行的局面；同是1983年，国家为了刺激煤矿增加煤炭生产，对22个（1984年扩大为37个）矿务局实行超核定能力生产的煤炭加价25%-50%的定价制度。1984年“莫干山会议”上学者提出了在工业领域实行价格双轨制的政策建议，1985年1月《关于放开工业品生产资料超产自销产品价格的通知》正式奠定了价格双轨制在中国经济中的正式地位。随后，价格双轨制促进市场规模迅速扩大，到1989年甚至出现某些生产资料计划价格还高于市场价格。1989年11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要求逐步解决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的问题，从1991年起开始分别不同产品采取不同形式实现了价格并轨，到1994年基本上完成了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市场化转轨。

（二）体制双轨制将中国改革中的经济双轨制制度化为一种状态

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了赶超型国家工业化的发展战略，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实现了从宏观到微观、从资源配置到收入分配的国家直接控制。这套体制由于其内在的逻辑悖论导致了整套系统的失败，整个经济系统产业结构失衡，技术效率低下、劳动激励不足[4]。

十年动乱之后，由于传统中央计划经济的低效以及意识形态上的放松，市场侧的经济部门开始发育成长，这主要体现在由人民公社解散后演化而来的集体企业。这是一种新型的乡镇所有的企业形式，与国有经济部门一起构成了企业组织形式和产权领域的双轨制，从此经济部门便出现了“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区分。实际上，产权双轨制是中国经济体制双轨制中最重大、影响最深远的一个领域，它界定了到今天仍然存在巨大争议的国有制与非国有制以及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划分。乡镇集体企业与国有经济部门展开了资源和市场的争夺战，对国有经济部门的影响越来越大，导致1985年工业品领域价格双轨制的正式诞生。而在国有经济部门，出现了所谓“增量意义”②上的双轨制度安排，其中“计划定额”以内的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由计划调节，而“计划外产出”则由企业自主进入市场。另外，由于乡镇集体经济与国有经济在对于职工的工资福利、社会保障、基础设施提供等方面的差异，直接成为今天例如社会保障等领域的双轨制。

值得注意的是，乡镇企业和国有经济既不是双轨制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双轨制的必要条件，两者的并存体现的只是所有权主体的不同而已，它跟现代产权体系下一家企业有众多的不同的股东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并不能仅仅因为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并存就构成双轨制经济。但是今天中国的经济中非国有经济和国有经济的确有着本质的区别，它们构成“双轨制”的要素在于产权界定方式以及由此导致的企业运行方式的不同。国有经济产权是通过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界定的；而过渡时期的非国有经济虽然与政治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是其政治因素在产权界定方面大大弱化了，其界定机制中起支撑作用的更多的是法律、社会、文化等一些要素；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法治建设的推进，法治在产权界定中就起主导作用了。当然，其“双轨制”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在于不同产权界定导致的治理方式的不同，例如在激励机制方面，当时的国有企业的激励更多靠的是意识形态、政治觉悟等阶级斗争残留下来的精神激励，而非国有经济则主要靠物质激励。

体制双轨制的体系中还包括了外贸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住房制度以及资本诸要素市场等各个社会经济领域。由于双轨制度安排几乎存在于中国过渡经济中的所有领域，因此中国的经济改革也被冠以“双轨制过渡”之名，而这一过渡路径也被用来作为解释中国经济改革与其他前计划经济体改革成败的关键变量。价格双轨制大约于1997年退出历史舞台，与之不同的是体制双轨制却在中国经济中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并且已经发展成为新的意义上的“新双轨制”[5]。

虽然从理论分析上，我们认为中国的双轨制起始于价格双轨制，继而扩散到其它经济领域并最终演化为体制双轨制。但在实践中更可能是体制双轨制先行，因为农村自由市场和计划经济的双轨存在才是粮食价格双轨制的前提。

三、双轨制的历史作用及其派生的问题

双轨制的历史贡献主要体现在它克服了改革启动成本约束，撬动了中国的经济体制，并促进了过渡期的经济增长从而为推动改革提供了保障；但是，作为中国经济转制的路径以及状态，它在理论以及实践上的固有缺陷也导致了腐败滋生与蔓延以及经济效率和福利损失等问题。

（一）双轨制为启动改革调节利益摩擦、化解政治约束

一套经济制度主要提供三种功能：激励、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激励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可以在既定资源禀赋的前提下获得更高的生产率。由于种种原因——可能是社会的，或是文化的，导致一套经济制度处于一种低效率的均衡状态，而自然演化的制度变迁方式可能无法将制度拖出低效率的循环，这时就需要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然而，制度的变迁必然带来利益格局的重新界定，涉及到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分配。这可能会导致部分人的利益绝对或相对地受损，分配不公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从而导致整体社会福利的下降，这些都构成改革的成本。樊纲（1993）将改革的成本分为实施成本和摩擦成本两类[6]，实施成本“包括改革过程开始之后一切由体制决定的‘信息不完全、‘知识不完全、制度预期不稳定所造成的效率损失”，摩擦成本则是指“由改革的社会阻力所造成的时间和物质（甚至生命）的消耗”；具体的改革选择何种路径，取决于实施成本和摩擦成本的权衡。

改革面临两种政治约束，一种是事前政治约束，它可以阻止决策或者阻止改革被接受。第二种是事后政治约束，它是在改革实施以后并且绩效可以进行衡量的情况下，与改革受挫或政策逆转相关。根据政治约束的不同、改革环境的差异，分别有四种途径化解政治约束启动改革程序：设计改革政策对改革潜在受损者进行补偿；局部改革，分而治之以化解反对力量；设立改革机构，确保补偿协议机制的可信度；等待情况进一步恶化从而对改革阻力减小时再进行改革[7]。中国的双轨制改革是一种全面性的经济改革，但是同时通过一种结构性的安排在既定水平上保存计划价格和产量，并且在边际上实行自由化改革，这样既保留了传统计划经济下既得利益者的租金利益以确保改革不对他们构成损害，从而在市场边际创造出新的更大的利益促进改革的推进；而且，通过计划的强制执行，降低了价格自由化带来的组织失灵防止了经济的崩溃；更为重要的是，在市场化改革初期，政府还面临着财政税收的能力和规模局限，双轨制下政府可以通过行政手段直接控制经济资源，避免了对税收的单一依赖，从而避免了政府的崩溃。这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必要的前提。

双轨制对启动改革的历史作用表现在克服意识形态障碍、调节物质利益分配并且以非制度安排弥补权力转移导致的损失等方面。其一，突破意识形态的障碍，这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上解放思想，“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种制度创新在计划经济轨道之外使得市场经济合法化。其二，在物质利益的重新分配上，双轨制通过保持经济中的既存的、局部的“计划”现状对改革的潜在受损者提供“隐蔽的一次总付的转移支付”赎买他们在改革上的政治支持，同时通过边际上的放开绝对地提高潜在受益者的物质福利。其三，在一个相对狭小的范围内以非制度安排弥补权力转移的利益损失，双轨制的改革路径通过在流通领域实现计划权利和计划义务的商品化、在大中型企业中实现计划权利和计划义务的产权化很好地解决了由于体制变迁导致的权力损失的利益冲突③。

（二）双轨制以推动经济增长为体制改革提供保障

1988年，前苏联开始进行局部经济改革，在很多方面其路径选择类似于中国的经济改革路径，例如价格双轨制、大量私营企业的诞生等等。但其双轨制停留在少数几个经济领域，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双轨过渡路径，特别是其有计划的价格改革缺乏类似于中国的产量上的配额约束，导致大量资源从效率较高的国有企业流向效率较低的私营企业；加之价格自由化后国有企业垄断市场的经济结构，导致产值的急剧下降，1990年GNP下降2%，1991年第一季度下降了8%[8]。经济增长方面的失败直接导致了前苏联这一局部改革的失败。

在中国，恰恰是由于经济增长方面的成功为推进改革提供了激励，而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济增长的成功则是来源于双轨过渡。首先，双轨制改革路径在保证经济总量避免下滑的前提下追求经济增长。双轨制发端于粮食领域，价格双轨制和流通渠道的多元化在短短几年内就解决了中国粮食短缺的问题。而在工业领域，中国采取有配额约束的双轨制改革路径，国有经济在逐渐演变为一个市场主体的时候，它依然需要完成国家下达的产出指标，并依此以较低的计划价格获得指定配额数量的生产资料。这就是所谓的计划权力和计划义务。这种双轨制避免了国有经济部门由于生产资料的大量流失而导致产出的下滑；然后在此基础上通过市场资源配置功能以及其他企业制度上的改进引进新的激励制度提高生产率，与体制外经济部门一起分别在增量和边际上促进经济总量的增长。

双轨制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另一个表现体现在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上。大量的研究文献[9]虽然对具体的效率水平的评估有不同的见解，但是一个基本的趋势性事实是：从1952年左右开始至1978年左右这一段时期，中国的工业TFP基本上没有增长，甚至有些研究还得出了下降的结论；1978年至1994年左右这一段时期，中国的工业TFP水平明显高于1978年之前；1978年之后的比较研究中，集体企业TFP明显高于国有企业。这足以证明双轨制度安排在促进TFP增长方面的贡献，产权双轨制的引入导致不同产权调节机制下的企业具备不同的治理模式，从而提供了不一样的激励方式。体制外的更加市场化的集体企业面临着不一样的人力资源激励机制，将成本以及利润纳入企业价值导向，而且集体企业的倒闭机制使其面临着一个“硬约束”的经营环境，这些都构成了集体企业拥有了今天所谓的“公司治理结构”方面的优势。

（三）双轨制为腐败提供温床

双轨制也相应地固化了一些旧体制下的顽疾，其中，双轨制与腐败之间的关系即最受诟病。以吴敬琏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双轨制助长计划内外产品和生产资料的倒买倒卖以及权力寻租现象而造成腐败蔓延，成为我们社会经济甚至政治活动中的一个大毒瘤。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双轨制本身也在不断地演绎，附着的腐败现象也在不断地变种、再生。钟伟（2005）将双轨制分为新旧两个阶段[5]，旧双轨制是指传统意义上的过渡经济路径的双轨制，与其对应着两种腐败形式：一种是利用价格双轨制套取差价，这与一些拥有特权者相联系；另一种是当时一些私营企业尤其是乡镇企业利用劳动力市场的双轨制通过残忍的用工制度获取了较快的原始积累。新双轨制大致出现于1997年金融危机结束后，它以公共权力为背景，自下而上地寻找和套取“已经市场化了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体系与远未市场化的资金、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体系这两大体系之间的巨额租金”；并且这种新双轨制是已经制度化的一种体制，因此其引起的腐败和寻租问题较之于过渡性质的“旧双轨制”更为令人忧虑。

不过，张军（2006）、Murphy et al（1992）等却认为双轨制与腐败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双轨制最多只是给腐败创造租金或者寻租的条件和环境；而腐败的真正原因在于管制，哪里有管制哪里就有腐败[10]。本文同意张军等人的意见，管制才是腐败的最终原因。但是，双轨制的一个意义即是管制的存在，不存在没有管制的双轨制。因此，双轨制虽然不是腐败的必要条件，但是确实是充分条件。

（四）双轨制导致经济效率和福利的损失

虽然众多文献认为中国经济双轨制过渡期间的经济增长来自于双轨制在增量或边际方面为总量和TFP增长提供了激励，但是这种机制可能仅仅是促进了资本积累以及资源要素的投入，而在经济效率和创新方面并没有带来改进。毕竟乡镇集体企业面对着有利的资源禀赋环境，同时搭上短缺经济中工业产品高定价的“便车”；而且利润税率非常低，在1980年仅为6%，到1985年也只有20%。

在规范研究方面，樊纲等（2005）[11]认为乡镇集体企业是一种“过渡性杂种”，改革早期的确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大有作为，但是随着改革的推进和经济环境的变迁，这种集体企业在产权、治理结构等方面的劣势就表现出来了，“残余的无效率”在其特征方面由不重要变为主导地位，从而被更现代化的企业制度所代替。Sachs等（2003）认为分别以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市场和计划双轨造成了改革过程中经济增长的两难。乡镇企业歪曲了企业的地理分布并且阻碍了城市化的有效进行，与技术先进的大型国有企业争夺资源，造成了技术灵活的乡镇企业和技术先进的僵化的国有企业共存的局面，在技术效率和地理位置效率的利用以及X效率的利用两难困境中，乡镇企业令人瞩目的增长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的，具有反效率的一面。

在实证研究方面也有大量文献支持双轨制造成经济效率和福利损失的观点。根据胡和立（1989）[12]以及万安培（1995，1998）[13-14]的测算，由于双轨制导致的绝对租金总额在1988年高达4 000多亿元，1992年为6 3437亿元，1996年继续增长为6 229亿元。钟伟（2005）[5]则认为新双轨制每年带来的损失更是达到11 500亿元，占比GDP高达9%。石小敏等（1989）[15]以粮食双轨制为例说明了双轨制造成的资源浪费，“倒流回农民手中的粮票估计每年都在100多亿斤，且不说财政花了多少冤枉钱，仅粮食的运进城市又运回农村就浪费了大量社会劳动力”。

不过，这种经济效率和福利的损失的根本原因可能并不在于双轨制这一过渡路径，而在于中国经济深层次的二元结构以及低水平生产力方面，这些才是阻碍市场规模扩大、抑制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影响因素。

（五）双轨制的泛化导致了在社会结构变迁过程中阶层利益分配不公

在发展经济学上，二元经济结构向前发展的过程中社会形态也与经济结构同步发展，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二元经济逐渐消解并最终走向一元经济状态。但是在中国，由于土地制度的双轨制以及户籍制度的限制，导致二元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社会形态并没有相应地走向一元化，而是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导致宏观层面上经济转型与社会转型的不同步。

胡鞍钢等（2012）[16]认为目前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以四类社会（农村农业部门、农村工业部门、城镇正规部门和城镇非正规部门）以及从就业角度来讲与之对应的四类国民的四元社会结构。各个阶层在社会利益分配方面面临着不平等的状态，特别是公共品提供领域。例如，在社会保障领域，最低生活保障等福利项目城乡间不平等，社会保险在四种国民之间的覆盖率差异巨大，即使是城市正规部门在社会保险方面也因为双轨机制而面临着企业单位和机关事业单位保障标准差别巨大的状态。在教育方面，就近入学政策限制了一些贫困地区或者农村的孩子得到进入优质学校接受教育的机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高考录取制度以及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等更是加剧了这种状态。在卫生方面，根据2012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在城市为388，而在农村这一数字只有311；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在城市为855，在农村则仅为341；人均卫生费用在城市为2 96901元，在农村为1 05589元。

三、破解双轨制困局的理论与实践的思考

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总体而言，双轨制的最终破除在于全面深化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具体而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主要是需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以从产权界定机制方面破解双轨制，完善市场在价格决定方面的作用以破解要素价格机制的双轨制，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从而走出导致双轨制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但是，要全面破解双轨制困局，只从技术上考量是不够的，需要系统性思维考量全局，然后才能在微观上着手加以改造。

从理论层面看，双轨制理论产生的背景其实是关于改革路径以及速度的探讨。转轨经济学的研究将前计划经济体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路径分为“激进主义”与“渐进主义”，它们的区别来自于“演进理性主义”与“建构理性主义”的不同运用。其中，“激进主义”的改革理论来自于建构理性主义的哲学背景，也被称为“休克疗法”；而渐进主义的改革路径则是通过局部改革、地区试验等方式降低改革的“逆转成本”，以成功的局部改革或者试验的示范效应逐渐扩大改革的范围，在此基础上将改革不断地向前推进。显然，双轨制的诞生正是遵循了演进理性主义的逻辑。

从实践层面看，旧双轨制以转轨经济作为实践背景，带有强烈的工具性意义和过渡特征；而新双轨制则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实践背景，从整体上不再具备积极的社会经济转轨作用，而成为一种既得利益集团维护自身利益的制度安排，是中国经济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发展的制度障碍。要破解这一制度困局，同样需要克服改革的成本与利益分配框架的约束条件，只有在激励相容的博弈环境下改革才有可能成功推进。另一方面，处于经济全球化环境的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已经大幅提高，与改革开放初期的相对封闭状态已经大不相同。今天的双轨制面临的环境约束除了“双轨”彼此互相的作用之外，还面临着更加开放的外部环境。

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以高屋建瓴的方式为经济体制改革指出了明确的方向，而在微观层次上则需要合适的政策配套为机制改革提供动力和依据推动体制改革的前进。新双轨制作为一种状态成为改革继续推进的背景，构成推进改革深入发展的政策设定方面的硬约束条件。辩证地看，改革的深入发展也是破解双轨制困局的最有效路径，本文认为以下观点需要在破解双轨制困局的改革进程中加以认真对待。

一是以激进主义的方法破解双轨制困局是不可行的。双轨制困局的破解与双轨制的形成和发展一样都是社会经济制度演化的结果，是基于演进理性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经验主义的逻辑过程。实际上，一个有效的社会经济制度以分散的经济决策权和收益索取权为主要特征，这种分权使得更多的信息得到了利用，这也是否定任何以建构理性主义推进改革的主要理由。激进地推动以建构理性主义方法论为基础的双轨制困局破解政策必然导致更高的制度成本，在经济理性上不能满足激励相容约束，在实际操作中也不符合成本收益分配原则。

二是双轨制作为一项制度安排并不必然的具有某种价值取向，因此，双轨并轨并非破解双轨制困局的唯一选择。在目前中国经济社会现状中，虽然在很多领域双轨制的确是固化了一些顽疾并衍生出一些新的问题，但是，在另一些方面双轨制仍然可以发挥积极作用。例如，在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方面，可以利用二次分配中的双轨制度安排缓解一次分配中由于政治势力差异造成的不公平。就目前最为社会诟病的社会养老保障双轨制而言，公务人员以及事业单位相对于市场化的养老保险体系的双轨制有其改革历史成因，可以通过收入调整来促进两者并轨；但是新农保作为一种双轨制度安排则仍然具备积极的历史意义，这种带有补偿和反哺性质的新型双轨制是破解旧双轨制困局的一条有效途径。体制双轨制必须并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条路径上，但是在低阶层次上特定的局部领域内的体系双轨制可能是一种促进社会公平的有效工具。

三是经济增长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是破解双轨制困局的必要前提。在中国双轨制形成和演化的历史背景中，二元经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从现有的发展经济学的众多实践案例来看，只有经济增长才是促使二元经济转型的最有效机制。正如改革伊始，在计划体制之外培育自由市场的发展，以自由市场的不断扩大而不是以计划侧的消失来完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旧双轨制的终结是经济总量增长和经济效率提高的结果。今天，同样的，以经济增长来“淹没”双轨制困局是一条质量最高的破解路径。另外，在经济全球化以及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格局下，要破解双轨制困局，需要转换经济增长方式。传统的要素推动的增长方式本身即是双轨制形成的一个原因，只有转变要素推动为创新驱动，以创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从而促进就业结构以及收入分配结构的升级，改变经济活动中成本收益赖以分配的机制来完成双轨制的并轨，以包容性增长来达到社会和经济持续可协调的发展，并且以经济增长的成果作为补偿性转移支付解决改革的成本问题。

四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是有关双轨制困局的双刃剑。很多由双轨制衍生出来的新问题正是源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政策，例如二元社会结构下的各种社会不公平现象。不过，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现代文明无法绕过的路径。前期工业化和城市化所衍生的社会问题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改革成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梳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政策，以更加协调的方式将资源约束、环境约束以及社会约束等纳入到政策体系，以更加合理的空间布局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缓解由于资源特别是公共品配置不合理导致的社会问题，以釜底抽薪的方式破解双轨制困局。

五是法治建设是破解双轨制困局的制度保障。旧双轨制导致了腐败的产生，新双轨制导致了寻租设租，租金的耗散既是社会福利的损失也是社会矛盾的根源。以法治建设为特定领域内必要的双轨制保驾护航，才能充分保证市场失灵的有效化解。例如，社会保障领域内新农保仍然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但是强大的行政力量如果没有法治的约束同样会导致政府失灵，从而无法治理市场失灵问题。

六是社会政策在破解双轨制困局方面大有可为。转轨经济学的内容不仅包括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还包括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这两个方面的转型可以互相促进。在社会政策方面，可以从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房屋政策、社区以及非盈利组织发展等方面通过提高对于弱势群体适当的政策倾斜，以提高他们在社会竞争方面的起点，形成一种后发优势。

注释：

①与过渡经济实践相对应的，在理论上盛洪认为20世纪人类历史上出现过两次过渡经济学，第一次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苏联布哈林的《过渡经济学》，讨论的是“如何从市场经济或准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过渡的问题”；第二次过渡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则是始于1978年的中国经济转轨以及1989年开始的前苏联和东欧计划经济体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参见盛洪.中国的过渡经济学[M].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3.

②盛洪（1996）明确区分了“体制外改革”与“增量改革”两个概念，也即是从“体制内”和“体制外”、“计划定额”和“计划外产出”两个方面定义了双轨制的两翼。参见《经济研究》1996年第1期.

③关于“计划权利”、“计划义务”的定义及其“货币化”和“产权化”参见盛洪.寻求改革的稳定形式[J].经济研究，1991（1）.

参考文献：

[1]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0：58.

[2]樊纲，李扬，周振华.走向市场（1978-1993）[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9.

[3]Terry Sicular. Redefining State， Plan and Market： China′s Reforms in Agricultural Commerce.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44， Special Issue：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1995，12：1020-1046.

[4]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55.

[5]钟伟. 解读“新双轨制”[J].中国改革，2005（1）.

[6]樊纲. 两种改革成本与两种改革方式[J].经济研究，1993（1）.

[7]Gerard Roland.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nsition[J].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2，16（1）：29-50.

[8]Kevin M. Murphy， Andrei Shleifer and Robert W. Vishny：The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Pitfalls of Partial Reform[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2，107（3）：889-906.

[9]张军.中国的工业改革与效率变化——方法、数据、文献和现有的结果[J].经济学（季刊），2003，3（1）.

[10]张军.“双轨制”经济学：中国的经济改革（1978-1992）[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11] 樊纲，陈瑜.“过渡性杂种”：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及制度转型[J].经济学（季刊），2005，4（4）.

[12]胡和立. 1988年我国租金价值的计算[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9（5）.

[13]万安培. 租金规模的动态考察[J].经济研究，1995（2）.

[14]万安培. 租金规模变动的再考察[J].经济研究，1998（7）.

[15]石小敏，刘吉瑞. 经济学家首先要尊重历史和事实——评华生等《中国改革十年（回顾篇）》[J].经济研究，1989（2）.

[16]胡鞍钢，马伟. 现代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从二元结构到四元结构（1949-2009）[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27（1）.

A Study on Characteristics and Countermeasures to Dual-track System

in Chinese Economic Transition

HU Hai-long1， SONG Jian-qi2

（1. Graduate School，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anghai 201208， China；

2.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Abstract：At present， dual-track system in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is to be defined by three levels： contents， mechanism and institution.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began with pricing dual-track system， and finally transformed Chinese economy into double- track state of mechanism and system. It started and pushed the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and boosted the economy in the process of reforming， as well as it resulted in problems of corruption， rent-seeking， loss of economic efficiency and welfare. Based on evolutionary rationalism and open market environment，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s double-edged sword about dual-track system dilemma， construction of law is the system guarantee to crack the double- track system ； the way to getting rid of dual- track system is to comprehensively deepen reform and improve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economic growth is a necessary prerequisite to crack and double- track system.

Key words：dual-track system； characteristics； countermeasure

（责任编辑：李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