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小娟+陈彬彬

摘要：本文利用我国29大制造行业1998-2012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外国R&D通过中间产品进口对我国制造业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外国R&D活动通过中间产品进口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显著正影响，其产生的技术溢出主要通过技术进步实现，对技术效率的改进作用相对较小；从分行业来看，中间产品进口技术溢出效应呈现了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强而劳动资源密集型行业弱的特点。研究结果同时表明：FDI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正向影响，国内研发投入对行业技术的进步起主要作用。

关键词：中间产品进口；技术溢出；CH模型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制造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在全球生产网络下，李克强总理强调要引导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推动中国经济向中高端水平迈进，不仅要支持企业打造自主品牌和国际营销网络，更要顺应新技术革命潮流，大力度推进企业技术改造；要实施鼓励进口政策，增加国内短缺产品进口，鼓励通信、铁路、电站等大型成套设备出口，让中国装备享誉全球。作为过去20多年我国综合国力提高的主要标志，制造业的全面发展和优化升级使得我国已经初步确立了“制造大国”的地位，并为实现向“制造强国”的转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制造业的技术水平决定了一国生产的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其包含众多技术及资金密集型行业，其关联程度高、经济拉动作用大。内生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在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科技研发，实行科技战略。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的技术进步不仅依赖于国内的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同时也依赖于外国的研发投入和技术溢出。Keller（2004）[1]指出，国际知识溢出的渠道包括进出口贸易、FDI、人口迁移以及信息交流等，其中又以进出口贸易和FDI为主。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首先，进口贸易可以突破国内资源的约束，利用国际市场弥补本国资源不足，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最终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其次，融入国际化市场，直接通过垂直专业化分工融入国际生产网络，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新的路径[2]；第三，通过直接或间接获取技术领先国的研发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消化、吸收、二次创新，实现以较小的成本和较快的速度提升本国的技术实力，最终实现工业结构的升级。中间产品是指进口或出口的货物在到达最终消费者之前需要在当地进一步加工的商品。中间产品进口贸易可以视为包含了资本和技术的生产要素集合体[3]。开放经济条件下，技术进步可通过中间产品贸易产生扩散，而研发资本存量则物化在先进国家的中间品生产过程中，进口国可在不支付额外研发费用的前提下对其消化吸收模仿甚至再创新，提升技术水平，最终促进产业结构升级。Grossman（1994）[4]、Bayoumi等（1999）[5]研究进一步证明了全要素生产率对中间品的依赖，高效率的中间品进口可以把内生在其中的先进技术直接转东道国的生产率，这将促进东道国下游产业资本品和人力资本的效率，进而全要素生产率。方希桦等（2004）[6]的实证研究表明在开放经济中一国可以通过引入国外的先进中间产品来提高本国生产活动的技术含量。许和连和胡晓华（2011）[7]研究结果表明进口为我国带来了先进技术和中间产品，从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中间产品是技术溢出的主要渠道[8]。首先，进口中间产品的技术溢出源于中间产品出口国国内的研发投入，基于这种研发活动的外部性可以有效提高进口国技术存量水平、改善进口国技术能力、促进进口国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Keller（2000）运用实证模型验证了这一观点，并指出相对于从技术落后国进口的中间产品，从技术领先国进口中间品获得的技术溢出效应更大。其次，Jabbour等（2007）[9]认为外国中间产品供应商与本国生产商之间存在前向链接效应，上游外国企业生产的更高质量、更先进技术含量的中间产品投入到本国企业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通过进口发达国家藴含较高技术水平的中间产品，可以获得更好的技术溢出效应，大大缩小我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更大程度地获得国际分工带来的好处，更加合理地分配生产要素的投入，加速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采取进口大量的中间产品，加工组装后再大规模出口最终产品的方式参与国际分工，中间产品进口从1995年的898亿美元上升到2012年的13 676亿美元，不到20年增长了15倍（如图1所示）。与此同时OECD 数据显示，1995-2012年间我国中间产品进口占总进口比重稳定保持在3/4左右。中间产品的进口主要应用于我国制造业，因此我国制造业的中间产品进口能否产生较大的技术溢出效应便值得重视和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基于中国工业行业的中间产品进口、行业R&D投入和FDI 与全要素生产率的计量模型，在总体和行业分组两个层面上评析中间产品进口、国内R&D和 FDI 对工业的技术溢出效应。

二、模型的建立

Coe和Helpman在1995年利用Grossman和Helpman（1991）的“创新驱动”增长模型构建了一个进口贸易、R&D技术溢出效应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关系的经验模型，研究结果表明：TFP不仅依赖于国内R&D资本存量，而且也依赖于其贸易伙伴的R&D资本存量，第一次证实了进口和外国R&D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性，这就是CH模型。该模型为后来关于R&D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奠定了基础，并激起了有关这一领域研究的兴趣。1998年Lichtenberg和Potterie研究得出内向FDI对TFP没有贡献，而外向FDI和进口贸易是国际R&D溢出的两个重要渠道，其中外国R&D存量计算方法是他们的重要贡献[10]。他们认为在CH模型中，国外研发资本进口权重的计算方法存在偏误，即假设两个国家合并后技术溢出总量远远大于没有合并时两国分别技术溢出之和。他们还强调促进贸易伙伴国技术进步的不是研发资本的绝对量，而是物化在进口产品中的研发投入，并对国外的进口加权进行了改进[11]。因此Lichtenberg和Potterie提出了自己的计量模型（LP模型），其表达式为：

lnTFPit=αit+βditlnSdit+βfitlnSfit+εit（1）

其中i=1，2，3，…代表行业，t代表年份；TFPit表示i行业在t时期的全要素生产率，αit为常数项；Sdit表示本国i行业的研发资本，Sfit表示本国i行业在t时期进口国外商品中所蕴含的国外R&D研发资本存量，βdit表示国内R&D研发资本存量的产出弹性；βfit是通过进口渠道获得的国外R&D研发资本存量对国内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εit是随机扰动项。模型中，Sfit=∑[DD（][]j[DD）][SX（]Mit[]Yjt[SX）]Sdjt，其中， Yjt表示j国在t时期的国内生产总值，Mit表示本国进口产品数额。这就是本文将要选取的LP模型。由于本文研究我国中间产品进口的技术溢出效应，因此，改进后的中间产品进口技术溢出模型为：

lnTFPit=αit+βditlnSdit+βfitlnSitf-interm+εit（2）

其中Sitf-interm 表示行业i进口外国中间产品中所蕴含的国外技术。

Sitf-interm=∑[DD（][]j[DD）][SX（]IMit[]Yjt[SX）]Sdjt

其中IMit表示行业进口中间产品数额。

但是要有效地检验中间产品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必须控制住其他变量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在影响行业生产率的增长的其他变量中，外商直接投资（FDI）是最重要的考虑对象。FDI也是国际技术溢出的一个主要渠道，FDI通过竞争效应，逆向工程和模仿，关联效应和人力资本的流动等途径提高行业的生产率。因而，必须在（2）式的基础上加入外商直接投资这个变量（用FDI表示），以检验当控制住FDI对行业技术增长的影响后，中间产品进口对技术增长的影响是否会发生显著的变化，由以上讨论便可得基本计量方程：

lnTFPit=αit+βditlnSdit+βfitlnSitf-interm+γitFDIit+εit（3）

其中FDI前的系数γit指FDI对国内生产率增长的影响。

本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是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EA）为基础的Malmquist指数法生产率模型。Malmquis TFP指数主要用于测量TFP的变化，它可以分解为技术效率（EC）与技术进步（TC）变化的乘积。考虑到进口中间产品对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影响，有如下方程：

lnECit=αit+βditlnSdit+βfitlnSitf-interm+γitFDIit+εit（4）

lnTCit=αit+βditlnSdit+βfitlnSitf-interm+γitFDIit+εit（5）

三、数据来源及处理

（一）全要素生产率的核算和分解

作为一个技术概念，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一国技术水平的重要指标，被新古典增长理论代表人物Solow解释为经济增长中不能被劳动、资本等要素解释的部分，即索洛剩余，也叫全要素生产率。表达式为：

lnTFPit=lnYit-αilnKit-βilnLit

其中，TFPit为全要素生产率，Yit表示国内生产总值；Kit、Lit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力； αi、βi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本文采用产出导向的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对我国各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这种方法可以测算出Malmquist TFP指数。参照Fare等（1994）的基本原理及方法，我们把每一个行业看作是一个生产决策单位，先确定每一年各行业生产的最佳前沿面，再把每一个行业的生产同最佳前沿面进行比较，对各个行业的技术效率（EC）和技术进步（TC）的变化进行测度。本文运用DEAP2.1软件来测算指数，对我国1998-2012年29大制造业部门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到了各个行业在样本观测期内的平均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用Malmquist指数表示）及其分解指数。在用索洛方法计算全要素生产率时，所涉及的变量有资本、劳动和产出，本文用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表示产出，以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进行平减，折算出以2005不变价格来计算的工业增加值。劳动投入用各个行业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表示。资本投入用各个行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均余额表示，以固定资产价格指数进行平减。上述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7-2013）以及《中国工业统计年鉴》（1997-2013）。

（二）国内研发资本存量Sdit的计算

国内各行业的研发投入R&D来自《中国科技统计年鉴》（1999-2013），本文用Griliches（1980）使用的方法计算各个行业的研发资本存量：

Sd1998=[SX（]R&Dd1998[]g+σ[SX）]

其中，Sd1998表示1998年的研发资本存量，R&Dd1998表示1998年的研发资本内部支出，g表示1998年至1999年每年研发投资支出对数形式增长率平均值；σ为研发资本的折旧率，通常情况下设为5%。1999-2012年的研发资本存量则依据永续盘存法计算得出：

Sdt=（1-σ）*Sdt-1+R&Ddt

（三）进口中间产品中所蕴含的国外技术Sitf-interm

本文选取G7国家，即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等计算Sitf-interm。选取这些国家基于以下原因：首先，中国从这些国家进口的中间产品比重较其他国家而言更大，是我国主要的贸易伙伴；其次，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研发投入占其GDP比重较大（方希桦等，2004）。因而G7国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参考已有文献（谢建国，2009），计算Sitf-interm的过程分为三部分：

1.首先计算i行业t时期来自j国的中间产品进口IMijt。本文将联合国BEC分类法中资本品、中间品、消费品三部分分别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分类法相对应，BEC中代码为111、121、21、22、31、32、42、53的商品代表中间品；再根据盛斌（2002）[12]的对照标准，将BEC的基本类型与《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第三版）5位数产品分类对照，将中间产品的BEC代码全部转换为SITC五位数代码，再根据SITC分类，整理出工业各细分行业的SITC五位数代码，按照此分类法，得到1998-2012各年度各个行业从G7国的中间产品进口数据IMijt。数据取自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

2.再按照Lichtenberg和Potterie方法计算行业i从G7国的中间产品进口中所蕴含的国外技术。有：

Sijtf-interm=∑[DD（][]j[DD）][SX（]IMijt[]Yjt[SX）]Sdjt

其中，j表示G7国家。本文根据2005年恒定的价格和购买力平价计算进口G7国中间产品所蕴含的国外R&D研发资本Sdjt和国内生产总值Yjt。

3.然后根据各行业的中间产品进口额占全部行业的中间产品进口额，计算各行业从中间产品进口中获得的国外研发溢出。可以表示为：

Sitf-interm=Sijtf-interm×[SX（]IMit[]∑[DD（][]i[DD）]IMit[SX）]

其中，分子IMit表示i行业在t时期从所有G7国家的中间产品进口额，分母∑[DD（][]i[DD）]IMit表示所有行业在t时期从所有G7国家的中间产品进口额加总。

（四）FDI的衡量

由于没有细分行业的FDI数据，参考已有文献，本文采用行业中港澳台商和外商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行业全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来衡量FDI，数据取自《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四、实证检验及其分析

本文对以上变量皆采用对数形式，用Stata120软件对我国29个制造业行业1998-2012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面板数据同时具有截面和时间序列数据的特点，参数估计的有效性很大成度上取决于模型的设定。面板数据分析中常用的两种模型即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二者的区别在于对扰动项（包括个体观察单位有关的误差项和残余扰动项）的假设不同，可以根据Hausman检验来确定。本文根据Hausman检验，采用固定效用模型。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模型（一）衡量了中间产品进口和国内R&D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lnSitf-interm前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进口中间产品显著地促进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通过比较发现，中间产品进口的系数明显大于国内R&D的系数，说明通过中间产品进口贸易渠道获得的国外R&D存量技术溢出效应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要大于国内R&D存量的贡献。模型（二）在（一）的基础上加上了FDI项，结果显示，中间产品进口的系数、符号及显著性没有太大的变化。而国内R&D的系数变成负，说明在控制变量FDI的影响下，国内R&D与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成负相关。这一结论与张海洋（2005）、李有（2006）的结论相似。随着FDI的进入，行业竞争加剧导致生产率下降是主要原因。FDI前的系数为正且显著，说明FDI对我国行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积极影响。

模型（三）衡量了中间产品进口和国内R&D对行业技术效率的影响。从实证结果可看出，中间产品进口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中间产品进口能够促进行业技术效率的提高。国内R&D则对行业技术效率带来负面影响。这和李小平、朱钟棣（2006）的结论一致。模型（四）在（三）的基础上加上FDI，结果显示，中间产品进口和国内R&D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变化不大。FDI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外资并没有促进内资部门技术效率的提高，反而有所阻碍。这可能是内资企业对外资企业技术依赖所造成的，同时由于外资进入导致的竞争加剧也没有对内资企业产生巨大的竞争效应。

模型（五）给出了中间产品进口和国内R&D对技术进步的影响。结果表明，中间产品进口和国内R&D都能够显著地促进行业技术进步。张海洋（2005）、李有（2006）也得出了内资行业自主研发能够显著地促进自身技术进步的结论。模型（六）在（五）的基础上增加了FDI项，结果显示，中间产品进口和国内R&D前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变化不大，表明在控制住FDI对行业技术进步的影响下，中间产品进口对行业技术进步的影响仍然成立。FDI前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FDI显著地推动了行业技术进步。张海洋（2005）的结论也表明FDI能够显著地促进内资行业的技术进步。同时本文实证结果也表明国内研发活动是行业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力，其次是中间产品进口，最后是FDI。

在运用所有29个工业行业数据来估计中间产品进口、国内R&D和FDI技术溢出效应时暗含的假定和所估计的系数值在各行业中相同，而忽略了这些变量之间关系在不同行业内的差异性。显然，行业要素密集度会影响中间产品进口技术溢出，为揭示这种因素的具体影响，我们按照要素密集度对29个工业行业进行分组处理，进而探讨不同约束条件下中间产品进口技术溢出效应。根据韩燕等（2008）的资源集约度产业分类方法，我们将本文29个工业行业分为两组，如表2所示。

分行业回归结果（表3）表明，国外R&D对劳动资源密集型行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TFP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差异：国外R&D通过中间产品进口传导机制显著提升了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TFP，但是对劳动资源密集型行业TFP不具有显著的影响。因为劳动资源密集型行业对中间产品的进口主要集中在初级中间产品，如用于工业的食品和饮料、燃料和润滑剂等，而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则主要进口加工过的半成品和资本货物、运输设备零配件等，这些产品比初级中间产品蕴含更多的国外技术，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能够更多的分享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成果。

当把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时，国际R&D溢出仍然呈现一定的差异：首先，国外R&D溢出显著提升了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技术效率，但抑制了劳动资源密集型行业技术效率的提高。其次，国外R&D显著促进了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技术进步，但是对劳动资源密集型行业技术进步的影响不显著。这其中可能的原因是：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存在较大的技术差距，内资企业将会产生明显的“追赶效应”，会加大研发投入、加快自主创新，以尽快缩小与出口方的技术差距。而且其新产品与新工艺的模仿能力较强，因而更容易获得国际R&D的技术进步外溢效应。另一方面，劳动资源密集型行业市场竞争程度相对高于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中间产品进口对竞争的促进使其面临一个边际报酬递减的局面，从而使得中间产品进口贸易对劳动资源密集型行业的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促进效果有限。

回归结果同时显示，国内R&D资本投入显著提高了劳动资源密集型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率，但抑制了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提高。此结果表明对于劳动资源密集型行业而言，国内R&D投入是其技术水平提高的主要因素；对于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则需要提高国内R&D投入的使用效率，这是中国各级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

FDI对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大于对劳动资源密集型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这提醒我们，劳动资源密集型行业技术水平的提升需要靠国内R&D的投入和效率，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技术水平的提升不一定要依赖高成本、高风险和高密集资本投入的自主研发活动，低成本、低风险和低资本投入的技术引进、模仿与吸收可能更容易促进行业技术水平的提高。

五、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考察了我国29个工业行业1998-2012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国外R&D通过中间产品进口贸易机制对我国制造业产生技术外溢的效应，在改进的CH模型基础上，得出了如下结论：（1）国外研发活动通过中间产品进口对我国制造业TFP产生了显著的正影响，其产生的技术溢出主要是通过技术进步实现的，对技术效率的改进作用相对较小；FDI对我国制造业TFP产生正的影响；国内研发活动是行业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力。（2）分行业来看，国外R&D通过中间产品进口传导机制显著提升了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但是对劳动资源密集型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不具有显著的影响，甚至抑制了劳动资源密集型行业技术效率的提高；国内R&D资本投入显著提高了劳动资源密集型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率，但抑制了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提高；FDI对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大于对劳动资源密集型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

对此本文给出建议如下：第一，适度扩大中间产品的进口规模，调整进口结构。一国通过进口国内所需的产品所获得的技术溢出已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证实。但是不能盲目的扩大中间产品的进口，否则容易产生对国外产品的依赖，长此以往也必然不利于国内制造业的转型升级。结构方面更多地进口资本货物、运输设备零配件和半加工的中间产品，因为蕴含在这些产品中的技术远远大于初级中间产品。第二，积极升级来自全球的中间产品和技术。近些年中国制造业走出去，需要接受全球市场竞争的检验。只有在微笑曲线上不断往附加价值高的区块移动与定位，采取技术领先策略，站在价值链的高端，生产高附加价值的产品与服务，才能摆脱加工工厂的地位，在竞争中获取高额利润，才能持续发展与永续经营。第三，适度提高国内R&D投入，调整国内研发投入的结构，提高研发投入使用效率。各行业适度预留对进口中间产品的研发资金，并且严格管理，强化监督，提升R&D资金使用效益，以更多的学习和吸收国外的技术。切实利用国家的研发补贴，保证补贴资金全部用于研发。同时，政府相关部门要加强指导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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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Study on Technology Spillover Effect through Import of Intermediate

Products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HU Xiao-juan， CHEN Bin-bi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Trade，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79，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29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 China from 1998 to 2012， this paper studies the spillover effect of international R&D on China′s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through the import of intermediate produc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oreign R&D activity ha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nfluence on China′s TFP through the import of intermediate products， while the technology spillover through the import of intermediate products mainly effect by th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 relatively small effect on the improvement of technical efficiency； spillover effect of imported intermediate goods presents strong influence on capital and technology intensive industry while weak on the resources of labor intensive industry； FDI has an impact on TFP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domestic R&D investment plays a main role on industry technology progress.

Key words：import of intermediate goods； technology spillover； CH model

（责任编辑：李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