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 敏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广州 510540）

传统的儒释道三家都无一例外的为自己的理论设立了一个理想的人格，道家理想是“真人”和“仙人”，大乘佛教的理想是成“佛”，儒家理想是“圣人”和“君子”。孔子的弟子有称赞孔子是“圣之时者也”，但孔子本人却并不这样认为，他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为云而已矣”孔子本人并不认为自己是“圣人”，他认为自己只是做到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而已。所以，与“圣人”相比，“君子”才是现实生活里可以达到的理想人格。

一、《论语》中“君子”的基本人格

“君子”不是在《论语》中首次提出，早期文献里，“君子”一词分别单独使用，不直接联用。《诗》和《书》中，“君子”一词实现联用，“君子”是“小人”相对，是社会地位比较高的人:“小人”是社会地位比较低的人。《论语》中的“君子”含义则丰富得多，既有单纯就社会地位和个人品性而言的，也有兼论社会地位和品性的。

“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季氏篇》此句就是是以“位”来区别“君子”和“小人”的。“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是以德性来去分“君子”和“小人”的，“君子”坦荡无欲，具有真性情，“小人”则是面容愁苦，心有戚戚然。“子为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一句，则是即指出了“君子”的德性也兼有地位的区分。

《论语》中“君子”含义有些混杂，但是在孔子心目中还是有轻重和区分的。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孔子喜欢的事先有德性，后有地位的人，以其德得其位。孔子对于“君子”的最大贡献在于为“君子”的涵义注入了德性的意义。笔者研习整本《论语》，发现孔子对于“君子”有多重规定，意涵丰富，在孔子看来，君子首先是具有较高内在德性的人。

（一）君子的内在德性要求

《论语》中提到的“君子”有很多，总的说来，君子要达到三点要求，即“仁”，“义”“礼”。

“仁”是孔子思想中的核心，是做人的最高标准。孔子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能不能够成为“君子”就此一条，终日不违“仁”，那就是君子，做不到就不是君子了。“仁”是区别君子与小人的第一条标准。在《论语》中，围绕着“仁”这个核心，孔子对“君子”提出了具体要求。“仁者，爱人”这是君子首先要学的，君子要有爱人之心，这是为人之根本。为“仁”还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对君子的要求极其高，单就“为仁”这一点而言，能够做到的人就极少，整本《论语》中，只有颜回能做到“三月不违仁”。

除了“仁”之外，“义”也是区别君子小人的重要标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能够处处与“仁”同在,并能够一生坚持自己的理想价值，而“小人”优先考虑的是“利”,会因为利益关系而放弃自己的价值目标。“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讲的是同样的道理。“义”的内在规定性，使“君子”内涵具有了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孔子的良苦用心可见一斑，我们的社会从来不缺乏追名逐利的现实主义者，缺少的是孔子所赞扬的“怀德怀义”的“君子”。

内在的道德行为总要通过一定的形式表现，“君子”待人接物要符合“礼”的要求。“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礼”还要与其他的精神配套使用。

“仁”“义”“礼”是“君子”追求的正面价值，但是“君子”除了“有所为”而更应该“有所不为”。《论语》中的“三畏”，“三愆”“三戒”，就是提醒仁人学子要有所畏惧。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伺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为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后世的思想家经常讲“离地三尺有神明”，其意义也系于此，人不可放弃那颗敬畏之心，否则就会肆意妄为。孔子对“君子”进行限制，并不是消极的，对“君子”进行有效局限，君子才能有谨小慎微的态度，不断进取。

（二）“君子”的外王诉求

孔子心目中的君子不只是具有较高的德行，还要有一定的社会担当。孔子一生的理想就是希望培养出较高德性的人来实现对社会的治理。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孔子显然为“君子”设置了三个层次的目标，即为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修己并不是单单的只是为自己个人的道德的提升，孔子为其设置了更高的目标。修养自己的德性首先是培养自己恭敬的态度，然后可以如春风化雨般去感染身边的人，具有这样高尚的德性和深厚修养的人必然也是具有为政的才能之人。“修己以安百姓”，就是为政的目的。从自己的德行修养为出发点，最终达到是从事政治的目的，是孔子设想的“君子”为政的理。同为儒家经典的《大学》对此做出了更为明确的要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一种体现。孔子希望“君子”在有能力的时候“为政”，但并不主张盲目为政，要审时度势。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可卷而怀之”孔子对史鱼有着同蘧伯玉一样的赞赏，就可见孔子的态度。

综上所述，《论语》中的“君子”应该具备两方面的要求，一方面要求德性的培养，是儒家理想人格的化身；另一方面是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有着为政的社会理想。

二、“君子”人格的设立缘由

在《论语》中，孔子对君子寄托了很多的理想，君子是及理想人格与为政人才于一身的理想形象。孔子设立“君子”形象，不是无缘无故的，是有自己的深刻的思考。黑格尔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孔子的思想也或多或少的是对时代的一种反应。孔子生活的时代是什么样子呢？

孔子曾发出这样的感叹:“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礼乐征伐，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他生活在一个诸侯称雄，礼乐破坏，礼治遭到肆意践踏的时代。“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诸侯公开的破坏礼治是当时社会司空见惯的现象，孔子对此感到痛心疾首。可见，孔子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大变动的时代，以往的社会制度已经不能在发挥作用了，新的社会制度尚未形成。怎样改变这样的情况?与马克思不同，孔子从未想过要彻底的变革社会制度，用新的社会制度去代替旧的社会制度。孔子想到的是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寻求救世之法，“君子”便是孔子理想的寄托。社会失范的主要原因是世卿贵族不能坚持传统的宗法。既然如此，孔子的救世良方就是自上而下，首先统治阶层入手。他希望培养出一些具有高尚的人格和坚定的道德信念的“君子”深入到统治阶层中，就必然会给统治阶层带来新的希望。让“君子”发挥道德典范的作用，用他们内在仁德去感染人们。这就是孔子设置“君子”的目的。

另外，周代的制度实行已久，然而在此时却出现了衰败的现象，对于周代的制度相当熟悉的孔子对时弊也有自己的独特看法。萧公权在《中国政治思想史》讲到“夫以周礼之美备，行之数百年而最不免于君微政衰，则国家不能不能徒赖完善之制度以为治，诚为至明显而不可逃避之结论”。她认为只依赖完备的政治制度是无法完全实现的社会的治理，对社会的治理需要人，有仁德的人。孔子看到的是个体的力量。孔子的“君子”是对制度体制的一种新认识，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但是，孔子也并不要求每个人都能成为“君子”，因而也就有了“养民”与“教民”之分。

我们可以看到的，孔子设置“君子”缘由，就是挽救以往的贵族地位逐渐下降的状况，用具有较高德性的君子补充统治阶层的力量。另外要通过君子实现“仁政”，作为周政的补充。

三、“君子”理想的现实困境

《论语》中的“君子”成为后世读书人的追求，“得君行道”成为儒家知识分子的追求。宰相的王安石身处千百年来儒家知识分子所期待的“得君行道”绝佳时机，但是，王安石的变法却因为过于激进，得罪了当时的守旧派而终遭失败。晚清的“戊戌六君子”继承了孔子的理想，力图改变晚清落魄的状况，他们的命运却是喋血菜市口。

历代的儒家的只是分子们都是以“家国天下”为己任，但是都无一例外的失败。学者彭国翔对这个问题有过探讨，他提出“君子”理想的现实困境的原因有二，“其一是皇权专制最忌讳的是分权与人；其二是皇权专制所维护的永远只是某一集团的利益，从来不会以全民的利益为其出发点的，这种传统的政治形式就是建立在‘与民争利’上。”君主有励精图治的理想，但是，一旦儒家知识分子拥有一定的地位时，君主就会感到威胁，继而放弃对儒家知识分子的任用。“君子”的理想实现是要得到君主的认可，而在中国的专制主义政治结构中，往往是君主试图改革，终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君子困境不是在于儒家只是分子本人，而是一种社会形态的缺失。

通过阅读《论语》，我们看到一个向内勤学修己，向外以“得君行道”为终身理想的“君子”形象。这个形象深刻的影响了儒家的知识分子，他们不断的奋起为自己肩负的理想而积极奔走，但是最终倍感无奈。这种无奈说明，传统宗法社会的专制主义政治结构绝不是儒家的政治理想实现的土壤，相对健全的民主社会也许会给君子一个实现理想的机会。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5.

[2]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3]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研究[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30.

[4]彭国翔.君子的意义与儒家的困境[M].读书,2010.

[5]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