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双腾

（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青岛 266100）

中国古代兵书最早兴盛于公元前500年前后的春秋战国之交，这一时期列国林立，争霸称雄，战争频繁激烈，新兴地主阶级之间兼并战争的客观需要强烈刺激着兵书的发展，激烈的战争实践为兵书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材料，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也为兵书的繁荣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外部条件。因此，春秋战国时期的兵书数量空前，质量上也达到巅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孙子兵法》至今仍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其他如《吴子》《尉缭子》《司马法》《六韬》《孙膑兵法》等，也颇为著名。

秦并六国后焚书坑儒，兵书虽遭摧残，但并未由此绝迹，汉初张良、韩信整理兵法时，仍可搜集到一百八十二家之多。西汉废除秦代挟书律，著述之风复兴，许多新的兵书由此产生。这一时期，任宏整理的皇家所藏兵书计有六十三家、一千二百九十一篇、图四十三卷，可见西汉兵书数量之多、种类之丰富。同时，兵书在古代一向被视为实用的学问，平时军队训练，将帅培养，战时行军打仗，均需以兵书作为指导。靠战争夺取政权的西汉统治者深深懂得兵书的重要，尤其是武帝时期，对外用兵频繁，更需要兵书作参考。但当时图书“积如丘山”，编排混乱，查阅极为不便，于是便命令军政官杨仆将兵书从已经掌握的图书文献中整理挑选出来，编成兵书目录，史称《兵录》，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兵书目录就此诞生。

《兵录》今已失传，现存最早的兵书目录是西汉刘歆《七略》中的《兵书略》。《七略》是我国第一部综合性分类目录，分为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七大类。《七略》是在由专人分工分类校书的基础上产生的，其中《兵书略》由步兵校尉任宏对已有兵书校勘分类后编制而成，分作“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类。这四类的小序及著录的兵书保存在《汉书·艺文志》里，从每类的小序中可以看出，四类兵书各有侧重，权谋类论述战略，形势类论述战术，阴阳类论述鬼神等超自然因素，技巧类论述军事技术及其运用。任宏采用的这一兵书分类法，按照兵书的内容属性，遵循从一般到个别，从理论到实践的逻辑顺序排列，详细而有条理，使汉代兵书的状况一目了然，同时便于按类索书。

两千多年前产生的这种兵书分类法并非凭空臆造，而是军事学术发展的必然结果。我国古代军事学术极为发达，春秋末期就已产生了阐述战争理论的专门著作——《孙子》。《孙子》把战争理论中的有关战略、战术问题分成十三类分别加以阐述，在这十三篇中，《计篇》以下四篇主要讲战略，《势篇》以下九篇则主要讲战术及军事地理、军事情报等内容，战略在前，战术在后，互为呼应。而在任宏的分类体系中，讲战略的“兵权谋”和讲战术的“兵形势”各成一类，并且按照先战略、后战术的顺序排列在整个兵书分类的最前面，明显受到《孙子》军事学术成就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孙子》作为一部总论战争问题的兵书，产生于军事学术分类尚不发达的春秋末年，而专门论述战术问题，以及涉及“兵阴阳”“兵技巧”等问题的著作则产生于之后的战国时期。任宏的兵书分类充分反映了这些新的内容，并对每类兵书作了清晰而详备的注释，指明其性质和内容范围。可见，《七略》《汉书·艺文志》的兵书分类是对西汉之前军事思想的直接继承与发展。

另一方面，春秋战国、楚汉相争时期频繁的大规模战争，促进了大量优秀的军事家及经典战例的产生。如此丰富的现实资料必然会为任宏提供借鉴，而他的兵书分类也实际成为了西汉之前实战经验的一次总结。以下对《兵书略》中的四类兵书各举一例以资佐证。

其一、“兵权谋”

《汉书·艺文志》对于“兵权谋”类进行如下描述：“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谋，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兵权谋”一类兵书侧重的是“计”，即整体战略规划。城濮之战是春秋时期围绕晋、楚两个大国展开的一场著名战役，《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载：“子玉怒，従晋师。晋师退。军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师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师直为壮，曲为老。岂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报也。背惠食言，以亢其仇，我曲楚直。其众素饱，不可谓老。我退而楚还，我将何求？若其不还，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众欲止，子玉不可。”晋军主动退避三舍，避敌锋芒，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使敌人在预定的战场与自己决战，从而取得最终的胜利。晋楚城濮之战由此成为“兵权谋”类战役的典范。

其二、“兵形势”

《汉书·艺文志》对于“兵形势”类进行如下描述：“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向，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兵形势”一类兵书侧重的是“以轻疾制敌”，即行军等具体战术的运用。暗度陈仓是楚汉相争时期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一次著名战役。据《 史记·高祖本纪》记载：“正月，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负约，更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汉王之国，项王使卒三万人从，楚与诸侯之慕从者数万人，从杜南入蚀中。去辄烧绝栈道，以备诸侯盗兵袭之，亦示项羽无东意……八月，汉王用韩信之计，从故道还，袭雍王章邯。邯迎击汉陈仓，雍兵败，还走；止战好畤，又复败，走废丘。汉王遂定雍地。东至咸阳，引兵围雍王废丘，而遣诸将略定陇西、北地、上郡。”[5]韩信暗度陈仓的战术使项羽在战略全局上陷入被动，从根本上扭转了双方的战略态势，而在这一战役中汉军取胜的关键在于“从故道还”，即以缩短行军距离的方式提高行军速度，从而出其不意，一击制胜，由此成为“兵形势”类战役的典范。

其三、“兵阴阳”

《汉书·艺文志》对于“兵阴阳”类进行如下描述：“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兵阴阳”一类兵书侧重的是“假鬼神而为助”，即超自然的力量。这虽然是古人的迷信，但在古代典籍中仍不乏对此类战役的记载。齐晋鞌之战是春秋时期围绕齐、鲁两国之间展开的一场著名战役。齐国伐鲁、卫，鲁、卫向晋求援，由于齐军骄傲轻敌而被晋军击败。这一战例在总体上属于“兵权谋”类。但根据《左传·鲁成公二年》记载，“韩厥梦子舆谓己曰：‘旦辟左右。’故中御而从齐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谓之君子而射之，非礼也。’射其左，越于车下。射其右，毙于车中，綦毋张丧车，从韩厥，曰：‘请寓乘。’从左右，皆肘之，使立于后。韩厥俛定其右。”晋国大夫韩厥得以在战争中躲过齐人的冷箭，是因为他父亲子舆的托梦相告，这一记载便含有浓厚的“兵阴阳”色彩。

其四、“兵技巧”

《汉书·艺文志》对于“兵技巧”类进行如下描述：“技巧者，习手足，变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兵技巧”一类兵书侧重的是“器械”“机关”，即具体武器的研制及运用。战国时期，楚国计划攻打宋国的故事在《墨子》中有所记载：“公输盘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子墨子闻之，起于鲁，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见公输盘。……子墨子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楚王曰：‘“善哉。吾请无攻宋矣。’”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楚国攻宋的成败关键在于公输班研制的“云梯”，而一旦这一攻城武器被克制，进攻计划便只能搁浅。由此，楚国攻宋的作战计划成为“兵技巧”的典型案例。

汉代以后，大量兵书仍不断涌现，兵书也成为历代正史《艺文志》中的必选书目。但汉代以后正史中的兵书分类，则与《七略》《汉书·艺文志》时期有着极大的不同。《隋书·经籍志》把所著录的图书按经、史、子、集四部划分，类别减少的同时每部涵盖范围有所扩大，子部所录有儒者、道者、法者、名者、兵者等十四类图书，并说明以上各类归为子部的原因:“儒、道、小说,圣人之教也，而有所偏；兵及医方，圣人之政也，所施各异。世之治也，列在众职，下至衰乱，官失其守，或以其业游说诸侯，各崇所习，分镳并骛。若使总而不遗，折之中道，亦可以兴化致治者矣。《汉书》有《诸子》《兵书》《数术》《方技》之略，今合而叙之，为十四种，谓之子部。”《新唐书·艺文志》是在《旧唐书·经籍志》的基础上，参考《崇文总目》编撰的，因此在体例与内容上有所创新，但在图书分类上两者均分甲、乙、丙、丁四部，甲部为经录、乙部为史录、丙部为子录、丁部为集录。丙部子录分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墨家、兵书等十七类。《宋史·艺文志》仿《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体例，将所录之篇籍按经、史、子、集四部分列，各部分类与《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大同小异，子部仍为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兵书等十七类，这种分类与新、旧《唐书》的分类一致。《明史·艺文志》子部共分儒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兵书等十二类。《清史稿·艺文志》子部则分儒家、兵家、法家、农家等十四类。《四库全书总目》与《清史稿·艺文志》的编目分类完全相同。

根据以上列举书目可以看出，汉代之后兵书分类的常用形式是将兵书归入子部，并于所收书目前列一总序，之后不再细分小类。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例，在《卷九十九·子部九〇兵家类》中，纪昀首先写一总序：“《史记·穰苴列传》称，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是古有兵法之明证。然风后以下，皆出依托。其间孤虚、王相之说，杂以阴阳五行；风云、气色之说，又杂以占候。故兵家恒与术数相出入，要非古兵法也。其最古者，当以孙子、吴子、司马法为本，大抵生聚训练之术，权谋运用之宜而已。今所采录，惟以论兵为主，其馀杂说，悉别存目。古来伪本流传既久者，词不害理，亦并存以备一家。明季游士撰述，尤为猥杂。惟择其著有明效，如戚继光《练兵实纪》之类者，列於篇。”然后分列《握奇经》《六韬》《孙子》《吴子》《司马法》等各部兵书。

以上对比显示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兵书分类方式与《七略》《汉书·艺文志》时期已有极大不同，这一变化固然有图书分类方法由六分法向四分法转变的原因，但将《汉书·艺文志》中的《兵书略》这一一级目录与后世正史与之对应的子部中“兵家”“兵书”等二级目录进行比较，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出后世兵书分类在精细程度上不及西汉时期。笔者认为，兵书分类会产生这一“退步”现象与编纂者身份的转变有着极大关系。关于任宏本人，正史没有直接记载的传记，但根据《汉书》中的《哀帝纪》和《百官公卿表》可以知道此人字公伟，为执金吾，授大鸿庐。虽然相关资料有限，但仍然不难推断出任宏本人是武官这一事实。就其担任职位而言，执金吾是秦汉时率禁兵保卫京城和宫城的官员，本名中尉，主要负责京师的安全，任宏若无极高的军事素养，是不可能担此要职的。再看编纂《四库全书》的纪昀，虽为一代文人之楷模，但观其一生，除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因受卢见曾盐务案牵 连而贬谪至乌鲁木齐佐助军务外，并未发现其他的军事经历。由他撰写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固然是目录学的典范之作，但仅就其中的兵书分类而言，则显示出纪昀由于自身军事素养的局限，仅仅是依据前代兵书分类的经验而对现有兵书进行汇总整理。这与具有极高军事素养的任宏通过对前人军事思想和历代实战经验的总结而对兵书进行的精细化分类相比，无疑是一种历史的“退步”。通过《汉书·艺文志》与《四库全书总部提要》兵书分类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清代军事思想在乾嘉时期就已经因为拘泥于古代经学思想而趋于保守落后，无法跟上时代的步伐。因此，鸦片战争以后，清军面对西方列强新式军队时的一败再败，也就注定无法避免。

“好战必亡，忘战必危。”中国古代兵书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影响力已远远超出了其诞生的时间和时代而具有了永恒的价值，但在战争样式与武器装备已发生革命性变化的今天，中国古代兵书的一些军事思想已不可避免的落后于时代潮流。所以，今天的我们学习中国古代兵书的主要目的不在于原封不动地继承前人的军事思想，而在于掌握其理论要旨、思想精髓，由此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军事科学，并将此运用到实现维护世界和平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去。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2.

[2]刘利译注.左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7.

[3]司马迁，史记（点校本全新修订本）[M].顾颉刚,贺次君,宋云彬,聂崇岐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

[4]方勇译注.墨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5.

[5]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6]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