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姝颐

经济思想与经济绩效

文|陈姝颐

经济行为决定经济绩效，而经济行为由经济思想决定。本文在经济思想的意义上讨论方法论整体主义和方法论个人主义。探讨中国的经济思想和政策实践是偏方法论整体主义，不仅近代，而且长期以来均如此？

放眼当前各国经济，自然基础条件不同而经济体制相同的经济体（如英国和德国）经济绩效相差不多，自然基础相同而经济体制不同的经济体（如朝鲜和韩国）其经济绩效悬殊。这是非常值得深入的一个问题。

经济绩效的成因

经济学的视角很大程度集中于边际分析——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的比较，根植于“理性自利”的假设之中，人们所追求的行为都是能让他们实现最大满足的行为[1]。经济行为决定经济绩效，而经济行为与其它行为一样受人的思想支配，所以经济思想决定经济行为。目前的研究显示，不同收入水平群体之间的经济绩效和经济思想存在显著差异。在一个社会中，占有主导地位的经济思想将被立法者和政策实践者认同并最终形成社会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一部分，从而转变成对经济行为的激励与约束结构，反映在促进生产、交易成本、资源配置、技术创新等方面，从而决定经济绩效。同时，经济思想的形成与被选择又深受经济绩效的影响，如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深深根植于作为社会历史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社会生活，人们提倡市场机制，反对人为干涉经济，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是生产力发展后、交换关系复杂和资本集中更为可能的背景下逐渐形成的；另外，凯恩斯政府干预经济的思想，则在1930年代经济危机的特殊时期，被立法者或政策制定者选择，某种程度上也是被历史选择。现在，现代企业在市场化、国际化的挑战下，更加关注成本控制。

而在纯逻辑上，可能是经济绩效影响经济思想，经济思想决定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体系，而制度体系决定经济行为，经济行为决定经济绩效，基本上是一个闭合的循环过程。

我国建国后在不同时期受不同经济思想的影响，采取不同的经济行为，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总量持续增长，堪称“中国奇迹”。

经济思想的形成

西方经济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民国时期，初入国门备受备受推崇；建国后一段时间，受到激烈的批判；改革开放至今，西方经济思想不仅被深入研究，还对我国主流经济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目前对我国产生影响最大的经济思想有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新制度经济学。

既然经济思想很大程度上通过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体系决定了经济行为，从而决定了经济绩效，那么经济思想对经济体的经济绩效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从而探索经济思想的形成非常重要。经济思想的形成，除了深受经济绩效（客观输入）的影响，也受文化价值观、思维习惯甚至心理结构的影响（主观）。凯恩斯在其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强调了心理预期对投资、就业等的影响及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以卢卡斯为代表的预期经济学派，强调经济主体会依据自己掌握的经济形势和经济变量, 分析如物价水平、工资变动、金融资产行情等，对未来变化作出估计、反应和行动。思想的形成模型（看成一种输出）分两个部分，一是思维结构（如电脑的运算方式）；二是思维来源（如电脑的信息输入）；思维来源经过思维机构处理后形成思想。

信息输入主要指人对社会经济事实的接受，可以通过各种感官方式。值得讨论的是，信息输入对人而言具有两个层面，一是知识输入，包括方法论和技能；二是事实性输入，包括历史的和现实的。而知识输入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思维结构，这反映了信息输入与思维结构的相关性，主要体现在后天思维结构的主体价值观部分。

思维结构是指主体对各感觉器官所获得的信息进行自觉的整合并做出反应的信息处理系统，其形成依赖于现代社会政治、经挤、科技、文化等的发展[3]。思维结构主要反映信息接受主体对社会经济事实加工方式，包括先天和后天两个层面。先天方面指人的无意识，有个体的和非个体（或超个体）的两个层面，前者只到达婴儿最早记忆的程度，是由冲动、愿望、模糊的知觉以及经验组成；后者则包括婴儿实际开始以前的全部时间，即包括祖先生命的残留，它的内容能在一切人的心中找到，带有普遍性，如凡勃伦认为，人具有“追求成就”、“亲善”（对自己的同胞和种族之福祉表现出善意的关怀）、“求知”三项本能。后天方面也分两个层面，包括主体价值观（由个体自觉主动地奉行，如人生理想）和社会规范（具有不同程度的强制性，如宗教、传统文化、道德伦理、习俗等）。

方法论整体主义与方法论个人主义的思考

方法论作为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观念指导，本文在经济思想的意义上讨论方法论整体主义和方法论个人主义。方法论整体主义和方法论个人主义是当前社会两种代表性的认知、研究方法，前者以群体价值优先、后者以个人价值优先来考虑人类行为的出发点，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不同经济学理论分野的根本原因。 目前经济学方法论主要分为两大流派，即理性工具主义学派与非理性主义学派。

在三大经济学派方法论之比较研究的著作中，经济学家们分别对古典学派、历史学派、社会主义学派的经济学方法论进行了详尽的比较研究。宋培荣认为：古典学派忽略了具体材料的重要性, 轻视历史进化的法则; 历史学派拒绝了演绎法则对建立经济法则的功效, 过分重视历史资料的作用;社会主义学派在唯物辩证法里对演绎法和归纳法进行了统一。

当今世界大体可以分为以中国、朝鲜、越南、古巴、老挝为代表的偏方法论整体主义的经济体和以美国、英国等为代表的偏方法论个人主义经济体，它们的经济实践与绩效存在巨大差异；实际上在一国之内的很多经济理论与政策实践的差异也因方法论整体主义或个人主义而起。因此，研究一国为什么会偏方法论整体主义或个人主义对理解经济体绩效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的经济思想和政策实践为什么会偏方法论整体主义，不仅近代，而且长期以来均如此？

从信息输入来看，知识输入层面，自然科学知识的输入有助于增进个人对客观世界的理解，与思维结构的互动较少；人文层面，中国主要输入以儒家文化为主的知识体系，本身具有十分明显的方法论整体主义偏向，当然儒家文化本身也可以理解为方法论整体主义的一种结果。事实输入层面，无论历史的还是现实的，主要包括中央集权与郡县制下的农业经济与生活方式，以及一直以来都面临着内忧外患（包括周边民族的持续竞争、黄河泛滥及其它灾害、特别是近百年的救亡图存运动），都在很大程度上与思维结构积极互动，形成偏方法论整体主义的信息基础。

从思维结构来看，先天方面非个体层面的无意识影响较大，中华民族起源于大河文明，集中建设和管理庞大的灌溉系统以及治水可能促使先民更倾向于方法论整体主义；后天方面社会规范对思维结构的影响较大，由于我国并无真正意义上普遍信奉的宗教，而汉民族携儒家文化不断与周边民族融合并吸纳佛家与道家文化，形成以儒为主的文化体系，其崇尚大一统、宗法伦理、家、国的价值取向更易接受方法论整体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