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存华

像很多老革命家一样，我的父亲也有很多老战友、老同志，他们都令我敬重、爱戴。其中几位我更是像对父亲一样亲近，“老革命叔叔”乔明甫叔叔（“文化大革命”前担任过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文化大革命”后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任轻工部副部长）就是其中一位，他虽然早已故去，但只要一想起他，我心中就充满了温暖。

在战争年代，我的父亲很少顾及我的学习和生活，也从未托人带过衣服或学习用品给我，因此乔叔叔在战争年代对我的关心就让我倍感亲近，终生难忘。

大约是全国解放前夕，我们中学“进城”了，现在看来那也就是个中等大小的城市，但对我们这些“土娃娃”来说就是一座相当大的城市，有我们从未见过的电灯、电话，敞亮的教室，集体宿舍也是大屋子。进城前我们学习用的最好的文具也就是一个“蘸水笔”，这种笔不仅用着不方便，而且不小心还会倒在身上一片“墨水”。进城后我看见当地同学使用钢笔就十分羡慕，恰巧跟随我父亲南下的一个本家亲戚，当时他任乔叔叔的秘书，随刘邓大军到了湖北孝感驻防，他给我带信，问我需要什么学习用品，我说希望有一支钢笔。

后来我果真收到他带来的一支钢笔，他还告诉我是乔叔叔送的。乔叔叔还给我带来够做一件衣服的蓝色“洋布”，我十分高兴，因为我从没见过颜色这么好的布料，那时我们穿的都是学校发的土布衣服。乔叔叔还给我写信鼓励我好好学习。

后来我到了北京，几次看望乔叔叔和李阿姨，他们也没有说过有关钢笔的事。直到2013年初，纪念乔叔叔百年诞辰活动的前夕，他的大女儿丹林妹妹从“文革”期间乔叔叔被关在监狱里时写的日记中，找到他没有发出的、给我的一封信。从中我才了解到，当时他为了给我一支钢笔是多么的不容易，下面是我摘录这封信的一部分：

存华：

这是我写给你的一封信，但我不希望是我给你的最后一封信，记得我南下到了湖北以后，我在孝感地委工作，一天××同志来对我说，你想要一支钢笔，我当即就将我身上的一支钢笔交给他，请他转寄给你，他嫌我的钢笔不好，不太满意。我说：“你先寄给她吧。”当时我没做任何解释。次日，韩克华同志（当时任专员）问我：“段主任的女儿要钢笔，你把你的给了她，你的好不好呀？”他的意思也是表示怕我给你的钢笔不好用。我说：“没关系，段主任的女儿和我的女儿一样，不是外人，我的钢笔虽然很不好，还可以凑合用，先给她，过一个时期再说吧。”韩克华同志也理解我的意思，就是现在暂不买，过一个时期再买。因为当时军分区一些同志和几个县委书记都想要一支钢笔，我都没有同意。因为我知道有个别地委负责人给一些县委书记买了钢笔，省委有不同反应，因此地委和军分区不论谁要求买钢笔，我都一概不批准，在这个情况下，我要是用公家的钱给你买一支好一点的钢笔，难免会引起不同的反应，如果我用自己的钱去买别人就无话可说了，但是我个人分文没有……如果当时请韩专员买一支钢笔给你的话，我觉得这样处理也不妥当。回想起来这已经是二十多年以前的陈年远话了，每每念及总觉得是一件憾事。

我读过这封信后，真是感慨万千。直到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心里还非常自责，自己怎么那么不懂事，惹得乔叔叔为了给我一支钢笔竟然遇到这么大的困难。更令我永远都不会安心的是韩克华叔叔也因为给我一支钢笔而费心，我却从未拜见过这位前辈，说一声谢谢。乔叔叔把他的钢笔给了我，他必定不会用公家的钱再买一支新笔，因为他对下属要买一支钢笔的要求一概不批准，尽管钢笔是工作需要不是吃喝玩乐，但那时全国战争还没有结束，战场的需要是第一位的，既然他不批准给下属买笔，他也就不能给自己买。尽管作为领导干部没有钢笔会给他带来很大的不便，他也要遵守官兵一致的传统。

写到这里，我想起曾经读过刘赞平同志纪念我父亲段君毅（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部长、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中共四川省委书记、铁道部部长、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中顾委常委）的文章，其中谈及我父亲的一件往事：大约1945年，父亲初任二野六纵政委，和战士一样每天有一斤半粮、一斤菜、五钱盐、五钱油的供给，每月还有大约五元的津贴，每一年发两套单衣，每两年发一套棉衣，部队都是统一换装。但是那年春夏之交天气已经非常炎热，单衣还没发下来，大家只好“热捂”。我父亲很想有一件毛衣，就和警卫员去市场买，一问要15元，他没有这么多钱就没有买。刘赞平在文章中说，当时部队打了好几个胜仗，战利品很多，我父亲要一件毛衣立即可得，但他宁可捂着而没有这样做。

刘赞平所不知道的是我奶奶生前曾多次对我说：“生你爸爸后，我笨得不会带孩子，把他的下身捂得长满了湿疹，这个病他要带一辈子了。”的确，新中国成立后我记得父亲曾多方求医也没有痊愈，他总是初夏就换上很薄的裤子以减轻湿疹给他带来的痛苦。我想象不出他穿着棉衣是怎么度过了大别山潮湿的初夏的。父亲和乔叔叔一样，这样做都是为了坚守他们作为领导人的原则，宁可自己不便而忍受痛苦也不会占用公家一分钱。他们把这种官兵一致的品德看得那么神圣，一辈子不动摇，一辈子坚守，这就是老革命家的情操。

“文革”前乔叔叔长期担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非常关心干部的教育和培养。乔叔叔就是这么做的。记得20世纪50年代末，乔叔叔和杨植霖等合著了《王若飞在狱中》一书，书中记述了王若飞在敌人的监狱里艰苦卓绝的斗争，其实那也是乔叔叔本人的经历，当时他和王若飞一起被关在这座监狱里。这本书对年轻人的教育很大，曾和当时出版的《革命母亲夏娘娘》以及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书籍一样，深受广大读者欢迎，是党员干部提高党性修养的必读书。乔叔叔身任高级职务还挤出时间写书，用于教育后代、培养干部，这是多么好的一位主管干部工作的领导。从战争年代他关心正在读书的晚辈，到后来关心干部的成长，真是一脉相承。

乔叔叔在战争年代照顾我的事，我从未向父亲提起过，但是父亲出于对这位老战友的了解，进城之初，他叮嘱我一定要去看望乔叔叔和李阿姨，这也是我唯一一次遵父命去看望父亲的老战友。父亲还对我说：“你乔叔叔是蹲过敌人大狱的人，他对革命同志都有很深的阶级感情。”这句话当时我并不理解，但是我几十年来从未忘记，我想父亲这样说的原因是，他的许多蹲過敌人监狱的战友，都是受尽酷刑，宁死也要保护组织和同志的安全;还有许多战友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子女一样，对待在敌人监狱里牺牲同志的遗孤。这是同志爱、战友爱，也是阶级感情，这种感情乔叔叔一直坚守一生。“文革”期间他关在监狱，尽管有许多往事值得回忆：打江山的艰苦，新中国成立的欢欣，建设时期的激情，当然还有对家人的思念……可是他竟然想起20多年前送钢笔这件小事，而且是对晚辈表示还未了结的遗憾，也是因为这种感情。

我们的父兄都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但是作为革命后代的我们要怀念的不是享有这种崇高称谓的“先贤”，而是我们的父辈、兄长;我们回忆的不是他们叱咤风云的伟绩，而是他们怎样做父兄、怎样对待战友的后代、怎样对待自己的家庭和子女。这体现的是他们光辉的另一面。

我们的父兄给后人留下的不是财产，也不是在他们身后还可以仰仗的“关系”、“后门”。他们的高尚品德，是我们永远享用不完的精神财富，我们有责任传承下去。

无论道路多么曲折，多么艰苦，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一定会由我们后人不屈不挠地去实现。（编辑 王鸽子）

（作者是段君毅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