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 建 经 过

我于1987年8月从中央书记处研究室调任国家计委专职委员，协助常务副主任房维中同志管经济研究工作。因为参加起草党的十三大报告，11月底十三大闭幕后才正式到任。紧接着就参加起草总理在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实际上在计委做事不多。直到筹备组建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才忙乎起来。

国家计委成立研究机构，是姚依林提出来的。他说：“计委要有一个强的研究机构，要集中一些人才，出一些大的观点和思路，并负责重要文件的起草。”姚依林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1988年3月全国人大批准了政府机构改革方案，国家经委和国家计委合并，组成新的国家计委，姚仍兼任主任。1989年12月，邹家华接任国家计委主任。

国家计委成立研究机构的事，1988年3月政府换届之前，在讨论机构改革方案的过程中，就开始酝酿了。机构改革涉及许多下属机构的调整和人员的安排，这也是成立研究机构的一个现实考虑。

1988年4月，国家计委决定，由桂世镛、我、杨振家、徐振、王积业5人组成筹备组，筹备组建经济研究中心。4月12日召开第一次筹备工作会议，讨论组建必须解决的问题，包括中心的名称和性质，中心和所属研究所的关系，中心本部的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由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转过来的顾问老同志的安置和待遇，以及办公用房问题，等等。当天就向国家计委领导写了一份筹建经济研究中心的报告，很快获得批准。

关于这个研究机构的名称，在讨论中曾设想过“研究中心”、“研究与发展中心”和“经济研究中心”几个选择，最后采用了“经济研究中心”。按照国家计委的要求，经济研究中心不是秘书班子式的工作机构，也不是纯理论研究机构;不同于高等院校和社会科学院，也不同于其他部委的研究机构。要研究带全局性、长远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同时也研究当前经济生活中的新动向和新趋势，向国家计委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可供选择的方案和可行的对策，同时也承担国家计委部分重要文件起草工作。国家计委设想，把经济研究中心和过去成立而同属国家计委的国家信息中心和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作为科学决策的三大支柱。

1988年7月15日，人事部正式批准，在原国家计委计划研究中心的基础上，组建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原计划研究中心只有不到10个人，开始组建经济研究中心后被习惯地称之为“小中心”，全部并入了经济研究中心。这种“借壳上市”，是机构改革中常用的办法，因为可以不增加机构的数量，容易获得中央编办批准。实际上新组建的经济研究中心和原来的计划研究中心，不论在规模上和职能上，都有很大不同。

经济研究中心由国家计委副主任桂世镛兼任主任，我和杨振家、徐振、王积业為副主任。任命书是姚依林9月14日签署的。桂世镛主要做计委的事，屁股不坐在经济研究中心，我作为常务副主任主持工作。我侧重于抓研究工作，还经常出去参加中央文件起草和中央指定的其他研究工作，经济研究中心的党务和行政工作主要是杨振家抓的。杨当过计委老资格的副主任宋劭文的秘书，在计委人缘熟悉，办事细致周到。徐振原来是国家经委体制改革司的司长，主要负责合并过来的经委几个研究所的联络和善后事宜。王积业是计委经济研究所的所长，担任中心副主任后仍兼所长，基本上不管中心的事。1988年底，又增补两位副部级干部董绍华和周之英为副主任，但都不在中心上班。董原来是国家经委干部，在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另有工作，周在计委另有工作。当时中心本部共56人，除从“小中心”转过来的几个人外，还从经委转过来一些人，从计委机关调入一些人，也从别的单位调入几个业务骨干。组建时期朝气蓬勃，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有很好的合作共事关系，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经济研究中心下属七个研究所：国家计委的经济研究所和投资研究所，从国家经委并过来的技术经济研究所、能源研究所和综合运输研究所，以及新成立的国土规划研究所和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研究所。投资研究所本来叫基本建设研究所，是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的下属机构，国家建委撤销后划归城乡建设和环境保护部，1987年又划归国家计委。基本建设是学习苏联的概念，仔细推敲，内涵并不十分清晰，实践中基本建设投资和技术改造投资分头管理也常纠缠不清，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在投资资金管理的权限上经常发生矛盾，国家经委撤销后这种情况不复存在。考虑到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都是投资行为，很难截然划分，所以在中心筹建中我建议把基本建设研究所改为投资研究所，大家一致同意，新名称一直沿用至今。此后基本建设这个概念逐渐退出人们的视野。

国家计委原来有个副部级的派出机构叫地区协作办公室，机构改革中撤销了，改组为国土规划研究所，归口经济研究中心管理，业务工作仍由计委地区司指导。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研究所是在国家经委原来拟议整合成立的研究机构的基础上组建而成的。七个研究所都是司局级的实体，具有很大的独立性。经济研究中心和研究所的关系是松散型的，只管各所的机构设置、所长副所长的任免、重要研究课题的确定和协调，并不干预其日常事务。

原来挂靠国家计委的中国计划学会和中国基本建设研究会（相应地改成了投资研究会，后来又改组整合为中国投资协会），以及挂靠国家经委的中国产业经济联合会也改为挂靠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由中心代管，但不干预这些社团组织的具体事务。

经济研究中心本部设立综合组、科研组、编辑信息组、国际交流组、办公室和顾问联络室，都是正局级单位。设顾问联络室，是因为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原来有69名副部级以上离休干部，其中有24人被聘为计委或经委的顾问，机构改革中取消了部委顾问之设，如何安顿这些老同志，新的计委领导煞费苦心。采取的办法是，原来未聘为顾问的，不再新聘;原来聘为计委或经委顾问的，转为经济研究中心顾问。这些老同志不少是正部级，做经济研究中心顾问实在是有点委屈，担心他们有意见。经济研究中心设顾问联络室，随时听取这些老同志的意见和要求，向计委领导反映。我们知道小马拉不了大车，也不去打扰这些老同志，主要工作就是力所能及地搞好服务。连顾问聘书也没有发，以避免显示出级别的降低。实际上事情并没有那么复杂，老同志都很顾全大局，谁也没有为难我们，时间久了顾问之事自然不了了之。顾问联络室的主任钱炳昭，做过姚依林的秘书，是个非常能干的人。

国家计委原来设想，把经济研究中心和计委下属的国家信息中心、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一样定为部属总局级即副部级的机构。理由是，经济研究中心下属七个研究所、三个社团组织，以及中心本部六个内设机构，都是正局级单位，中心定为总局级便于领导，也顺理成章。但在精简机构的大背景下，这个设想很难实现。我到中央编制办公室交涉，和主其事的副主任吴佩纶商谈，没有成功。计委的对应之策是，为了显示经济研究中心的“级别”和“规格”，从成立之日起一直由计委副主任兼任主任。这次到中编办商谈，在编制问题上倒是取得意外进展。中心本部是新建机构，我们本来想申请70人的编制，但根据那个时代各类申请项目“头戴三尺帽，拦腰砍一刀”的惯常做法，我们提出120人的编制。讨价还价的结果，被砍去三分之一，定为78人。因此，在组建过程中，没有发生过编制方面的困难。

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初期没有办公用房，中心本部挤在计委大楼顶部搭建的临时建筑里。七个研究所分散在多处办公，除计委经济所条件稍好外，其余也都拥挤。我们争取国家计委把经济研究中心的办公用房建设列入计划，并且跑了几个地方选址，最后选在距计委比较近的木樨地。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那里建成了国宏大厦。

创建初期的课题研究

经济研究中心筹备之初，提出“边组建，边开展研究工作”的方针。组建工作大体就绪后，就全力以赴开展研究工作了。组建过程中人员的调配，也是着眼于研究工作的开展，注重网罗人才。从“小中心”转来的周荧和刘日新，从经委合并过来的王大成，从计委业务司调入的罗精奋、邵宁和周富祥，新调入的林兆木、黄范章、杨德明、郭树清和韩文秀，都是优秀的研究人员，涵盖老、中、青不同的年龄段。

各研究所都聚集了一批相关领域的专家。研究工作基本上是“所自为战”，中心只是同各研究所协商，讨论确定重点课题计划。中心所承担重点课题，由中心本部组织完成，个别重大课题研究有时也抽调研究所的人参加。筹建阶段费精力比较多的，是反复和各个研究所讨论“三定”方案，通过对内设机构的设置和调整，确定各所的研究方向。

这个阶段我主持的课题研究，主要是两项：

一是关于物价改革的研究。1985年以后物价普遍上涨趋势已经非常明显，1988年更是愈演愈烈，中央决定加快价格改革步伐，要国家计委提出价格改革方案。筹建经济研究中心的时候，就决定由我负责进行关于物价问题的研究。国家计委从4月下旬到5月下旬，开始由房维中和桂世镛主持，后来由我主持，开了10次座谈会，先后邀请薛暮桥、徐雪寒、勇龙桂、吴敬琏、张卓元、王珏、周小川等几十位经济学家座谈，广泛征求意见。我先前已经对物价问题作过一些研究，3月以后作过几场报告，座谈会后综合专家意见和个人研究心得，写了一份详尽的《汇报提纲》，5月26日在国家计委作专题汇报。在此基础上，经济研究中心又经过多次讨论，6月形成《价格改革基本思路（初稿）》，报国家计委参考。我们的研究报告分析了物价大幅度上涨的原因，认为围绕价格问题所暴露出来的矛盾必须下决心及早解决，否则将会造成严重后果。我们提出，价格改革的长远目标，是使各种商品和生产要素的比价趋于合理，而且具有不断地再生产这种合理比价关系的机制;所谓合理，就是商品价格能大体反映其价值和市场供求关系，各行业大体能获得平均利润。这个目标需要比较长的时间，经过若干次的调整和改革，才能逐步达到。价格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初步理顺价格关系，把目前明显不合理的比价关系调整过来;把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改为单轨制;整顿中间环节，理顺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的关系。这需要5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我们不赞成“先稳后改”，也不赞成不顾通货膨胀的严峻形势而加快价格改革，而主张采取边稳边改的方针，并且提出在货币信贷、财政税收、收入分配、外贸外汇和固定资产投资诸方面必须采取的措施，以及价格调整的方法和步骤。这份报告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国家计委的主流意見，是和激进的“价格闯关”不同的稳健物价改革方略的一个比较完整的表达。我在研究过程中深切感到，讲一般原则和道理比较容易，难的是对形势的具体分析把握，以及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当时在讨论物价问题的会议记录上即兴写下“画鬼魅易，画犬马难”的话。

一是关于中长期规划的研究。这项研究不像物价改革问题研究那么顺利，主要是因为时局突变。国家计委关于“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的先期研究工作起步比较早，经济研究中心是在完成关于价格改革的研究课题之后才着手的。先是组织各研究所就相关问题作专题研究，1989年初由我主持进行综合研究，集中一些人在石景山八角井原国家经委的一个招待所讨论和写作。国家计委副主任丁关根到那里听过一次汇报，姚依林到国家计委听过一次汇报。姚以寡言著称，这次听汇报也没有讲什么话，只是在我说到现在情况比较复杂，很多事情还看得不很清楚的时候，表情严肃地轻轻点了两下头，这大概就是赞同的表示了。我们很快写出报告稿，没有来得及深入讨论，就发生了严重的政治风波，人就撤回来了。在严重的通货膨胀和政治动荡形势下，关于中长期规划的讨论暂时搁置，转而致力于治理整顿。

政局稳定后课题组没有再集中，由我和林兆木、郭树清、邵宁，以及经济研究中心的其他几位专家，反复讨论修改多次，于1990年6月初形成《“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总体构想（征求意见稿）》，报国家计委参考。这份综合性的长篇研究报告，包括十年经济增长目标、中长期战略方针、宏观态势和总量平衡、结构转换和产业协调，这样四个大的部分，共54个条目，2.5万多字。报告认为，后10年国民经济在1990年基础上再翻一番是可能的，物质条件是具备的。提出的战略方针是：抓住时机促进产业升级转换，以交通为重点充实基础产业，扩展第三产业，改造加工工业，提高建筑业水平;优先发展应用科学和技术工艺，加快科学技术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保证教育有一个大的发展;妥善处理改革与发展的关系，坚持稳定中求成长;妥善处理消费和积累的关系，调整消费结构，抑制消费早熟。在国民收入分配、资金供求、利用外资和国际收支平衡、财政收支、劳动就业等方面，都提出一些相应的政策建议。在经过1989年政治风波，社会上普遍存在悲观情绪的情况下，报告提供了乐观的中长期发展的总体构想，是一份有前瞻性的深度研究报告，现在看也还有些新意。这是我第一次主持关于中长期规划的总体研究，对于后来参加起草十三届七中全会《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主持起草李鹏总理就此在全会上所作的说明，都大有益处。

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于1990年11月9日至14日在武汉召开全国计委系统研究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计委（计经委）主管研究工作的副主任和经济研究机构的负责人，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各单位及所属各研究所的负责人，共97人。我作了《经济形势和经济研究工作》的报告，在经济总量平衡、经济结构调整、提高经济效益、改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以及计划和市场，这样一些重要方面，对现实存在的两难选择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提出一些需要研究的问题。在当时不少人对经济形势和发展前景感到困惑的情况下，这次会议在全国产生了积极影响，报告被一些地方作为内部文件转发，有几家报刊摘要发表。这是我第一次主持全国性的会议并作主旨报告。

经济研究中心创建初期的重点研究课题，适宜公开发表的，曾经集结为两本书公开出版。一本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现实与抉择》，包括中心本部和各研究所共15篇研究报告。另一本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时期我国经济的宏观调控》，这是我和林兆木、郭树清主持完成的，中心许多专家都参加了。前面说的《“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总体构想》，作为这本书的附录公开发表。

参与起草中央文件和其他研究工作

我从参加党的十三大报告起草前后，经常参加党中央和国务院文件的起草。文件起草就那么为数不多的一些人，一般是由上面点名，要谁去谁去，大多不是由本人所在单位派遣。我调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到国家计委，参加文件起草和其他一些临时性的研究任务，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越陷越深”，成为经常性的營生。

十三大闭幕不久，即接通知参加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十三大后赵紫阳任总书记，李鹏为代总理，下一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由李鹏作。报告起草组由袁木负责，参加者有桂世镛、我和谢明干，以及另外几个年轻人。我们11月26日讨论写作提纲，30日邀请首都新闻界人士开座谈会。12月1日上午国务院会议赵紫阳和李鹏交接工作，李鹏履新，当天下午就和起草组谈政府工作报告起草问题，讲了对政府工作的考虑。之后就是走必经的程序，写出初稿，多方征求意见，国务院和中央讨论，如此这般，工作断断续续，直到1988年3月全国人大闭幕。这时国家计委已经决定筹建经济研究中心，我就全力以赴转向筹建工作了。

这次全国人大会议对物价上涨幅度过大问题高度重视，批准的价格改革方针是继续走“放、调、管”相结合的路子，逐步理顺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制度，但后来没有实行这样的方针。1988年夏天，在严重通货膨胀条件下贸然进行“价格闯关”，8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提出5年内职工工资平均增长1倍左右，零售物价涨70%左右。消息发布，人心惶惶，引发全国性的银行挤提和商品抢购风潮。8月下旬中央改变方针，把经济工作重点转向治理整顿，放缓价格改革步伐。为了适应这种转变，释疑解惑，中央宣传部委托我主持起草《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宣传参考提纲》。这份基调稳健而积极的宣传提纲是我和林兆木写的，找国家体改委的两位同志讨论过。10月7日上午，胡启立主持召开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讨论我们写的这份《提纲》，出席的有芮杏文（中央书记处书记）、温家宝（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忍之（中宣部部长）、穆青（新华社社长）、袁木（国务院研究室主任）等人，我作为文件起草人参加了这次会议。与会者除讨论《提纲》外，还海阔天空议论，对思想宣传方面的混乱状况深表忧虑。10月中旬《提纲》作为全国宣传部长会议文件印发，下旬又作为中央宣传部和国务院研究室文件下发全国，通知中说明，“这个提纲是为广泛深入地进行形势教育编写的，主要供县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和宣传部门干部学习、使用。”实际效果如何，我交卷后没有过问。

《提纲》交卷不久，我就参加了中央组织的关于苏联东欧局势的研究工作。在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政治动荡的时候，苏联东欧表面上似乎是稳定的，但很快就发生了比中国更严重的动荡。苏联和东欧局势的演变，中央十分关注，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指示精神，1989年12月成立苏联和东欧国家局势研究组。研究组的任务，是分析苏联东欧演变的内外原因、经过情形和未来走向，编辑有关材料，研究对应之策，供中央参考。经江泽民和宋平同志批准，研究组由王维澄（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忍之（中宣部部长）、袁木（国务院研究室主任）、李淑铮（中联部部长）、田曾佩（外交部副部长）、卢之超（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滕文生（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王梦奎（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八人组成，王维澄牵头。研究组下设办公室，承担具体的专题研究、资料编辑、情况反映和研究报告的撰写工作，由卢之超、滕文生、王梦奎负责。研究组成员都是各部门负责人，不可能专做此事，主要是议论和决策，是比较虚的，日常工作由办公室负责，卢之超主持，他忙不开时由滕文生或我主持。开始要求我全力以赴，因为国家计委工作离不开，经协商两边兼顾。办公室先后从中联部、中宣部、中央党校、安全部、总参三部、国防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民日报、北京大学等单位，借调30多人参加研究工作，到1992年初结束。我1990年到国务院研究室后，比在国家计委更忙，就很少参加这项工作了。

我在国家计委工作期间参加的中央最后一项活动，是1990年7月10日，出席江泽民总书记召集的专家座谈会，作关于改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发言。我分析了经济体制改革10年来国民收入分配体制和分配格局的变化，用统计数据说明国家财力过于分散的状况，说这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进行大规模建设，需要大量积累资金的国家来说，是个很大的问题。我认为，改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是“八五”时期和整个90年代必须采取的一项重大方针，也是经济体制改革应该追求的目标之一。我建议改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思路是：照顾既得利益，注重增量调整;照顾大多数人的既得利益，限制少数人的既得利益;把“正门”开得大些，把“旁门”关得紧些;清理优惠办法，少开新的口子;通过体制改革影响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包括价格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住房制度改革;改革税收制度，加强税收征管。我讲完后，江泽民悄声问李鹏：王梦奎还在国家计委吗？李说，正要调国务院研究室。因为没有关扩音器，大家都听到了他们的悄声对话，我意外地知道了自己工作变动的确切消息。林兆木告诉我，在他参加的下一次座谈会上，江泽民提到国家财力过于分散的问题，说：昨天听了王梦奎的发言，真是心惊肉跳。这次发言，对尔后中央下决心进行财税体制改革，把财政包干制改为中央和地方分税制，可能有点积极影响。

国 际 交 往

到国家计委之前，我有过两次出访的经历。一次是1980年初，参加中国代表团出席达沃斯论坛，就是后来的世界经济论坛，当时叫欧洲管理论坛，会后在瑞士、法国和西德参观访问;一次是1986年6月，参加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代表团访问东德。这两次都是走马观花性质的参观，没有深入考察。在计委那几年，在对外交往方面有新的拓展，开始进行较为深入的专题考察，并且主持国际讨论会。

1988年12月3日到15日，我率领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管理考察团，对瑞典和奥地利进行专题考察。这是我第一次率团出访。出发前我们广泛搜集阅读现有资料，请有关专家进行座谈，了解两国的历史、现状和对华关系。我还写了一个比较详细的考察提纲，供全团人员讨论补充。考察期间，分别与两国政府的财政部、中央银行、社会事业部、经济研究所、雇主组织和劳工组织，以及奥地利的经济部、瑞典的工业部进行专题座谈，还考察了两国的国有企业及其管理体制。每天晚上，全团开会总结一天工作，讨论第二天考察的细节，明确哪些情况需要了解，在什么机构提什么问题。斯德哥尔摩地近北极，冬季日照很短，冰天雪地，这种讨论倒成了度过难熬长夜的好办法。因为准备充分，考察取得预期成果。归来就两国的财政金融政策、工资物价管理、社会福利政策，以及国有企业的管理，写了一份总报告和五份专题报告。报告没有什么空话，而是如实说明考察所见所闻，具体介绍两国情况，着眼点都是当时国内最为关注的改善宏观管理和治理通货膨胀问题。瑞典和奥地利是由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的经济发达国家，通过这次考察，我对这种类型国家的经济体制和政策，有了比较切实的了解。

1990年5月14日至19日，我主持召开了中美经济学家“中国经济改革与政策”讨论会。这是在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在中美关系比较紧张和困难的时刻，两国经济学家第一次高层次的会晤。出席的经济学家，中方有桂世镛、刘国光、张培基、黄范章、卢春恒、林兆木、郭树清等10多人;美方有帕金斯、登伯格、拉迪、菲尔德、哈里·哈丁等10人，都是研究中国经济的专家。美方学者是抱着重重疑团而来的，主要问题是：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否在治理整顿中倒退了？治理整顿是否必要和能否成功？我方本着“不卑不亢，多做工作，求同存异，增进了解”的精神，介绍中国的实际情况，既坦诚陈述当前的困难，又积极展示发展和改革的前景，增进了美国学者对中国的了解。美国学者也提出了一些可供我们借鉴的意见和建议。开始有些紧张对弈的情绪，会议进程中友好气氛增加。我在闭幕词中，肯定每个美方学者提交论文或者大会发言中一两个有意义的观点，受到美方好评。得悉统计学家菲尔德发言那天正值生日，我以会议主席身份在会上表示祝贺，桂世镛代表国家计委送一件生日小礼品，美方学者深为感动，菲尔德用他很不熟练的中国话说，今年的生日在他的一生中是“空前绝后”的。这是我第一次主持国际讨论会，为日后的国际交往积累了经验。

在国家计委期间，有过两次走马观花式的出访，也都有收获：

一次是1990年2月，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几个同志到韩国参加第二次东方经济研讨会，会后在汉城、釜山等地参观访问，接触了一些经济界、文化界和政界人士，观察到中韩关系发展的巨大潜力。回来我写了一份《韩国印象》的报告，建议同韩国建立更密切的经贸和科学文化合作关系，并争取早日正式建交。

一次是1990年8月20日至30日，参加中联部组织的中国人民争取和平和裁军协会积极分子代表团访问苏联，成为苏联解体前夕社会政治和经济状况的目击者。此前几个月参加中央组织的关于苏联和东欧问题的研究，对于苏联的情况已经有所了解。这次在俄罗斯、乌克兰和立陶宛，访问了工厂、农庄、农场、电站、港口和农民家庭，还有列宁格勒州和敖得萨州党委，以及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和不同阶层人士举行16次会见和座谈，更了解了不少苏联社会政治经济的生动真实情况。归来写成《苏联见闻》，登在中央政策研究室供中央领导参阅的一份内部刊物的增刊上。这篇考察报告详细记述了所见所闻，说：“苏联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近三五年没有好转的希望。”“从上到下对改革前途感到困惑，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走，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还说：“我们在访问中强烈感到，苏共的力量和作用已经被严重削弱，正在丧失执政党的地位。”“苏联已经从组织最严密的国家变得分崩离析。”“如果抛开社会制度问题，恐怕可以说，从彼得大帝到斯大林逐渐建立起来的统一的俄罗斯大帝国正在瓦解。这是不可挽回的。这对欧洲政治地图和整个世界形势有重要影响，对于我们国家也有重要影响。这是我们90年代面临的新的国际格局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些判断，不久都不幸而言中了。

调离国家计委

访苏回来，我就到国务院研究室工作了。本来，中共中央6月16日即发出《关于王梦奎同志任职的通知》，国务院7月21日任命我为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因为原定以经济学家的民间身份访问苏联，访问回国才公开宣布。

这次工作变动又是一次三岔路口：中宣部、中央文献研究室和国务院研究室都提出要我去。我经常在报刊发表文章，帮中宣部写过《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宣传参考提纲》，中宣部要我去在情理之中。中央文献研究室要我去，听说是那里要选一个副主任，条件是搞经济的，在中央机关工作过的，做过文献编辑整理工作的，同时具备这三条的人很少，恰巧我都符合。国务院研究室是新组建单位，也需要经济专业的人。这一次工作调动，中组部没有征求我的意见，但到国务院研究室工作，视野更广阔，不脱离专业，又能发挥个人专长，这正符合我的意愿。

我1987年8月到国家计委，1990年8月离开，整三年时间。从1988年4月筹建算起，在经济研究中心是两年五个月。这三年，我对宏观经济有了比较多的研究，也积累了领导一个研究机构的经验，对于以后在国务院研究室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担任领导工作，都有益处。

顺便说说，后来在1995年的政府机构改革中，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和其他几个单位，合并组建为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我出席了7月11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成立大会。为适应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需要，在1998年的政府机构改革中，国家计委改称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2003年又和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合并，组成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简称国家发改委。宏觀经济研究院相应地先后成为这两个委员会下属的研究机构。宏观经济研究院成立以来取得可观的成绩，成为国内外有影响的研究机构。宏观经济研究院把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视为其前身。2008年7月15日，我出席了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暨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成立20周年纪念大会，见到许多当年经济研究中心的老人。纪念大会是在宏观经济研究院的办公地国宏大厦举行的。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到国宏大厦，看到那里优越的办公条件，敞亮的会议大厅，回想起经济研究中心创建时期在计委大楼顶层加盖的临时建筑里工作的艰苦岁月，看到国家建设的进步和研究机构的壮大，抚今追昔，感到由衷的高兴。（编辑 杨 琳）

（作者1990年至1998年任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主任，后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