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美国著名的进步作家和记者，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斯特朗出生于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她父亲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母亲是一个社会工作者，热衷妇女组织运动，性格独立，用她的话说“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小时候的斯特朗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孩子，智力水平很高，阅读和书写突出，但待人接物能力差一些。斯特朗早期受她母亲的影响比较大，15岁之前斯特朗的生活就是在母亲的安排下接受各种各样的语言教育、阅读写作培训。斯特朗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父亲的支持最后拿到了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大学毕业后，她参加了美国一些左派组织，积极关注产业工人和劳工运动，是左派杂志《公会记事》的编辑，很长一段时间她通过从事写作和演讲支持、领导工人运动，被视为激进分子。

斯特朗一生追求进步，向往革命，坚定支持人民革命运动。在她那个时代，资本主义显示出无法解决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她周游世界，寻求真理，积极探索不同民族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式，希望能找到她自己国家足以借鉴的经验教训。在此过程中她对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人民革命运动给予了无私的帮助，始终不渝地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赢得了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人民的尊重。

赵风风女士1958年在廖承志安排下成为斯特朗的秘书兼翻译，照顾她的生活，陪伴她走过了生命的最后一段。

杨琳（《百年潮》记者）：斯特朗的名字，与中国革命斗争史密切相连。您能谈谈是什么因素最早促成了斯特朗关注中国？关注中国的革命运动吗？

赵风风：斯特朗一生六次来到中国，每次都处于中国革命最关键的时刻：1925年那时候是刚刚发生了省港大罢工;1927年，那个阶段是国民党右派在上海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之后;1938年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时期;1940年，统一战线开始破裂时期。她的第五次访问让她在中国名声大噪，毛主席向她提出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最后，从1958年起，她定居中国。

要说起为什么会来中国，就不得不提她与俄国的关系。斯特朗在1921年的时候曾经以社会工作者和报纸记者的身份去了俄国。用她的话来说，那个时候列宁领导下的俄国政权建设是一个 “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最巨大的试验”。她曾亲身参与到新生苏维埃政权的妇女和儿童工作中。

就是在莫斯科工作的时候，她认识了一个叫达琳娜·苏查诺瓦的女人，这个人应该是在国家出版局任职，通过她，斯特朗认识了托洛茨基，托洛茨基是当时负责国防的政治委员，在中央委员会中是仅次于列宁的人物。斯特朗那个时候可以说是风华正茂，她的美貌、才华很快引起托洛茨基的注意。斯特朗开始每周去教托洛茨基英语，那段时间他们俩过从甚密，斯特朗回忆录里记述过一些具体细节，她甚至可以使用托洛茨基的汽车，并开始着手为他写传记。正是由于和托洛茨基的交往，使得斯特朗的政治见识迅速增加。也正是从托洛茨基口中，她知道“世界上最激动人心的革命运动是在中国”。（1925年，苏联支持的国民党已把它的控制范围扩大到整个广东省及其省会广州），而斯特朗自己曾经说过，俄国她去得太晚了，没赶上革命，所以“提前到中国，以便到时候能在场”。

记者：其实，斯特朗最初来中国时，关注的并不是毛泽东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武装，这期间经历了什么样的转变？

赵风风：斯特朗最早一次来到中国时（1925年），中国政治舞台上最活跃的是军阀势力，所以，她最早关注的是一些军阀，但结果比较让她失望。张作霖妻妾成群，在女权主义的她看来张肯定不是什么好人物;冯玉祥在她眼中是一个朝秦暮楚、不断倒戈、讨好政敌的投机分子;吴佩孚她也看不上，用她的话说就是一个老旧、传统的旧军阀。于是在先后拜访这些人后，她去了上海，在上海她认识了宋庆龄，宋庆龄的气质、风采给她留下了很深、很好的印象，宋庆龄建议她去广州，因为那个时候在广州国民党和中共正在掀起第一次大革命高潮，斯特朗又很想去香港，但是由于那里刚刚发生了省港大罢工，官方是禁止通过香港的船只在广州码头靠岸的。宋庆龄就通过宋子文让她成行。宋庆龄显示出的能量让她还是比较震撼的。她们以后也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关系。

广州当时的情况是，国民党右派刚刚刺杀了廖仲恺，廖仲恺的妻女在积极从事一些妇女活动和左的运动。她对此做过记录。值得说的是，斯特朗很关注她所访问过的国家中妇女所起的作用，她和李德全（冯玉祥的夫人）、何香凝（廖仲恺的夫人）、宋庆龄等都是互相欣赏，一直保持很好友谊的。

当时，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在广州还有鲍罗廷，他们早就认识并很熟悉，在莫斯科的时候，就是和托洛茨基关系比较密切那段时间，她曾经搞过一个赫尔会馆，就是一个俱乐部，为了消除俄美隔阂搞的那么一个俱乐部，那时候鲍罗廷的夫人和她一起搞这个事情，鲍罗廷和她在更早的时候就认识，那个时候也积极参与过这个事情。在广州，由于苏联对国民党的经济及各项援助，鲍罗廷当时作为广州与国民政府的苏联顾问具有左右全局的影响力，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鲍罗廷是很高兴见到她的，因为当时很少有外国记者来到广州报道革命情况，斯特朗把从鲍罗廷这儿了解到的中国工人运动、反帝运动报道给了世界。

到了1927年，她访问了莫斯科之后又一次来到中国。此时，蒋介石领导的北伐取得巨大胜利，蒋也成为国民党中的头号人物，这个时候的蒋介石也完全摒弃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鲍罗廷对蒋介石压迫农工、反对中共的做法很不满，加之他们在北伐上种种意见的不一致，鲍罗廷和蒋介石的关系也从一致到不一致到敌对。蒋介石已经完全独立，急于摆脱苏联顾問。不管是在军事上、政治影响力上已经完全占了上风。鲍罗廷的影响力越来越弱，工人运动继续被镇压，鲍罗廷希望通过冯玉祥的力量牵制蒋介石，但局势已经不受他控制了。最后的结果就是宁汉合流，国共决裂。但是鲍罗廷本人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判断还是很乐观的，斯特朗曾经写过鲍罗廷跟她说的话：“你是不是认为，当我们在俄国搞革命时，我们在10月里干了一件大事？好，现在这场革命要大得多。这是占全球人口四分之一的人民。是世界上最大的大事。”这个时期，她报道了日益高涨的工农运动和反对帝国主义为后台的军阀的国内战争，也报道了由于蒋介石和汪精卫的背叛而导致许许多多人流血牺牲的革命失败。她悲愤地写下《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一书，向全世界报道国民党蒋介石对中国革命的叛变和镇压。根据她对中国社会的考察、观察和判断，那个时候，她就很有预见性地说过：中国的未来“存在于被捣毁了的农会之中，存在于那些千千万万农民的希望和经验之中”。

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斯特朗第三次来到中国，严格意义上讲，也就是在她1937年第三次来中国的时候，她开始关注中国共产党。1934年红军进行了长征，1936年发生了西安事变，这些事情，美国记者斯诺都进行了报道，斯诺的报道吸引斯特朗又一次来中国，她专程到晋西北访问了朱德将军的司令部，继而访问了华北各战场。她不知疲倦地穿梭于斗争激烈的敌后各条战线之间，结识了朱德、贺龙、刘伯承等这些十几年后成为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的人。她还见到了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和他们进行了深入的聊天。几个月接触后，她第一次了解了八路军这样一支人民军队，了解了八路军的政策、主张、战略、方针和他们所做的事情。她根据采访记录写成了《人类的五分之一》一书，不仅讴歌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的人民战争，而且向全世界报告：中国抗战必胜。

记者：斯特朗的第四次中国之行，对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制造皖南事变的真相，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她最早将皖南事变的真相向世界做了报道，这前后的细节究竟是怎么样的？

赵风风：斯特朗第四次来到中国，是在1940年底，当时抗战正处于僵持阶段，中国很多大城市沦陷，在国民党内部反共、投降的声音很多。国民党发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皖南事变。

这个事情刚发生后，对皖南事变的报道，一开始都是诬蔑新四军是叛军的消息。当时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制度很严格，外国记者的报道必须经过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下面的国际宣传处审查才能发表，所以，真实的消息根本传不出去。

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通过一些国际友人的协助才把消息传出去的，最早是斯诺，是廖承志告诉斯诺这个消息的，但斯诺报出去这个事情以后，国民党不承认，反过来还污蔑斯诺造谣。后来，有一些驻重庆的外交官从不同渠道证实了这个事情，蒋介石才算一定程度上承认有这个事情，但是又狡辩说是新四军先袭击了他们的部队。

蒋介石为什么怕这个事情，是因为他是要靠统一战线争取国际援助，美国对蒋介石援助与否取决于他是否能有效地组织联合抗日，蒋介石这次围歼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部队，这个事件的真相如果让世界知道，将会影响他需要的国际援助。所以，他对此是有所顾忌的。

斯特朗是怎么拿到这个消息的？在1940年底，也就是在她第四次来到中国，当时她从路易·艾黎那儿了解到，国民党是在统一战线掩盖下攻击共产党的。在重庆，斯特朗见到了周恩来，那个时候周恩来是作为八路军代表住在重庆。周恩来向她介绍了国民党破坏国共合作、破坏统一战线的一些具体的事实。斯特朗之前从爱泼斯坦那儿听到过新四军的行动方案，最关键的是周恩来对她谈了他自己的分析，之前，新四军一直是从上海伸延到其他地区进行小部队行动，所以，要是撤退的话，就得不到保护。而这些部队大部分是依靠当地人民的支持才能生存，在转移中，蒋介石既不提供粮食也不提供资金。所以一旦执行了蒋介石的命令，共产党的所有部队都会集中到华北，这就会成为日本人靶子，蒋介石就可以控制华中和华南。

之后，周恩来给了她一部分材料。周恩来一开始是不让她发表的，因为那个时候发表的話国共的冲突肯定会激烈起来，授人以柄嘛。

斯特朗回到美国之后，那个时候都是重庆新闻检查所的通稿，就是说新四军是叛军。应该是在2月的时候吧，她就收到廖承志的信让她发表这些材料。这样就印证了斯诺的

报道。

其实找报纸发表这些东西还是比较困难的，斯特朗本来是想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但是没能如愿，最后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了，不过条件就是不以斯特朗的名义，这个报社的一个记者要以自己的名义以特稿发表，斯特朗同意了。当然这篇“特稿”也让这个记者一夜成名。

其实这个事情，我们都知道，斯特朗是一个非常争强好胜，在各方面，作为记者她不畏艰险跑各地就是为了获取独家的新闻素材，她也有这个能力。但她肯定知道这个消息的重要性，在事关中华民族大义的事情上这么高风亮节，不得不说她还是很有气度的，她不想辜负周恩来。

记者：自这次事件后，斯特朗和中共建立起了良好的友谊，之后就是我们人所共知的“纸老虎”论断了。

赵风风：后来，她和中共的高层，有了普遍和广泛的接触，譬如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当然还有毛泽东。她后来多次反复提起，那段日子是她终生都难忘的愉快的日子。她甚至还专门出过一本书《中国人征服中国人》，里面都是1946年到1947年在延安、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以及东北解放区采访的纪实。

我们知道之前的记者，最多也只是深入到延安，斯特朗很聪明地利用一个驻扎在共产党辖区的迪克西小组的美军观察小组，按规定，他们可以从北平向延安及共产党控制地区里其他37个点进行经常性“观察”飞行。利用这个机会，她走访了很多地方。延安、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东北解放区她都去到了。延安那时候是中共总部，就是在延安，毛主席向她发表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谈话。纸老虎那次谈话其实不光是谈了纸老虎，她和毛主席的谈话内容其实是很丰富的，从国共两党之间达成政治解决的前景、土地改革到国际关系。

毛泽东给斯特朗的印象，斯特朗在文集中有过描述：“毛直率的谈吐，渊博的知识，和诗一般的比喻，使他的谈话成为一次我所经历的最为鼓舞人心的谈话。我从未遇见过有人使用如此鲜明而又充满诗意的比喻。”

关于“纸老虎”的这个细节，她没有具体和我讲过，不过她的书中有谈到。说起“纸老虎”，其实一开始陆定一翻译成“Straw man”（稻草人），陆定一想用一个对称的词翻译成英文。斯特朗有点迷惑，就问毛泽东：“是指Scarecrow（吓鸟的草人）吗？”一旁的马海德领会了二者的区别，是他插话说，“不是稻草人，是纸老虎，paper tiger。”毛泽东还补充：“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样子很可怕，但一下雨就完了。从长远观点看问题，真正有力量的是人民。蒋介石——纸老虎。”当斯特朗还询问是否能够报道毛泽东称蒋介石是一只纸老虎，毛泽东告诉她：“你可以说如果蒋拥护人民的利益，他就是一只铁老虎。如果他抛弃人民并向他们发动战争——这，就是他正在做的事——他就是纸老虎，雨水会把他冲掉。”就这样，毛泽东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随着斯特朗的报道而变得人所共知。

记者：其实，斯特朗还是第一个系统地把毛泽东思想介绍给外界的人，在延安时，斯特朗就和中共高层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晚年每年都给她过寿（“文化大革命”后期中断），她和周恩来等的友谊，和你聊过什么有趣的事儿么？

赵风风：斯特朗最早在1947年的时候就写过《毛泽东的思想》，根据刘少奇、陆定一等当时党的领导人与她聊的毛泽东和他的思想来源等材料写的。最早发表在美国纽约一家叫《美亚》的杂志上面，写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方面的创造。当时别的作家主要写成就，斯特朗最早关注了理论。

斯特朗和那个时候延安的领导们的关系非常密切，一件事可以反映。1946年在延安时，朱德总司令60周岁的生日宴会没有邀请她（因为当时有政策），她就自作主张要去，结果第二天，一份大红请帖就送过来了。他们之间是很随便的，关系很好，譬如生日宴会上，毛泽东说：“你看朱德，他在这里已经过了好几个冬天了。他和蔣介石同岁，但是蒋的头发全白了，而朱德的白头发却很少。”斯特朗就讲：“但蒋在南京过得舒舒服服，而朱德是住在窑洞里。”“我不相信蒋就过得那么舒服。”毛泽东还反驳她。

通过采访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共产党的领袖，斯特朗认识到，他们是些“头脑敏锐、思想深刻和具有世界眼光的人”。她表示，“中国是我愿意度过后半生的地方”。

斯特朗对周总理很崇拜，她对周总理的态度有点像我们现在的追星族。有一件事是，周恩来、朱德他们经常和斯特朗打牌，有一次周恩来从南京回来，她又邀请周恩来打牌，但是周恩来说“稍后即来”，其实就是婉拒，马歇尔调停时期，事情很多嘛。第二次邀请，周恩来还让人这么回复。于是斯特朗就自作主张地去找周恩来，她到枣园，冲过门卫直接走进了主要会议室，在当时中共中央委员们诧异的注视下说她想要见周恩来。周恩来把她拉出来后很严厉地教训了她一顿。斯特朗回来后哭着对她当时的秘书李敦白说：“他接着训了我一顿，他真的训了我一顿。”

1958年，我刚当斯特朗秘书没多久的时候，有一次，我们被邀请参加在北京饭店举行的除夕舞会。她先和贺龙（当时的副总理）等跳了，然后说她累了就回到楼上房间休息。当我告诉她周总理来了的时候，她立马来了精神。周总理和一个少数民族姑娘跳完后就来到斯特朗的桌边。周总理祝斯特朗新年快乐，请她跳舞。曲子太快，当时斯特朗已经73岁了，她怕跟不上，但又不愿意错过这个机会，就在800多人面前跳了。她回来后非常兴奋：“这些人都知道，我是今年第一个和周恩来跳舞的人。”深夜1点多钟回到房间时，她给朋友们写了密密麻麻10页纸的信说这件事。

在她80岁生日时，我们中国领导人像庆祝长辈大寿那样为她专门做寿，斯特朗当时收到了两张贺卡，一张是毛主席送的，一张是周总理送的邀请出席她的生日宴会的请帖，中央领导还专门包下一架专机，拉着她和她的30多位中外朋友到上海的锦江饭店，为她举办生日

宴会。

记者：斯特朗晚年的主要精力是编辑《中国通讯》，您能给我们讲讲《中国通讯》的背景及创办的意义吗？

赵风风：斯特朗是在1962年创办《中国通讯》的，这是周总理的建议，她曾经向总理表示过对在美国发表文章的渠道感到焦急，周总理就建议她每月写一篇综合通讯，寄给那些有意了解中国消息的人们。她就立刻和唐照明商量了经费和出版方面的细节。她就是这样说做就做。第一份《中国通讯》应该是在1962年9月出版的，其主要内容就是向国外介绍中国的情况，回应外界的一些疑问。因为我们当时官方的对外宣传比较生硬，《中国通讯》尺度就大得多，主要是斯特朗一人撰写稿件，后来有很多种语言，由一些专家翻译成多种语言，然后寄到国外，再翻印分送。一开始，美国左翼把《通讯》看成是一个理论家老太太在漫不经心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后来发现《通讯》往往能准确地预测官方的政策，就越来越受到美国国务院的密切注视。而但凡读到《中国通讯》的普通读者，也会被她文章的独特视角所吸引，并对斯特朗的文风赞不绝口。

记者：1958年斯特朗来北京后不久，您就被廖承志安排做斯特朗的秘书，陪伴她度过那么长时间，撇开她这些经历，您觉得她是怎么样一个人？

赵风风：1958年，斯特朗实现了在中国度过后半生的愿望。廖承志安排我给斯特朗做秘书，我看到的斯特朗是一个工作勤奋、生活简朴的人。她一天也没有离开过打字机。跑遍中国的大江南北，去采访啊，去和工人、农民、战士们谈话，搜集资料，然后写作。她写文章也是精益求精，总是首先考虑到读者的兴趣和要求，每篇文章至少写两三遍，有时甚至七八遍，直到自己满意为止。她是一个非常非常勤奋而且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她不满足于报道，对一件事总有她自己的理解与分析，她的新闻报道都很有价值和深度。

我还经常看到她拿自己的积蓄支持美国人民的进步事业和美国黑人的斗争。但她自己却非常节俭，衣服总是补了又补。1955年，苏联政府为她平反，恢复名誉并赔偿了她一大笔钱，她得知当时越南南方解放组织的抗美战争正处于最激烈的时候，就把这笔钱捐给了越南南方的民族解放阵线。

她对待工作是非常认真的。在她74岁的时候，听说新华社正在组织一个记者团访问西藏，她就向周总理要求允许她也参加。她那个时候已经70多岁了，周总理犹豫不定。但是斯特朗非常坚决，没有办法，总理最后只能答应。我也和她一起去了。她就是这样追求独特的人，她当时就想着这样的话她就将会是访问拉萨的第一个美国妇女，也是访问拉萨年龄最大的美国人。

我们乘坐的第一架飞机没有加压密封舱，到西宁时，斯特朗就病倒了。第二天，我们本来准备乘一架没有加压密封舱的小军用飞机飞越唐古拉山脉，但由于暴风，飞机推迟起飞。别人都打算趁此参观当地有名的东关清真寺，斯特朗躺在病床上，已经不能活动了。她也还是没有错失捕捉新闻素材的机会。她要我去参观清真寺，然后告诉我：“要能说出是谁，看起来是什么样，他们要干什么和你对他们有何看法。”

三天后，她的身体恢复了，我们和《人民日报》的唐力、《伦敦工人日报》的阿兰·宁顿和《真理报》的一个记者等几个人一起又乘坐专门为她准备的飞机飞到了拉萨，这是总理知道她生病后又特别安排的。

在拉萨，刚恢复的她就浑身是劲儿，报道扫盲运动、农业和小工业开展的成效。然后就急着回北京，她惦记着第一个返回北京，就可以最先发表消息压倒同行。

总之，斯特朗是一个丰富生动而有趣的人，她有坚定的勇气、坚强的性格、执着的信念、无穷尽的旺盛的精力。当然她脾气也不好，很暴躁，所以会有人说她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她有很多朋友，这些人甚至在隔了几十年后仍会想念她。包括那些爱她的或者与她发生过争执的人，一个人最难得的就是别人对她的怀念，斯特朗就是这样的人。

1970年3月20日，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逝世后被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墓碑上刻着郭沫若的题字：“美国进步作家和中国人民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