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炎明 唐亚明

《毛主席语录》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风靡全国，它是解读20世纪中国以及“文化大革命”的一把钥匙。从《解放军报》开始在“报眼”处刊登第一条语录，到《毛主席语录》一书的诞生，从内部发行到全国发行直至风靡世界，有一个历史过程。

《解放军报》首开《毛主席语录》专栏

曾经有人写文章说，《毛主席语录》是某个人、某几个人编出来的，这不是事实。奉命主持《毛主席语录》的收集、摘录和编发工作的《解放军报》原副总编辑、《人民日报》代总编辑唐平铸说：“《毛主席语录》是根据中央军委、总政的指示，由解放军报社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集体完成的。1964年1月，最早定名为《毛主席语录100条》，后改为《毛主席语录200条》。根据总政的意见，1965年5月在此基础上重编的《语录》定名为《毛主席语录》。1965年8月登有林彪题词的《毛主席语录》再版本发行，前言署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1966年12月，林彪署名再版前言的《毛主席语录》正式面世。”

为了深入了解这段历史，笔者在1997年7月专门采访了“文化大革命”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总政宣传部副部长姜思毅;《解放军报》代总编辑胡痴，副总编辑吕梁、张秋桥等人。他们都曾领导或参与过《毛主席语录》的编审工作。他们很中肯地谈了《毛主席语录》产生的历史背景。他们一致认为：《毛主席语录》的产生，是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历程，是与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历史背景，是与广泛开展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群众运动分不开的。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当时已经成为党和军队的传统。他们同时认为，这也与毛泽东晚年的个人崇拜有直接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早在延安时期就开始宣传毛泽东思想。1945年6月，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规定毛泽东思想是我党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刘少奇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进一步阐述了毛泽东思想，并向全党提出：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遵循毛泽东思想的指示进行工作，乃是每个党员的职责。

刘志坚说：“战争时期条件十分艰苦，印刷很困难。我军的指战员手中如果有一本毛主席著作就很不錯了。在打仗的间隙读读毛主席的书，从中能得到不少有益的启示和教育，是很大的政治享受和提高。”

姜思毅说：“蒋介石十分惧怕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惧怕毛主席的书，把它称为‘禁书’、‘匪书’，说共产党在搞‘赤色宣传’。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多篇著作，在海内外流传很广，不少人能背诵几段，当时已是脍炙人

口了。”

胡痴说：“战争时期，我一直从事军队的报纸工作。那时的办报条件非常差，通讯手段也很落后。日本鬼子‘扫荡’时，我们只有一台油印机，有时连蜡纸都没有。解放战争时条件就好多了。当时，一有党中央的声音，一有毛主席对时局的分析和评论文章，我们都以最高的热情在第一时间刊登出来。淮海战役双堆集战斗中，我们的一位连长在冲锋时牺牲了，在他的挎包里找到一本毛主席的《论持久战》，鲜血已把它浸透了。有个战地记者写了一篇悼念文章，纪念这位为了胜利献出生命的年轻烈士，可惜我记不起文章的名字了。在战争环境中，我们经常在《战友报》和《人民战士》报上选登一段或几段毛主席的论述。当时还不叫语录。”

新中国诞生后，中国共产党一直重视对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著作的宣传和普及。党中央还专门成立了毛泽东著作编委会。经毛泽东同意和审定，《毛泽东选集》中的一些章节和内容进行过多次修改补充。

1956年，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公开批判斯大林，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各国共产党带来了强烈冲击。在当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上，修改后的党章中“指导思想”只保留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毛泽东审定，没有提“毛泽东思想”，写进了集体领导的内容。在那以后的1958年，发生了匈牙利动乱，加剧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混乱和分裂。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个人崇拜的观点。他说，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就是讲正确的主张必须要赞成，错误的主张必须要反对。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

当“三面红旗”受挫，毛泽东在党内受到一些质疑时，任国防部部长的林彪站出来拥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突出强调毛泽东思想，提出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民解放军。

林彪在他就任国防部部长后召开的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说：“我们怎样学好马列主义呢？我向同志们建议，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1960年3月，林彪说：“毛主席有许多警句你们要把它背下来……我主张就是要背一点东西，首先是要把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最精辟最重要的话背下来，脑子里就是要记住那么几条。”同年8月30日，《解放军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林彪元帅号召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报道。

9月，林彪在北京主持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在中央军委的决议中，提出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运动推向新的高潮，并提出要把学习毛泽东著作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会上，林彪还提出了“四个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和“三八作风”（三句话：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八个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这次会议的决议，唐平铸是执笔人之一。决议说：“在我军有一些人，以系统学习马列主义为借口，排斥学习毛泽东著作，并企图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系统性。我们必须坚决反对这种荒唐错误的观点。”这个决议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批准，并由毛泽东批转全党、全军、全国。由此，在20世纪60年代掀起了一个大张旗鼓学习毛泽东著作的高潮。

自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来，他强调突出政治，用毛泽东建军思想整建军队。他提出的“四个第一”、“三八作风”和“四好连队”（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军事训练好，生活管理好）、“五好战士”（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军事技术好，完成任务好，锻炼身体好），以及“两忆三查”（忆阶级苦、忆民族苦，查立场、查斗志、查工作）等一系列举措，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和支持。

1960年9月30日，《解放军报》发表了题为《坚决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的社论。10月1日，林彪发表了长文《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11月23日，《解放军报》用第一版整版刊登了《毛泽东论人民战争和人民军队》的语录。26日，又在第二版用黑体字刊登了“困难的工作就像担子一样摆在我们面前，看我们敢不敢承担”的语录。12月19日，又发表了《用毛泽东思想回答实际问题》的社论。

1961年1月，林彪在《关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指示》中，进一步提出学习毛泽东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1月24日，《解放军报》在第一版刊登了毛泽东的《农村调查序言》。25日，在第一版和第二版刊登了《毛泽东论调查研究》的语录。2月6日，又在第一版刊登了《毛泽东论政策》的语录。3月31日，在第一版头条刊登了“有很多人以为，搞不好官兵关系、军民关系是由于方法错了……”这条毛主席语录。

解放军从1960年开始的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到1963年时，全军干部的百分之百，战士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职工和家属的百分之八十以上都参加了。受到解放军的影响，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在全国日益高涨。《解放军报》在全国的报纸中率先刊登毛主席语录的情况，林彪很满意。

1961年4月，林彪视察北京部队时指示说：“为了让战士们不论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及时得到毛泽东思想的指导，《解放军报》应经常选登毛主席有关语录。”从5月1日起，《解放军报》在第一版右上方的“报眼”上，开设了《毛主席语录》的专栏，根据当天的报道内容，每天选登毛泽东的语录。

《解放军报》在每天下午召开的编委会上，确定第二天的报道重点，并分别由各处室从《毛泽东选集》里挑选出相应的语录，由资料室确认和校对，最后送总编室审定。如《毛泽东论调查研究》《毛泽东论政策》《毛泽东论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等，都是动员全社编辑人员进行挑选和编辑。这些主题，有的后来成了《毛主席语录》最初的

题目。

1961年，解放军有数以千计的连队被评为“四好连队”，几十万名战士被评为“五好戰士”。在军内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时，林彪提出应主要学习“老三篇”，即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三篇著作。这些著作都强调舍己为公，不惜牺牲个人利益的献身精神。

在这种政治形势下，模范连队和典型人物不断涌现，有代表性的是“抵御资产阶级腐蚀”的“南京路上好八连”，毛泽东当时为此欣然写下了《八连颂》的著名诗篇;以及“愿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的好战士雷锋;还有作风过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硬骨头六连”等一大批典型。由于《解放军报》的大力宣传，这些模范和典型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在雷锋的遗物中，有一本《毛泽东著作选读》，扉页上有雷锋手写的话：“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后来，林彪用毛笔写下了这段话的前三句，印在《毛主席语录》的扉页上。

1960年开始，解放军报社的主要工作担子大部分落在了唐平铸、胡痴和吕梁等人肩上。有一天，唐平铸带领《解放军报》的人员去《天津日报》参观学习。他看到该报资料室把从《毛泽东选集》里挑出来的语录做成卡片，按类别分开，查找起来方便、迅捷。他马上表示：“这个方法对刊登毛主席语录很有用，要全都抄下来。”回到北京后，他立即派资料室的人员去《天津日报》学习编语录卡片的经验，把抄回的卡片和军报自己不断挑选积累的语录，按主题做出了语录目录。这大大方便了《解放军报》每天刊登语录的工作，也对后来编辑语录发挥了很大作用。

刘志坚说《解放军报》刊登毛主席语录，并不是根据林彪的指示开始的，而是在林彪提倡的解放军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中产生的想法，是《解放军报》自己搞的。1966年5月31日，唐平铸调《人民日报》后，《人民日报》从6月3日开始在第一版的“报眼”上刊登毛主席语录。全国各大报纸也模仿《解放军报》，开始在第一版的“报眼”上刊登。《大公报》《中国青年报》从6月2日起，《光明日报》从6月3日起，《体育报》从6日起，《工人日报》从7日起开始刊登。“文化大革命”中，全国所有的报纸都一天不停地在第一版的“报眼”上刊登毛主席语录，而且，报纸各版面的语录都使用醒目的黑体字。直到1978年4月，在第一版“报眼”上刊登毛主席语录的做法才停止。

《毛主席语录200条》的问世

《解放军报》刊登毛主席语录，受到了部队干部战士们的欢迎。很多人每天剪贴报上的语录，收集成册，或者把它抄在笔记本上，还有的战士每天抄在背着的活动黑板上，在行军、训练、助民劳动、抢险救灾时鼓舞士气。

当年，部队战士大都生长在农村，文化程度不高，直接阅读《毛泽东选集》有困难，简洁易懂好记的语录形式很受欢迎。毛主席语录在部队不仅被用于政治思想教育，也成为战士们学习文化的基本教材。

林彪在1961年12月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说：“《解放军报》每天刊登毛主席语录。要编出必要的基本教材，帮助连队指导员解决问题。”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林彪又说：“《解放军报》经常根据当前的需要，刊登毛主席讲话的摘录，受到了部队的欢迎。”在1963年3月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林彪提出：“把人民解放军办成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到当年底，全军团以上的干部通读了《毛泽东选集》，营以下干部和战士读完了《毛泽东著作

选读》。

当时许多党员，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是因为热爱和崇拜毛泽东而渴望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他们把林彪提出、经毛泽东肯定的一些提法和做法当作指示来理解和执行。

毛泽东著作语言流畅，通俗易懂，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反对自由主义》等名篇，至今还有许多人可以背下某些章节。但对马克思的《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反杜林论》，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进一步，退两步》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理论和外国人名、地名一时看不太懂，理解不了。这是当年我党我军理论和文化水平的实际情况。

在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中，从部队的干部战士中涌现出了各式各样的方法：有的人把毛著里的一些话做上标记;有的人从书中摘抄下来;有的人逐条分类整理;还有的人写了心得体会，寄给《解放军报》和军队领导机关。《解放军报》收到不少基层来信，要求把刊登过的毛主席语录汇编起来，印发部队使用。可以说，《毛主席语录》的雏形来源于基层。

在这种情况下，在军报的党委会上，唐平铸提议编发《毛主席语录》。这一提议在会上讨论通过后，以《解放军报》党委的名义上报总政治部。1963年12月20日，在总政召集的全军政工会议上，唐平铸正式提出了编发《毛主席语录》的具体建议，并得到与会者的支持。总政宣传部副部长姜思毅在会上介绍说，他刚刚从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前线回来，在战斗中，指战员用毛主席语录鼓舞士气，英勇杀敌，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与会者纷纷提出，部队要求编发《毛主席语录》的呼声很高，希望尽快落实。

会后，总参谋长罗瑞卿，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和副主任刘志坚进行了认真研究。当时的考虑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毛主席本人的意见如何？二是迄今为止，毛主席著作都是由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委会负责编辑，军队搞是否合适？三是如果编《毛主席语录》，是不是需要成立一个班子？

当时的结论是，军队自己编《毛主席语录》也未尝不可，与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委会并不冲突。于是决定让解放军报社在全军政工会议期间，先试编一本语录，征求各单位意见。

唐平铸传达了这一决定。胡痴说：“《解放军报》接受任务后，我们党委发动了全体人员，各个处室怀着对毛泽东著作热爱的感情，紧急投入了工作。几乎每个人都参加了选编。”

唐平铸与报社人员一起对编辑语录的指导思想、方法、专题的选择、语录的选定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在对语录分类的基础上，唐平铸拟订了毛泽东在各个历史时期有关共产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帝国主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人民战争、人民军队、爱国主义、调查研究、为人民服务、批评与自我批评、团结、纪律、文化艺术等方方面面论述的20余个专题。资料组人手一本《毛泽东选集》、一把剪子、一瓶浆糊，根据过去汇集语录的经验，进一步把有关的论述摘抄、整理、剪贴出来，经唐平铸选定后，由报社党委最后把关。

毛主席语录的摘抄、收集、整理、分类、校对等工作由总编室资料组具体负责。资料组组长王金，成员田晓光、陈士忠、周弘波、杜淑芳、黄风波等做了大量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由于《解放军报》工作人员夜以继日的紧张工作，1964年1月5日，题为《毛主席语录200条》的试行本编印好了。为16开本，分23个专题，收录了200条语录。这个试行本被唐平铸送到了全军政工会议上征求意见。然后，根据提出的意见进行了修改。这本书从编辑到出版，林彪没有过问过。

《毛主席语录》的诞生

在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后，《毛主席语录200条》经过多次修改和增减，书名也改为《毛主席语录》，最后报请总政、军委批准，于1964年5月1日正式出版。这本书分30个专题，共355条内容。总政决定，这本书在军队内部发行。《解放军报》为此发了消息。

1965年，《解放军报》党委决定重编《毛主席语录》。8月1日，经总政党委审查和定稿，重新编辑的《毛主席语录》出版了。《语录》的第一页是“毛主席语录”五个红字，下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第二页为毛泽东头像照片，第三页为林彪的题词。为重出这本语录，《解放军报》特地请林彪题词。林彪用毛笔抄写了雷锋的话：“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毛主席语录》的前言，是唐平铸根据军委扩大会议的决议执笔起草的。经《解放军报》党委讨论后送刘志坚，由总政审批后报罗瑞卿总参谋长。6月29日，在罗瑞卿的家中，由罗瑞卿主持，相关的总政领导及唐平铸等人参加了对前言的讨论。据唐平铸讲，在讨论林彪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时，罗瑞卿是这样讲的：“不能这样讲，最高难道还有次高吗？难道没有更高了吗？最活，难道还有次活吗？最高最活不好理解，外国人也不好翻译呀！”罗瑞卿经过考虑，删去了林彪的“最高最活”。在罗瑞卿修改后，报林彪。前言的署名为“总政

治部”。

前言是这样写的：“为了帮助基层干部和战士更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我们把《解放军报》上刊登的加以补充，编辑了这本《毛主席语录》。同时，根据少而精原则，尽量选择了适合基层干部和战士的要求和水平的内容……根据林彪同志的指示，要像发武器一样，把《毛泽东著作选读》和《毛主席语录》发给全军的每一个战士。”

《毛主席语录》前言的第一段增加了颂扬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另外，林彪的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在一版中“听”字旁有一点，二版时那一点去掉了。在语录的内容上做了少量增减和调整，类目顺序和类名也作了相应改动。这个版本新增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关于“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专题，还根据邓颖超的提议，增设了第31项专题“妇女”，又增加了第33项专题“学习”。《语录》最后一页上仍注明“内部发行”字样。

根据基层部队的反映，为了携带方便，防止磨损，又不被汗水、雨水浸湿，由52开本缩小为64开本（长13厘米，宽9厘米），封面装上了象征革命意义的红色塑料封皮。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外国人称《毛主席语录》为“小红书”。当时国内还没有这种叫法。

从内部发行到走向全国

1964年5月1日出版的《毛主席语录》，最初是军队干部每人一本，战士每班一本，但是部队基层强烈要求战士们每人发一本。12月29日，林彪指示：“《毛主席语录》在部队非常受欢迎。每班一本太少了，听说战士们竞相阅读。增印一些，给每个战士发一本。毛主席著作是最重要的思想武器。要把《毛泽东著作选读》和《毛主席语录》像武器那样，发给所有战士人手一册。”根据这个指示，《语录》發到全军每一个人的手里。

《毛主席语录》发放部队以后，周恩来、朱德、彭真等许多中央领导不断派秘书向《解放军报》索要。《毛主席语录》引起了全国的注目，各地、各党政部门纷纷来电话、电报、信函索取，甚至有不少人专程前往《解放军报》要求购买，还有的机关和团体提出“帮助军报印刷”。《解放军报》应接不暇，只好请示刘志坚。对此，刘指示说：“这本书是总政治部根据军队的具体情况编印的，限定在军队内部阅读。如果我们向军外广泛发行，等于我们代替党中央做工作，这样不好。如果军外机关要印这本书，让他们请示中央宣传部才合适。”刘志坚还规定了三条：只要不是军人，即使是中央委员也不要给;不在军外印刷;军外来要婉言拒绝。

但是，《解放军报》挡不住索要的热潮，这三条指示一条也做不到。1964年5月28日，罗瑞卿指示：“可以让军外代印。也可以发给在军队学习的政府机关干部。”当时，正在召开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们强烈要求发給他们，罗同意发。

在那之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纷纷前来《解放军报》商谈代印《毛主席语录》。刘志坚为了减轻《解放军报》印刷厂的负担，7月10日在电话里说：“《解放军报》做一个特辑，全文登载《毛主席语录》，标明内部发行。”但是第二天，中央宣传部来电话，不同意这样做。

1964年5月1日正式出版的《毛主席语录》，原计划发行420万册，结果到第二年8月1日再版的1年3个月之间，发行了1213万册。《解放军报》专门成立了发行《毛主席语录》的部门。

1965年再版《毛主席语录》时，总政治部仍然限定在军内发行。因为再版本里加进了新的内容，部队要求重新修订后出版。同时，许多军外的部门也要求代理印刷。据说公安部提出一次印50万册。刘志坚请示罗瑞卿后，决定把印刷版借给军外。9月16日，康生和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看了再版的《毛主席语录》，要求地方也印刷。9月20日，贺龙指示把印刷版借给国家体委。11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给《解放军报》打电话，说毛主席同意把《语录》印刷版给安徽省委，让他们在当地印刷。

另外，人民出版社给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委会打了报告，提出向社会发行军队编辑的《毛主席语录》。为此，中央决定，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毛主席语录》，由新华书店发行，在全国销售。

1966年8月初，文化部根据中央指示，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印刷发行毛主席著作会议”。会议提出：“各地的出版、印刷、发行部门，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所有的印刷工厂都要接受印刷装订毛主席著作的政治任务，想方设法加大毛主席著作的印刷发行数量。”

同年8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人民的大喜事》，说“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从那以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印刷厂夜以继日，全力以赴印刷《毛主席语录》，在1969年九大前达到了高峰。所有地方都按需印刷，全国几乎每人一本。

1966年，在中国大陆掀起《毛主席语录》热潮的同时，香港、澳门和各国的华侨也渴望得到这本书。当时，《毛主席语录》不能正式向海外发行的主要原因是有“总政治部”名义的前言和“内部发行”的字样。11月18日，新华书店北京发行站给中宣部和文化部写报告，要求紧急印刷供出口用的《毛主席语录》。报告说：“如果这个问题迟迟不解决，在政治上势必造成严重的损失。”

1966年12月16日，林彪的“再版前言”一发表，这个问题迎刃而解。

林彪的《再版前言》

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后，经总政领导上报军委，由唐平铸将《毛主席语录》前言中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按照这次全会的决议重新进行了改写，并报请总政和中央军委批准。

被监禁近8年后获释的唐平铸，于被释一年后即1976年10月6日在给总政党委的信中写道：“1966年10月间，在中央文革的一次会议上，江青看到《解放军报》编辑的、用总政治部名义出版的《毛主席语录》受到干部和群众的欢迎，她提出改为林彪主持编辑，并令我和胡痴报告总政，把原来的前言改为林彪写的前言。其实这个《语录》编成后，请林彪题字，开始他还不愿意。用林彪名义写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是康生、陈伯达和江青主持修改定稿的，有些话是康生加进去的。”

1976年11月10日，《解放军报》原代总编辑胡痴在给总政党委的信中写道：“1966年底左右，江青在中央文革一次会议上说：‘《毛主席语录》的前言要改一下，用林副主席的名义重新发表，这样影响更大。’陈伯达马上附和。江青遂让唐平铸写了个初稿。江青、陈伯达等亲自主持修改。林彪签阅后，让新华社转发全国各报发表。”

1966年12月15日晚，中央文革小组在钓鱼台主持讨论修改过的《毛主席语录》前言。据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刘志坚（时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回忆，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王任重、张春桥、刘志坚、王力以及唐平铸、胡痴等人参加了讨论。会议以唐平铸起草的前言为基础，边议边改。唐平铸做了记录。陈伯达、康生发言最多，成为修改工作的中心。周恩来也多次发言，他根据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的精神，提出了重要意见，比如“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全面”、“全世界”，就是周恩来要求加上去的。

相比《前言》，修改后的《再版前言》做了重大改动：

原版中“毛泽东同志是当代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句，在“当代”后加了“最”。

原版中“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一语，除了在“走向”前加了“全面”和“全世界”的修饰语外，增加了“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一段评价。唐平铸说，这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中的提法。

删去了原版中紧接着上句的“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创造性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段话。

增加了林彪“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话。

刘志坚说：“江青亲自提出要把《毛主席语录》的前言改成林彪的名义，在讨论时我内心是不同意的，因为写有总政名义的前言《语录》影响很大，不但军队人手一册，而且已发到全国。在会议期间没有找到林彪对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著作的系统论述，只好让唐平铸写了个初稿。我参加了中央文革对初稿的审查，主要是江青、康生、陈伯达谈。以林彪名义的前言是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讨论后决定的。”

根据江青的意见，决定将修改过的《前言》改名为《再版前言》，署名林彪。落款日期为1966年12月16日。自此以后，再印的《毛主席语录》就是带有林彪署名的《再版前言》的新版了。该版可以算做《毛主席语录》的第三版，它标志着《毛主席语录》由军内发行转向全国公开发行。原版中林彪的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后面又加了一句“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和1965年总政治部的《前言》相比，林彪的《再版前言》把对毛泽东的评价提到了更高的高度，把号召全军扩大到了号召全国人民。《再版前言》强调说：“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项工作的指针。因此，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国人民的头脑，在一切工作中坚持以毛泽东思想挂帅，是我党在政治思想工作中最根本的任务。广大的工人、农民、士兵和群众，广大的革命干部，广大的知识分子队伍，都要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每个人都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再版前言》还写道：“当前我们伟大的祖国，正在出现一个工农兵学习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毛泽东思想一旦被广大群众所掌握，必将变成无穷的力量，成为具有无比威力的精神原子弹。《毛主席语录》的大量出版，是广大群众掌握毛泽东思想，推动我国人民思想革命化的重要措施……让我们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科技，现代国防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1966年12月17日，《解放军报》全文刊登了以林彪名义写的《再版前言》，19日又发表了《句句熟读句句照办》的社论。社论说：“在我国人民喜爱的宝书《毛主席语录》再版的时候，林彪同志为它写了前言，号召全国人民认真地刻苦学习，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

1967年3月，根据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号召，全党全国声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他的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也被批判。《毛主席语录》的第24个专题原为“思想意识修养”，总政治部报请军委后，经毛泽东同意，改为“纠正错误思想”，并去掉了《语录》里有关刘少奇的一段话：“刘少奇同志曾经说过，有一种人的手特别长，很会替自己个人打算，至于别人的利益和全党的利益，那是不大关心的。‘我的就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大笑）。”

《毛主席语录》外文版

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了向全世界普及和推广毛泽东思想，指导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出版《毛主席语录》外文版成为对外出版的主要工作。1967年4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着全世界》一书中这样写道：“从66年6月文革开始到67年4月截止，世界上有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向中国订购了毛主席著作。1966年，尽管毛主席著作在国外发行的数量达到了1952年的100倍，仍然不能满足国外读者的要求。许多国家自己翻译出版毛主席著作。据统计，目前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用60多种语言翻译出版毛主席著作，仅单行本就达到670多种……最近，《毛主席语录》被翻译成各种语言在国外发行，立刻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西方的资产阶级报纸惊叹‘这是世界最畅销的书’‘是征服了世界的书’。”

日本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翻译出版了4种样式的《毛主席语录》，其中之一的第1版5万本顷刻间销售一空。这在日本出版史上是空前的。另据日本的《新中国年鉴》（1967年版）记载：“在名古屋举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贸易展览会上，《毛主席语录》大受欢迎，在会期的21天内共销售了41000本。”

另外，英语版和法语版都在世界上大受欢迎。在法国被称为“小红书”，巴黎的一家书店10天就卖出4000本。在比利时仅1967年1月就售出3000多本，而且又收到大量的订单和预约。伦敦的一家书店两天时间就把从北京运来的《毛主席语录》销售一空。据说《毛主席语录》在纽约也极为畅销。英语版和法语版在巴基斯坦、缅甸、坦桑尼亚、马里、刚果等国也在普及。1967年3月，锡兰共产党在科伦坡发行了僧伽罗语版。希腊语版由雅典的历史出版社出版，西班牙语版和世界语版也出版了。

1967年5月26日，《人民日报》刊登印尼共产党中央代表团声明，欢呼印尼语版《毛主席语录》的出版，“是不可估量的国际主义援助”。同日刊登了巴基斯坦在拉合尔发行乌尔都文版的《毛主席语录》的消息，称之为“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同年6月12日，《人民日报》头版以“让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红遍全中国，红遍全世界”为题，报道“《毛泽东选集》今年已出版两千九百多万部，同时出版了毛主席著作单行本和《毛主席语录》数亿册”。

1967年7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大事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的头条消息，“欢呼《毛主席语录》在全世界广泛传播”，“红色宝书给千百万人民带来了马克思主义”，“给整个人类世界带来了光明！”报道称：据不完全统计，从1966年10月到1967年5月，仅中国国际书店一家，就向全世界117个国家和地区发行了英、法、日、德、俄、西班牙、阿拉伯等14种语言的《毛主席语录》80多万册。这些还不包括有的国家（如日本、法国、美国、英国等）自己翻译、编辑、出版的16种文字、多种版本的《毛主席语录》。不久，另外七种外文本也陆续出版，后来又有多种外文的《毛主席语录》出版。“以日本为例，自去年11月到今年3月为止，就翻译出版了4种日文版的《毛主席语录》30万册。”

同日，新华社以“世界人民的大喜事”为题发表短评说，《毛主席语录》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发行，受到了亿万革命人民的欢迎和颂扬。这是世界人民的大喜事，是史无前例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曲响彻云霄的凯歌。《毛主席语录》在世界的广泛发行，将使毛泽东思想越来越深入人心，从而唤起世界广大劳动群众，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向旧世界发动声势凌厉的总攻击，争取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彻底胜利！

1967年2月，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发出通知说：“对外赠送《毛主席语录》（中、外文版），就是向世界人民宣传毛泽东思想。各涉外单位，应将此作为头等重要的政治任务。”同年7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从世界各地向中国订购《毛主席语录》的信件像雪片般地飞来。一位外国朋友在来信中满怀希望地写道：“要是能把《毛主席语录》寄给我，我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外文局编译出版处原处长郭选根据《外文图书总目（1949—1979）》（外文局编印）统计，从1964年到1972年，外文局所属外文出版社共用37种文字印了1008万多册《毛主席语录》。其中英语版印数最多，为219.7188万册，菲律宾语版最少，为4255册。法语版和德语版各为110万册至130万册，意大利语、缅甸语、阿拉伯语各70万册以上，斯瓦希里语、俄语、老挝语、阿尔巴尼亚语各20万册以上，越南语、泰语、孟加拉语、印地语、葡萄牙语各10万册以上，世界语、塔米尔语、印度尼西亚语、乌尔都语、波斯语、罗马尼亚语、挪威语等各5万册以上，塞尔维亚语、波兰语、捷克语、匈牙利语、保加利亚语、尼泊尔语、朝鲜语、蒙古语（外蒙）、希腊语、土耳其语等5万册以下。英语版再版7次，日语版再版6次，法、西、德、缅甸语版各再版4次，意大利和希腊语版各再版3次，其余文版为1-2次。

据不完全统计，除了在中国翻译出版的《毛主席语录》以外，法国、意大利、美国、日本、德国、希腊、荷兰、比利时、丹麦、瑞典、挪威、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叙利亚、老挝、马来西亚、北加里曼丹、刚果、西班牙、芬兰、朝鲜等国和地区还自行翻译和出版了24个语种的40多种《毛主席语录》。中国还在“内部发行”时，法国就出版了“总政治部”前言的《毛主席語录》。瑞典在1967年至1969年两年间，重版了6次。在各国当中，日本出版的《毛主席语录》最多，达11个版本。

据郭选回忆，《毛主席语录》对外发行的途径，主要是通过中国国际书店（现名为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委托国外同业（书店、出版社）发行，还有一部分通过我驻外使领馆和其他驻外机构赠送（如放在招待会会场自由索取），再有就是国内涉外单位赠送。

一直到1979年2月，外文版的《毛主席语录》停止向国外发行。（编辑 王 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