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波 吴柏钧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上海200237）

经济学与经济管理

代际公共品研究述评：内涵、研究路径及新视角

杨继波 吴柏钧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上海200237）

代际公共品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主要以戴蒙德跨期迭代模型和博弈论为基础，建立理论模型，探讨效用最大化的社会福利问题，并提出了代际外部性、代际公平改进等研究方向。相关研究偏重理论研究，缺乏实证研究，并且在前、后向代际公共品分析中，西方学者研究认为养老保障这类利己的后向型代际公共品提供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而公共教育之类的前向型代际公共品提供必须有前提保证。笔者认为，由于中国受到“养儿防老”和“孝敬父母”等思想的影响，此结论在中国是否适用有待进一步探讨；在未来，除了进一步深入探讨在中国国情基础上分析代际公共教育供给的问题之外，环境保护这类代际公共品的有效供给路径以及财政分权体制下的地方性代际公共品提供等问题是很好的研究视角。

代际公共品（Intergenerational Public Goods，简称IPGs）源于Sandler and Smith提出的“代际物品（Intergenerational Goods）”概念，即代际物品是在代际间分享的公共品。①Sandler，T.and V.K.Smit，“Intertemporal and Intergenerational Pareto Efficiency”，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1976（2）：151-159.之后，Sandler and Cornes在《代际俱乐部理论》一文中建立了“跨时间”（代际）模型，引入贬值函数来反映时间特征，而过去传统模型在分析公共品问题的时候，没有考虑时间性的因素。②Richard Cornes and Todd Sandler：The Theory of Externalities，Public Goods，and Club Good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代际效应突出的公共品主要包括：基础设施、研究与发展的知识、人力资本、公共教育和物质环境、制度环境等。代际公共品概念的提出，使得对公共品的研究从静态分析进入到了动态分析。

我国在公共领域，特别是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纯科学、环境保护等具有明显时间性特征的代际公共品，长期存在供给不足和配置失衡的现象。代际公共品不仅是直接关系到当代人的生存质量与发展的代内问题，也是涉及到后代人生存权利与切身利益的代际问题。研究和探讨促进资源在代际间的合理和有效率配置的可行途径，提高代际公共品供给水平是当代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

现有关于代际公共品研究的文献存在如下问题：其一，对代际公共品的概念界定不清晰，国外学者从代际物品引申出了代际公共品这一概念①②Antonio Rangel，“Forward and Backward Intergenerational Goods：Why is social Security Good for the Environment”，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3（3）：813-834.William R.Lowry：Preserving Public Lands for the Future：The Politics of Intergenerational Goods.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1998.，国内学者有的从时空角度去诠释，而有的从代际外部性角度去分析③④郭骁、夏洪胜：《代际外部性问题与可持续发展关系研究》，《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其二，国外学者倾向于理论研究，以戴蒙德跨期迭代模型和博弈论为基础，就一般性的代际公共品有效供给进行探讨⑤⑥Kotlikoff.Laurence and Rosenthal，Robert，“Some Inefficiency Implication of Generational politics and Exchange”，Economics and Politics，1993，5（1）：27-42.，国内学者主要是针对某一单独领域，如公共教育、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等进行分析，缺乏对西方学者理论研究在中国的实用性分析⑦⑧⑨赵时亮、高海燕、谭琳：《论代际外部性与可持续发展》，《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第41-47页。；其三，中国面临着财政分权、政治集权的特殊体制，目前尚无学者研究在此体制下代际公共品的有效供给问题。本文正是在研读并整理文献的基础上，梳理了有关代际公共品的内涵和研究脉络，指出了当前代际公共品研究的不足，提出新的研究视角。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梳理相关文献对代际公共品的定义，并进一步归纳整理代际公共品的类型，分析代际外部性对代际公共品供给的重要意义；第二部分探讨代际公共品供给的研究路径，提出了代际公共品最优配置、代际公平以及可持续发展三大研究主题，并进一步探讨了戴蒙德跨期迭代模型和博弈论对此研究的适用性；第三部分对比分析政府在代际公共品供给中的不同定位及作用，进一步追溯其制度根源；第四部分讨论了迄今为止代际公共品研究的不足并提出未来研究的新视角。

一、代际公共品的内涵

1.代际公共品的定义

在讨论代际公共品时，不可避免地需要对“代”的含义即代际关系的跨度区间进行界定。一般而言，代际公共品的效用发挥，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很难界定复杂对象的时间跨度，但在实际操作中，可以人为等量划分时间，定义“代”为n年，也可以定义为政府的任期（一般四至五年）。另外，也可以从家庭角度出发，定义“代”为我们所谓的“辈”，如父辈、孙辈等；也有按照惯例（人口学意义）定义“代”为十年等；在大多数文献中，将“代”定义为“辈”的情况，如青年和老年两代的跨期抉择，或者少年、中年和老年三代的跨期选择。⑩Becker，Gary and Murphy，Kev，“The Family and the State”，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88，31（1）：1-18.

理解了“代”的界定之后，可以探讨一下关于代际公共品的含义。William R.Lowry①Antonio Rangel，“Forward and Backward Intergenerational Goods：Why is social Security Good for the Environment”，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3（3）：813-834.William R.Lowry：Preserving Public Lands for the Future：The Politics of Intergenerational Goods.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1998.认为，代际公共品是为未来代人生产的物品或提供的服务，例如在一定的自然条件下，为后代人存留并保护的一部分土地、社会保障、退休养老金、为循环使用或者开发可更新使用能源者设置的税收激励、长期坚持的空间（太空）探索。也有学者认为代际公共品指的是在代际交叠经济背景下客观存在的公共品，超过一代以上的人分享使用的产品，相对于代内公共品，它具有明显的代际外部性。①孙海婧：《代际公共益品供给的代际补偿问题》，《山东工商学院学报》2013年第8期，第23-28页。大部分学者②③④John，A.and R.Pecchenino，“An overlapping generationsmodel of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Economic Journal，1994(104): 393-421.认为代际公共品包含下列三个因素：（1）时间性，即代际公共品跨期的投资与收益、使用寿命和效用问题等，都与时间性相关。（2）稳定性，即代际公共品供给行为如何矫正、保持和延续问题。（3）代际“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即公共产品对于一代以上的消费者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问题。笔者认为代际公共品首先是一般意义上的公共品，其次该公共品的投资人和享用人（受益者或受损者）不在同一时间范畴，即代际公共品发挥作用的时间超过了投资人存在时间，是由一代以上的人共同分享的特殊公共品。代际公共品所具有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不仅存在于空间范围内，更突出表现在时间领域，将公共品在不同时间段内产生外溢性的这一特点，称为公共品的代际外部性。

2.代际公共品的分类

由于代际公共品本身概念的抽象性和复杂性，大量的文献对其进行了阐述，并且罗列了不同的分类情况。

比较容易理解的是根据“代”而进行的划分，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公共品发挥作用超过一代人，则称为代际公共品，主要划分标准是“代”的确定，如前文所述有人口学意义上的十年为一代，有以政府一届任期（4-5年）为一代，有以家庭模式下的“辈”，如老、中、青三代或老年、青年两代。

布坎南的“俱乐部产品”和奥尔森的“集团”产品理论证明，任何公共产品都是与某一组织相联系的，是组织内部成员的公共产品。Sandler提出“代际俱乐部”理论后，众多学者将上述关于“组织系列”的思想引进代际公共品的分类中，可以根据与其相联系的“组织”对代际公共品进行分类。由各类社会组织组成的完整的组织系列，这个系列的一极是最小的公共组织（可以由两个人组成），另外一极是最大的组织（超国家的全球性组织）。在这两极之间，排列着从小到大的各种社会组织。比如，家庭教育问题的边界是家庭，讨论的是家庭内部各代之间关于教育的投资和享用的问题；而环境污染这类代际公共品则是跨国界的，讨论的是不同国家间关于这类跨国界代际公共品的提供问题。

一个常见的划分是根据代际公共品效用产生的方向进行的，如果以当代人为研究对象，现在投资某公共品，但这类公共品是对后代（子女辈）或是父母辈发挥作用的，则我们将现在投资对上代发挥效用的公共品称为后向代际公共品（backward intergenerational goods，简称BIGs，如社会保障；对后代发挥效用的公共品称为前向代际公共品（forward intergenerational goods，简称FIGs），如公共教育、环境保护等。

借助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的概念，也可以将代际公共品划分为好的代际公共品和坏的代际公共品，一般称为代际公共益品和代际公共劣品，比如环境保护和研究开发就属于好的代际公共品，而不良习惯、不好的政治制度则属于坏的代际公共品。

根据公共品代际外部性产生的原因，也即投资人和受益人所处“代”的情况进行划分。当投资人与受益人处于不同“代”，如教育和养老保障，投资人投资后由后代或上代受益，其供给要靠信用机制来维持，将这类公共品称为信用型代际公共品；另一类则是投资人与受益人处于同“代”，并且公共品发挥作用的时间超过了（投资的）一代人的存在时间，（受益的）后代人通过继承公共资本存量的形式享受到它们带来的利益，将此类公共品称为耐用型代际公共品，比如公路、公共建筑等。①李郁芳、孙海婧：《代际公平与代际公共品供给》，《广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第14-20页。

如果从公共品本身的属性划分，可分为制度性代际公共品和物质性代际公共品，比如国家的政治制度就属于前者，而更多的诸如环保、教育等等则属于后者。

将上述划分标准及分类整理如下：

表1 代际公共品的分类

对代际公共品类型的梳理，便于展开有效的研究。不难看出，由于代际公共品投资和受益人不在一个时空领域内，造成的代际外部性不可避免，因而我们对于代际公共品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代际外部性的分析。

二、代际公共品的最优供给：研究脉络、研究主题及研究方法

对于代际公共品的研究，主要是针对代际公共品最优供给的探索。学者们从社会学、伦理学、经济学等方面进行了分析，社会学主要关注世代之间的变动，即世代—社会的关系，伦理学考量的主要是代际正义，而经济学则主要考察代际之间的不平等。本文主要以经济学视角展开讨论。

1.代际公共品的经济学研究脉络

对于代际公共品供给的研究，经济学以“经济人”假设出发，主要集中在代际外部性的分析，也即当代人向后代或未来几代人延伸的外部性，代际外部性可以分为代际外部经济和代际外部不经济。学者们建立了大量的理论模型，并聚焦于如下论题：代际公共品的代际外部性特点决定了其总是面临着供给不足的困境。如果当代人是“自利”的，他们为什么能实现公共品在代际间的转移；进一步地，何种制度形式下才能够实现代际公共品供给的最优化。学者们以此为核心，对代际公共品的特点和由此导致的问题做了多方面的探讨，并致力于研究消除代际外部性的方法。围绕外部性主要有以下三类主题的研究：

第一，代际公共品最优配置问题。该主题以传统的Samuelson②Samuelson，Paul A，“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 Review ofEconomicsand tatistics.1954，36（11）：387-398.条件进行了延展，利用代际公共品对私人品的边际替代率等于边际转换率的帕累托最优条件，即MRSGP=MRTGP，讨论代际公共品供给最优化问题。卫玲和任保平③卫玲、任保平：《治理外部性与可持续发展之间关系的反思》，《当代经济研究》2002年第6期，第7-10页。从效用函数的角度分析，认为代际外部性的存在，使得“交易外部人”和“交易内部人”的成本收益函数都会发生变化，改变了完全市场状态下两者收益最大化的资源消费的均衡点，从而使得边际收益最大化均衡点也发生移动，这种情况下达不到帕累托最优，社会总效率也就相应降低了。Doeleman&Sandler①Doeleman，Jacobus and Sandier，Todd，“The Intergenerational Case of Missing Markets and Missing Voters”Land Economics，1998，74（1）：1-15.、Kotliof& Rosenthal②Kotlikol T，Laurence and Rosenthal，Robert，“Some Inefficiency Implications of Generational Politics and Exchang”，Economics and Politics，March 1993，5（1）：27-42.研究了在一个有限的代际交叠模型中代际公共品的投资，他们认为，由于各代人的自利动机，往往对于后向型代际公共品会产生投资不足的情况。

第二，代际公平问题。代际公平是指资源代际配置在代际之间保持一种公平的关系，在代际之间形成一种公平的合理消费关系，不会出现某一期间过多的低效消费，也不会出现在某一期间过少的不足消费。作为代际公平理论的奠基者，Edith Brow Weiss③Edith Brow Weiss.The Planetary Trust：Conservation and Intergenerational Equity，Ecology Law Quarterly.1984，P.495.提出了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受托与委托关系，因此当代人一方面有权利使用前辈人遗留的资源（文化、环境等），另一方面更有义务将这些资源照顾、保持好，以完成受托者的责任。美国学者Page④Page T：Conversation and Economic Efficiency：An approach to Material Policy.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7.倡导“代际公平”，他认为，代际公平问题可以简述为“假定当前决策的后果将影响到好几代人的利益，那么，应该在各代人之间就上述后果进行公平的分配。

第三，可持续发展问题。大卫·皮尔斯⑤[英]大卫·皮尔斯：《绿色经济的蓝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8-45页。指出：“在广义的可持续发展的定义里，包括给下一代提供一定数量和质量的财富遗产，它至少应等于这一代所继承的”。赵时亮提出代际外部性是不可持续发展的根源，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如何尽量消除代际的外部性问题。在存在代际外部性的情况下，作为前代的“交易内部人”获得了额外的收益，却无须承担其相应的成本，而使作为“交易外部人”的后代承担了相应的成本，这更使得代际资源代际配置偏离可持续发展的要求，造成了代际资源消费的不可持续性，危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表2 经济学关于代际公共品的研究路径

2.代际公共品的研究方法——纳什和戴蒙德的融合

在众多的研究中，学者们主要采用了跨期迭代模型（或称为世代交叠模型，Overlapping Generations Model，简称OLG模型）和博弈论两种研究方法。

（1）跨期迭代模型在代际公共品研究中的运用

跨期迭代模型是Diamond⑥Diamond P A，“National debt in a neoclassical growth model”.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5，55（5）：1126-1150.于1965年提出的,该模型正好符合代际公共品跨代的特性,将消费者分成不同时代，并允许代际之间的差异性，在收入水平等约束条件下来分析经济个体跨期行为的最优化问题，进而得出有价值的分析结论。

西方学者构建了有限代交叠模型，研究了对未来代人的代际公共品投资，并且得出结论，由于每一代人都是自利的，不足投资必然发生。Kreps⑦Kreps，David.Corporate Culture and Economic Theory，in James E.Alt and Kenneth A.Shepsle，eds.，Perspectives on positive political econom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P.90-143.首次在世代交叠模型中引入了自然资源，并进行了经济达到竞争均衡的资源分配效应分析；John构建了一个两期世代交叠模型来讨论环境外部性和资本积累问题①John A，“Short-lived agents and the long-lived environment”，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1995，58（1）：127-141.，他们设定有两种政府:短期政府和长期政府，短期政府有其短期目标，制定政策只内在化代内的外部性，即只解决当代的环境外部性问题；长期政府则具有长远眼光，目标要内在化代内和代际的环境外部性问题。Ono在其世代交叠模型中设计了最优税收制度（消费税和代际收入转移）来内生化环境外部性。②Ono，“Optimal Tax Schemes and the Environmental Externality”，Economics Letters，1996（53）：283-289.M.Boldrin&A.Montes运用代际交叠经济，研究了现收现付的社会养老保障和公共教育的多数决定规则的政治性意义。③Boldrin，Michele and Montes，Ana.“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 Institutions，Public Education and Public Pensions”，Unpublished manuscript.University of Minnesota，1998.

国内也有学者以戴蒙德（Diamond）模型为基础，建立了一个多代交叠经济环境下的理论模型，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行为通过辖区内土地价格的变动将代际外部性资本化和内部化，从而有效地协调了代际间的利益分配，提高了代际公共品的供给水平。

（2）博弈论在代际公共品研究中的运用

Antonio Rangel构建了触发战略的博弈框架,得到子博弈完美均衡解,认为如果组织内部仅考虑唯一的前向型代际物品（FIGs）投资的决定，最终并没有投资发生，因为决策者从前几代人处获益，但他们出于利己动机没有投资FIGs。为了进行FIGs的投资，往往伴随着进行后向型代际物品（BIGs）投资的决定。BIGs投资对维持FIGs的投资起到了关键作用，如果没有BIGs，则FIGs的投资是不足的。④⑤Bendor，Jonathan and Mookherjee，Dilip.Norms，“Third-Party Sanctions，and Cooperation”，Journal of Law，Economics，and Organization，1990，6（1）：33-57.顾晓莉运用博弈论的方法考察了环境资源代际公平性的博弈，得出了：环境与资源分配的代际冲突，是各代人在现实经济社会中作为理性行为个体追求当前利益而放弃长期利益及其子孙后代利益的博弈结果。⑥顾晓莉：《代际福利转移分析》，江西财经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通过建立一个包含私有自然资本在内的世代重叠的增长模型来比较分析转移政策和自由主义政策行为给各代带来的福利效应，表明转移政策会降低资源的消耗程度，提高产出增长，对后代有利。资源份额超过一个阈值时，保护环境资源所带来的福利收益会弥补税收带来的福利损失。所以，各代都更偏好代际转移政策而不是自由放任主义。

孙海婧通过代际公共益品供给的代际间竞争与合作的博弈分析，认为代际公共益品的有效供给通常依赖于代际之间的合作，而代际合作的实现，需要建立在相应的代际补偿的基础上。⑦孙海婧：《代际公共益品供给的代际补偿问题》，《山东工商学院学报》2013年第8期，第P23-28页。

3.代际外部性内部化对策

当前的经济学理论在处理外部性问题上所采用的庇古税和科斯定理的思路，“庇古税”即对负的外部性制造者征税，而科斯定理要界定产权或实施内部化的方法，主要处理的是传统经济学空间效应上的外部性，但是代际外部性是表现在时间效应上的外部性，代际公共品的产权只能界定给当代人，产权在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进行交易，却没有对等的产权交易对象，中间存在着时间巨大的交易成本，因此科斯定理对于解决代际性问题亦无能为力。

有关代际外部性如何内部化的问题，目前有三类针对性的研究：

其一，遵循Tibout“用脚投票”原则，可以通过房价将代际外溢性内部化。有学者重点分析了耐用型代际公共品中的地方公共品，直接称为耐用性地方公共品，地方政府的竞争可以带来耐用型公共品的有效提供。John运用Tiebout模型于一个动态的经济过程，分析论证了地方政府竞争对提高代际公共品的供给效率具有促进作用。分析得出：中央政府基于全国平均需求水平对公共品进行供给，是不能够把代际外溢性内部化的，而由地方政府来供给公共品，则完全可以把这种代际外部性内部化；同时，实施多中心或权利下放后，区域间外溢性会引起福利效果下降和部分效率损失。因此，他认为在进行公共品供给机制的设计时，选择由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来进行公共品供给，一定要基于代际外部性和区域间外溢性这两方面综合考虑，合理选择，从而实现公共品供给均衡。

John认为耐用性地方公共品如道路及基础设施等，由于居民的不同偏好及产品的代际外部性，应该由地方政府提供；非耐用性地方公共品，如警察及消防等，由于居民的不同偏好性，由地方政府提供；而非耐用性纯地方公共品，如医疗保健、扶贫等，由于跨行政区域的外部性，由中央政府提供；耐用性纯地方公共品，如国防、环保、教育、全球气候变暖的防御等，这类代际公共品因为代际外部性和跨行政区域外部性的冲突，导致制度失灵，任谁提供都达不到最优。

其二，代际外部性可以通过税基限制将其内部化。Rangel认为设计一种机制能够将这种代际外部性直接转化为影响当代人的其中一个变量，从而激励当代人关注后代。他通过研究如何利用税基限制保护后代并提供最优代际公共品，认为重点在于通过税收工具而非债务或支出水平增加政府收入。比较了4种税收机制：（1）仅仅只有土地税；（2）收取定额人头税，不取决于收入、土地等；（3）每代人自己选择人头税或土地税税基，确保每个时期有足够的收入（用于代际公共品）；（4）混合制，即代际公共品的投资来源于土地税，但其中用于偿还债务的计税基础没有限制。

其三，技术进步可改善跨国际的代际外部性。Todd Sandler研究了跨国代际公共品的提供，他认为这类代际公共品往往由发达国家承担较大的供给,除非有替代技术的进步,否则这种单方面供给的状况会持续下去。①Todd Sandl，“Intergenerational Public Goods：Transnational Considerations”,Scot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56, No.3,July 2009.郭骁等认为可以通过对资源进行“与社会技术发展速度相匹配的资源定价”这一创新性的方式来调节资源在代际之间的合理配置，解决代际外部性问题，进一步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实现。

三、中、西方研究结论的冲突：政府在代际公共品供给中的不同作用

众所周知，公共品由于其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点，其提供一般是政府供给，那么代际公共品是否也必须借助政府的力量才能有效提供呢？关于此问题的讨论，中西方学者的研究结论截然相反，中国学者更加倾向于政府干预，而以Rangel为首的大部分西方学者则认为在非市场性机制条件下（如政府和家庭）代际物品供给能达到帕累托最优。

1.政府政策有利于代际公共品的有效供给

我国学者对于代际公共品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大多是对概念及其内涵的拓展分析，部分学者通过多代交叠的一般均衡模型研究地方政府竞争对代际公共品供给的作用机制，认为地方政府竞争可以将代际公共品的代际外部性内部化，损益双方各有补偿和付出，提高代际公共品的供给效率，为代际公共品供给提供重要的现实条件。正视转型发展中出现的利益格局变化引起的代际公共品需求的变化，充分发挥政府在规模经济、制度创新和建设等方面的优势，实施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战略，加快代际公共品供给。

有的学者通过将前代的外部性视为沉没成本，使代际外部性表现为两代人之间的外部性，这样行为主体都出现在同一个时空中，从而通过政府的介入，通过庇古税的调节，部分解决代际外部性问题。吕光桦等②吕光桦、寇国明：《我国社会保险政府补助经济机制研究——代际家庭公共品供给模型的扩展分析及实证》，《财经研究》2010年第9期。认为政府应承担社会保险体系外筹资、融资责任的观点基础上，运用代际公共品理论，构建我国代际家庭公共品供给模型，通过引入政府规制因素的扩展模型分析了30个省区1998-2006年面板数据固定效应分析，揭示社会保险政府补助经济机制可以调整家庭养老和教育投资契约的均衡状态。

John P.Conley通过分析由中央政府供给和地方政府供给两种机制，认为纯公共品和具有跨行政区域外溢性公共品应该由中央政府提供，而具有代际外溢性的公共品应该由地方政府提供，地方政府由于对公共品提供的情况会导致选民“用脚投票”，从而可以通过房价将这种外溢性内部化。①John P.Conley，“Intergenerational Spillovers，Decentralization and Durable Public Goods”，Vanderbilt University.First Draft：July 1999.地方政府的竞争可以带来耐用型公共品的有效提供。

2.非市场性机制条件下代际公共品的供给

Antonio Rangel研究了在非市场性机制条件下（如政府和家庭）代际物品供给能达到帕累托最优。模型中的主体有三个阶段：少年、中年和老年，每一阶段中年人会决定为后代投入多少他们本身并不能获益的前向型代际物品。

另外，大部分学者更多地把代际公共品的供给与代际间的激励问题和公平问题联系起来，从代际间的博弈角度进行代际公共品供给的讨论。Kotlikoff et al.②Kotlikoff，“Some Inefficiency Implication of Generational politics and Exchange”，Economicsand Politics，1993，5（1）：27-42.研究了一个标准的多代交叠的经济，他认为，每一代的政府都有一个相同的问题：虽然它愿意选择低的资本税率但却不能有信用地履行。这个共同的问题通过引入可持续性的“代际契约”得以解决，在这个代际契约中，后代人会把自己的一部分财富以钱或物品的形式转移给前一代人，作为对前一代人能够履行契约（为他们自己选择较低的资本税率）的经济补偿。

Kreps论述了持续的代际公共品的出现可以用于克服道德风险问题③Kreps，David：Corporate Culture and Economic Theory，in James E.Alt and Kenneth A.Shepsle，eds.，Perspectives on positive political econom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90-143.，从而能够用于解决代际经济中的无效率问题。

四、代际公共品研究的创新视角

迄今为止，现有关于代际公共品供给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对完善“代际公共品”这一理论概念的讨论，大多文献主要针对代际公共品的某一典型代表进行研究，如教育、养老保障、环境保护、代际公平等问题的讨论,鲜有文献运用代际公共品理论进行充分分析和论证。在代际公共品供给讨论中，现有文献更倾向于分析代际公共品供给存在的问题，对供给机制的研究或者根据代际公共品分类讨论，或者进行跨国界代际公共品供给探讨，缺乏供给有效路径的探索。学者们更多以西方国家进行分析，对中国背景下代际公共品供给的探讨屈指可数，由于中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再加上新时期的历史使命，不同体制下的决策模型会有较大变化,目前针对中国财政分权体制下代际公共品供给路径的对策研究几乎为零。

1.环境保护这类代际公共品的供给依然是重要的研究领域

值得一提的是，在众多对代际公共品的研究中，大部分中国学者选择了环境保护这一研究对象。周建鹏等④周建鹏、聂华林、张华：《不同碳税政策情形下环境质量的代际分配效应比较》，《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通过构建一个两期的世代交叠模型，从代际的角度去分析政府不同碳税政策情形下环境质量的代际分配效应。构建了四个两期的效用函数：代表性家庭的消费函数、生产商的生产函数、政府的碳税收入函数、环境质量的变化函数来研究政府不同碳税政策方案情形下的环境质量的代际分配效应，为政府在低碳经济中选择或制定合理的碳税政策提供参考。洪树林、邵宜航⑤洪树林、邵宜航：《世代交叠模型中的环境政策分析》，《南方经济》2006年。提出严厉的环境政策有利于积累更多的资本，且有利于提高环境质量等。政府在征收环境税，内在化环境外部性的同时，还需要征收消费税、一次性转移等内在化代际外部性以实现社会最优配置。孙海婧从环境规制的角度分析了环境治理的代际成本和收益，说明了环境保护这类具有正的代际外部性物品供给不足的原因。潘珊和马松将环境质量纳入到代际交叠模型中，当经济由未治理过渡到投入正的环境治理费用时，随着收入不断增长，环境质量会呈现出先降低后提高的情形，解释了为何不同的环境污染问题会有不同的治理难度。①潘珊、马松：《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代际交叠模型下的理论分析》，《生态经济》2013年第4期。

2.中国国情下的公共教育和养老保险亟需有别于西方的研究视角

西方以Rangel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认为当代人有强制后向代际公共品投资的动机，却没有强制前向代际公共品的动机。后向代际公共品投资对维持前向代际公共品的投资起到了关键作用，如果没有后向代际公共品，则前向代际公共品的投资是不足的。因而得出养老保险有利于促进公共教育投资的结论。Gary Becker and Kevin Murphy研究了FIGs和BIGs的关联。②Becker，Gary and Murphy,Kevin.“The Family and the Stat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88，31（1）：1-18.他们建议将老年人的社会保障和孩子的教育作为代与代之间的交易：孩子们由父母提供教育支出，作为交换，他们将支付赡养父母的退休养老金。但是该观点饱受争议，最大的争议焦点是当孩子们成年后，有可能不履行义务。

3.中国特色的财政分权制度对代际公共品有效配置的影响

结合中国“财政分权”及“政绩考核”的现状，进一步研究IPGs配置失衡的根源所在，发现政府在“对上负责”的行为激励下，会更倾向于提供在短期内（或者官员任期内）促进经济增长型的IPGs，例如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而相对忽视改善民生型的IPGs，例如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而正是这些IPGs才是促进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提供IPGs才能确保经济持续增长以及社会福利最大化？这是目前我们比较关心的话题。解决好市场化中的代际问题对于我国的公共品供给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既可以加速我国代际公共品供给市场化进程，又可以解决我国当前代际公共品供给中存在的低效率问题。

（责任编辑：余风）

Review on the Study of Intergenerational Public Goods：The Connotation，Path and the New Perspective of Governance

YANG Jibo，WU Baijun
（School of Business，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hanghai 200237，China）

Scholars’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the intergenerational public goods（IPGs）are biased towards theoretical research rather than empirical research.On the basisof the overlapping generationmodel proposed by Diamond and game theory，they study the problem of utilitymaximization and put forward the intergenerational externality，intergenerational equity improvement and so on.Western scholars think that backward intergenerationalpublic goods（BIGs，such asold-age security self supply）can reach Pareto optimality，but the forward intergenerational public goods（FIGs）provided must be guaranteed，such as public education.This conclusion is worthy of further study and discussion in China，because Chinese are affected by the thoughts“raising children can preventone from loneness in old age”and“filial piety to their parents”.In this paper，the authors put forward some new research perspective.First，based on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analysis of intergenerational public education supply problems；second，the effective supply path of the IPGs such as environmentalprotection；third，the problem of local IPGssupply under the fiscaldecentralization system.

intergenerational public goods；intergenerational externality；effective supply；public education

代际公共品外部性有效供给公共教育财政分权

F062.6

A

1008-7672（2015）03-0060-09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项目编号：14YJC790154）；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培育基金研究项目（项目编号：WN1422025）。

杨继波（1974-），女，云南昆明人，讲师，经济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公共经济学；吴柏钧（1960-），男，浙江人，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发展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