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纯纯 左聪颖 周业安

风险条件下的社会偏好和社会合作*

黄纯纯 左聪颖 周业安

在公共品博弈实验下，对风险条件下的社会偏好在社会合作中的作用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代表社会合作的公共品自愿供给行为显著存在，并且这种行为主要受到社会偏好的影响。具体来说，首先，在社会偏好中，个体的同时公共品供给行为主要受到互惠偏好的影响，其次，个体的风险偏好对其同时公共品供给行为也具有显著的影响，风险偏好的作用并没有被社会偏好作用所体现的个体决策的这种社会影响所挤出，并且同时公共品供给行为中互惠偏好的作用要强于风险偏好。

风险偏好 社会偏好 公共品博弈 社会合作

一、引言

当前，人类社会正由传统社会逐步向风险社会转化，这一转化过程将使得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巨大的断裂,由此引发人们在交往领域中的合作危机。现有研究都关注不确定条件下的策略合作，给定理性经济人假定，在公共领域社会成员会免费乘车，从而引发各种社会困境。风险环境则会通过风险偏好强化这种免费乘车动机。在传统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仅仅通过奖惩制度等外在机制才能约束社会成员的行为，促进社会合作，但行为和实验经济学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思路。按照新的理论，社会成员作为社会人具有不同程度的亲社会性，在偏好层面上表现出社会偏好的特征。给定社会偏好与风险偏好的互动，社会成员就会在风险环境下自发选择合作，并不需要外在的强制机制。

这种自发合作究竟存不存在？假如存在，强度有多大？迄今在理论上还缺乏充分的讨论。按照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研究社会合作的范式，可以在一个公共品博弈框架下讨论社会合作问题。这是因为在公共品博弈中，参与人只有通过自愿供给来达成某种程度的社会合作，才能提供出公共产品，而不需要借助政府等外在的强制机制。因此，在一个公共品博弈中，参与人自愿供给的行为以及结果就能够用来衡量社会合作的程度和方式。本文将在一个风险环境中，通过构建一个公共品博弈实验来讨论风险偏好、社会偏好与公共品自愿供给之间关系，借助这一实验更深入地讨论社会成员的合作问题。在衡量社会合作行为的公共品博弈实验中，人们的合作行为或决策面临着策略的不确定性，并且这种不确定性的存在也

可能通过风险偏好的作用减少或降低人们的合作行为。但是，人们所面临的风险以及决策并不同于传统经济学中的自然风险及其决策。一方面，社会偏好的异质性给合作行为或决策带来了社会风险，另一方面，人们的合作行为也受到自身社会偏好的影响，也被称之为风险决策行为的社会影响。

具体而言，本文将讨论以下几个问题：（1）人们合作行为背后的社会偏好检验；（2）社会偏好作用所体现的合作行为或决策的社会影响是否会挤出风险偏好对人们合作行为或决策的影响；（3）在社会偏好与风险偏好的竞争中是社会偏好还是风险偏好在人们的合作行为或决策中占据着更为重要的作用。本文将在标准公共品博弈实验中，探讨社会偏好在社会合作行为中的作用。

二、文献回顾

实验经济学广泛采用公共品博弈实验中的公共品供给行为来对人们的合作行为进行研究。根据传统经济人假定，参与人的纳什均衡策略始终是搭便车策略，但来自公共博弈实验的大量证据却表明公共品自愿供给行为显著存在。根据Ledyard（1995）[1]对早期的相关研究成果的综述，在一轮公共品供给实验以及多轮公共品供给实验的首轮，被试的公共品投资水平占初始禀赋的比例平均为40%—60%，并且在多轮实验中，被试的捐献水平随着实验的重复进行而下降。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家用社会偏好理论对公共品博弈中的非零捐赠行为进行解释，并首先对影响人们公共品供给行为的社会偏好进行了检验，Ashley等人 （2010）[2]根据Issac等人 （1988）[3]以及Andreoni（1995）[4]的多轮公共品博弈实验数据，对同时公共品供给行为下的社会偏好的作用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同时公共品行为主要受到不平等厌恶偏好的影响；周业安和宋紫峰 （2008）[5]在Ashley等人的基础上对模型进行了简化，结果表明公共品供给行为主要受到互惠偏好的影响；陈叶烽 （2010）[6]则进一步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支持了Ashley等人的结论。除了同时公共品供给行为下的社会偏好检验，Teyssier（2012）[7]和周业安、连洪泉等 （2012）[8]也对序贯公共品供给行为下的社会偏好进行了检验，验证了不平等厌恶偏好对公共品供给行为的影响。

然而，在衡量社会合作行为的公共品博弈实验中，人们的合作行为或决策面临着策略的不确定性，并且这种不确定性的存在也可能通过风险偏好的作用减少或降低人们的合作行为。但是，人们所面临的风险以及决策并不同于传统经济学中的自然风险及其决策。一方面，社会偏好的异质性给合作行为或决策带来了社会风险；另一方面，人们的合作行为也受到了自身社会偏好的影响，社会偏好的作用也可能对风险偏好在合作的作用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人们的合作行为。实验经济学也同时通过对社会偏好与风险偏好的间接互动关系的探讨，对风险条件下的社会偏好在社会合作中的这种作用进行了分析和研究。Kocher等 （2011）[9]在4人一组的标准公共品博弈实验中对同时公共品供给行为下风险偏好的作用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风险偏好与人们的同时公共品供给行为并不相关，风险偏好的作用被挤出。为了避免不同实验之间的交叉影响，在Kocher等 （2011）[10]的整个实验过程中都没有任何的信息反馈，但这种做法并不能完全消除交叉影响效应，因为其实验设计并没有进一步控制实验过程中的顺序效应。Teyssier（2012）[11]和周业安、连洪泉等 （2012）[12]则在序贯公共品博弈实验中对先动者的公共品供给行为下风险偏好的作用进行了分析。Teyssier（2012）[13]首先在两人一组的一轮序贯公共品博弈实验中对先动者的公共品供给行为下风险偏好的作用进行分析，其实验设计采用了策略的方法，一方面所有被试都要作为先行动者做出公共品供给决策，另一方面，所有被试也要作为后行动者对对方各种可能的投资额做出是投资0，还是投资的数额与对方的投资额一样的决策。其实验研究结果表明，风险偏好对先行动者的公共品供给行为具有显著作用。同样，为了避免实验过程中不同实验之间的交叉影响效应，在Teyssier整个实验过程中都没有任何的信息反馈，但Teyssier采用的是受限的序贯公共品博弈实验设计，一个主要不足之处在于后行动者只允许做出是投资0，还是投资的数额与对方的投资额一样的决策。周业安、连洪泉等 （2012）[14]则进一步在Teyssier的基础上同样采用了策略方法的两人一组的一轮非受限序贯公共品博弈实验设计，对风险偏好的作用进行分析，与Teyssier的设计不同之处在于后行动者同样允许做出连贯的决策，其研究结果表明风险偏好对先行动者的公共品供给行为的作用并不显著，风险偏

好的作用被挤出，但周业安、连洪泉等的设计并不能很好避免实验过程中的交叉效应。本文则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详细测度个体的风险偏好以及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偏好，采用标准公共品博弈实验设计，同时对实验过程中的交叉效应进行控制，以探讨不同风险条件下的社会偏好在社会合作行为中的作用。

三、实验设计

本文实验于2012年11月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组织与经济行为实验室展开，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共96名学生参加了实验。通过Z-tree软件 （Fischbacher，2007）[15]编制实验程序，被试的所有操作都在计算机上完成。整个实验过程都是匿名的，被试者不允许有任何形式的交流。同时实验过程采用真实的货币激励，被试者的最终收益由10元出场费和其在实验中的决策所获得的收益两部分构成。被试者进入实验室后首先领取实验说明，并根据随机分配的计算机编号，找到相应的计算机，以等待实验的进行。所有被试者都将完成一个问卷调查和正式的六个实验任务，问卷调查部分是为了获取被试者的个体特征，六个实验任务如下：（1）实验1，风险偏好的测度实验，采用Holt和Laury（2002）[16]的实验设计；（2）实验2，不平等厌恶偏好的测度实验，采用Dufwenberg等人 （2007）[17]所使用的修正的最后通牒博弈和修正的独裁者博弈实验设计；（3）实验3，利他偏好的测度实验，采用策略方法的独裁者博弈实验设计；（4）实验4，策略方法的信任博弈实验，参与人的回报额也可以用于测度个体的互惠偏好；（5）实验5，标准公共品博弈实验。表1对本文所有实验情况进行了概括。

表1 本文实验情况表

96名被试学生分成4批参与了该实验，他们全部是自愿报名并且在空闲的时间段参与实验，每场实验平均耗时约1小时30分钟左右，被试者包括出场费的平均收益为45元。

四、公共品供给行为下的社会偏好检验

我们首先对影响人们公共品供给行为的社会偏好进行检验和分析。与大多数研究不同，本文的研究将在完整测度三种社会偏好的基础上，同时对利他、互惠以及不平等厌恶三种社会偏好的作用进行一个直接的检验和分析。表2列出了具有不同利他偏好程度的个体在实验5中的同时公共品供给情况，其中采用了个体在实验3中对他人的分配额来表示其利他偏好。根据表2可知，强利他者的同时公共品投资额均值要高于中间者和自私者，而中间者的同时公共品投资额均值也要高于自私者，但不明显。我们对三种不同利他偏好类型的个体的同时公共品投资额均值进行均值差异性检验，检验结果发现强利他者的同时公共品投资额均值要显著高于中间者 （Pr（T＞t）=0.007）和自私者 （Pr（T＞t）=0.005），但中间者与自私者的同时公共品投资额均值之间的差异则不显著 （Pr（T＞t）=0.2715）。我们进一步对个体的利他偏好与同时公共品投资额进行Spearman等级相关系数检验，检验结果发现两者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

关系，相关系数为0.326（Prob＞|t|=0.001），这表明利他偏好程度越高，其同时公共品供给水平通常也越高。

表2 不同利他偏好个体的同时公共品投资额均值

表3和表4给出了具有不同劣势和优势不平等厌恶程度的个体在实验5中的同时公共品供给情况，其中采用了个体在实验2中选择平均收益方案的个数来表示其对劣势和优势不平等厌恶程度。根据表3可知，劣势不平等厌恶者和劣势不平等爱好者的同时公共品投资额均值都要高于劣势不平等中性者。对三种不同劣势不平等厌恶偏好类型的个体的同时公共品投资额均值进行均值差异性检验，检验结果发现劣势不平等厌恶者的同时公共品投资额均值要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高于劣势不平等中性者，Pr（T＞t）=0.060，而劣势不平等厌恶者与劣势不平等爱好者以及劣势不平等爱好者与劣势不平等中性者之间的同时公共品投资额均值则无显著差异。进一步对个体劣势不平等厌恶程度与同时公共品投资额进行Spearman等级相关性检验，结果发现，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显著，相关系数为0.106（Prob＞|t|= 0.307）。根据表4可知，优势不平等厌恶者的同时公共品投资额均值要高于优势不平等中性者和优势不平等爱好者，对三种不同优势不平等厌恶偏好类型的个体的同时公共品投资额均值进行均值差异性检验，结果发现优势不平等厌恶者的同时公共品投资额均值要显著高于优势不平等中性者 （Pr（T＞t）= 0.035），而优势不平等厌恶者与优势不平等爱好者以及优势不平等爱好者与优势不平等中性者之间的同时公共品投资额均值则无显著差异。进一步对个体优势不平等厌恶程度与同时公共品投资额进行Spearman等级相关性检验，结果发现两者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246（Prob＞|t|=0.016），这表明优势不平等厌恶程度越高，其同时公共品供给水平通常也越高。

表3 不同劣势不平等厌恶类别个体的同时公共品投资额均值情况

表4 不同优势不平等厌恶类别个体的同时公共品投资额均值情况

表5给出了具有不同互惠偏好的个体在实验5中的同时公共品供给情况，其中根据个体在实验4中针对对方各种可能投资额下的返还额情况来测度其互惠偏好。根据表5可知，强互惠者的同时公共品投资额均值要高于中间者和自私者，并且中间者的同时公共品投资额均值也要高于自私者，其中自私者中的11位被试者中有9位的投资额为0。对三种不同互惠偏好类型的个体的同时公共品投资额均值进行均值差异性检验，结果发现强互惠者的同时公共品投资额均值要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高于中间者（Pr（T＞t）=0.059），并且也显著高于自私者 （Pr（T＞t）=0.000），并且中间者的同时公共品投资额均值也要显著高于自私者 （Pr（T＞t）=0.009）。进一步对个体互惠偏好程度与同时公共品投资额进行Spearman等级相关性检验，结果发现两者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406（Prob＞|t|= 0.000），这表明互惠偏好程度越高，其同时公共品供给水平通常也越高。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知，个体的利他偏好、优势不平等厌恶偏好以及互惠偏好都与其同时公共品供给行为显著正相关，但考虑到上述三种社会偏好的正相关关系，我们进一步进行计量分析，以检验到底是其中某种社会偏好还是同时几种社会偏好都对个体的同时公共品供给行为具有显著的影响。我们在控制个体客观特征的基础上对个体的同时公共品投资额与社会偏好进行OLS回归。表6列出了OLS的回

归结果，其中模型1为基准模型。根据模型6我们可知，个体的同时公共品供给行为主要受到互惠偏好的显著正影响，即个体的互惠偏好越强，其同时公共品投资额也越高，而利他偏好和不平等厌恶偏好的影响则不显著，回归结果还同时表明了个体的同时公共品供给行为还受到了是否有经济行为决策实验经验等因素的显著影响。

表5 不同互惠偏好个体的同时公共品投资额均值情况

表6 同时公共品投资额对社会偏好的OLS回归结果①需要说明的是，在工作论文中我们还检验了人口学特征和一些个体特征的影响，并且用tobit进行了稳健性检验，限于篇幅，本文没有报告这些具体的检验结果，这些检验结果表明，一部分人口学特征和个体特征有显著影响，并且我们的OLS检验结果也是稳健的。有兴趣者可向作者索取工作论文。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标准差为经过异方差调整的稳健标准差。

五、风险偏好对公共品供给行为的影响分析

人们的公共品供给行为也是一种风险行为，即社会偏好的异质性给人们的公共品供给行为带来了社会风险，那么在这种社会偏好作用所体现的人们合作行为或决策的社会影响下，是否会挤出风险偏好对人们合作行为或决策的影响？我们进一步对风险偏好对人们同时公共品供给行为的作用进行分析。表7列出了具有不同风险偏好类别的个体在实验5中的同时公共品供给情况。根据表7可知，风险爱好者的同时公共品投资额均值要高于风险中性者和风险厌恶者，对三种不同风险偏好类别个体的同时公共品投资额均值进行均值差异显著性检验，发现风险爱好者的同时公共品投资额均值与风险中性者和风险厌恶者的同时公共品投资额均值之间的差异并不显著，同时风险厌恶者和风险中性者之间差异也不显著。进一步对个体的风险厌恶程度与其同时公共品投资额进行Spearman等级相关性检验发现，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显著，相关系数为-0.142（Prob＞|t|=0.167），这表明虽然个体风险厌恶程度与其同时公共品投资额之间呈负向相关性，但相关性并不显著。

表7 不同风险偏好类别个体的同时公共品投资额均值情况

上述相关性分析虽然表明个体风险厌恶程度与其同时公共品投资额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显著，但考虑到可能存在个体的风险偏好与社会偏好之间的相关性，在此我们进一步在控制个体的客观特征和社会偏好的基础上，对个体的同时公共品投资额与风险偏好之间进行计量分析，同时也可以在控制个体风险偏好的基础上进一步验证上述社会偏好对人们公共品供给行为的影响结论。表8列出了个体同时公共品投资额对风险偏好的OLS回归主要结果，从中可推断，个体风险偏好对其同时公共品供给行为是具有显著影响的，风险偏好的作用并没有被完全挤出，即个体的风险厌恶程度对其同时公共品投资额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同时回归结果也进一步支持了个体的同时公共品供给行为主要受到互惠偏好的影响，以及个体的同时公共品供给行为也受到其是否为独生子女以及是否有经济行为决策实验经验因素的影响，但在上一小节回归中所表明的是否成长于单亲家庭对个体的同时公共品供给行为具有显著影响的结论在控制个体的风险偏好以后并没有得到支持。

以上分析结果表明，个体的同时公共品供给行为同时受到互惠偏好和风险偏好的影响，那么在风险偏好与社会偏好的竞争中，是风险偏好还是互惠偏好占据着更为重要的作用。我们同时获取了各个自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根据表8中模型6的风险偏好和互惠偏好的标准化回归系数来看，同时公共品供给行为中互惠偏好的作用要强于风险偏好，两者的标准化回归系数的绝对值为0.391和0.249。这一点也可以通过比较表6中模型3以及表8中模型1的拟合优度来说明，两者的拟合优度分别为0.335和0.242。通过上述同时公共品供给行为下的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结论：首先，在社会偏好中，个体的同时公共品供给行为主要受到互惠偏好的影响，这支持了周业安和宋紫峰 （2008）的研究结论，与Ashley等

人 （2010）[18]和陈叶烽 （2010）[19]的研究结论不同；其次，个体的风险偏好对其同时公共品供给行为也具有显著的影响，风险偏好的作用并没有被社会偏好作用所体现的个体决策影响所挤出，这与Kocher等 （2011）[20]的研究结论相反，并且同时公共品供给行为中互惠偏好的作用要强于风险偏好；最后，个体为独生子女以及具有经济行为决策实验经验对其同时公共品供给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影响。

表8 同时公共品投资额对风险偏好的OLS回归结果

六、结论

本文在标准公共品博弈实验下，对风险条件下的社会偏好在社会合作中的作用进行分析和研究，主要包括在社会偏好作用所体现的合作行为或决策的社会影响下是否会挤出风险偏好对人们合作行为或决策的影响、在社会偏好与风险偏好的竞争中是社会偏好还是风险偏好在人们的合作行为或决策中占据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合作行为或决策中社会偏好与风险偏好的互动效应等三方面问题。结果表明，人们的同时公共品供给行为主要受到互惠偏好的影响，而利他偏好和不平等厌恶偏好对人们的同时公共品供给行为的影响则不显著；风险偏好对于人们的同时公共品供给行为具有显著的影响，并且互惠偏好在同时公共品供给行为中的作用要大于风险偏好。

[1]Ledyard,J.,“Public Goods:A Survey of Experimental Research”，Experimental Economics,eds.J.Kagel and A.Rot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rinceton,New Jersey,1995.

[2][18]Ashley,Richard,Sheryl Ball,Catherine Eckel,“Motives for Giving:A Reanalysis of Two Classic Public Goods Experiments”，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vol.77，no.1，2010,pp.15-26.

[3]Isaac R.M.,J.M.Walker,S.Thomas,“Divergent Evidence on Free Riding:An Experimental Examination of Some Possible Explanations”，Public Choice,vol.43,no.2,1988,pp.113-149.

[4]Andreoni,J.,“Warm-Glow versus Cold-Prickle the Effect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Framing on Cooperation in Experiments”，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10,no.1,1995,pp.1-21.

[5]周业安、宋紫峰：《公共品的自愿供给机制：一项实验研究》，《经济研究》2008年第7期。

[6][19]陈叶烽：《社会偏好的检验：一个超越经济人的实验研究》，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

[7][11][13]Teyssier,S.,“Inequity and Risk Aversion in Sequential Public Good Games”，Public Choice,vol.151,no.1, 2012,pp.91-119.

[8][12][14]周业安、连洪泉、陈叶烽、左聪颖、叶航：《个体偏好异质性的关系及自愿供给效应研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工作论文，2012年。

[9][10][20]Kocher,Martin G.,Peter Martinsson,Dominik Matzat,Conny Wollbrant,“The Role of Beliefs,Trust,and Risk in Contributions to a Public Good”，University of Gothenburg,Departmentof Economics,Working Papers,2011.

[15]Fischbacher U.,“Z-Tree:Zurich Toolbox for Ready-made Economic Experiments”，Experimental Economics,vol.10, no.2,2007,pp.171-178.

[16]Holt,C.A.,and S.K.Laury,“Risk Aversion and Incentive Effects”，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92,no.5, 2002,pp.1644-1655.

[17]Dufwenberg,M.，and G.Kirchsteiger,“A Theory of Sequential Reciprocity”，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vol.47, no.2,2007,pp.268-298.

责任编辑：张 超

F061

A

1000-7326（2015）04-0078-07

*本文感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12BJL039）的资助。特别感谢华南师范大学连洪泉博士、北京师范大学何浩然博士、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叶航教授以及陈叶烽副教授的指导和帮助。

黄纯纯，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 （北京，100083）；左聪颖，北京抱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博士（北京，100022）；周业安，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