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广利 黄成亮，2

（1.华东理工大学 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 200237；2.西华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四川南充 637002）

任何问题不是在判断的时候开始的，而是在更原始的时候，以那些“能被想到的”能表达出来的方式开始的。作为自反现代化理论的一部分，风险社会理论既反映了贝克、吉登斯等学者对现实的敏锐观察，也代表了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的理论转向。在自反现代化理论体系中，风险社会理论具有承前启后的双重意涵：一方面，风险社会是对第一现代性瓦解后的抽象概括与现实描述，缺乏这一环节，自反现代性也就失去了规范性的理论维度；另一方面，风险社会作为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就要求一种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想象，从而为未来的发展植入一种新的可能。鉴于此，作为第一现代性扩张的意外性后果，对于风险社会的研究不能仅仅限于现象与表征的理解，更需要在西方现代性的发展历程中挖掘出风险社会的演进机制。

一、启蒙精神与现代理性

在西方现代性扩张之中，启蒙理性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正是在启蒙理性主线的现代性发展中，西方哲学经历了由本体论到认识论的转向，这个转向不仅意味着人类思考方式的变更，更意味着物质生产、生活实践的新的起点。现代理性的发展与启蒙运动相伴相依。作为一个广泛的现代性命题，启蒙理性不但确立了理性为王的根本标准，同时也进一步地推动社会文化、制度形态和社会结构的多重变革。启蒙意味一种决裂，其含义与目标直指思想解放运动与社会解放运动，是中世纪晚期唯名论的结果①唯名论与唯实论之争是西方中世纪后期经院神学的重要命题，其争论焦点在于共相与殊相的优先秩序，唯实论认为，一般比个别事物具有更高的实在性，唯名论则反之。在方济各会的神学家即强调经验与知识的关联，更注重人的主体性与内在精神的发展，从认知的角度在神学与世俗科学之间确定了边界，从而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动摇了神学的基础，为文艺复兴个性自由与解放提供了思想资源。参见汉斯·约阿西姆·施杜里希：《世界哲学史》，吕淑君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164-188页。，并进一步为自然科学的兴起埋下了伏笔。自文艺复兴以来，作为个体的“人”挣脱了传统的束缚，主体意义得以浮现，对已有知识的批判性思考与检验的思想运动形成了启蒙思想的萌芽。到巴洛克时期，笛卡尔等学者都试图通过数学的方法为哲学寻求一种普遍性的认识方法，并通过少数概念为依据创造出一个无所不包的庞大哲学体系，自此以后，理性作为考察神、世界与自我的重要工具在认识论中达到了统治地位。近代以来，启蒙学者运用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逻辑方法，形成了理性科学文化，从而为西方人本主义思潮和科学主义思潮打下坚固的思想基础，一直持续到今日。

理性在指引着人类从宗教神学与封建社会的压迫中解救出来的同时，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现代性的扩张，在形塑了现代社会的同时，也蕴含着各种风险。首先，理性意味着自我启蒙，也就是说，个体运用自己的思维去认知事物，从而将群众从宗教狂热②中世纪以来，理性主义与认识论是在与神学宗教的对话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宗教狂热所引发的战争引起了欧洲各国政府与社会的普遍反思，急需一种工具能够摆脱宗教狂热，理性部分性地发挥着代替宗教的功能，并进一步成为后神学时代社会分化转型过程中有效的治理工具。运动中解放出来。正如康德所言，“Sapere aude! 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③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序，第3页。其次，理性在资本主义国家④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也是主权不断理性化的过程，威斯特法利亚条约的签署是西方近代国家的雏形，为应对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主权国家通过强制手段进行资本积累。参见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与欧洲国家》，魏红忠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崛起的过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特别是科学技术急速发展，促进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类由此堂而皇之地成为了自然界的主人；再次，在后神学时代，普遍性精神秩序消解的环境下，如何重建一种新的工具，从而形成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介，理性主义就成为不二选择，“在统治阶层看来，科学知识有助于治理国家，在战斗中取胜，延长人的寿命，这一切都有利于基督教徒对异教徒的统治，靠知识和智慧比靠武力征服与暴力镇压显然代价小，收效大，而且能够持久”⑤弗雷德里希·希尔：《欧洲思想史》，赵复三译，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3页。；最后，启蒙时代的社会思潮被自然、利益与秩序概念所左右，以资本家为主体的理性化的市场取向的经济过程与旧有的专制的政治上层建筑发生了全面的碰撞，资产阶级以胜利者的姿态首次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启蒙理性在与传统断然割裂的过程中，获取了现代性的合法审判权，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即是：“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做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者的悟性成为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04页。

启蒙理性以进步、大无畏的勇气开拓未来，以进步性的叙事取代了传统的道德观念，在解构了传统社会的同时，也不断生成了新的社会风险：一方面，启蒙精神加速了传统社会的瓦解，在个体与社会之间，宗教、文化等团结纽带不断衰弱，社会分化速度快于社会整合速度，两者之间无法创造出新的稳定的动态机制，社会秩序与道德因而陷入危机；另一方面，启蒙精神与理性齐头并进，生产力迅速发展，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加强，传统生活共同体逐渐瓦解，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由此诞生，社会中的合理化制度以理性的名义主宰了人们日常生活，并进一步形成了以程序性、抽象性、非人格化的抽象社会。①李猛：《论抽象社会》，《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1期。

二、理性分裂：风险形成的动因

启蒙精神意味着个体能动性的展开，主体意识的浮现与认知方式的改变，个体思维与存在之间的关系又重新调整。传统古典哲学对自柏拉图以来的纯理念世界的追求逐渐让位于世俗化进程。启蒙所孕育的理性主义是科学的理性主义精神，其本身就蕴含着人类认知自然与改造自然的价值取向，并与市场化取向的功利主义相互形塑促进了资产阶级的兴起，资产阶级在获取政治地位的同时，进一步促进了欧洲各民族国家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在摧毁了传统封建社会的结构后，成为现代性扩展的主要旗手。资产阶级对于利润的追求、资本自我增殖的内在冲动，理性精神逐渐蜕变为工具理性，以追求资本为目标的现代社会组织信奉技术至上与效率至上，进而将自然世界与人类都逐渐客体化、工具化。在马克思看来，尽管资本主义社会在短期内激发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但是其代价正是通过人的异化所实现的，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主导的社会结构中，以物质生产为取向的理性中，人的生产并非以人本身为目的的生产，而是以制成物为目的的，马克思的批判直指现代社会的非正义性，并要求通过实践重新恢复生产生活的伦理维度，从而促进人类潜能的充分发展。

物质为主导的社会生产与生活将传统社会价值秩序颠倒，现代化的过程正是以此为逻辑的“理性化”不断展开的过程，集中体现为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压制，人的活动都是以目的达成为目标。在韦伯看来，工具理性“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与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其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②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6页。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具理性进一步规定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特别是它与人之间欲望达成的耦合性，这种欲望体现在它与个人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将财富与名声作为追求的目的，并由此出发来安排、计划自己的行动，这是一种更接近于人之本能的理性，由此爆发出了强大力量，并加速了社会现代化的步伐。在功利主义价值观所主导的社会进程中，个体、社会的多重传统价值都让位于物质文明的扩张。在韦伯看到目的理性对于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意义的同时，也悲观地指出，其最后的终点不过是从宗教的牢笼出逃后又堕入了理性化建造的铁笼。

法兰克福学派在继承了韦伯与马克思的观点之上，继续对工具理性展开激烈的批判。在他们看来，社会的意义丧失的核心就在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裂，同时工具理性将价值理性完全性的压倒，从而造成了社会间的对峙，这种对峙无所不在，表现为主体与客体的分裂和对立，信仰与知识的分裂和对立，人与自然的分裂和对立，以及个人与社会、自我与他人、感性与理性、自由与必然、有限与无限的对立。西方文明理性传统的“启蒙”将人类从恐惧、迷信中解放出来并且确立其主权的进步观念的同时，也进一步消解了神话世界中旧的不平等与不公正的代价，从而形成了一种生活世界新的不平等与不公。“人类为其权力的膨胀付出了他们在行使权力过程中不断异化的代价。启蒙对待万物，就像独裁者对待人。”③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的辩证法》，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启蒙理性蜕变为工具理性，这种工具理性“支配”或“统治”地位的确立是人的自我持存的最终结果，“具有启蒙理性的主体被自动控制的秩序机器那种更加平稳的运转所代替。为了进一步实行严格的控制，主体性悄悄地把自己转变为所谓中立的游戏规则的逻辑……主体在取消意识之后将自我客体化的技术过程，彻底摆脱了模糊的神话思想以及一切意义，因为理性自身已经成为万能经济机器的辅助工具。”④同上，第23页。在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眼中，历史已经失去了进化的可能，工具理性淹没了主体性，由于缺乏与工具理性对抗的外部性，从而无法推动社会进步，主观理性将内在自然与外在自然完全工具化，由此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单向度的人。①参见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

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在社会高度分工、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基础之上，是以工具-目标理性为价值取向追求的，工具理性进一步推进了合理化组织的形成。然而，合理化的组织是以理性张力消失为代价的。风险社会既是工具理性-制度-社会行动拓展过程的意外性后果，同时，在为应对意外性后果的制度性措施补救中，由于理性制度化本身的悖论因素，风险社会遂成为了一个闭合式的循环过程，风险恰恰是从工具理性秩序的胜利中产生的。②乌尔里希·贝克：《自反现代化》，赵文书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页。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正是在神学的废墟与意义祛魅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价值理性的式微与工具理性的成长促进了个体间与群体间关系的改变，传统的个体与群体都有着神圣的价值共享，但是在祛魅化的时代，个体间与群体间都成为了彼此借以达成目的的手段。这种后果在分化社会缺乏整合性资源的条件下，进一步蜕化为物化社会或是资本社会，个体主义、功利主义与利己主义思想不断影响着个体的行动选择。社会分工日趋精细，进一步导致了社会制度的变迁与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社会分化为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系统，并逐步从生活世界中分裂并置，促使人类行为方式越来越趋于体系化与异化，理性化的经济运行体系和科层化的行政管理体系地位的逐渐上升，使本真的、隶属于人主体性的生活世界被放逐，个体丧失了主体意识与批判性的自我超越的维度。理性化的制度在规范社会行动的同时，由于缺乏外部性的纠偏，社会行动-制度规范之间由此形成了封闭的循环，而风险社会的动因就在于第一现代性的意外性后果，在自我生成的过程中并自我解构着。

三、制度化与现代风险的蕴育

现代性促发的风险后果就是一种非规划性变迁所带来的制度应对过程，即贝克所言的：“把从18世纪延伸到20世纪的生产力的发展视为风险的形成过程和对它们的回应过程，即制度化的回应过程。”③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吴英资、孙淑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0页。风险的制度化转化为制度化的风险，风险的应对也形成了失去外部性的闭合式循环，现代性风险的治理与预防需要新的制度加以规范，形成社会行动的稳定边界，进而将未来不确定事件发生概率尽量降至最低。然而，以启蒙理性开启的现代社会风险中，风险本身就是与制度规范息息相关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理性的边界问题，如果以理性设定制度从而规避风险的话，那么新的制度也有可能参与了新风险的建构。制度风险的深层逻辑则根植于社会结构之中，在贝克看来，风险社会本质上就是自反现代性的后果，并形成了以风险逻辑运作为轴心的混沌生活，而这种风险的内容则包含了以下四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财富分配的逻辑转向风险分配的逻辑。现代风险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业社会的运行逻辑，人类社会开始了一场从短缺经济时代的财富分配逻辑向晚期现代性的风险分配逻辑的转换。两者之间的核心差异为工业社会的动力机制是基于财富生产与分配的社会不平等，而风险社会的动力机制则是面临社会风险威胁的一种共同的恐惧感；工业社会的传统的阶级概念被众所感知的风险意识所取代，成为现代性的重要问题。在贝克看来，财富逻辑关系所主导的正是工业社会的逻辑，社会行动与决策都是基于财富的创造与分配为轴心运转的，换言之，工业社会的线性社会结构是一种以财富为标准的阶级社会。但工业社会具有自我消解的特征，这种自我消解的后果就是风险社会，社会的分配形式的主轴则从财富向风险的扭转，这种扭转体现在分配逻辑之中，财富所主导的工业时代的阶级概念让位于风险社会的分配概念，在这个过程中，风险与财富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其潜藏着不确定性与模糊性，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风险的被分配者。

其次，风险决策与责任的分离。在传统与工业社会中，责任与义务、权利与责任间的分裂，决策的背后则是权利-义务的脱嵌，在传统社会农业社会中，由于社会活动的边界相对固定，人类共同体之间彼此相互有着根本的权利与义务的关系，社会团结的方式是基于地缘、血缘、业缘的共同体。然而，处于现代市场化、以理性为指导的时代，社会分工加速了社会结构的瓦解，由此，在生产与分配的过程中造成了决策与责任的分裂，也就是说，在共同体向社会这个环节过渡中，社会道德的形成速度远远慢于社会分化的速度。从风险社会的发生意义而言，正是道德文化发展的滞后，造成了决策与责任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断裂，造成了政治、经济、生态等各种外部不经济的后果，而决策方不承担属于本身的责任，并进一步通过现代化的知识语言系统来推诿责任，形成了贝克所言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现象。

第三，对专业知识信任的流失。知识在社会的霸权地位是与启蒙理性的扩展息息相关的。启蒙精神确定了以主义理性为标准，获取了对于未知世界的解释权，这种解释权经历过资产阶级上台与教育的普及化，推动了工业、技术等诸多科技理性的发展，但是，对于现代科技理性而言，并不具备自我约束的能力，用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而言，科技理性本身就是非自足的。由此，尽管理性、知识获取了现代社会最具有权威的解释权，但是知识的边界也逐渐释放出灵魂的魔鬼，正如歌德的潘多拉盒子，一旦开启，就形成了巨大的动能，人的欲望无止境的生长，资产阶级为了博取更多利润，“工业社会的内在发展机制将使人可能行进到一切都必须按照科学技术专家所提出的原则来进行管理技术统治时代，或者行进到直接由科学技术专家统治一切的专家政治时代。”①乌尔里希·贝克：《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3期。换言之，哲学、价值、知识的政治化②在列奥·斯特劳斯看来，政治和哲学在现代已经结成了一个连环套，现代性的诡异就在于它以为可以通过“哲学”来改造“政治”，把所有人都提到“哲学”的高度，结果却是“哲学”本身被“政治化”而变成了“公民宗教”，而“政治”则反过来被“哲学化”而成了所谓“科学的政治理解”。“政治”本身几乎“看不见摸不着”了，政治的真面貌被“哲学、科学、理论”包了起来，这也就是现代性的危机的集中体现。参见列奥·斯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甘阳：《政治哲人斯特劳斯》序言部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69-70页。已经成为工业社会的统治逻辑的内核，传统意义上知识就是美德转换为知识就是力量，并进一步与权力形成了联盟，无所不在的微观权力主宰了社会进程。知识-权力-立场的三重结构造就了风险的定义与解释都要顺从专家系统，社会风险在专家系统的知识里可以被改变、夸大、转化或者削减，并就此而言，它们是可以随意被社会界定和建构的③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0页。，掌握着界定风险的权力的大众媒体、科学和法律等专家系统就拥有了关键的社会和政治地位。同时，越来越多的社会风险又反过来形成了对专家系统的普遍质疑，人们发现他们给予信任的专家系统并不是“全能的专家”，在知识边界与社会行动间就存在着一种张力，知识在丧失了崇高地位又得不到普遍信任的前提下，就无法为社会行动提供指导，人们的生活就始终处于高度不确定中，并进一步加剧了风险的扩张。

最后，第二现代性解构了工业社会，也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在工业社会结构里，个体镶嵌于群体之中，社会分层是以马克思所言的阶级概念加以划分，社会团体也具有一定的价值规范对个体行为加以约束，线性的工业社会虽然摆脱了传统的机械社会，但依旧保持了整体性规范，也就是帕森斯所谓的社会意识的整合功能。随着工业社会向第二现代性转向，个体化趋势也越来越明显。现代社会正是通过教育形塑了个体，而个体又在快速流动的社会变迁中重新寻求新的定位，职业加速流动、居住空间的变迁都促使了个体化、浮动化、碎片化风险社会中，原本镶嵌于身份认同与传统的阶级和阶层等级模式逐步瓦解，个体由于教育、流动机会的增加以及竞争的加剧，拥有了更多的选择。然而，个体的自由空间也是以牺牲个体的社会支持网络为代价的，在拥有更多自由的同时也面临着更大的危险，同时，个体的自由流动也为现有的法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战，但是制度化反应与个体行动间的非协同性进一步诱发了风险的可能，无法自足的个体有可能成为风险的制造者，社会有可能遭遇更大的社会风险。现代性的制度正是一边调整着自我边界的同时，又以理性悖论的形式塑造着未来的、不可确定的新的风险。

在贝克看来：“工业社会造成的不确定性并不必然造成混乱与灾难。更确切地说，不可确定的不可计算性还可以成为创造的来源，亦即成为允许意外情况和新鲜事物的理由。”①乌尔里希·贝克、邓正来、沈国麟：《风险社会与中国》，《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5期。但风险社会却因为现代性的自我消解在逐步瓦解了工业社会的同时，成为了一种自反性的现代化。这种自反性就意味着：“是在人们反思性地运用知识的过程中（并通过这一过程）被建构起来的，而所谓必然性知识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误解罢了。”②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现代化社会在快速发展的背景中，社会结构的变迁所导致的对知识的反思，促使了社会更加对理性知识的本身的质疑，这种自觉性的反思知识制度实践之间形成了一个循环，在此循环中，自我与社会之间的能动实践的范围不断扩展，改变现代社会的能力也越强，在创新的同时也在消解着现有的社会结构，由此成为了自我反对自我的特征，在以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全球化语境下，风险的跨时空扩散进一步威胁着人类生存。

四、超越时空：全球化时代的风险扩散

第二现代性下的风险扩张体现了超越传统的时空边界向全球蔓延。今日我们所生存的世界，正是在西方现代性扩张的动力中生成的。伴随着地理大发现，西方世界的精神文化生活都发生了剧烈转向，改变了传统社会的精神气质。西方国家主导的现代性扩张也正是在与全球化的互动中相互建构的，在全球化背景中，封闭的空间被打开，国家与国家之间物流、金融、交通等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一体化的过程，与全球一体化过程相生相伴的则是风险也随着现代性扩张到全世界，而近日的风险又体现出了超越时空的特征。

现代性实践所形成的风险第一个特征就是超越了传统的空间。风险社会理论形成的初期，贝克关注点就主要聚焦在自然生态方面的风险，在自然风险的范畴里，社会学理论就与风险背景下的社会行动存在着脱节，在贝克看来：“社会学根植于民族国家，并在此视域中阐发出自身的理解，自身的认识形式，自身的概念，如今它在方法论上也带上了这种嫌疑，即在使用僵死的范畴。”③乌尔里希·贝克：《自由与资本主义》，路国林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风险的全球化扩散要求传统的社会学做出新的回应。生态危机等诸多风险的全球化扩散促使了风险超越民族国家内部的蔓延，现代性的风险由于人类实践与知识的扩张，风险更具有模糊性与扩散性。在传统农业社会，人类基本上生活在相对固定的空间之中，风险更多体现在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上，例如火山、地震、洪水等不可控的因素。传统的风险表现为局部性的、自然的、个体的风险，影响的人群与空间有限。科学技术的进步扩展了人类实践的边界，工具理性主导的社会发展带来了诸多潜在的、不确定的风险，从现有的知识出发，现代风险无法得到准确的定义。核辐射、生态环境的恶化都会对人类生存造成巨大威胁，地球村间民族国家资源的流动与行动边界的扩展中，为了应对全球化竞争，各个国家政府都采取最新的科学技术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但其背后却存在二律背反，科学技术的采用在短时间内对社会民生与国家实力都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其负效应则根本不只是限于国家内部，而是全球性的扩散，对于生活在这个地球的人类造成的风险就存在着外部效应，即生产风险的主体将自己与全球国家绑架，为了自身的利益对世界生态环境造成了伤害；其次，流动的风险与风险管制之间存在着断裂。在风险扩张的过程中，对于社会底层人士而言，因为缺少相应的资源，只能被动地承受风险，而无法摆脱风险，全球化流动中，各个国家移民边界的松动为风险的生产与分配提供了规避空间。从这个层面而言，超越空间风险即是风险扩散的后果，这种后果体现了人-自然-风险扩展的发生逻辑，即主体性的人通过实践，在知识不完备与价值理性的缺失下，将自然世界当做为主体人目标实现的工具，而非与自然和谐共处，由此自然的终结后果就是现代风险的生成，而自然界受到的侵蚀就反过来威胁到人的生存。对于地球而言，自然在人类不顾后果实践的前提下，成为风险流动的载体，又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循环而转向人类自身，现代风险就表现为全球性的特征，环境污染、核辐射、食品加工等诸多风险是不分国界、不分种族、不分人群的，超越了民族国家内部，并将全世界置于危机之中。

风险的扩散不但意味着空间，更意味着在时间范畴中，从未来的向度增加了人类生存的不确定感。在自反现代化理论范畴中，启蒙理性所引致以认为主体的知识具有二重性特征，人类在寻求确定性知识中，将主体思维当做思考的基点，由此出发，外在于客观世界的一切都要接受思维、实验的考察，换言之，知识取代了传统神学、宗教的地位，将人自身的视角从上帝转向现实生活；但是，启蒙理性所造就的知识观是一种不确定的知识，无论是实证科学或是理论演绎都存在着知识运用的基本前提的边界，从现代性的扩张角度出发，各个国家与社会个体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或是达成目标，将知识当做获取利益的工具，由此，进一步切断了传统、现代与未来的关联，在关注现世的背景下，实践、时间与后果的链条中就存在着未知的不确定性，社会系统体现了高度的复杂性特征。在卢曼的眼里，风险社会的关键点在于自我生产不确定性的领域逐渐放大，时间作为条件，将某一领域的一种操作变为下一次操作的出发点，在现代性风险的生成中，不同系统与不同主体在实践过程中都处于前操作定型之下，而下一次操作又要以此前操作为前提，时间作为系统内部推移的决定性条件，呈现出潜伏性与不可预见性的特征。以经济角度而言，风险在保险与金融领域也体现得极为明显。现代社会的保险制度产生是出于对风险的回应与补偿，但处于全球化风险社会里，由于风险的潜伏性与时间滞后性，造成了保险制度无法对灾害后果形成有效的评估，风险无法用货币与相关制度通约，由此表现出不可赔偿性的特征；从金融角度而言，金融是关于货币在时间与空间中再生产的流动中获取利润，然而，由于对贸易、交易等诸多金融管制政策的缺失，造成了全球化诸多国家都处于金融风险之下，由此对民族国家的社会稳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从政治角度而言，线性的历史进步观念预设了西方作为发达国家，是第三世界国家效仿的目标，西方发达国家强行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制度移植与改造也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新的风险，西方发达国家向第三世界国家强行输入民主、普世价值等政治话语，但是从来没有考虑到各个国家自身文化与基本国情，从而促发了非洲与亚洲等国家政权更迭，社会陷入混乱，难民、自杀式袭击、民间组织的无力报复等诸多风险，都与西方国家的政治话语与制度强行侵入有着重要关联。现代性的风险在酝酿自身的同时，体现了长时段潜伏性的特征，这种时间性风险的延迟会对全球化的未来蕴含着更大的破坏性。超越时空的风险将全球各个国家都纳入其中的同时，也超越了传统以国家为单位的治理体系，成为现代人与未来的人类所共同面临的巨大挑战。

五、结语

风险社会理论作为自反现代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经验与建构的两个层面反映出了现时代所面临的危机。在风险理论家们看来，也正是在现代性的扩张中，风险社会成为了现代化进程中自我消解的意外性后果。从对风险社会理论的机理演化中，可以看出，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哲学从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变，对亘古不变价值的追求转为对确定性知识的追求，科学技术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西方社会实践的变迁。风险的产生与扩张成为全球化中的重要议题，是和现代化进程中相伴相生的，换言之，正是西方现代性没有节制发展的后果，但究其根源，这个后果在启蒙时代就早已埋下。启蒙主义的理性，作为解放人类认知的力量，在西方社会现代性发轫早期不过是一种批判性力量，具有自身的生命力与洞察力。随着机器化大工业社会的形成，特别是工业社会所要求的功能合理性，并以此为原则所组建的社会中，个体只是作为社会结构中的齿轮，作为能动的、理性思考的主体则淹没在机器化与科层制社会结构中，由此丧失了理性批判性的内涵，转而滑向僵化的教条主义，自由主义的放任原则为自然界各种要素提供了市场，更进一步推进了功利人、欲望人个性的形成，在此过程中，作为主体的人不但没有在认识自然中解放，反而进一步成为了异化的人。西方社会在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同时，精神世界并没有与现代性同步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对于自然进行控制与改造的步伐远远地超过了人的道德力量的发展以及制度对社会秩序与控制的发展，两种张力原本作为西方现代性生成的重要动力，失去了与之抗衡互张的对立，形成了现代风险。启蒙理性成全现代性，而现代性在扩展中道德力量的缺失，造就了没有节制的发展观，科学技术与生产关系将人本身客体化。在海德格尔看来，科学技术的解蔽功能让现代社会忘记“此时此世”的存在。在马尔库塞看来，也正是科学技术的牢笼统治将人变成了一种丧失否定性、批判性、超越性的个人。风险社会即是对第一现代性即工业社会的否定形式，其形成的深层逻辑就在于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主导的社会中，人、物、自然之间关系的错置，遗忘了人的存在价值与意义问题。风险社会的治理与新的启蒙也需要摆脱西方主导的全球化，从发展角度而言，则应合作共赢，包容不同文明，加强不同文化间交流对话与相互理解，从全球秩序而言，就需要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增进人类共同利益，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从而为治理风险社会开启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