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希宇（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莫里森对黑人女性身份的重构
——以《秀拉》为例

王希宇
（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托妮•莫里森的小说《秀拉》突出表现了黑人女性在种族压迫和性别歧视下的悲惨命运。作者一方面指出黑人女性身份认同的困境，另一方面从身体独立意识、经济独立意识、思想独立意识和民族联系意识等入手，完成了对黑人女性身份的重构。

托妮•莫里森；《秀拉》；女性身份；独立意识

阿雷恩•鲍尔德温等人在《文化研究导论》一书中指出：身份，就是被用来描述存在于现代个体中的自我意识。[1]长期以来，在以白人文化为主流的现代美国社会以及父权制的文化语境中，黑人女性虽然在表面上获得了自由，但其自我意识和精神却在强势文化的冲击下而备感困惑。由于文化和性别上的从属地位，黑人女性的身份被双重边缘化了。为了求取生存，她们只能设法隐蔽自我，从而产生“自我异化”，无法对自我身份作出准确认定，成为“弱势中的弱者”。由此可见，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与建构已成为困扰美国黑人女性的一大问题。

作为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的小说始终关注黑人女性对自我发展的追求，颂扬黑人女性的反抗精神。在其早期小说《秀拉》中，莫里森突出表现了黑人女性在种族压迫和性别歧视下的悲惨命运，指出黑人女性身份认同的困境，力图打破外界对传统黑人女性的既定认知，塑造出兼具独立性、反抗性和民族性的全新黑人妇女形象，从而实现对黑人女性身份的重构。

一、身体独立意识

事实上，在西方思想史上，从尼采开始，身体就被认为是个体的决定性基础，并在个人主体意识的建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重新认识身体，唤起女性的身体独立和“性自由”意识，已成为女性主义者们身体力行的功课，特别是对于处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美国来说，提高黑人女性的身体独立意识，其在女性主体身份的建构过程中更会起到关键性作用。在《秀拉》中，莫里森充分认识到了女性实现身体独立的重要意义，因而将提高黑人女性的“身体独立意识”作为小说重构黑人女性身份的基础。

小说中的三代黑人女性伊娃、汉娜和秀拉都在尝试着利用身体来表达个体独立意识，她们将身体幻化为有力的武器，对男权社会的压迫作出反抗，“在利用自己的身体对合理权利的伸张中逐步建立和完善自主性，从而由被控制的客体身份（他者）转变为主体身份”[2]，且表现得一次比一次强烈。

外祖母伊娃以舍弃身体的方式彰显了女性的主体性地位。婚后五年，伊娃被丈夫抛弃，生活的艰辛令她濒临崩溃的边缘。但即使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伊娃依旧没有将身体出卖给男性，而是以牺牲一条腿的代价来换取政府的保险金，使自己和孩子得以生存。之后，她将昔日与前夫一起居住的旧房子租了出去，建造了一栋属于自己的房子，在自我独立的空间内获得话语权，以君临一切的风范指挥着众人，从而斩断了对男人的依存关系，“不再作为男性审美体系中反映男性需要的客体存在，而是以残缺的身体超越了主流话语对女性的审美期待，成为中心”[3]。

从古至今，两性之间始终处于一种“支配与从属的压迫关系”[4]之中，女性只有打破这种权力关系才能有获得独立身份的可能。作为伊娃的女儿，汉娜便是一位以身体打破两性压迫关系，通过建构全新的性爱伦理来获取性自由的黑人女性。摆脱了婚姻制度的汉娜，始终追求一种最真实和自然的，没有父权制污染的本真状态的性，使性作为一种最自我、最原始的生理欲望而存在。因此，作为性的承载物—身体，不再被父权伦理的枷锁所捆绑，从而获得了自由的享乐空间和彻底的解放。汉娜不愿被男权束缚，任由身体自由地选择性爱对象，她对男性的依赖仅仅是为了满足自我身体的享乐欲望，于是她便有了“一个接一个的情人”，“每天和男人有所接触”，却“从不像其他女人那样依赖一段感情”[5]46。莫里森通过汉娜的性行为对不平等的两性关系提出了质疑，并将女性追求身体的“个性体验”推向了制高点。

尽管身体自主意识在伊娃和汉娜身上均有体现，但她们都未能摆脱对男权中心社会的维护和依赖。作为一家之长，伊娃固守黑人社区理念，维护传统两性关系。她经常教育黑人女性要爱自己的丈夫，责怪新婚的妻子没有为丈夫做好家务，“在涉及旁人的问题上，她同样偏袒男性”[5]45。汉娜虽然致力于追求身体独立和自由的性爱关系，却始终未摆脱对男性的需求和依赖。这就使秀拉的出现变得顺理成章，且对她的塑造充分体现了莫里森独特的“身体女权观”。不同于祖母和母亲，秀拉用“身体”与男权社会彻底决裂。正如梅洛-庞蒂所说：“身体的生命承载有心灵的存在，心灵存在于身体之中。”[6]这就是说，人只有在自己的身体中才能发现自我意识及身份。可见，秀拉热衷于性爱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追求男性，也不是为了自我享乐，而是为了让身体在性爱中去“体会自己持久的力量和无限的能量”[5]133，感受自我意识的存在与孤独，以照面最真实的自我。对于秀拉来说，男性是可有可无的存在，虽然尽可能多地和男人睡觉，但是一旦得到之后，她却“只是试上一次就把他们一脚踢开”[5]135。这种对性爱毫无节制、毫无道德的放纵，正是秀拉蔑视男权的表现，她试图借助身体表达自我诉求，并且以身体为武器，打破男权中心社会的道德伦理标准，“对压制女性的男性至上主义传统进行反叛”[2]，勇敢地追求男女平等。

二、经济独立意识

在男权社会中，女性不得不服从于男性统治，其中主要原因是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缺乏经济地位，必须依赖男性才能生存，一旦被丈夫抛弃，她们就会因丧失经济支柱而失去独立生存的能力。同早期的女权主义者一样，莫里森深刻意识到了女性获取经济独立地位的重要性。因此，提高女性的经济独立意识，成为莫里森在《秀拉》中重构黑人女性身份的重要内容，这一点突出体现在伊娃和奈尔身上。她们两人的婚姻经历如出一辙：都曾被丈夫抛弃，成为男权社会中婚姻制度的受害者；都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力量供养孩子，维持生计，撑起丈夫出走后破烂不堪的家。然而，尽管二人有着相似的生活经历，但她们对实现经济独立地位的探索，却闪耀着不同的女性主义光辉。

例如伊娃，在被丈夫抛弃后，面对着的是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一美元六十五美分、五个鸡蛋、三颗甜菜和一颗无所适从的心”[5]35。尽管如此，伊娃并没有屈服于命运，而是勇敢地承担起生活的重担，立誓做一个独立的女人。她将孩子托付给邻居，自己外出谋生赚取抚养费。可是，在当时的美国，由于受教育机会受到限制，加之经济上被剥削和种族歧视，谋生对于黑人妇女来说难如登天。绝望之下，伊娃只能牺牲一条腿来换取保险金，以自残为代价求得经济上的独立。重回梅德林的伊娃建造了属于自己的房子—“木匠路七号”。在新房子里，她不仅养育着自己的孩子，还收养了三个杜威，收留了柏油娃娃，把多余的房子租给镇上来来往往的房客，将“木匠路七号”扩展成一个微型的女权社会。伊娃俨然成为这个社会的女家长，凭借至高无上的地位解构了白人男性中心主义，营造出了自我独立的空间，对白人占中心的种族主义和父权制下的性别主义提出了挑战。

然而，无法否认的是，尽管伊娃实现了经济独立，但其获取方式却过于极端，有违人道主义。于是，莫里森便借助小说中的另一位女性——奈尔，阐发了黑人妇女的经济独立观。奈尔在遭遇丈夫的抛弃和秀拉的背叛后，虽然经历了一阵短暂的心理颓废期，但还是很快地振作起来，承担起全部的家庭责任。没有了每个月“棕色信封中的五十美元可以依靠”，也不愿“染指父母赖以度日的海员退休金”[5]150，她做起了清洁工和女招待，靠着微薄的收入养活子女。不过，大多数女性主义者仍然认为，工作对于同奈尔一样的黑人妇女来说并不是解放的开始，而是种族和性别压迫的继续，她们不可能拥有属于白人女性的体面工作，只能“在工厂在田野在卫生间里劳动，且工资微薄、待遇恶劣、地位低下”[7]。莫里森在《秀拉》中并没有完全否认这一点，不过她依旧愿意相信，即使是恶劣的工作也能对黑人妇女实现经济独立起到积极作用。小说中的奈尔正是依靠这一微薄收入挑起了养育子女的重担，甚至奈尔本人也深刻地认识到了工作的重要性，在与秀拉的对话中，她说：“工作是有好处的，尤其是你又不想让人帮你的时候。”[5]153奈尔用实际行动证明了黑人妇女追求经济独立的可能性，也表现出了自己在被男性抛弃后，极力颠覆男权中心制度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然而，虽然伊娃和奈尔的经济地位有所改善，但二人却始终遵循着以父权制为中心的价值评判标准，并未彻底摆脱从属于男性的命运。伊娃在“木匠路七号”处处以男性标准行事，维护男性利益，其自发的女性独立意识也仅仅是男性中心观念的变体；奈尔虽被丈夫抛弃，却依旧认为女人始终无法离开男人的世界。因此二人经济独立地位的取得并非个人主动追求的结果，而是受环境所迫的不得已之举，她们在思想和精神上仍未能摆脱男权观念的桎梏。由此可见，伊娃和奈尔并非莫里森心目中理想的黑人女性，经济独立地位的获得只是女性解放的一个必要条件，而并不能真正使黑人女性完成自我身份重构这一历史使命。

三、思想独立意识

《秀拉》创作于1973年，正值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风起云涌之时，激进的女权主义思想家们超越前辈，不再局限于政治经济领域的男女平权，而是把斗争的重点转向了精神思想领域。毫无疑问，这一激进思潮对莫里森创作《秀拉》产生了很大影响，小说的主题之一就是引导黑人女性学会“内在地寻求被公认的自我”[8]，从思想上定义自我，对固有的、刻板的、类型化的黑人女性形象予以反抗，以实现彻底解放。笔者认为，在主人公秀拉身上就明显存在着这种兼具独立性与反抗性的思想特质。

秀拉生长在一个女性地位占绝对优势的家庭，她的个性像外祖母一样刚强，很小的时候就有了独立意识。她清醒地认识到：“她没有什么可以依赖的，她既不是白人也不是男人，一切自由和成功都与她无关，她要做的是着手把自己创造成另一种存在。”[5]55就这样，她在对生活不断地观察和思考中慢慢长大。成年后，她决心走出“底部”，外出求学，寻找属于自己的世界。可是，在历经沧桑后，秀拉发现，外面的世界虽大，却找不到一个基于平等和独立关系的同伴，更找不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容身之所。于是，秀拉踏上了自我建构和彻底反叛社会的征途。

从小亲眼目睹了白人男权社会中黑人女性悲惨命运的秀拉，决心与不平等制度进行抗争。她拒绝婚姻，拒绝传统社会观念赋予黑人女性“妻子”和“母亲”的社会角色，当祖母伊娃劝其结婚生子时，她坚决地说道：“我可不想造个什么人出来，我只想造个我自己。”[5]98她甚至对母亲汉娜遭受焚烧的画面都无动于衷，并无情地将外祖母伊娃送至养老院；她藐视社区法规，不穿内衣参加教堂晚餐会，对陈规习俗不屑一顾；她放纵性欲，我行我素，随意地跟男人睡觉，以在性爱中实现自我，感受存在。她刚强、独立、反叛、放纵，其反传统行为遭到了以梅德林社区为代表的男权社会的误解和孤立，因此被当作梅德林的“异端”。但她不以为然，更没有表现出任何退却与改变，“对他们驱魔的企图和四散的飞短流长毫无觉察，也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5]122，专以“恶”的方式向不公正的社会宣战。在即将离世时，秀拉骄傲地宣称：“她们像树桩一样等死，而我却像红杉那样倒下，（因为）我确实是活在这个世界上的。”[5]155毫无疑问，不同于伊娃、汉娜和奈尔，秀拉已然成长为一个离经叛道、不屈不挠、思想独立、追求自我的黑人女性，“她不会像树桩一样渐渐地枯萎、憔悴，而是像红杉那样坚定、挺拔，活出对世界的否定，活出自己真正的个人意志”[9]，终其一生都在努力践行“自由之思想”与“独立之精神”的人生宣言。

显然，秀拉是莫里森倾力塑造的具有反抗精神的黑人新女性，是生长在黑色土地上的一朵奇葩，在她身上突出体现了反抗的精神和独立的意识，是莫里森力图重构黑人女性身份的关键人物。

四、民族联系意识

在小说中，莫里森对奈尔和秀拉两个女性进行了对比书写，阐发了自己的民族女权观，从而引导黑人女性正确地认识个体与集体、自我与民族、现代与传统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实现对黑人女性身份的最终建构。

莫里森说：“黑人女性的自我价值只能在黑人集体内实现，与集体隔离开来是没有意义的，应努力培养个体与集体间的联系。”[10]也就是说，要想实现对自我身份的建构，黑人妇女必须学会忠于集体，忠于黑人文化传统，时刻与本民族文化保持联系，否则，一旦失去了这种联系，黑人女性必将深陷无根与失落的文化困境之中，而秀拉正是这后者的典型。在小说中，她是传统社会的叛逆者，集放纵和反叛于一身。然而，伴随着生命的逝去，其对自我独立的追求最终还是失败了。终其一生，秀拉都在致力于实现自我，不过，她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她是一个女性，更是一个黑人女性。缺乏民族归属感的秀拉，被禁锢在自我世界中，拒绝与集体内其他成员交流，最终难以摆脱孤独至死的命运。可见，莫里森并不赞同以秀拉为代表的激进女权主义的做法。

在否定秀拉的同时，莫里森也批判了以奈尔为代表的传统黑人女性，因为“虽然与黑人民族传统紧紧相连是个美德，但如果死守着传统而拒绝任何变通，那么传统就有可能变成一种束缚，使人们在思维、行动上受到限制”[11]。作为秀拉少女时代的亲密伙伴，年少的奈尔本和秀拉一样，拥有追求自我、争取独立的精神品质，可是长大后，奈尔却选择了一条截然不同的生活道路，她固守习俗，做起了贤妻良母，接受男性社会对女性个体的异化，而对种族和性别歧视则逆来顺受，最终被丈夫无情地抛弃。由此说明，一味地顺从和保守，缺乏创新，同样会让黑人妇女陷入困境。因而黑人女性只有勇于探索，摒弃陈旧观念，才能实现自我独立。

显而易见，秀拉与奈尔分别代表了莫里森民族女权观的两个方面：秀拉是自我、个体与现代的化身，她充满活力，见解独到，强调自我，追求个性，然而否定民族，蔑视传统；奈尔则是民族、集体与传统的化身，她继承传统，重视后代繁衍，相夫教子，却因循守旧，缺乏创新。其实，两者若能各取其长，而各去其短，这才是莫里森最为理想的结果。也就是说，美国黑人女性必须学会实现个体与集体、自我与民族、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融合，将优秀的文化传统与不断拓展的新的视野紧密结合；既要勇于探索，追求独立精神，也要扎根传统，具有民族情怀，如此，方能真正实现自我价值。

综之，在《秀拉》中，莫里森通过成功地塑造一系列黑人女性形象，实现了对黑人女性身份的重构，也即：她们既具有身体独立意识和经济独立意识，又具有思想独立意识及民族联系意识。藉此，以引起整个社会对黑人特别是黑人女性命运的关注。

[1]鲍尔德温 阿雷恩，朗赫斯特 布莱恩.文化研究导论[M].陶东风，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231.

[2]应伟伟.莫里森早期小说中的身体政治意识与黑人女性主体建构[J].当代外国文学，2009（2）：45-52.

[3]李芳.母亲的主体性——《秀拉》的女性主义伦理思想[J].外国文学，2013（3）：69-75.

[4]米利特 凯特.性政治[M].宋文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33.

[5]莫里森 托妮.秀拉[M].胡允桓，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 2014.

[6]普里莫兹克 丹尼尔 托马斯.梅洛-庞蒂[M].关群德，译.北京：中华书局, 2003：11.

[7]嵇敏.美国黑人女权主义视域下的女性书写[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20.

[8]王玉括.莫里森的文化立场阐释[J].当代外国文学，2006（2）：105-110.

[9]周小平.“我早该想到那些鸟意味着什么了”——读托妮•莫里森的《秀拉》[J].外国文学研究，1998（2）：68-69.

[10]STEPTO Robert. Intimate thing in place: a conversation with Toni Morrison [J]. Massachusetts Review,1977,18（3）：473-489.

[11]李瑞英.女权主义与民族文化的融合——谈托妮•莫里森的民族女权观在《秀拉》中的体现[J].徐州教育学院学报，2006，21 （3）：90-92.

（责任编辑：毕士奎）

Morrison’s Reconstruction of the Identity of Black Women: Taking Sula as an Example

WANG Xi-yu
(School of Humanity,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123, China)

The novel Sula written by Toni Morrison deeply shows the tragic fate of black women under the racial and sexual discrimination. On the one hand, Morrison pointed out the self-identity dilemma of the black women. On the other hand, she completed the re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of black women from four sides, includ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independent body, economy, thought, as well as th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Toni Morrison；Sula；female self-identity；consciousness of independence

I106.4

A

1008-7931（2015）04-0048-04

2015-05-18

王希宇（1991—），女，山西晋城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