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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岘女乐小考

2015-04-10昆山市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江苏昆山215300

苏州教育学院学报 2015年4期
关键词:唐朝昆山江南

庄 吉(昆山市政协 学习和文史委员会,江苏 昆山 215300)

陶岘女乐小考

庄 吉
(昆山市政协 学习和文史委员会,江苏 昆山 215300)

史载陶岘精通乐理,擅乐府曲辞,有女乐一部,奏清商之曲。在梳理史料的基础上,文章认为,因“安史之乱”,梨园弟子大多流落民间,故诗人兼音乐家陶岘有幸网罗并蓄养了女乐一部,从此大唐宫廷清商乐曲流播江南。关键词:陶岘;唐朝;女乐;流播;昆山;江南

陶岘,是唐朝开元、天宝年间一位风雅隐逸的高士。开元中定居江南昆山,自制舟船,悠游江南,又精通乐理,擅乐府曲辞,其名望几乎能与同时代的李白相颉颃。相传陶岘有女乐一部,常奏清商之曲。那么音乐家陶岘的女乐究竟有何神秘之处?

一、陶岘的吴越新居

据清代《康熙昆山县志稿》“陶岘”条所载:

陶岘,晋徵士渊明之后。开元中,家昆山。其学娴经济,亦以文学自许。生知八音,撰《乐录》八章,定其得失。而疏脱自放,不谋仕进。富于田业,择人不欺者,悉付之。遍游江湖,往往数岁不归,见其子孙成人,初不辨名字。自制三舟,备极坚巧,一以自载,一置宾客,一贮饮馔,与客孟彦深、孟云卿、焦遂,各置仆妾共载。逢佳山水,必穷其胜。雅慕谢康乐之为人,言:“终当乐死山水。”岘有女乐一部,善奏清商之曲。吴越之士号为“水仙”。开元末,名闻朝廷,经过郡邑,靡不招延,然自谓“麋鹿野人”,多不肯赴,亦有不召而自诣者。浪迹三十余年,后游襄阳西塞①手稿误作“寨”。,归老於吴。②[清]叶奕苞纂《昆山县志•人物六•隐逸》,康熙间稿本,《昆山县志》亦称《康熙昆山县志稿》(本文采用此名),总第1320—1321页。

其实,陶岘的生平事迹,自南宋《玉峰志》以来,历代昆山地方志都记载,相对而言,《康熙昆山县志稿》是各种文本中比较全面的一种。有意思的是,清代康熙年间集成的《全唐诗》虽只收录了陶岘一首诗,却简要记载了作者的生平:

陶岘,潜之裔孙。开元中,家于昆山,与孟彦深、孟云卿、焦遂游。尝制三舟,一舟自载,一舟供宾客,一舟置饮馔。有女乐一部,奏清商之曲。逢山泉则穷其景物,谓之“水仙”。诗一首。[1]1232

大概意思与地方志完全一致。作为陶渊明的裔孙,诗人陶岘在“开元中,家昆山”。由于不是长子,陶岘无法继承匡庐祖业,于是他在唐开元年间(713—741)的中期,大约于727年前后到昆山安家,自称“吴越新居”。今昆山市千灯镇有“陶家桥”的地名,相传此地即是陶岘定居之处。光绪《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九《桥梁》一节有“陶家桥”①[清]汪堃、朱成熙纂《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九《桥梁》,光绪六年(1880)刻本,总第610页。条,曰:“大有桥南,相传唐陶岘居浦上,故名。本板桥,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沈善、陶时庸改建石桥,诸寿贤有记。”另民国《昆新两县续补合志》有载:“陶缵,字述之,别号醉竹。世居淞南陶家桥,唐高士岘后裔也。”②李传元纂《昆新两县续补合志》卷十《列传补遗》,民国十二年(1923)刻本,总第441页。又查得民国刊本《菉溪志》称:“陶氏之在江南,以三舟公岘为始祖,其自陶家桥徙鸡鸣塘也。”③[清]诸世器纂《菉溪志》卷三,民国二十八年(1939)铅印本,总第30页。“鸡鸣塘”在今昆山市花桥镇,可见陶氏世居昆山东南一带是有据可查的。

陶岘为后世津津乐道的,主要是浪迹江湖三十余年,“吴越之士号为‘水仙’”的传奇故事。人们称陶岘为“水仙”,是因为他自制了三艘船,一艘自载,一艘乘宾客,一艘储备饮食,优游山水。宾客是当时著名的诗人、进士孟彦深、孟云卿,还有布衣焦遂。宾客中,孟彦深是天宝二年(743)进士。焦遂号为“饮中八仙”。孟云卿(725?—?)最年轻,天宝十三年(754)进士,大历元年(766)孟云卿即将赴南海之游,诗人元结作《送孟校书往南海》赠别,这次远航就是应陶岘之邀并与之同游。旅行途中,只要经过风景秀丽的地方,他们都要尽兴地游历一番。陶岘说,自己雅慕南朝诗人谢灵运为人,最终把自己的一生托付于山水之间。所以,江南一带的士绅都把他比作“水仙”,即水上仙客。在南海,陶岘得到了一柄古剑、一只玉环和一名昆仑奴,谓之“三宝”,并演绎了一段得宝失宝的传奇故事。痛失三宝之后,陶岘不再云游江湖,并赋诗一首《西塞山下回舟作》,诗云:

匡庐旧业自有主,吴越新居安此生。

白发数茎归未得,青山一望计还程。

鹤翻枫叶夕阳动,鹭立芦花秋水明。

从此舍舟何所诣?酒旗歌扇正相迎。[1]1233

在明代以前,“水仙”是对人的称号,与花卉无关,古人除了把屈原奉为“水仙”之神外,就是指代陶岘。元末文坛领袖杨维桢《游分湖记》记述十分明确④引文原文献标点多处脱误,笔者改之。:

夫水国之游众矣,得名者鸱夷子,后惟陶水仙、儋州秃翁耳。鸱夷子先几去国,并挟西子偕去,智矣!而客则未闻。秃翁赤壁之乐,客有吹洞箫者,清矣!而声妓尚无闻。水仙宾客、声妓俱载,客为焦韦⑤引文原文献为“草(《分》本作‘革’)”,应为繁体字“韦”,笔者特此更正。之流,酒徒耳!而觞咏之乐又未闻也。觞咏至而声妓之娱又无流连之行,今分湖之游,备矣!其可不有记述以为后人之慕乎?……[2]

二、陶岘的音乐人生

当然,对陶岘的描述仅用“水仙”二字,是不够完整的。据昆山地方志及历代小说笔记的描述,陶岘还是唐代一位重要的音乐家,他对后世江南戏曲、音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洞晓八音

《康熙昆山县志稿》称陶岘“生知八音”,唐人袁郊笔记小说《甘泽谣》中的描述更具体:“有生之初,通于八音,命陶人为甓,潜记岁时,敲取其声,不失其验。”⑥[唐]袁郊《甘泽谣》,民国刻照旷阁藏《学津讨原》,台北艺文印书馆影印,第6页。文中提到,陶岘自幼就通晓八音,家里人为了测试他的音乐天赋,让制陶的工匠定制一种叫“甓”的方砖,偷偷地记下生产年月,敲击后让陶岘辨认各种不同日期生产的甓的声音,他从来不会搞错。八音,《旧唐书•音乐二》有“金、石、丝、竹、匏、土、革、木,谓之八音。”[3]1079甓,是一种水磨大方砖,即后世所谓“金砖”,敲击有金石之声,属八音中的“土”,相比其他乐器发出的声音,确实不容易辨认,可见陶岘在审音方面的过人之处。

(二)撰写《乐录》

《康熙昆山县志稿》中说陶岘“撰《乐录》八章,定其得失”。陶岘的音乐才能不仅仅在于辨识八音,他还撰写了音乐理论专著《乐录》八章,用来厘定汉唐以来在乐府音乐方面的得失。可惜他的《乐录》没有留传下来。事实上,在唐代之前,只有一部专门讨论乐府的著作《古今乐录》⑦[南朝]释智匠撰《古今乐录》,原书已佚,散见于《乐府诗集》。,乃南朝陈国的释智匠所撰,该著评叙了自汉迄南朝的音乐。北宋后期郭茂倩编纂《乐府诗集》时,引用《古今乐录》200余次。不过,陶岘《乐录》中的内容或观点是否被后世关注,暂时无从考证。

(三)拥有女乐

《康熙昆山县志稿》还提到:“岘有女乐一部,善奏清商之曲。”这一提法非常重要,与前文提及陶岘的音乐天赋和他的音乐理论著作是相对应的,说明陶岘还具有丰富的音乐实践,蓄养了一支专业女子乐队,且擅长演奏清商之曲。“女乐”是中国最古老、具有奴隶性质的乐舞组织,历朝历代多为宫廷贵族服务,非一般人士可以享用。以陶岘的财力看,养活一支专业女子乐队没有问题,但是似乎超出了陶岘的地位身份,这在古代是非常令人瞩目的事件,当时的小说家一定会把这件事情记录下来。

(四)奏清商曲

陶岘女乐具有极佳的专业素养,其经常演奏的曲目就是文中所谓的“清商曲”。据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四十四“清商曲辞”条称:

清商乐,一曰清乐。清乐者,九代之遗声……后魏孝文讨淮汉,宣武定寿春,收其声伎,得江左所传中原旧曲,《明君》《圣主》《公莫》《白鸠》之属,及江南吴歌、荆楚西声,总谓之清商乐。[4]943-944

清商乐是继承汉魏相和诸曲的传统,吸收当时江南一带的民间音乐发展而成的一种新俗乐,由江南的吴歌和荆楚的西声组成。 吴歌,即“吴声歌曲”,产生于东晋,盛行于南朝,流传于以南京为中心的江南,代表曲有《子夜歌》《上声歌》等。西声又称“西曲”,产生于南朝,较吴声略晚,流传于湖北一带,代表曲有《莫愁乐》《那呵滩》等。作为隐居江南的高士,陶岘欣赏的音乐以吴声歌曲和西曲为主,亦在情理之中。

三、三问陶岘女乐

近年来,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即陶岘是江南丝竹首创者①参见百度百科“陶岘”条,http://baike.baidu.com/view/481407.htm。。以江苏昆山顾坚纪念馆的抱柱对为代表,称“曲奏陶岘丝竹江南,腔吹顾坚管弦玉峰”。不过也有人认为昆山腔才是江南丝竹的源头。对此,本文不作简单评判,而是通过提出、分析“三问”,以彻底搞清楚陶岘女乐的奥秘为要,以期得出客观的结论。

一问,陶岘何来女乐?

帝王和王公贵族家中备有女乐再正常不过,唐代亦不例外,《唐会要》有载:

其年②笔者注:神龙二年,即公元706年。九月,敕:“三品以上听有女乐一部,五品以上女乐不过三人,皆不得有钟磬。”[5]

那么,作为未出仕的一名诗人兼富翁陶岘是如何拥有女乐一部的呢?这明显与其身份地位不相称,按例是不可能办到的。笔者以为,极有可能与唐代“安史之乱”(755—763)有关。在开元天宝年间,大唐富庶繁华,且管理有条不紊,唐明皇雅好戏曲世人皆知,据《旧唐书•音乐一》记载:

……玄宗又于听政之暇,教太常乐工子弟三百人为丝竹之戏,音响齐发,有一声误,玄宗必觉而正之。号为皇帝弟子,又云梨园弟子,以置院近于禁苑之梨园。太常又有别教院,教供奉新曲。太常每凌晨,鼓笛乱发于太乐署。别教院廪食常千人,宫中居宜春院。玄宗又制新曲四十馀,又新制乐谱。[6]

由此可知,唐玄宗李隆基正是“丝竹之戏”的倡导者、审音家和总指挥,开梨园千年风气。谁料想“安史之乱”把大唐的繁华美梦打了个粉碎,且不说别教院的千人,就连三百梨园弟子,也都各自亡命天涯。杜甫逃难途中遇见梨园名伶李龟年作《江南逢李龟年》便是例证。

乱后,梨园弟子和乐户艺人的命运大体相同,为了生存,散落民间者不计其数。由于江南社会相对稳定,成为伶人乐户投奔落脚之处。于是,陶岘凭借个人的爱好和雄厚的财力,有幸收留并凑齐了一部原为皇家或官署服务的女乐,这一壮举着实让当时的人们惊叹不已。

二问,何谓“女乐一部”?

有人会问,陶岘“有女乐一部”究竟指什么?一般认为,就是泛指家伎之类的一种演奏班子,至于具体的器乐和乐队配置都没有明确的说明。因此,必须搞清楚“一部”的真正含义,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乐府诗集》中对“清商乐”的“一部”有详细记录:

乐器有钟、磬、琴、瑟、击琴、琵琶、箜篌、筑、筝、节鼓、笙、笛、箫、篪、埙等十五种,为一部。唐又增吹叶而无埙。[4]944

文中提到,在演奏清商曲时必须配备齐钟、磬、琴、瑟、击琴、琵琶、箜篌、筑、筝、节鼓、笙、笛、箫、篪、埙等15件乐器,唐代的15件乐器中增加了吹叶来代替埙,而按这15件乐器组成的乐队就称为“一部”。

如果就按每人演奏一件乐器计算,陶岘女乐可能要达到15人,事实上,并非这么简单。清商曲的演奏乐队阵容并不是以一人一件乐器来组合的,其标准配备应该为23人。《旧唐书•音乐二》中的记载更具体:

乐用钟一架,磬一架,琴一,三弦琴一,击琴一,瑟一,秦琵琶一,卧箜篌一,筑一,筝一,节鼓一,笙二,笛二,箫二,篪二,叶二,歌二。[3]1067

由此可知,清商曲不仅仅是音乐,还有歌词,演出时必须有两位歌者,而吹奏笙、笛、箫、篪、叶也都要配备二名乐手。按律,除皇家外,官家女乐均不能设钟磬,可知,陶岘的女乐最多21人,最少15人。对于民间而言,这是多么壮观的一支乐队啊!

三问,清商曲有几多?

由上可知,陶岘的一部女乐,其乐器装备和乐队阵容应该是比较完整的。那么,陶岘和他的宾客们经常能欣赏的清商曲辞大致有哪些呢?《旧唐书•音乐二》有载:

清乐者,南朝旧乐也。……武太后之时,犹有六十三曲,今其辞存者,惟有《白雪》、《公莫》、《巴渝》、《明君》、《凤将雏》、《明之君》、《铎舞》、《白鸠》、《白纻》、《子夜》、《吴声四时歌》、《前溪》、《阿子》及《欢闻》、《团扇》、《懊憹》、《长史》、《督护》、《读曲》、《乌夜啼》、《石城•莫愁》、《襄阳》、《栖乌夜飞》、《估客》、《杨伴》、《雅歌•骁壶》、《常林欢》、《三洲•采桑》、《春江花月夜》、《玉树后庭花》、《堂堂》、《泛龙舟》等三十二曲,《明之君》、《雅歌》各二首,《四时歌》四首,合三十七首。又七曲有声无辞:《上林》、《凤雏》、《平调》、《清调》、《瑟调》、《平折》、《命啸》,通前为四十四曲存焉。[3]1062

常奏清商之曲的陶岘女乐,对以上提及的数十支曲目应该是驾轻就熟的,只有这样,才会使陶岘挑剔的耳朵舒服起来,使他天才的音乐细胞兴奋起来,使他的宾客们诗兴勃发起来,使他们的山水诗酒旅途丰富起来。由此,宫廷著名的清商乐曲飞入了寻常巷陌。

四、结语

陶岘中年迁居江南昆山,造舟船、置宾客、载女乐,浪迹江湖30余载,赢得“水仙”之誉。之后,他的宾客们作了鸟兽散,他的女乐们亦珠洒江南,相传陶岘非常长寿,其子孙最终占籍昆山,至今繁衍生息。

然而从严谨的角度看,我们不能因为陶岘的音乐天赋以及拥有的一部女乐,就判断“陶岘是江南丝竹首创者”,况且女乐与丝竹还有所不同。事实上,唐玄宗创制的宫廷“丝竹之戏”才是后世中国丝竹音乐的始祖。“安史之乱”后,音乐家陶岘凭借个人爱好和雄厚财力,得以网罗了流落民间的伶人,蓄养了女乐一部。这支擅长演奏清商之曲的女子乐队,无意间为江南民间播撒下了大唐“正声”的种子。后世的昆曲、江南丝竹无不是继承了前人的戏曲和艺术传统,在明清之际大放异彩……

如果一定要下个结论,大概可以这样表述:陶岘是大唐宫廷清商乐曲流播江南的推介人。

[1]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芦墟镇志:第十七卷•丛录[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620.

[3]刘昫,张昭远,贾纬,等.旧唐书:卷二十九•志第九•音乐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郭茂倩.乐府诗集[M].影印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5]王溥.唐会要[M]//文渊阁《四库全书》:606册.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465.

[6]刘昫,张昭远,贾纬,等.旧唐书:卷二十八•志第八•音乐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5:1051-1052.

(责任编辑:时 新)

A Basic Study of Tao Xian’s Female Music Band

ZHUANG Ji
(Committee of Study, Literature and History, CPPCC of Kunshan, Kunshan 215300, China)

Historical records showed that Tao Xian had an intimate knowledge of music theories, specialized in composing music and writing lyrics, and had a collection of female music band, which played Qingshang Music. By sorting out the historical records,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due to “An-Shi Rebellion”, most Li Yuan musicians stranded among the masses. As a result, Tao Xian, a poet and musician, was fortunate to collect and build up a female music band. Henceforth, Qingshang Music from the Tang Dynasty court became popular throughout the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Tao Xian;Tang Dynasty;Female Music Band;Kunshan;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J80

A

1008-7931(2015)04-0008-04

2015-04-10

江苏省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3ZD008)

庄 吉(1969—),男,江苏昆山人,昆山市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副主任,研究方向:昆曲史、文艺评论、地方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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