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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云若小说研究

2015-04-10侯福志天津国土房管局天津300042天津近代史研究中心天津300042

苏州教育学院学报 2015年4期
关键词:书局画报天津

侯福志(1.天津国土房管局,天津 300042;2.天津近代史研究中心,天津 300042)

刘云若小说研究

侯福志1,2
(1.天津国土房管局,天津 300042;2.天津近代史研究中心,天津 300042)

刘云若是中国现代文坛著名的通俗小说作家,一生创作了数十种小说,多先发表于民国期刊,而后被天津、北京、长春等地出版社以单行本形式出版刊行。文章考证了刘云若小说的流传情况,分辨了创作分期,考辨了对刘云若小说的误读,再从他者视角审视其小说创作的文学及美学特征。

刘云若;小说;创作;流传

刘云若是公认的北派通俗文学大家,也是具有全国影响的重要作家,一生撰写说部五六十种,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近年来学术界有关刘云若的研究不断升温,公开发表的有关刘云若的研究论文40余篇,专著也有数种,研究成果可谓丰富。但也存在明显的问题:如学术界对刘云若及其作品的资料占有不够全面,导致对其创作情况了解得不够全面,对其文学成就及文学史地位的认知不够深入。这与民国文献极为浩繁有着莫大关系,也与流传过程中某些文献资料因散落于民间而不能进入学人视野有直接关系。因此,学人对刘云若及其相关作品资料占有不全面,也是可以理解的。

近些年,笔者搜罗了民间诸多有关刘云若作品的资料,其中有些作品未被学人所知,也未有过与之相关的公开发表的学术研究成果。结合收藏中发现的资料,就刘云若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笔者谈几点认知,供学人参考。

一、刘云若小说流传之考述

刘云若小说的流传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民国时期的报刊,另一个为刘云若的单行本著作。刘云若曾言:“余向来作品,皆先刊报端,而后归书局出版,从未直接为写作刊行。”[1]由此可知,刘云若的小说都是先在报刊上面世,后来再由书局整理出版。

就报刊的流传途径而言,民国年间北京、天津、上海、哈尔滨、长春、沈阳、唐山等地的报刊都刊载过刘云若的小说,如北京的《新民报半月刊》《一四七画报》《三六九画报》,分别刊登过刘云若的《冰弦弹月记》《粉墨筝琶》《紫陌红尘》,长春的《麒麟》(月刊)刊登过刘云若的《回风舞柳记》《梨花魅影》,但刘云若小说发表的重地还是天津的报刊。据笔者统计,1928年至1950年间,天津有34种报刊刊登过刘云若的小说,诸如《庸报》刊登《酒眼灯唇录》,《东方时报•东方朔》刊登《德门寿母》与《赏下来的月饼》(均为短篇小说),《北洋画报》刊载《换巢鸾凤》,《商报》刊载《春水红霞》,《天风报》刊载《春风回梦记》、《旧巷斜阳》与《情海归帆》,《新天津画报》刊载《旧巷斜阳》与《情海归帆》,《天津商报每日画刊》刊载《海誓山盟》①1936年6月该画报开始连载。,《中南报》刊载《绛雪兰云》,《天津商报画刊》刊载《红杏出墙记》,《新都会画报》刊载《小扬州志(续集)》,《国风画报》刊载《湖海婵娟》,《真善美画报》刊载《湖海婵娟》,《星期五画报》刊载《故国啼鹃》,《星期六画报》刊载《水珮风裳》,《天津民国日报》刊载《白河月》,《天津民国晚报》刊载《沧海惊鸿》,等等。

刘云若一生究竟创作了多少种小说,目前尚未有确切的数目。但通过笔者所收藏的资料,加之依据张元卿先生《刘云若先生小说年表(初稿)》检索出来的不同名称的小说(不含短篇小说),共计51种,其中30种有单行本存世,另外21种未见单行本。30种单行本小说存在着“同书异名”(内容相同,但不同出版社出版时的名称不同)与“同名异书”(两种内容不同的书名称相同)的情况,合计出现45种书名:

(一)同书异名

《歌舞江山》(续集)又名《艺海春光》,《旧巷斜阳》又名《恨不相逢未嫁时》《秋风落叶》,而《燕子人家》与香港出版的《满地风光》《愁城春梦》(《满地风光》与《愁城春梦》系同一部小说的上下集)内容相同。《妫婳英雄》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再版时取名为《尘世孽缘》,《回风舞柳记》又名《孽海情波》。《云霞出海记》又名《梨花魅影》《梨园世家》。《燕都黛影》与《湖山烟云》系同一种小说的上下集,与《粉黛江湖》内容相同。《好梦难圆》又名《一夜春晓》,亦名《海誓山盟》(续集)。此外,《水佩风裳》与《翠楼杨柳》《逐水桃花》《落花归燕》是一部书,相当于一部书分四集,内容是连贯的。

(二)同名异书

1932年8月1日,《中华画报》连载《妫婳英雄》(1933年10月停刊时结束连载),累计连载124次,这部小说的内容是描写一位小学校长举办义务戏的故事,而1942年《天津妇女新都会画报》连载的《妫婳英雄》(自1944年5月开始转移到其北京的姊妹刊物《新光杂志》上连载,共计连载507次,至1944年12月左右结束),描写的是天津舞女的故事,与《中华画报》所刊《妫婳英雄》完全不是一码事,属于同名异书的典型。

另外,笔者曾见到两种书名均为《落花流水》的小说,一种是1943年5月由天津光明书局出版的《落花流水》(上、下册),另一种是由奉天文艺画报社出版的《落花流水》(上、下册),两种小说虽都以《落花流水》名之,但内容却风马牛不相及,是完全不同的两部小说。

目前已知的,仅有《春风回梦记》《红杏出墙记》《碧海情天》《小扬州志》《恨不相逢未嫁时》《粉墨筝琶》《酒眼灯唇录》《白河月》《旧巷斜阳》《尘世孽缘》等10种小说在建国后被再版过。

对于一位小说家而言,报刊与单行本都是极为有效的传播名声的途径。民国报刊对于刘云若的影响力的形成,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刘云若去世后,报刊再也无法刊登其作品。建国后,真正扩大刘云若声名的,是单行本小说。随着近些年学人对刘云若单行本小说诸如《小扬州志》等的理解、认知的加深,刘云若逐渐被定位为与张恨水齐名的北派通俗小说家。

但目前存在一个问题,即学界熟悉的还是再版过的刘云若小说,而对于另外的小说,学人并没有给予充分重视。是这些小说成就不高,还是这些小说价值不大?窃以为,均不是,而是与刘云若小说没有再版有莫大关系。民国年间的版本毕竟稀少,甚至有些散落于民间,而且民国报刊上的小说,有些还未有单行本行世,这都阻碍了学人对刘云若的认知,也直接影响了刘云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价值评价。例如当时与刘云若一起扬名的天津作家还珠楼主、宫白羽、郑证因、朱贞木等,他们的小说都有再版翻印,甚至还有《宫白羽武侠小说全集》面世,这为作家小说的普及和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基础。与上述这些作家相比,刘云若的小说普及程度显然没有那么高,也没有那么广泛。虽然也有10种小说再版或被翻印,但尚有20余种民国年间流行过的单行本未能再版,再加上报载的21种未见单行本的小说在内,将近40余种小说未能广泛流传,占其作品种类的六分之五。

如此之流传状况,直接影响了刘云若作品的普及,也严重制约了学人对刘云若资料的占有以及对刘云若研究的深入。

二、刘云若小说创作之分期

若从1927年开始发表作品算起,至1950年2月刘云若去世为止,刘云若的创作历程长达23年。按照本文作者的理解,刘云若的创作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即起步期、暴发期、扩散期和转折期。

1927年至1929年,是刘云若创作的起步期。这一时期发表的作品以短篇小说和随笔、散文为主。1928年2月1日,《东方朔》的“小说半月刊”第10号发表了刘云若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德门寿母》,这应当是其小说写作开始的标志。刘云若出道不久,就被吴秋尘称为“卫嘴子”,据吴秋尘1928年1月1日《东方朔》上所刊《本朔一年之回顾与将来》一文云:“我起初总觉得要拿北京和天津一比较,北京总是要高一着。不然,不然,熟知有大谬不然者!戴愚庵,地道天津人也;刘云若,不含糊之一‘卫嘴子’也,其经世文章,固有何如乎!”[2]吴秋尘是民国北平平民大学新闻系教授兼著名报人王小隐的得意门生,也是有名的报界编辑。王小隐主政天津《东方时报》时,吴秋尘被请到天津,成为王小隐的得力助手,遂有机会熟悉刘云若。在吴秋尘眼里,刘云若是不含糊的“卫嘴子”。此“卫嘴子”一词,一方面指刘云若能说会道,另一方面指刘云若作品出类拔萃,有经世之社会功用。吴秋尘的评价是公允的,刘云若后来二十几年的创作也印证了吴秋尘的评价。

1930年至1937年,是刘云若创作的暴发期。1928年6月《东方时报》倒闭后,刘云若失去发表作品的主要平台。其后不久,在王小隐的推荐下,刘云若成为《北洋画报》的编辑。编辑之余,刘云若又开始了小说创作。1930年2月沙大风主办的《天风报》在日租界正式创刊①据1930年2月18日《北洋画报》载:“《天风报》筹备多日,因未得日租界当局批准,故迟未出版。现经方药雨君斡旋,已允许立案,出版期闻决定廿日云。”,应沙大风邀请,刘云若的第一部引起轰动的长篇小说《春风回梦记》在《天风报》上连载,此后刘云若的创作重点由诗文和短篇小说转向长篇小说。《春风回梦记》的诞生,不仅标志着刘云若创作重心的转变,也奠定了其在天津文坛上的地位。之后的七年里,刘云若创作了一系列经典长篇小说,诸如《小扬州志》《红杏出墙记》《旧巷斜阳》《情海归帆》《换巢鸾凤》等,先后在天津本地报刊发表,引起小说界的轰动。“天津人写天津事儿”[3],是这一时期刘云若小说创作的特点,也是他立足天津走向全国的重要支点。

1938年至1945年,是刘云若创作的扩散期。“七七”事变之后,天津报刊受到严格控制,原来刊载刘云若小说的报刊纷纷停刊。刘云若在《旧巷斜阳•自序》中曾说:“ 这小说最先刊于本市《银线画报》,只写了半年有余,便遇到当局取缔报纸。我写稿的报社,有四家废刊,也就是四篇小说遭到‘永远续稿未到’的命运。”[4]这对靠笔墨生存的刘云若是莫大打击,但他的小说创作并未停止,他一方面利用天津仅存的几份报纸继续发表作品,如《新天津画报》等,另一方面开始把目光转到了北平、东北等地。自1939年开始,刘云若的小说陆续在北平的《三六九画报》《一四七画报》《立言画报》及新京(长春)的《麒麟》上连载。由于北平、新京都是中心城市,文化辐射力极强,因此这两地的报刊扩大了刘云若的知名度与影响力,不仅奠定了刘云若在东北、华北小说圈的重要地位,而且也使刘云若进一步走向全国,蜚声海內外。民国初年,活跃在天津文坛上的通俗小说家几乎都是外地作家,如赵焕亭、潘凫公、徐春羽、耿小的、李山野等人,无一是天津人。刘云若的出现,对于天津地域文学是一个福音。正是因为刘云若的存在,天津本土通俗小说创作才能在全国占一席之地,天津也从此由“走进来”的城市,变成了“走出去”的城市。

1946年至1950年,是刘云若创作的“转折期”。此时期他的创作主题由“风花雪月”转向“抗日锄奸”的社会主题。刘云若陆续发表了《白河月》《粉墨筝琶》《水珮风裳》等抗日锄奸题材的长篇小说。刘云若在1947年4月出版的《白河月》“自序”中说:“直到沦陷以后,我受了许多刺激,许多磨难。这一篇课程虽然极端惨酷,但力量可太大了。它教多数人知道爱国,觉悟过去未尽到应尽的责任。许多人这样觉悟了,我也是一个。”[5]1正因为如此,在抗战胜利后,刘云若开始把写作的着眼点由过去的风花雪月逐步转移到抗日锄奸等题材上,塑造了一大批抗战英雄形象,为后人了解天津抗战提供了生动的史料。

刘云若在民国时期影响力的扩大,不仅有赖于各地报刊,各地的出版社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为本土作家,天津的出版社在出版发行刘云若的小说方面,可谓不遗余力:1931年,天津大陆广告公司出版了《春风回梦记》(上、下册),这是刘云若第一部单行本长篇小说;1933年,天津的中华画报社出版了《小扬州志》;1934年,天津工余图书社出版《碧海情天》,1938年由天津金城书局再版;1939年,天津京津出版社出版《情海归帆》。除了这几家出版社,天津文华出版社(法租界30号路效康里内,发行人陶松麟、鲁传圣)、天津光明书局(法租界,发行人路康生)、天津生流出版社(法租界教堂后57号路10号,发行人扬宏)、天津新联合出版社(天津东马路大狮子胡同)、天津流云出版社(法租界30号路155号)、唯一书店(兴亚三区30号路155号)、天津正大书局(天津第一区30号路天德里12号,发行人陶松麟)、天津五洲书局(东马路邮局对过,发行人武仲维)等七家出版单位也都陆续出版了刘云若的小说。

自1940年开始,外地出版商开始关注刘云若的小说,并为之结集出版。最早关注刘云若的出版社是上海广艺书局,出版了刘云若的小说《同命鸳鸯》[6]。广艺书局是上海老牌出版社,成立于1900年,坐落于山东中路A128弄208室,以通俗小说出版为主,当时的发行人是张瑛。据不完全统计,自1940年到1949年,广艺书局出版的刘云若小说多达10余种,均为1947年以后出版。包括《一夜春晓》(1947)、《春水红霞》(1948)、《水珮风裳》(1948)、 《翠楼杨柳》(1949)、《艺海春光》(1949)、《歌舞江山》(1949)、《逐水桃花》(1949)、《落花归燕》(1949)、《返照楼台》(续集,1949)等。上海励力出版社也是刘云若小说出版最多的出版社。上海励力出版社是天津励力出版社的分社,笔者据《春水红霞》版权页得知天津励力出版社坐落于法租界30号路(今哈尔滨道)效康里22号,经理为刘汇臣。1941年,刘汇臣在上海市山东路209号设分社,亦称励力出版社。随着上海励力出版社的成立,刘云若的小说也陆续成为活跃在津、沪两座城市出版社的主打产品, 包括《换巢鸾凤》(1941)、《红杏出墙记》(1941)、《碧海情天》(1941)、《春风回梦记》(1943)、《云霞出海记》(1943)、《海誓山盟》(1943)、《春水红霞》(1946)、《回风舞柳记》(1946)等。除了广艺书局、上海励力出版社,上海出版过刘云若小说的出版社或书局还有正气书局(1946年由励力出版社更名)、协合书局(上海北京西路826号)、平津书店(上海市汉口同安大楼1101号)、六合书局(上海六合路165号)、正新出版社、国泰书局、育才书局等。

北平出版过刘云若小说的出版机构有:《一四七画报》社出版了《粉墨筝琶》;北京二友书社出版了《海誓山盟》;北京文兴书局出版了《旧巷斜阳》。奉天(沈阳)出版过刘云若小说的出版社有:奉天艺光书店出版了《红杏出墙记》;奉天章福记书局出版了《旧巷斜阳》《燕子人家》等。新京(长春)满洲杂志社出版了《梨花魅影》。另外,笔者还收藏有香港大文书局出版的《冰弦弹月记》,以及由香港出版但无版权信息和出版日期的《满地风光》《愁城春梦》等作品。

由以上刘云若小说的出版情况可知,刘云若的影响力是以天津为中心,向南北辐射。南到上海、香港,北到奉天(沈阳)、新京(长春),足见刘云若在民国年间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其时他已是一名驰名海内的通俗小说大家了。

三、刘云若小说之误读

1955年到1956年,以文化界社会主义改造为名,全国对所谓的反动、淫秽、荒诞书刊图画以及私营摊铺进行了清理工作[7]。在这次清理运动中,刘云若小说难逃厄运。据《北京市处理反动、淫秽、荒诞图书第二批书目》,仅被北京市宣布没收的就有2部,即《小扬州志》和《水珮风裳》。《小扬州志》被认为是“写妓女私娼生活,文字淫秽下流”[8]。《水珮风裳》则被认为存在政治问题,其罪名是“颂扬国民党,称‘国特’为爱国志士,并有反共言论”[8]。

客观地说,这几部所谓有政治问题的小说,无论在语言表达上,还是在故事情节的设计描写上,抑或是人物塑造上,都没有明确地颂扬国民党的政治指向。如刘云若的代表作《粉墨筝琶》,原载于北平的《一四七画报》,1946年12月结集出版。该书以地下工作者梁泽生、程翥青在公馆大院里策划刺杀汪伪政权副主席蔡文仲为主线,以主人公程翥青与陆凤云、林大巧的爱情纠葛为副线,用简洁生动而又风趣的笔墨,描绘了一幅天津人民抗日除奸斗争的历史画卷。这部以天津为背景的小说,通篇都没有提到国民党或共产党,但对从事抗日工作的“地下工作者”都给予肯定和赞许。这也许是刘云若的高明之处。在那个特定时代,刘云若没有加入任何政治组织,也没有站在任何政治组织的立场上,作为一介文人,他只是为了糊口才拼命地把自己关进屋子里专心写作。正因为如此,刘云若的作品一度被他的同学杨莲因讥讽为“风花雪月”之类的无聊作品,刘云若在《白河月》“自序”中曾经坦承自己的作品缺少社会责任感。刘云若的自序中称,“九一八”事变后,杨莲因曾对刘云若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到了这个时候,你还忍心写《春水红霞》那种东西吗?”[5]1然而,迫于生计,刘云若仍然写了很多此类“无裨时艰”的作品。1943年,刘云若在《紫陌红尘启事》中说:“云若执笔为文,倏经十载。比及近岁,感慨弥多,一则因生活所迫,遂致贪多,而忘爱好。虽蒙读者备极誉扬,而文章得失,寸心所知,每一思维,辄不胜惶愧……深愧喁喁儿女,无裨时艰,思于笔墨之中,稍尽国民责任……区区之意,幸垂察焉!”[9]但每当想起杨莲因的话,“好像每个字都刺在我的心,所以最后几部作品,都是半途而废,近二年完全与写作无缘”[5]2。因为有了杨莲因的影响,痛定思痛后,刘云若决心抒发“几年蕴蓄的抱负”,改变从侧面讽刺的做法,而是“积极地领导,纠正社会,推动青年”,在这一背景下,以反映沦陷区热血青年抗日经历为内容的“纪痛的野史”—《白河月》《粉墨筝琶》等作品在刘云若笔下诞生了。这些作品反映的思想倾向与所谓的“颂扬国民党,称国民党特务为爱国志士”显然风马牛不相及。所以,评价刘云若的作品,要结合时代背景和具体内容去分析。

至于《春水红霞》《小扬州志》的罪名,现在看来更是一叶障目。刘云若所塑造的妓女、混混儿等众多人物群像都离不开特定的场合(烟馆、妓院、大杂院等)描写,而这些描写恰恰是那个时期大都市下层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通过刘云若行云流水般的描绘,我们读到的只有刘云若对妓女悲惨遭遇的同情,对老鸨、混混儿、流氓等类人群则给予讽刺和鞭笞,对妓院生活的描写、对故事情节的构思,都是为了塑造不同的人物性格,而且也仅仅是点到为止,不存在赤裸裸的床上镜头的描写,没有所谓“通奸”,更没有读到所谓的淫秽下流的文字。正如吴云心评价的那样:“刘云若的文笔尖刻,爱憎也还分明,实际上他也不是一个以专门写下流淫秽的小说为业者。”[10]其实,被扣上“黄色”帽子的不仅仅是刘云若,与刘云若同时代进入创作高峰期的另一位社会言情小说家张恨水的作品也曾经长期被人误解为“诲淫诲盗”,并与 “鸳鸯蝴蝶派”相提并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误读。

四、他者视角中的刘云若小说

关于刘云若及其作品,与之同时代的很多文人都有评价。这些评价散见于刘云若的著作序、跋或同时期作者的文集中,属于他者视角的审视。透过他们的评价,今人能更直观、准确地了解刘云若在民国文坛上的地位,对于今天重新审视、解读刘云若有重要价值与意义。

在谈论刘云若时,经常听到这样一种论断,即所谓“南有张恨水,北有刘云若”。学人一直未详出处。日前,笔者于1943年励力出版社出版的《海誓山盟续集》中发现了出处。在《海誓山盟续集介言》中有这样几句话,似为这一论断之本源:“华北名小说名家,以刘君云若李君寿民(还珠楼主)杰出,各有所长,未可妄加月旦。若同为社会言情小说,而为海内所共称道者,在北为刘君刘云若,在南为张君恨水。张自图南后,作品繁多,声名益盛。唯刘君能与颉颃,可称伯仲之间。以华北文丛,有‘水流云在’之语。且二君作品,皆由影坛采为剧本,尤证其无分轩轾。”[11]1这篇序言,乃由励力出版社编辑所写。在其眼里,刘云若与张恨水二人不分伯仲,作品都是写社会言情,都被改编成剧本,艺术成就难分轩轾。就当时的北派作家而言,刘云若是社会言情题材的代表作家。但就现代文学史而言,学界多书张恨水而不谈刘云若,这种现状在正统的文学史编写中还存在,这是对刘云若文学史地位认知不足所致。另外,《海誓山盟续集介言》一文也论及天津地方作家群:“华北名小说名家,以刘君云若、李君寿民(还珠楼主)杰出,各有所长,未可妄加月旦。”[11]1以刘云若与还珠楼主李寿民为并列双峰,只是二者创作在题材、风格上截然不同:李寿民取材武侠,以浪漫主义见长;刘云若取材都市,以批判现实主义为其特色。由励力出版社编辑的评价可知:在民国出版人眼中,横向比较,刘云若是彼时华北文坛当之无愧的通俗小说大家;纵向比较,刘云若是与张恨水齐名的社会言情小说大家。因此,刘云若的诸多小说才会得到陆续出版。

但当时有些人却以为刘云若是高于张恨水的,比如徐铸成、郑振铎等。民国《大公报》总编辑徐铸成在其著作《报海旧闻》中这样评价二人的创作:“从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之际,在京津各报上写长篇章回小说的,有陈慎言、张恨水、刘云若、李薰风等。他们写的,当然谈不到有什么新内容,却也不同于上海洋场才子的专写‘鸳鸯蝴蝶’,而多少反映出一些社会问题。这些作者,以张恨水为最有名,他在《世界晚报》及以后的《世界晚报》上刊载《金粉世家》等长篇,风靡京津社会。1930年左右,《新闻报》的严独鹤第一次游华北①编者注:此处时间有误,实为1929年。,特约张写《啼笑因缘》,从此一鸣惊人,编话剧,拍电影,唱评弹,风行一时。我则比较更欣赏刘云若的小说。他专写天津的下层社会,描述人力车夫、乞丐、妓女乃至在‘三不管’唱大鼓卖艺的凄苦生活,入木三分。《红杏出墙记》是他的代表作。我以为不论人物刻画及景物描述,精雕细琢,比《啼笑因缘》 《金粉世家》等,实有过之。有一次我和郑振铎先生谈及,他也有此同感。”[12]徐铸成的这段评论,立场鲜明地指出刘云若小说的特点以及高出张恨水的地方,并指出郑振铎也与他持同样的观点。如此可知,民国时有些文人以为刘云若的成就是高于张恨水的。

著名武侠小说家宫白羽在文章中也高度评价了刘云若的小说。他认为在天津章回小说繁荣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创作中已经出现脸谱化的倾向,“有些小说,把书中人物严分邪正,无形中给每人画上一个脸谱”[13]1,但刘云若的著作却克服了这种倾向。宫白羽在《湖海香盟序》中如是说:“云若以雕龙绣虎之才,从事说部。垂十五六年,成书四五十卷。于都市繁华相洞见表里,剖析很清,不止写到了上层,又透视到黑暗的底层。尤难得在写情沁人心脾,状物各具面目,毫无预制脸谱,强打背弓的毛病,也没有过重小动作之虑。他所写的故事往往揭破人间的丑恶,使读者吃惊,发笑,可是闭目一想,这样人物犹在面前。”[13]1宫白羽的评价确是知己之言,能深入到刘云若小说人物的内心深处,能看透刘云若小说嬉笑怒骂背后的世态,揭示刘云若小说创作的特点。

综观当时人的评价,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刘云若小说的艺术成就上,但除了艺术价值外,其“正风移俗”的社会价值也得到一些学者的肯定。最典型的是非非生在《冰弦弹月记》的“序”中对刘云若小说社会作用的评价。他认为“尤其是北方的著名著作者刘云若先生,所著的《红杏出墙记》《燕子人家》《春风回梦》,均出了剧影。近日又作了几部有趣味的,《冰弦弹月记》《翠袖黄衫》《情海归帆》,各集均已发行单行本,其中各书的内容,均合乎现代青年的脑筋。所以,在工余之暇,茶余酒后,躺在沙发上,很可一观。能消遣时光,能清醒眉目,能唤醒迷梦的脑筋。”[14]之前在某些人看来,刘云若的小说内容低俗,甚至与“黄色小说”画等号。但非非生纠正了这一认识,他觉得读刘云若的小说“能清醒眉目,能唤醒迷梦的脑筋”,换句话说,刘云若的小说对青年具有正确的引导作用。非非生的评价是公允的,也是独具慧眼的。因此,在研究、继承、借鉴刘云若小说艺术成就的同时,更要深入挖掘刘云若小说的社会价值,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完整地理解刘云若,才更有利于刘云若文化遗产的传承。

四、结语

刘云若是民国时期一位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作家,其流传下来的几十部小说是一笔丰富且宝贵的文学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社会价值与审美意义。由于历史原因,刘云若的小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被错误地扣上了“淫秽” “反动”的帽子,致使其作品的流传受到了严重影响,也直接影响了学术界对刘云若的认知。因此,还刘云若的本来面目,客观公正地评价刘云若,无论是通俗文学研究还是文化遗产继承,都具有重要意义。

[1]刘云若.酒眼灯唇录[M].天津:中华画报社,1940:2.

[2]吴秋尘.本朔一年之回顾与将来[N]//东方朔:新年赠刊,1928-01-01(3).

[3]刘云若.小扬州志[M].天津:中华画报社,1933:1-2.

[4]刘云若.旧巷斜阳[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1-3.

[5]刘云若.白河月[M].上海:正新出版社,1947.

[6]张元卿.民国北派通俗小说论丛[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131-136.

[7]国务院.关于处理反动的、淫秽的、荒诞的书刊图画的指示[G]//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9卷.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5:334.

[8]王秀涛.建国初期城市旧书摊改造与新文艺的推广[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4):7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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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石 娟)

A Study on Liu Yunruo’s Novels

HOU Fu-zhi1,2
(1.Land Resource and Housing Management Bureau of Tianjin City, Tianjin 300042, China; 2.Tianjin Research Center of Modern History, Tianjin 300042, China)

Liu Yunruo was a popular novelist with nation-wide influence in China. He created dozens of novels in his whole life. Those novels were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n were published as separate editions by some publishing house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novels of Liu Yunruo from four aspects. Firstly, the textual research of the novel spreading situation. Secondly, study of the novel creation period. Thirdly, the research of the misreading of those novels; Fourthly, other authors’ viewpoints on those novels. The analysis and study in this article can help us to develop a clear image on the value of Liu Yunruo’s novels.

Liu Yunruo;novel;creation;spreading situation

I206.6

A

1008-7931(2015)04-0028-04

2015-02-26

侯福志(1964—),男,天津人,特聘研究员,研究方向:民国报刊史及天津通俗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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