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一诺（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论詹姆逊《文化转向》中的二律背反

姚一诺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以美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文化理论家詹姆逊的《文化转向》为范本，从后现代性的二律背反性质及后现代文化与金融资本主义之关系的讨论入手，读解詹姆逊后现代研究的基本意涵和方法特色，管窥詹姆逊以晚期资本主义为核心范畴的后现代批判之要义，图绘詹姆逊在艺术史与大众文化领域复现的后现代面相，揭橥詹姆逊后现代研究的根本立场在于不容更易的马克思主义，指明詹姆逊经后现代研究释放马克思主义之“乌托邦”潜能以求重构阶级之图所作出的重要理论贡献。

詹姆逊；《文化转向》；二律背反；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

一、《文化转向》：詹姆逊与后现代研究

西方学界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研究不胜枚举，近年来仍余绪未尽，与现代性研究相似，在学理上对后现代/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等范畴的厘定、界认和系统研究并不多见。与此同时，一些为数不多且分属不同学术语境、承纳相异学术传统的后现代研究者如利奥塔、哈贝马斯、伊格尔顿等，皆立足各自的理论立场，对后现代（主义）作出独到的批评性研究，成果显著。然而，真正能以清醒的现实主张和不容妥协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深入后现代之肌理，不仅从微观层面细致解剖后现代与后现代性的诸般面相，更在宏观层面将后现代（主义）与全球资本主义的当代发展及其景观相互作用的事实进行高度理论阐发的学者，则非美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文化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莫属。詹姆逊的后现代研究具有综合与分析兼擅、理论与批评相融、现实与历史统一的特色，而被佩里•安德森誉之为“至今詹姆逊在研究后现代的著作中最好的一本”[1]的《文化转向》[2]，则集中展现了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及后现代性极富思辨力的论述。事实上，《文化转向》不只对詹姆逊个人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是在良莠不齐的后现代研究中值得深入研讨并富于批判性与建设性的精彩著述，其不仅摹绘历史，更指向未来。

詹姆逊《文化转向》一书由八篇论文组成，研究范围虽广泛芜杂，但仍可辨其菁瑧。囿于篇幅，本文只论及其中两个基本论题：后现代性的二律背反性质与艺术史和大众文化产业中的“后现代”蜃景；后现代社会文化中视像逻辑的空间式移入及其后果。以下分别就这两个主要论题与詹姆逊的理论考辨作具体阐析。

二、二律背反：悖论性的后现代时空

詹姆逊《后现代性的二律背反》一文主要讨论后现代性在时空意识、进步与倒退、变异与静止、同一性与差异性等抽象层面的背反性质，力图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解释此类现象发生的根本因由，并以之为逻辑基点，走向新一轮的历史辨正过程。[2]49-71自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或“意识形态对垒的消失”问世以来，坚持总体化的历史探寻而非“搜集轶事”①此处的“搜集轶事”，詹姆逊未作明确解释。笔者以为可能与米歇尔•福柯的历史研究或知识考古有关。就变得愈加困难，譬如福柯曾指出：“就古典形式的历史而言，不连续既是已知的，又是不可想象的：那些以分散的事件形式呈现出来的东西—决策、偶然事件、创举、发明—和那些通过分析，为了使事件的连续性显现出来而可能被回避、被抑制、被消除的东西。……而今不连续性却成为了历史分析的基本成分之一。”[3]后现代的历史观念认为对“未来”的冀望是荒诞可笑的。撇除后现代主义关于多元价值观念的表面论争，詹姆逊辩称，“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只有作为我们社会及其整个文化或者说生产方式的更深层的结构改变的表征才能得到更好地理解”[2]49。

詹姆逊使用的二律背反概念既借自康德关于“先验的表现形式”即时空问题的讨论，但无疑又被注入新质。詹姆逊以辩证方法审视后现代主义的时间和空间在动与变、静与止、多样与同质等方面的新型特性，同时将这些特性与后现代性的生产方式相勾连，并阐明其如何随生产方式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因此，后现代主义的时空意识和时空现象不再是康德意义上的先验的“形式框架”，而确然具备了与生产方式相关的实在质料。

作为速度功能的后现代时间与主体性的外化有关，客观化的主体及主客二元论的终结使后现代时间的内感性趋于消亡，而由外物衡度的时间体验得以凸显。詹姆逊指出，后现代性的时间与其说是新主体速度观念的外部投射，毋宁说是新技术、新机械制造出的时间幻觉被不断内化和积淀而成的形态。进而言之，后现代时间对主体的取消“并不会给我们留下好像曾真实存在过客体的印象，相反，它留给我们的是大量的仿真幻影”[2]52。如此，后现代时间特别强调与现代性时间的断裂，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在个体性/群体性、累积性/爆破性、单一性/多元性等方面的分异使后现代时间表现出特有的速率感、偶然性与绝对的短暂性。后现代时间的此类特性又对社会构型产生影响，使当下的社会构型分明呈现出不平衡性与共生性。从对后现代时间性状的阐析过渡至后现代社会知识分子身份、作用的改变，詹姆逊指出，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批判功能正为传媒产业的迅速崛起和无限铺张所遮没，甚至成为漫画化的形象。更深刻的悖论在于，后现代社会中的各种事物和要件都正在经历持续变化与事实上的标准化（同质化）亦即本质上的停滞状态的矛盾过程，以至于“人类、社会和历史的短暂性的溪流也从来没有如此均匀地流动”[2]58。

后现代时间的此种表征永动速变的匀缓性与静止性之悖论令詹姆逊不无忧虑地指出，作为时间维度甚或本体意义上的后现代性已全然臣服于不断变化的传媒形象的强大逻辑，而事实上真正的变化将不再发生。如是，“历史的终结”恐已近在咫尺。“历史的终结也是我们试图在这里着重说明的时间悖论的最后形式：就是说，对后现代而言，一种绝对变化（或在追逐潮流和夸饰的新的意义上的‘不断革命’）的措词，不再比由大公司制造的绝对同一性和不变的标准化的语言更令人满意”，“今后唯一可想象的根本变化就在于使变化本身终止”。[2]59无疑，詹姆逊反对不断翻新的历史终结论，但后现代性确乎呈露出的静止特性却不能不使詹姆逊对变革事业的未来产生深重忧虑。造成后现代时间/后现代性“趋滞性”的原因究竟何在？詹姆逊认为很大程度上是“跨国公司”与全球资本主义的蔓延及其与后现代生产方式的紧密勾连，使后现代社会中的相对之变成为绝对的不变。变化本身的终止不仅会削弱思想与精神的创造，更极有可能导致马克思主义变革事业的彻底终止与“乌托邦”的迅即幻灭。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在不同空间（如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中的地位、作用与形态差异极大，洞幽察微不难发现其与多种因素的交缠相关。第三世界对第一世界现代性观念的全面接受与第一世界的后现代状况发生错位，旧有的时间性为后现代时间所“侵入”与遮蔽，只留下随意变化的表象，而这些变化又无异于停滞。由此，第一世界似重又找到了对前殖民地进行“他性”教化的宗主国身份。

后现代性的二律背反不仅表现为后现代时间自身的背反状况，也构成了其与后现代空间的悖谬关系。换言之，后现代时间具有明显的空间化指征，后现代时间正逐渐与作为其对立面的空间一极相适应，最终成为空间化的时间。事实上，詹姆逊对后现代空间的讨论始于空间对时间的压制，空间的同质性与异质性之间的关系。后现代空间显然充溢着一种“后神圣”（post-sacred）氛围，神圣/世俗的二元对立在后现代空间中趋于解体，或者更准确地说，后现代空间使“神圣”本身涵容的异质与多样性因子被激发出来。此外，后现代空间具有多层面同时铺展、异质性、偶然性、非决定性等特点，较之其他后现代理论家，詹姆逊的独异之处在于，视后现代空间的上述特性（异质性、差异性等）为某种“蜃景”，目标是察觉并揭示其深层逻辑。詹姆逊的检视工作由西方历史上的土地所有制的流变开始。

从历史上看，西方的土地所有制经历了土地作为关于不动产的个人财产制度最终胜利的迁变过程，期间不同地域在不同历史时期也同样经历了同一土地所有制的“移位”过程，而詹姆逊则敏锐地观察到其中不容忽视的暴力因素，故同质性与异质性的相互取代最终仍指向同质性而非异质性，在詹姆逊看来，这一过程只能是野蛮的。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由普遍的地产投机带来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极不平衡性使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的广阔地域面临深重危机，但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同质化的资本主义却将继续统治与之相异的异质性发展模式，同质性对异质性的取代成为后现代空间之二律背反的逻辑必然。“所有这样一些抽象的暴力和同质性的后来的形式，都产生于最初的地块划分，而这种划分将市场的货币形式和商品生产的逻辑重又转换到空间上。”[2]65詹姆逊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模式中的农业生产保留着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主导模式并不对之进行破坏，可以说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是从前资本主义的关系中获取资本的。然而，晚期资本主义或多国资本主义阶段却连同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一并囊括其中，并将其彻底改造成资本主义形态，因此全球商品化的现实愈加清晰，全球资本市场的扩张已经到了其极限。与之相适，后现代或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亦表现为城市体制的极度扩张，“自然”农业的消失在意识形态层面对城市文化影响甚大。吊诡之处在于，社会学意义上的农村城市化与意识形态层面的城市农村化构成对立情境，旧意识形态因素随城市化过程保留了下来，难以抹除。

尤为严重的是，后现代空间及意识形态与跨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后现代的诸种特性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起到了强化与“弥合”作用，而马克思主义的“未来”经验正遭受严重削弱。与此同时，广大第二、第三世界国家在被纳入全球资本市场以后，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亦不断助长着反乌托邦情绪的孳生与蔓延，社会主义事业因之面临空前瓦解的境地。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未来而言，詹姆逊不是一个悲观论者，他相信“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原理，历史的终结处也是历史新的开始。

三、视像逻辑：艺术的终结与形象的迁变

毋庸讳言，詹姆逊研究后现代主义的目的主要不在后现代本身，其之所以具有清醒的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显著表征在于，“生产方式”始终是其研究活动的重要基底。换言之，“后现代主义”是且只是詹姆逊所谓“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而已。鉴之，詹姆逊的后现代研究至少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底色清晰，不容模糊；二是坚持辩证之辩证。对后现代社会中艺术、美学、文化之地位作用与意义功能的研讨亦自然循此逻辑展开。

《“艺术的终结”还是“历史的终结”？》一文以黑格尔关于艺术和历史的终结论引入，詹姆逊主张不能轻忽这两种终结论调仍然具有的现实效果。[2]72-90詹姆逊开门见山地指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文化经济化与经济文化化相互作用的社会，连同虚构与事实、艺术与生活之边界的消弭，后现代艺术与文化充满悖论。狭义的“艺术终结论”具有政治性，它其实映射了当代社会中的左派艺术家和学者以之对抗右翼分子的“历史终结论”的政治意图。关于黑格尔“艺术的终结”的真实意涵，詹姆逊作了如下解释：三段论是黑格尔理论模型的典型逻辑方法，黑格尔设计出一套最终通向“绝对精神”的三段论模式，这三个阶段分别是宗教、艺术、哲学；同时，艺术自身也有其三段论，即三个亚层次阶段：象征型艺术、古典型艺术及浪漫型艺术，三段论的最终指向则是艺术的终结与美学的废止或被他物替代。然而在后现代社会中，黑格尔的逻辑开始面临失效，因为“物质将完全超越精神，形象将从它的物质的羁绊中挣脱出来并立即进入抽象思想”[2]77。美国艺术批评家、艺术哲学家阿瑟•丹托（Arthur Danto）对装置艺术家杜尚的《泉》的阐解便是詹姆逊这一论判的最好注脚。[4]詹姆逊认为，黑格尔并未指明艺术的浪漫形式到底为何，其三阶段图式存在明显缺漏，而艺术走向终结后将为哲学取代的理论设喻也与现时语境难相投洽。据黑格尔理论，艺术既已被哲学取代，言下之意即哲学应然成为现实生活必需，或曰哲学理应具备社会普遍效能，但詹姆逊窥破了此种理想的神话，指出后现代语境无法提供这样的条件。事实上，“艺术的终结”仅指涉某种艺术的终结，而非艺术整体的完结。

詹姆逊指出，现代主义艺术是旧艺术终结后的真正替代物，其占据了黑格尔框架中的“哲学”之位。究其实质，现代主义（艺术）追求的是“崇高”而非“美”，现代主义要求艺术须有超越艺术本身的质素，其目标是使自己成为超美学。换言之，现代美学的本质特征是“崇高”，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美”范畴了。至此，必须区分出两种/两个历史阶段的“艺术的终结”，而第二次“艺术的终结”发生于1960年代，它意味着现代主义（艺术）/“崇高”的终结，取而代之的则是“理论/后理论”的蓬勃生长。后现代主义除表现为“理论”内爆外，又悖论式地出现了“美”的回返，只是这一轮“美”的返照只具有快感的意义。嗣后，“理论”与“美”相互平衡、互为牵制，然而自1980年代以来，随着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全面铺展，甚至“理论”本身也开始呈现被过度消费的趋势。现时，商品与文化的巨大扩张并全面渗入各社会生活领域尤其是经济领域，经济文化化现象的最大诱因是视觉文化与视像逻辑的空间式移入，视像逻辑作为大众文化的重要蕴含与商品/消费逻辑的殖民化构成共谋关系。有鉴于此，审美文化的商品化已然成为不可避及的重要议题。

“历史的终结”这一命题与福山所主张的资本主义与市场将成为人类历史最后形式的论说密切相关，但詹姆逊则秉持一以贯之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一针见血地指出福山观点的非辩证性。历史不可能终结，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历史的终结”其实是前历史的终结，福山和科热夫等人的观念之所以谬误，乃因其非历史唯物主义和反系统论的倾向所致，而资本主义的真正胜利根本上应归结为生产方式而非社会心理。詹姆逊不无批判地指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是为跨国资本的“开疆拓土”提供理论依据，直接后果是晚期资本主义的全球性扩张。詹姆逊的辩证之处更在于，他利用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实现的前提是物质与资本的高度发达，按照福山的逻辑，社会主义建设的伟业反而正当其时。

詹姆逊在《后现代性中形象的转变》一文中勾勒了后现代社会的形象嬗变史，提出了“形象即商品”的著名论断。[2]91-132首先，詹姆逊认为考量视像逻辑与形象迁变的历史，须与后现代主义和资本主义“前史”的辩证转换联系起来。从对现代性工程的理论建设入手，詹姆逊指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关系的纠合状态的一个集中表现是后现代中审美的普遍“回归”，日常生活审美化等命题的讨论已不绝于耳。对当代社会的美学转向的讨论须建基于对当代文化的视像逻辑的把捉与分析，“在这里，旧的现代主义美学及同类的现代小说与大量新的、更‘后现代’的视觉刺激并存、重叠在一起”[2]100。詹姆逊通过耙梳萨特、梅洛-庞蒂、法侬、福柯、罗伯-格里耶等对“观看/凝视”逻辑进行理论阐发的谱系，得出后现代性的视像逻辑基于观看主体与对象的位置调换，普遍可视性正在为形象社会的感性外观制造幻觉的结论。正如法国学者德布雷所指出的：“眼见即为实（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的社会不再是一个开放的社会。视觉领域如果从我们这里接过了全部权力，那么大概就成了人类历史上所曾见的最不信救世主降临和最缺乏辩证思考的时代了。”[5]因之，后现代美学既获得了感官的全面解放，也由此走向衰变。

其次，詹姆逊回溯了后现代艺术为摆脱高级现代主义的美学规约而作出的“抵抗”过程，其中对大众文化/流行艺术的认可不仅意味着认同艺术与商品市场的共谋关系，也意味着对现代主义艺术与商品之关系的重新审视。詹姆逊发人深省地指出，当代所谓“美学的回归”，其实质是抽解了美学的现代性崇高，艺术生产的价值只在于为审美进行“装饰”并激发审美快感。再次，詹姆逊对后现代社会中电影影像生产的所谓“美的回归”的视觉效果进行了研究，其研究最显著的特色在于，“考虑视觉的唯一方式，或者把握不断增加的、趋向于充斥一切的视觉性本身的唯一方式，就是要理解它的历史形成的过程。其他各种思想必须以另外的某种东西取代看的行为；唯独历史可以模仿凝视的深化或消解”[6]2。为揭橥后现代视觉文化生产的意识形态性，詹姆逊以当代历史电影（詹姆逊所言“怀旧电影”）为考察对象，分析了其影像背后的科技渗入，“揭示出美的概念与晚期资本主义时期高科技结构的辩证关系”[2]122。正因此，后现代社会是自觉遵循视像逻辑的，形象逸出其媒介载体，弥散于整个文化生产与消费的市场中。“所有这些要表明的是，电影是一种身体的经验，它们被如此记忆，储存在身体的神经接触的地方，回避思考的心智。”[6]2最后，詹姆逊得出结论：后现代美学的回归实不啻美学的倒退，重申阿多诺、霍克海默的文化工业论，有助于抵抗和批判后现代社会文化与形象的商品化，而意图从形象中找到否定商品生产逻辑的努力注定徒劳无功，后现代美学的实质则是“伪唯美主义”。

四、结语

詹姆逊以宏阔的历史视野、辩证的理性精神、精密的分析能力和不容怀疑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对后现代主义在经济、政治与社会文化各领域的显影作了全面深刻的理论考量，其对知识分子意识形态批判功能的强调和坚持令人感佩，其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自觉应用也值得所有欲对后现代主义及后现代性进行探赜的研究者学习。就詹姆逊的研究方法而言，有几点尤其值得注意：一是理论考辨与批评阐释并行，二是坚持辩证方法与历史观点，三是有明确的政治立场与现实介入和批判的精神。正如詹姆逊的译者和研究者胡亚敏教授所言，“理论仍在途中”，对后现代主义种种面相与“遗产”的清理、研究与批判也仍在行进之中。

[1]胡亚敏.詹明信的文化转向[J].读书，2001（4）：28-32.

[2]詹姆逊 弗雷德里克.文化转向[M].胡亚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3]福柯 米歇尔.知识考古学[M].谢强，马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8.

[4]丹托 阿瑟.艺术的终结[M].欧阳英，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16-25.

[5]德布雷 雷吉斯.图像的生与死：西方观图史[M].黄迅余，黄建华，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325.

[6]詹姆逊 弗雷德里克.可见的签名[M].王逢振，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2.

（责任编辑：时 新）

An Analysis on the Antinomy in Fredric Jameson’s The Cultural Turn

YAO Yi-nuo
(Humanities School,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Taking American Marxist critic and cultural theorist Fredric Jameson’s The Cultural Turn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starts with the discussion of the antinomy in postmodernism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tmodern culture and financial capitalism, interprets the basic meaning and the method characteristic of Jameson’s study on postmodernism, and looks at the import of Jameson’s postmodern critique based on the core that is late-capitalism. Next, the paper depicts the postmodern visions reproduced by Jameson in art history and popular culture, reveals that the radical position of Jameson’s postmodern study is the unchanged Marxism. Finally, the paper demonstrates that Jameson’s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to reconstructing the map of class through his postmodern study to release the utopia potentials of Marxism.

Fredric Jameson；The Cultural Turn；antinomy；postmodernism；late-capitalism；Marxism

G02

A

1008-7931（2015）04-0040-05

2015-05-30

姚一诺（1991—），男，福建厦门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