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 坦（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刘云若社会言情小说中的社会性
——以《粉墨筝琶》为中心

倪 坦
（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刘云若是民国时期天津的通俗小说大家，他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降至40年代末，创作了一系列以沽上风情为题材的社会言情小说，最终成为与张恨水齐名的民国北派社会言情小说的代表人物。但在以往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人们往往将张恨水归入言情小说的社会派，而将刘云若归入言情小说的艺术派。实际上刘云若的《粉墨筝琶》等小说在具有出众的艺术价值的同时，还广泛地摹写了天津沦陷后的市井民情；他的写法看似通俗，但也蕴含了“抗日反汉奸”的时代主题，是这一命题在当时不同于延安文学书写的另一种尝试。此外，《粉墨筝琶》还有作者对天津地区风物的准确把握。细读小说，甚至还会发现一个存在主义母题。因此，刘云若的小说不仅有艺术价值，更有其深刻的社会认识价值。

刘云若；《粉墨筝琶》；艺术价值；社会性；时代主题；风土文化；存在主义

刘云若是民国时期社会言情小说大家。他身处旧时十里洋场的天津，亲受当时沽上华洋杂处文化的熏陶，用“老于世故”的文字，为我们描绘了天津这一北方最大商埠芸芸众生间发生过的或是正在发生着的种种纠葛。其小说笔触细腻，感情真挚，正如郑振铎先生所言，其造诣之深远出于当时另一位社会言情小说大家张恨水之上。[1]也正因此，现代文学史上不但常常将他与张恨水并提，而且在不同版本的史论中，比较刘云若与张恨水小说风格的文字也多有出现，例如：

（与张恨水相比）刘云若的注意点不在社会性的显露，而在于社会中人的揭示。用通俗形式写尽复杂人性表现，是刘云若《粉墨筝琶》《小扬州志》里作出的主要贡献。[2]

他（刘云若）的小说笔墨酣畅，情感淋漓，感人之深甚至强于张恨水的小说。①程光炜等著：《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版，第385页。有趣的是，本书在介绍刘云若抗战以后的小说创作时，只提及了《小扬州志》《旧巷斜阳》等刘后期的代表作，而忽略了《粉墨筝琶》《云破月来》等极有可能包含其另一写作路向的作品。

此种观点大概可以概括为：如果认定张恨水的小说具有社会性特征，有社会认识与批判价值，那么刘云若的小说就应该被认为较长于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分析人物性格之复杂性，并以情感的真挚与语言的流畅打动读者。张恨水的小说在情感充沛的基础上从社会认识价值层面被指认，而刘云若的小说在书写社会的基础上以刻画人物的复杂性被指认。

其实，从人物心理揭示及人物性格复杂性探究等艺术价值层面来说，刘的小说相对于同时期的通俗小说作家确是技高一筹。《小扬州志》中的虎士、《粉墨筝琶》中的翥青以及《红杏出墙记》中的白萍、芷华，无不被置于一种人生的两难境地，这种状态使人物处于一种内部心理与外部环境相矛盾的悖论冲突之中。小说抓住了主人公在这种处境中的心理变化，对人物的内心展开挖掘，以达到写尽人之复杂性格之意旨。况且作者的这种挖掘是多方式、全方位的，一切可以揭示人物心理感受的方法都被作者运用到了小说的心理刻画之中。例如《粉墨筝琶》中就曾用精神分析学说去描述凤云的一个梦境，以此来反映她唯恐再次失去翥青的心理状态。作者这种“穿越”式的表现手法，也为其小说塑造了一系列性格丰满的“圆形人物”。

但从另一个角度去研究，又不难发现，刘小说中的人物刻画策略往往是将人物带入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中，并在此背景下促成人物形象的丰满化。此外，作者对20世纪40年代天津这一特定时空的真实再现，同样提升了作品的社会认识价值，其光芒甚至掩盖了小说对“人性”的探索，成为其小说最突出的一大亮点。这就是刘云若通常被世人所指认的“社会言情”的小说模式。然而目前学术界对刘小说的研究并没有对其“社会言情”中社会性的一面认识完全，甚至部分学者还在沿袭上面引用的文学史观点，简单认为刘云若的小说偏于艺术，而张恨水的小说偏于社会。为了进一步阐述刘云若社会言情小说的社会性，本文以刘云若写于抗战胜利后的作品《粉墨筝琶》为例，分析刘云若作品的社会认识价值。

一、北方沦陷区社会生活的准确写照

《粉墨筝琶》这部小说以几位主人公的遭遇为线索，全方位地再现了“华北事变”后天津沦陷区的社会生活情状。作者已经写就的故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没落书生程翥青在地下工作者的感召下，借与前妻、京剧女伶陆凤云复合，进而刺杀汉奸蔡文仲；从东北流亡至津的贫民女子大巧儿（林晓莺）刺杀汉奸冯世江始末；翥青刺杀计划失败后，逃亡至保定，在保定遇险（未完成）。在这三部分中，不时穿插着作者对于当时天津社会状况的描述。小说一开篇就向读者交代了日本发起所谓的“大东亚战争”，并提到在民众中间“唯有这一双夫妇（翥青和凤云）未被近处的战争拆散，反而受到数万里外的战争的影响”[3]2。将当时政治与军事上的重大事件与平民生活相对接，不得不说是刘云若社会言情小说写作的一个独到之处。

《粉墨筝琶》为我们展现的天津沦陷区，从某种程度上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创作题材中极为少见。可以说，刘云若的《粉墨筝琶》所写的天津沦陷区与老舍笔下的北京沦陷区（《四世同堂》）、萧红笔下的东北沦陷区（《生死场》）以及张爱玲笔下的上海沦陷区（《倾城之恋》）一起，共同建构了中国现代文学创作领域对沦陷区全景化的书写体系，是具有文学研究和历史载体双重意义的。

《粉墨筝琶》对社会生活的揭示，作者有独门绝技。正如刘氏自己所说：“我遇到一切可恨可气的事，都让他归哏。”②刘叶秋：《忆刘云若》，1989年2月18日—2月21日连载于天津《今晚报》。转引自2010年第30期《天津记忆·刘云若逝世甲子纪念集》。与新文学作家一味地“控诉”不同，刘云若是以一种“冷眼”或“调侃”的笔法去记述侵略者的暴行，将日伪的丑态在插科打诨中和盘托出，让读者在轻松有趣的阅读中感受到生活的真实与社会的严酷。例如在讲述“二战”和抗日战争的局势时，作者就日军对这场战争所抱的心态进行了幽默的阐述：“他们（指日本）自己也知道完了，对中国人还保持着原有的威风，更加紧了压榨政策……好像要使中国和他一同坠入黑渊，临死要拉一个垫背的。”[3]155寥寥数语，便将战争走势与侵略者的阴暗心理摹写得既明明白白又淋漓尽致，同时使用老百姓的日常口语，把严肃的战争世俗化，使人读起来既有所悟又哑然失笑。此外，小说还多次描写了汉奸们的丑行：郎道乾图谋李家财产，竟以“窝主”的罪名要挟宛宜；冯世江更是以为日军征集慰安妇为名，抢夺民女。汉奸的种种罪行，激起了民众的反抗，小说中先后出现了两次刺杀汉奸的行动—翥青刺杀蔡文仲，大巧儿刺杀冯世江，虽然一败一成，但都宣泄了人们对于汉奸认贼作父的痛恨，同时也反映了沦陷区的抗日情状。这在某种程度上给予了现代文学一种不同于“左翼”的抗战讲述。其可贵之处在于，刘氏小说所反映的真实并不带有“左翼”小说的本质真实，而是符合生活规律、还原生活本貌的现实真实。同时，刘云若的创作又异质于同属于沦陷区文学的上海作家如张爱玲、徐等人，在刘的小说中，并没有过多地放逐文学的社会责任，而是以一个文人的道德承担，以一种更文学也更隐蔽的方式叙述了一个“抗日反汉奸”的故事，其实在这一点上，《粉墨筝琶》是与同时期解放区文学创作殊途同归的。

二、“两个世界”的参差对照及大众化探索

《粉墨筝琶》还展现了沦陷后的天津社会结构。通过对市井贫民凋敝破落与上流权贵浮华奢侈的生活的对比，写出了抗战时期富者与贫民天堂、地狱两重天的差别。这正是贯穿刘云若小说的一个基本套路——“两个世界”的书写交汇互补。

刘云若笔下的权贵生活，表面上华丽体面，其实是一个建立在金钱与欲望之上的魍魉世界。我们且看那个金莲裔，他为了霸占好友散德兴的财产，竟和长相不堪入目的散太太发生奸情；还有那个凭借“裙带关系”爬上去的王期第，他企望自己发迹的手段竟是将亲生女儿送给大帅做姨太太。在这个世界中，地位与财富紧密相连：国民政府某厅科长这样的要职，竟可以用财主家的几十斤大烟土换取。也是在这个世界，显贵世家的丑事无处不在：堂堂天津市长的太太和年轻的窑少爷相勾结，地方财主李茂如家里的长房太太竟是曾经的暗娼姚大姑。以上这些都可以看出繁华世界背后掩藏的是龌龊，也体现出现代“文明”对传统中国价值观的侵蚀以及“现代”国人在此等社会环境中的精神异化。

与权贵们所处的繁华世界不同的，是沦陷区穷苦民众的粗陋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们将生活的一切争端都诉诸暴力。他们“好像对打架特别爱好”[3]62，而且“好像把性命看得分文不值”[3]62；将骂街视为“平常，而且骂得极为艺术化”[3]63。乍看起来，这是一个充满污浊、混乱的世界，但是作者却将它写得充满血性与人情味。在这个穷人的世界，虽然冲突不断，但人们互相依赖，互相扶持，一人有难，大家一起舍命相助。且看大巧儿被抓去劳军，众人商讨营救的一段，当董三被问到要招谁一同去解救时，他说，“左不过还是咱们那一群，我想谁也不能含糊，有一个算一个，总共有八九个人……”[3]396“……咱们总共有一条穷命，死了也活该”[3]396。这种忘我的牺牲精神与强烈的自我责任感，正是沉潜在下层民众灵魂之中的血性与侠情的具体表现。与权贵世界的腐朽、糜烂不同，民间世界有着强大的生命活力，这实际上与曹禺追求的那种原始的、神秘的生命力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此外还有一点应该注意，就是书中曾写到市井小贩在马五家中汇报日伪行动的情节。他们通过自己的关系打听到敌人的情报，并将这些情报传达给地下抗日工作者。小说这一情节的设置，也告诉了人们虽在敌伪的严密控制下，但沦陷区无产者和劳苦民众已经被团结起来，并进行了有组织的抗日活动。

《粉墨筝琶》对权贵与贫民这两个迥异的世界进行了交叉描绘，让同一个时代两种不同的生存状态同时出现在小说中，这就使得小说对沦陷后的天津社会各阶层的描述具有了相当的完整性。穷人与富人构成了社会的两级，他们之间必然在生活上、伦理上产生鲜明的对照。这种对照的有趣之处在于，它暗合了新文学第二个十年发展中兴起的阶级论主题，其实是从另一个角度与左翼文化发生了共鸣。应当说，“两个世界”的写作模式并非刘云若原创，它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兴起的左翼文化运动，尤其是30年代的左翼电影创作之中。但通俗作家刘云若却选择了与《马路天使》《船家女》一类左翼电影作者不尽相似的讲述方式①有关《马路天使》《渔光曲》《船家女》等左翼电影的具体情况，参见程季华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实际上，左翼电影中 “两个世界” 的贫富对比，在镜头语言中带有一种文化精英的优越姿态。电影《马路天使》的第一个镜头，就是将摄影机由华丽的都市向下移动，转到了地表之下，出现了穷苦人家的生活场景；而《船家女》，则更像是一个知识分子自然主义式的文化实验，我们很容易想到影片中船家女与绘画模特这样的身份象征意味着什么。因此，左翼电影力主走向民间，但这一倡导是自上而下的，是知识分子眼中的民间，自然也是不完整的。，他以一个都市市民的视角去体会现代都市，表现的是市井小民生存世界的视野范围，进而摆脱了在讲述过程中由于文化伦理而造成的功利姿态，也摆脱了前人在进行这种对照时那种文人式的居高临下。

这里要反思的是，中国文学自民初小说界革命始，一直就致力于与世俗沟通的努力，这一文化民主的努力与政治革命的诉求互为支持，是同一现代化问题的不同侧面。让早期知识分子甚或左翼作家疑惑的是，在他们的“我启你蒙，我说你听”的创作姿态下，世俗却并没有完全地认可这种层级化的沟通方式，以致在“平民文学” “文艺大众化”等口号提出多年之后，解放区的作家依然面临着以现代文艺“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①赵树理语，转引自陈荒煤《向赵树理方向迈进》，载1947年8月10日《人民日报》。的任务。而这一问题恰恰在20世纪40年代战争环境下得到了解决。在解放区，一场声势浩大的倡导“工农兵方向”的知识分子改造活动进行得如火如荼；而在天津沦陷区，刘云若的小说则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另一方面的进展。前文我们已经讲述了刘云若写作主题对通俗小说的偏移。这里综合起来不难看出，刘云若晚期的《旧巷斜阳》《粉墨筝琶》等一系列小说的创作，与延安文学提倡的把思想感情“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4]的认知策略，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由于具体城乡环境差异，接受对象不同，才衍生了具体的文本差别。从这个角度上讲，刘云若的价值就在于，他探索了“文艺大众化”与“文艺现代化”相结合这一命题在20世纪40年代都市环境下的某种可能性。虽然这一探索是潜在的，甚至作者自己都没有发觉；虽然在文学史进入当代之后，这一探索很快就由于政治压力归于消逝。

总之，刘云若这种以“当事人”写“当时事”的创作，的确为我们了解沦陷后天津的社会情状提供了必要的参考。他笔下“两个世界”的社会图景，是以通俗文学式的理解机制，去印证现代中国一直存在的阶级论抽象命题。而刘云若一生未曾离开过天津。即使是抗战爆发、天津沦陷之后，他依然固守着自己的创作源泉，以一位小说家的视角，洞察着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并在抗战胜利后将这一段生活中的所见所闻用小说形式表现出来。从这点上来讲，《粉墨筝琶》的历史实录意义不可磨灭。

三、中国现代都市文化复杂性的全面讲述

《粉墨筝琶》还是一部风情浓郁的地方志。作品描写了作为都市的天津，虽经历了现代化进程但仍旧保留下来的社会遗留，它们或是风土人情，或是历史风物，无不带有浓厚的历史文化气息，具有民俗学研究的价值。

小说不仅在历史事件层面有它独特的认识价值，而且也讲述了关于天津这座城市的古风旧事。这些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承载着城市的历史风情与文化传统。在小说的结尾处，提到了一种底层社会的古风——灌尿。“若有无赖子硬充好汉争胜斗强，但到了性命交关的当儿，又泄了气。对方就‘哈哈’一笑，舀一碗尿来给灌到嘴里，即遂释令而去。”[3]682这种古风在当代当然早已失传，但我们现在看来，可以视作承载当时城市下层人群情绪与性格的一个符码。又如讲到冯世江的发家史一段，提到了早期码头混混为了争夺脚夫行业的控制权而进行的血淋淋的竞赛，以及当时不同流氓帮派的竞争。这些可以为我们研究旧时沽上社会结构中流氓、混混一类人的由来问题，提供较高的文献参考价值。

小说还塑造了一系列典型的天津人形象，这些人都是生在天津，长在天津，从小就受到这种沽上文化环境的熏陶，因此他们的所作所为就带着天津人的特质。例如翥青在发现绮琴（凤云）背着他为富人陪酒后，自己在酒楼外的铺子喝得酩酊大醉，临走还向着绮琴所在的酒楼鞠了个九十度的大躬。正是这一个动作，把作为天津人遇到这种倒霉事时心中郁闷但却敢怒不敢言的无奈心理描摹得淋漓尽致。又如书中马五、大巧儿（从东北流落天津后，她已入乡随俗）也都是典型的天津人性格，只要旁人对他们稍有客气，他们都会加倍地报答偿谢；但当他人有一点得罪他们的地方，他们也都会为之拼命。这种脾气性格，无论社会如何变迁，时代如何发展，都是无法改变的地域性格。它存在于人们的灵魂深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然而小说中更有价值的部分，则是写到了乡土中国与西化中国这样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化环境。而这种表现多元文化环境的创作，又恰是当时作家所忽略的一个问题。大多数现代文学作家始终没有认识到自己所接受文化的复杂性。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是混杂了中国古典文学与哲学、西方现代性思潮以及现代都市流行文化等诸多因素，不断丰富而展开的。外部多元混杂的文化因素与作家文学理念的矛盾，本身就是现代作家真实反映社会生活的一大桎梏。这一桎梏集中地表现为20世纪40年代之前的现代文学创作，往往不同作家在同一叙述对象身上会产生出极端对立的书写方式或价值立场，这一现象乍一看去是创作多元，但实质上是文学反映生活简单化与功利化的表征。①例如比较20世纪30年代沈从文与穆时英小说中对都市的书写，不得不承认其中对都市文化的价值立场、切入角度的巨大差异。究竟谁的书写更贴近真实的现代都市，这就要从作者接受文化传统的差别方面进入思考。然而本质上，二者的创作都是对都市文化简单化的书写，没有写尽其复杂性。然而通俗作家刘云若在文化态度上的立场缺失，反而促成了他对都市文化复杂性的准确把握。如在《粉墨筝琶》中，现代读者看到的即是植根于都市文化的多层次书写体系。人们既可以看到京剧、曲艺这样的民族文化精髓，又可以看到高楼大厦、歌厅舞场这样的城市文明，甚至还有命运机缘、巧事连篇这样的玄学成分。这些因素混杂在一起，与头绪纷乱、线索繁杂的文化因素相糅合，便更接近于中国现代都市真实的生存状态。成功驾驭如此纷繁复杂的文化因素，的确是刘云若的一大本事。

四、对现代社会存在主义式的思考

从以上几点论述可以看出，刘云若晚期的小说如《粉墨筝琶》等，其实不是如传统文学史所言，只偏重于艺术价值，它的社会认识价值更大。它既再现了抗战期间沦陷区的生活图景，又对津门的传统历史风物进行了系统描绘，并在此基础上对现实也有隐晦的呼应。就此我们再向更深层次推导，便不难发现，《粉墨筝琶》这部作品实际上还蕴藏着存在主义式的拷问。小说中，人物既是现实生活中的流浪者，也是命运旅途中的流浪者，更是精神层面的流浪者。他们都在为实现生命的本位意义不断努力着。他们选择，并为选择承担后果，但所有人追求意义的努力本身却交织成了一个大网，使他们都深陷其中，无法实现这种意义。当他们努力挣脱了这样的窘境，走入一个新的人生意义的环境中时，又会落入新的罗网之中。因此人生本身就是一种自我的流浪，永远是无目的地实现活着的价值，只不过是这种价值有正义的，也有邪恶的而已。书中翥青暗杀失败后想到：“自己若是真的杀死了蔡文仲，死也不冤，现在把命赔偿陆太太，未免可惜。” “好在陆太太已死……能回去见梁泽生，留有用之身，作再度的牺牲，岂不胜于这样无聊的死。”[3]317正是追求生命意义的想法使得他逃离了陆宅，逃往保定。进而又踏入了郎道乾、田丝丝等人为追求利益而织下的意义之网，在给自己带来灾祸的同时，还给李家带来了不可想象的灾难。虽然小说没有写完，尚不知主人公命运还有何种波折，但这种繁杂的人生悖论一直潜隐在作品写成的部分中。

这一流浪者的主题出现在刘云若小说中，其原因并不难分析。首先在于，刘云若小说创作受到英国现实主义文学大师狄更斯（Charles John Huffam Dickens）的影响。正如作者自己所说：“然时贤之上，有古人焉，古人之外，有外人焉，又何年得比肩曹（雪芹）施（耐庵），而与狄（却尔斯，今译“狄更斯”）华（盛顿，即“欧文•华盛顿”）共争短长乎？”正是作者“孜孜求进，犹恐不足”的进取心态，促成了他积极地对狄更斯小说模式进行借鉴。[5]狄更斯的很多小说在结构上有着欧洲流浪汉小说的影子，无论是他的成名作《匹克威克外传》（the Pickwick Papers），还是代表作《雾都孤儿》（Oliver Twist），都塑造了流浪者主人公，书写他们在路上遭遇到的波折，进而全景展示出一个完整英格兰社会的全貌。②事实上笔者认为，刘云若《粉墨筝琶》受狄更斯作品的影响主要在两个层面：一是诸如《匹克威克外传》等一系列作品显现出的市民化的幽默，二是纵贯在小说中的流浪汉模式。同狄更斯的小说相似，主人公都处于流浪之中，在这一过程中主人公都遭遇了反面人物的暗算与波折，这一结构倒是刘的创作对狄更斯的移植。在《粉墨筝琶》中，不难发现受这一情节模式的影响。

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是，中国文学进入20世纪40年代，在抗战的大环境下，在现实的颠沛流离之中，作家开始普遍在精神上思考战争对人的影响，以及人在战争中的意义。冷静的、存在主义式的思考，成了这一时期文化界值得注意的潮流之一。而战争导致的人的流离失所、迁移不定的生存状态，又给了这种思考以题材的外壳。因此，这一时期就产生了诸如钱锺书的《围城》、冯至的《伍子胥》一类小人物的流浪故事③笔者一直认为，刘云若的《粉墨筝琶》与钱锺书的《围城》是可以进行比较阅读的文本。二者题材上都是流浪汉式小说，主人公都是知识分子，环境都是抗战时期的中国，发表时间相近，写作地也都处于前沦陷区，作者都在沦陷区经历过战争环境。通过这种对照我们可以看出，在书写对象相似的前提下，更能展示出钱锺书与刘云若所持新文学与通俗小说叙事的不同立场。同样是知识分子主人公，方鸿渐从文化视角出发，以精英文化立场去讽刺文化本身，而程翥青则采纳了市民立场，去嘲讽精英文化。二者揭示了现代知识分子从两个不同维度上的身份确认，即作为精英文化承载者与普通凡实的人的双重身份。这也同样是多为知识分子的新文学家与通俗作家认识世界顺序的差异。。一系列创作构成了这样一个谱系—现代文学传统中的“孤独者”。这些“孤独者”在一个急剧变化的战争环境中，灵魂上无所依靠，以及在这种无依状态下绝望地找寻。刘云若一生未离开过天津，在《粉墨筝琶》结尾处写到的保定，也基本具备了一切中国城市的共性，自然没有欧洲流浪汉小说风俗展示的成分，我们今天也很难考证，当时的刘云若，是否在创作上也汇入了上述“人的思考”那一时代的思潮。但至少，战争引发的知识分子对自身精神层面的焦虑，肯定对刘云若这一阶段的创作产生了影响，这种影响就潜移默化地呈现于他的小说之中。

因此，《粉墨筝琶》所展示的这种暗含的焦虑，是在接受了西方小说技法的基础上，融入了时代精神之后的产物。应当说，小说中的流浪汉模式在中国由来已久，但将知识分子作为流浪汉叙述模式的主体，确实是由抗战期间中国作家开创的，刘云若也以创作实绩参与了这一实践。

综上所述，刘云若的《粉墨筝琶》有着其他通俗小说作家难以企及的深刻的社会认识价值。从他最早的作品《春风回梦记》到《红杏出墙记》 《小扬州志》及后来的《旧巷斜阳》 《粉墨筝琶》，都贯穿着一条将社会的人带入当时社会环境之中的主线，借人与人之间的纠葛引出故事，并且他笔下的社会往往都会打上某一特定时代的烙印，具有相当的典型性。

由此进一步思考，开头提到的文学史论述要表达的意思可能是：不同于张恨水，刘云若对现实社会秩序的书写，不是基于时代主流思潮，而是在现代社会通俗小说的已有基础上，探索出了一条折中的道路，将时代主潮以一种艺术而非功利的形式，熔铸到他的市民小说之中。这是刘云若后期作品在当时的最大价值。因此我们认为，上述失误或许一方面是研究者秉持的传统“互文价值对照法”的局限，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学者对刘的作品阅读不多，而又缺乏深入研究所致。这应该引起当代学者们的反思，因为在学术领域，作品是一手资料，没有对作品的深层次了解，是不能偏听偏信、妄下结论的。从对刘云若这样一个现代文学史上边缘作家的研究中，我们或许可以管窥现今文学研究界的生态关系。

[1]徐铸成.旧闻杂忆[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97.

[2]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417.

[3]刘云若.粉墨筝琶[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

[4]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等.文学运动史料选：第四册[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528.

[5]刘云若.酒眼灯唇录[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1.

[6]程季华.中国电影发展史[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7]程光炜，等.中国现代文学史[M].2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石 娟）

The Sociality in Liu Yunruo’s Social-sentimental Novels: Taking Fen Mo Zheng Pa as an Example

NI Tan
(College of Literature,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2, China)

Liu Yunruo, the master of pop-fiction in Tianjin in the hisfory of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composed a serie of works in the 1930s and 1940s, which involved folk life and city experience about the modern Tianjin city. These works are totally deemed as the classics of Chinese Northern Pop Fiction. Liu Yunruo is also respected as the master of the twin peaks in urban novels, in company with Zhang Henshui. But the former research on Chinese pop fiction always emphasized the social and recognized value in Zhang’s novels, while stressed the aesthetic aspect of Liu’s works. But actually Liu’s works, such as Fen Mo Zheng Pa, also have their social benefits, complicated with the art aspect. It is tied to the ideology of 1940s’ Chinese politics, which focused on the Anti-Japanese War, and has its endeavor to try a different way in telling the ideology, comparing with Yan’an Literature. By intensive study, an existential motif can also be found in the novel Fen Mo Zheng Pa, which demonstrates the author’s accurate understanding of the Tianjin folk culture.

Liu Yunruo；Fen Mo Zheng Pa；artistic value；sociality；themes of the times；folk culture；existentialism

I206.6

A

1008-7931（2015）04-0034-06

2015-02-20

倪 坦（1987—），男，天津人，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