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阎连科是中国当代杰出的“荒诞现实主义大师”。他不仅始终着眼于现实社会人生、重新审视民族族性,思考人类命运。还在糅合了其它多种文学思潮的基础上,创造了具有震撼力的深刻内容与多重文本实验相结合的“新现实主义小说”。通过对其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长篇“超越现实主义”小说艺术成就的分析,发掘浪漫主义、现代及后现代多条线索交汇影响下的传统现实主义的内在超越性。进一步讨论“现实主义新路”探索的审美现代意义及其在阎连科作品中的具体表现。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293X (2015) 04-0040-06

收稿日期: 2015-05-30

作者简介:秦晓洁(1991-),女,河北石家庄人,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傅红英(1969-),女,浙江诸暨人,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思潮继承了20世纪初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追求,完成了从传统的诗教道统论向具有独立审美价值和觉醒的人的意识的现代文学主题的转换。并且试图瓦解文学政治化的一元话语,探索文学多层面雅俗互补的发展格局。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现代性嬗变体现在文学不仅削弱了政治宣传功能和意识形态的束缚,还充分追求文学的本体性和变革创新精神,强化了大众文化、问题意识以及文学的休闲娱乐功能,促进了文学思潮流派由一元主导向多元共生发展。寻根、先锋、新写实、新历史、新生代、女性主义等新时期文学思潮都强调文本的审美特性,现代意识以及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摹写和概括。同时新文学不断超越传统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开始借鉴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新观念与写作技法,使文学在表达作家思想情感的方式上呈现出适合当代话语特征及人类共通性存在经验的审美形式。但后期对文本先锋性的强烈诉求又导致了文学对社会政治的疏离,在将眼光转向当代人的生存处境的同时过度世俗化、平面化,致使文学的理性深度和人文精神匮乏,而成了作家缅怀历史或还原世俗、泄愤当下的炫技。当代作家一方面想挖掘人性,表现混乱、荒谬、无终极关怀的复杂时代,另一方面又在向西方写作方式的表面借鉴中苦苦探求着文本形式的创新与贴合现实的力度。时代的尴尬也是作家的尴尬,文学审美价值的多向度开掘如何与社会性、历史性的现实深度融合成为当代文学创作中问题。作家总是在文学表达的传统思维与现代性审美经验,丰富复杂的社会现实与多样化艺术探索的龃龉中两难。

进入20世纪90年代,文学思潮流派的嬗变更加走向多元化的格局。现代商业社会将文艺导向商业化、市场化的轨道。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诸多传统文学思潮既凸显了它们之间的差异性,又形成多元文学相互交流融合的局面。这一时期除了满足世俗大众欲望的商品化产物外,一部分具有宏大历史视野和人类情怀的现实主义作品在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维的启发下,不断注重借鉴各种现代小说表现技法书写着更深层次的社会批判、文化反思和生存焦虑。阎连科作为中国当代杰出的“荒诞现实主义大师”不仅始终着眼于现实社会人生、政治历史等环境,同时在主题意蕴上能够将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由对当代农村政治体制的批判到民族性的重新审视,以及对人类存在的形而上思考上来,创造了极具震撼力的深刻内容与多重文本实验相结合的“新现实主义小说”。当我们将其作品放置在传统与现代多种文学思潮视域的交汇内审视其小说艺术特色的同时,也就具有了梳理当代文学整体发展轨迹和各种文学思潮碰撞互补及流变的崭新意义。

一、对传统现实主义的内在超越性

当代文学是从“工农兵文学”开始的,这种“新古典主义文学”凭借着群体理性强调个体情感欲望必须屈服和隐匿,它所涉及的悲剧性多表现为个体为社会责任牺牲而显示出的崇高,并且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和政治理性主义,关注阶级民族整体的命运。它以官方化的创作标准控制着文坛,不仅将“现实主义”加以改造使之为革命正名,还以极端化的题材禁区阻碍着新文学的发展,包括普罗文学、抗战文学、最终走向极端化的文革文学。它把个人与时代紧紧地缠绕在一起,以社会的进步代替个体自由的实现,以革命的神圣名义掩盖了个体的生存价值及对人类命运的追问。新时期以来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纠正、补充体现在对“文学是人学”命题的重新确认上,使人们得以超越政治环境的束缚来正面、直接地写人性,人的性格、灵魂、宿命及在社会历史大潮中的迷惘。摆脱传统观念的约束,对人的独立价值的重视,强调个性解放,使作家的主体意识也得到了张扬。但无论时代怎样变化,新的问题如何亟待反映和解决,新的艺术形式如何汹涌而来,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因其强烈的现实人生关照性始终成为作家们所遵循的基本创作原则。

其中“启蒙现实主义”作为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主流占有重要地位,它承接着五四文学传统高扬理性的旗帜,宣传人道主义观念,确立了主体性原则,是反对封建主义,鼓吹现代性的文学。这主要体现在揭示封建思想余毒,反对传统宗法礼教,宣扬人道主义,张扬人性的层面上。五四时期起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与对农民麻木心理的反思登上文坛的“乡土文学”一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中流砥柱。它经历了革命战争年代和政治社会运动的历史骤变后,在将文学向政治、阶级靠拢的道路上缓慢行走的同时仍出现了像路翎、赵树理这样具有深沉敏锐反思意识的作家来透过时代风云对民族族性的沿革做以历史的记录。而新时期以来高晓声、张玮、阎连科、贾平凹等人又立刻注意到农村经济政策调整后出现的新矛盾,对左的遗风、干部特权思想所代表的新的封建势力、农民小生产者的习惯心理以及对人生宿命论的体察,并进入家族、历史、民族文化层面由农民扩展到对整个民族乃至人类发展艰难性的探讨。

阎连科是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杰出的乡土小说家,他始终以农民的眼光来认识世界,在近乎疯狂与绝望的状态下书写着当代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和生活信念。他笔下的人物“在极端的亢奋、极端的痛苦中彻底地展示自己,他们随时都在经受血淋淋的考验和血淋淋的欣喜。” [1]审视他们的灵魂如何一点点被现代文明所吞噬。他常精心构筑带有荒诞性的寓言世界,这些世外桃源不具备乌托邦的美好空想性质,“现在我们在用寓言来解读中国当代文学时,当我们认同第三世界的文学时,民族国家寓言时,这里的寓言已经被赋予了中国特色的背景,它弹性、模糊而含混。” [2]它正是深深地扎根于艰难疲敝的现实社会——中国乡土农村的。他以敏锐的政治目光和强烈的责任意识守护着人类的精神家园,让读者在疼痛的阅读经历下反思自我,重新审视时代。在他所描述的“瑶沟系列”“耙耧系列”土世界里,乡土奇闻、民俗陋习被外化为无限放大的荒诞世界,刘震云指出“再没有一个人,能对中国农民那曲里拐弯旮旮旯旯骨与血的缝隙之中为了生存而产生的奇思异想和奇形怪状的语言更钻入和更了解的了。” [3]在现实主义批判的力度上,阎连科不仅密切地关注着中国的政治、经济,还涉及了许多形而上的哲学命题。其作品表现了政治的动荡对农村经济生活的影响,人民公社强征赋税、征兵制度、城乡二元化户籍,又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所带来的人情疏离,工业污染,现代化与落后精神追求的错位。同时,当今现实的复杂性又使得他不断改造着心中的乡土世界,将现实主义不断拓展和延伸,变异为“神识主义”,在想象性的虚构中编织关乎人类生存及命运的寓言。

在对传统现实主义的内在超越性层面上。首先,阎连科继承了五四时期“启蒙现实主义”的理性精神与批判意识,以“乡土隐忧”的形式展现着农民的生存与饥饿,土地与现实的困窘。即新时代下封闭乡村内仍抱残守缺,沦陷于封建意识的农民群体的精神惶惑,人生理想和人的自我价值、主体性缺失的悲剧现状。《黑猪毛、白猪毛》的乡村叙事中对权力的朦胧认识和崇拜,尊严和身体被出卖,为了欲望及众人追逐的权利地位使得个体需求被淹没,人性被吞噬殆尽后的悲剧。《丁庄梦》里为治疗疾病,女人骇人的卖淫行为上演着心惊肉跳的悲剧延续着一代又一代。不自知的状态下畸形的生命意识和婚恋观使女性永远无法摆脱命运。《耙耧山脉》通过懦弱的丈夫死后化为鬼魂无时无刻不监视着妻子的一举一动的荒诞情结来展现夫权思想对农村妇女自始至终的精神压抑。贫瘠与鬼神思想世代纠缠在一起,这种国民性的首要特征是虚伪性,占有权力地位的主流群体借助原始巫术的卑劣手段奴役、恐吓、麻痹着农民的精神。

而关于人类生死轮回,悲剧重蹈,人的宿命的残酷叙述又是作家的另一关注点。《日光流年》里来自民间的那种生存本能欲望被无限度地提高到了首位,世代累积的“长寿”愿望是通过人为牺牲了许多生命来争取的。而当人类仅仅为了生存问题而放弃一切人的权利与尊严的时候,我们能想到的只是对历史宿命荒谬性的质疑和被践踏愚弄的愤怒。“启蒙现实主义”相信人的崇高和伟大,即在与死亡作斗争时所表现出的反抗复仇的韧性,同时伴随着理性乐观精神的同时也渗透着一种感伤主义情调。它不同于五四时期启蒙主义者觉醒后的悲凉情绪,而是人在经历了一系列痛苦挣扎之后仍无力改变现实或抗争本身就显示出毫无意义的存在主义哲学。作家也在冷漠地叙述了耙耧山脉三姓村的乡民们为抵抗“天命”所做出的一切惨烈牺牲而一无所获最后不得不回到历史循环中消解自身的压抑和愤怒。它以中国传统艺术的思维特质即悲喜剧的情景氛围营构作为叙述背景,揭开了“人性和人道主义需不需要进入中国乡土小说创作的核心位置”讨论的序幕。代表历史进步意义的美好生活愿望与农民自身的精神矛盾,消极惰性的冲突,标志着具有时代特征、蕴含着自觉解放意识的农民观念的成熟。而只有将人置于最酷烈的环境下如在疾病、死亡中才能洞察出人性深层次最真实的自我,里面有温情也有扭曲。对死亡的恐惧,对生的留恋在读者毛骨悚然的紧张情绪的配合下带给人严峻的生存问题的思考。

这里还关乎城市与乡村的现代性议题。《风雅颂》里通过反省由农村出身的知识分子在城市闯荡一场,终究全然溃败的经过,来展现中国传统经典《诗经》与礼义教化的尴尬。面对当今社会失去价值导向后的世俗、混乱、肮脏与价值的失范,有识知识分子退回,心灵隐蔽在民间的现实困窘。精英人士被迫与庸众为伍,道德人格与精神高地被放逐,学术的尊严和独立价值也被取消并与权力、金钱联姻。夫妻二人所代表的两种不同道路的结局使得知识分子不得不重新进行自我定位和思考当下时代环境所造就的自身命运,呼唤新儒学所代表的人文精神的再次回归。《黄金洞》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爆炸为城市后所带来的急剧的精神性破坏。父子之间的亲缘关系被金钱、权力、欲望等转化为仇恨,现代化将人性中所有的邪恶因素都挖掘出来,利益的纠葛成为最主要的交流方式和话题。这里回到传统的问题再次被提出,寻找常态的父子人伦关系显得尤为紧迫。以及《日光流年》中对现代工业污染在人类发展中的失误与造成恶果的揭示。

其次,这种启蒙现代性又与传统的浪漫主义思潮呈现出复杂的纠葛。在其农村乡土题材系列小说中,“美学的浪漫主义”依靠个人感性和审美想象,凭借反讽、隐喻、象征、神秘梦境等语言形式来揭示当代中国农村的贫穷落后和精神荒芜现状,克服传统现实主义的严肃单调,增加作品贴合现实的力度。例如《丁庄梦》这一文本,整体上利用梦幻的形式通过亡灵叙述丁庄男女老少在疯狂卖血致富的愚昧道路上越陷越深最终导致全村覆亡的震撼故事。他笔下的荒诞世界并非来自狂想式的虚构,而是紧紧地扎根在河南乡土农村,从疾病与死亡的视角书写人类与命运的搏斗,人性的虚伪、贪婪和自私。他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对人类的生存条件提出质疑,并显示了深深地忧虑,只不过这种忧虑都隐匿在作者所建构起来的死亡村庄之内。其中带有人类救赎意味的圣经谶语、沾有血性与沉寂气味的死亡意象,配合着具有象征意味的丁水阳关于血的梦,暗示了中国农民向死而生的荒谬生存状态。作家把对乡土农民几千年来身上的思想包袱的哀痛都集中在反讽性的叙述中,在各式各样繁盛的大片花海和农民幸福洋溢、勤劳致富这一表面看似和谐画面的描述中,暗示着他们卖血还钱的荒唐举动。“红的、黄的、紫的、粉的和白的,还有那些半紫半红、半红半绿、半绿半蓝,半蓝带青的说不出名的花,大的如碗,小的似扣,一大片轰轰隆隆开起来,连各家各户的猪圈墙上、鸡窝棚上和牛圈的槽边都盛开着各色各样的花。有一股刺鼻的花香在那庄里疯狂地流,像一股发香的洪水在丁庄泛滥着” [4]。瘟疫本来是威胁人类生存的世界性灾难,阎连科怀着巨大的人文精神和敏锐的问题意识以卖血事件来揭示当代中国农村的贫穷落后和精神荒芜现状,以人们难以理解的方式延续着一代又一代的离奇人生。

而在其政治革命运动题材的小说中,对“革命的浪漫主义”的借鉴不仅使情感主体得到强化,还使政治革命与伦理道德意识相结合并容纳了民俗风习、理想信念、人性弱点等文化内涵。对文革时期历史的再审视与重新书写中,它不仅使文本充满革命的激情与反抗精神,且这种反抗的对象不仅通过一系列的亵渎嘲弄来表现民间底层人民对宗法族群无形大锁的愤怒和挣脱,还包含着一代知青所感受到的变形的信仰与新的精神奴役。是以新旧思想双重压迫下畸形的近乎疯狂的人生命运为背景的权利解读。这里“革命叙事”被转化为“欲望叙事”,对权力的觊觎和占有欲成为造反的真实动因,它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不仅是现实的,也是人性深层次的腐朽。作家在消解了革命的神圣性后,情欲便与之相结合构成反讽性的历史书写。如《坚硬如水》从性与政治的象征性对应关系和封建文化传统遗留物来看待“文革”时期的中国国民性问题,即对权力的占有欲和虚伪的人性本质。此时的社会政治批判转向对民族传统意识的思考,容纳了伦理、心理、民俗风习等文化内涵。将深刻的悲剧内容隐藏在喜剧甚至闹剧当中来揭示文革的荒谬本质,同时也反映了特殊时期人们价值观念的畸形,假丑恶的强大与真善美的弱小。

再次,“启蒙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宏大叙事在新时期又与“新历史主义”相结合构成了“民族—国家”的寓言性叙事。“启蒙现实主义”作为启蒙理性主导的一种文学思潮,它又是一种宏大叙事,多从历史进步的信念出发,具有积极乐观的精神。20世纪90年代随着现实主义重归主潮,当代文学的创作重新出现史诗化的倾向,当自由多元的文学观念同时并存,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几近解体之后,政治现实及乡土小说的宏大叙事如何在新一轮的文坛潮流中展开作家苦苦思索的问题。顺应20世纪90年代后现代主义的思维方式对终极理想、价值观念的规避,乡土中肮脏荒谬的本性得以真实呈现。此时作家原初的启蒙主义立场也被隐匿起来,甚至单独表现作家内心的惶惑和现代生存的孤独感。《年月日》的发表正标志了这种写作的转向,他放弃了对当代农民生存困苦的解释企图,而直接展现生存本身的艰难以及现实秩序的荒诞即“苦难小说”。这种苦难叙事是宏大叙事在当下文坛呈现的一种重要形式,作家结合“新历史主义”的思维与技巧突破了市场化、商业化的世俗生活展示,而以强有力的历史民族反思精神引领人们共同解读时代与人性。它表现在告别了对重大历史事件及其意义的描述而从家族乃至精神个体的心路历程中来再现历史的真实情境,热衷于展示灾难、毁灭、死亡、痛苦等主题。阎连科不仅站在民间立场上将焦点指向人性,竭力展现人的一种生存状态及人类的悲剧命运本质。他还通过搭建象征性的语言桥梁使丰富的寓言化文本内暗含了对时代社会的深刻反思和更多的文化意蕴,这种观念性的存在是丑的,它是传统民族心理积淀中肮脏而又顽固的那一种。无论是《炸裂志》,以孔明家族四兄弟泯灭本性、不惜一切向上爬的家族史来叙写改革开放时期农村城市化的破坏性后果,还是《坚硬如水》,通过高爱军和夏红梅被权力、政治支配最终走向毁灭的悲剧命运展开对文革与知青生活的追忆。阎连科手中握着改造过的历史始终将视角定位在底层苦难农民的日常生活中,随机化、感性化地书写强悍乖张的传统伦理在阴暗人性中爆炸,在历史进程中起阻碍性作用。在文本中作家的先验性启蒙理性丧失,作家本身就处在迷惘的状态当中组织起平淡冷漠的语言、耸人听闻的情结、粗野血性的意象使历史具有大量偶然性和荒谬性以及神秘主义因素。这种“新历史主义”的宏大叙事将现实主义的单纯写实提升到更高层次的文化、生命哲学层面,它既是对历史的重新书写,也确立了当代文学关注人的人文主题。

二、现实主义新路的现代审美意义及其表现

这种现代性乃至后现代性是当今时代下对马克思理论所指导的现实主义思潮的颠覆。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从诞生之日起就局限在对现实主义的传统认识当中,它将历史真实及其内在本质规律的揭示视为创作原则,始终以积极的态度面对人生,关注和反映现实社会矛盾,思考和回答现实问题,既对生活充满热爱又具有批评精神和深沉的忧患意识。对人道主义的理解也是带有社会主义性质和马克思人类学理论的,注重以人性中值得肯定的真善美因素来澄清人们价值观念的混乱,创造符合生活逻辑与人物心灵变化相统一的真实可信的艺术形象。无论是从指导作家创作的世界观还是唯物主义认识论出发,现实主义的创作观念已被僵化,政治社会意识形态已深深浸染到了这种文学创作方法的灵魂中。但现实主义的开放性和与其他文学思潮的互补性及其本身具有的功利价值却决定了其日后的特殊地位和呈现多样、复杂的态势。

新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受到西方当代各种哲学、文艺思潮的影响。如精神分析、存在主义、拉美魔幻现实主义、解构主义等。当人们顺着西方人的思维重新审视自己,探寻失落的主体意识与生存权利、理清人性的多个层面的同时也丰富了当代文学的表现技法。人们已不再满足于现实主义对审美客体的真实关照,而更注重挖掘当代社会的混乱与荒诞,揭示人内心的恐惧与创伤,并由此翻新本民族的文化心理积淀,完成对传统叙述方式的深化;后期,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也在对接和互补的过程中存在着尴尬处境。如先锋性的实验小说在文学本体论观念影响下的精英化形式探索对大众群体和日常生活、社会政治的疏离,新历史小说的唯心主义寓言化特征以及其价值的迷乱,终极理想的消失。然而九十年代以来的“底层叙事”在展示农民生存艰难的时候又过于简单,对现实的丰富性也缺乏洞穿时代政治的眼光和深邃的历史意识。现实主义如何结合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在新的时代环境下捕捉洞察新的历史和人性,并完成人类审美经验的提升成为作家共同关注的话题.因此面对日趋复杂的社会现实和人类心灵超验世界,他在写作中抛弃了“庸俗的现实主义”而创造了一种“神实主义”,即摒弃固有真实生活的表面逻辑关系,去寻找事物内部的历史精神联系、捕捉形而上的神秘性因素与梦魇气氛。“真实并不存在于生活之中,更不在火热的现实之中。真实只存在于某些作家的内心。这就是写作中的现实,是超越主义的现实。如果硬要扯上现实主义这杆大旗,那它,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超越主义的现实主义”。这种现实主义来源于作家的创造,它也许荒诞离奇、骇人听闻,却始终保持着原始生命活力,能够将生存本身的一切合理与不合理倾吐而出,并企图无限度的贴近真实的心灵。阎连科始终关注的是人的生存处境,人的全部欲望和尊严,自然、社会、历史文化的遗留物带给当代人的深深戕害。

与此同时,阎连科的小说在对农民苦难和农村经济政治以及文化传统复杂关系的揭示手法上也超越了传统现实主义的笔法,以“现代主义文学”超现实的叙述方式和文本策略表达着更加自由的思想主题。如其小说中遵循现代主义文学的基本精神即表现“诚实的意识”,借鉴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使阎连科倾心于表现现实存在的荒谬、混乱、丑陋、邪恶,无论是《受活》中汉白玉像被尿浸染的景象还是残缺的人健步如飞的身影,以及《丁庄梦》中血流成河的画面都使其作品带有滑稽、丑恶、令人作呕却又不乏深思心痛的效果;与此同时作家还故意打破时空顺序,使过去、现在、将来同时存在于同一文本内,现实、想象、幻觉、记忆、梦境互相交错或重叠,建立起一个纯属内心世界的时间和空间。如《日光流年》所采用的索源体,“在逆向叙述中叩探生死循环和生死悖论及其与原初生死游戏仪式的关联由此为探中国人的现代生存境遇的深层奥秘提供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奇异而又深刻的象征性模型。” [5]《丁庄梦》里丁水阳的梦境总带有寓言性质,它穿插在文本写实性的爱与死的故事情节之间。作家描述死亡笼罩下丁庄的沉寂,也带有想象梦幻般暴力的色彩,阎连科“一本正经地嘲弄的现实主义的乡土中国,它把我们所认为的后现代之类的解构中心、历史祛魅、文本开放与黑色幽默的多样性元素卷进了它的小说叙事。” [6]如“黑色幽默”,它是一种用喜剧的形式表现悲剧内容的文学方法,多存在于带有神秘性质的寓言故事,和隐喻、象征性叙述当中,并将周围的世界和自我的滑稽、丑恶、畸形、阴暗等放大扭曲,使其更加荒诞不经。如《风雅颂》中写杨科丢掉君子德行的虚伪头衔到天堂街享乐时的心理活动。正是这种内心欲望与表面的克制和关怀显露出几千年流淌在中国知识分子血液中的传统道德仁义的虚伪沉渣;他执意于描写人物周围世界的荒谬和社会对个人的压迫,以一种无可奈何的嘲讽态度表现环境和个人之间的互不协调,既滑稽可笑,又令人感到沉重和苦闷。他们强调社会环境是难以改变的,因而作品中往往流露出悲观绝望的情绪。然而这种幽默又将痛苦与欢乐、异想天开的事实与平静的不相称的反应、残忍与柔情并列在一起。如《日光流年》中的村民世代被厄运包围着,人生成了试图冲破命运的演练场,每一种歇斯底里的反抗都会导致个人毁灭性的悲剧。人成了滑稽可笑的动物,在命运面前卑微又可怜。它似乎能以丑角的冷漠对待意外、倒退和暴行;阎连科还创造性地将其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相结合,将各种超自然的现象插入到反映现实的叙事和描写中,来表现光怪陆离、虚幻恍惚的现实。魔幻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是变现实为幻想而不失其真实,即通过带有传统文化和传统观念的表现手法,独特的视角、深彻的感悟发现并且表现出“新的真实”。《炸裂志》里借写孔老三带领三千万市民去远征的虚构事件揭示民族主义对中国人精神性的影响;此外,小说的情节也缺乏逻辑联系,由散乱情节构成的复杂场面就是荒诞无序社会的写照,但它能让读者享受到从无序中建造有序的乐趣。阎连科所要揭示的是一种荒谬现实的真实存在,是来自民间带有神秘性的事件内在因素。因此在《日光流年》里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所有人都活不过四十岁,作家想要表达的正是一种人生困境的普遍存在,通过拼死搏斗引发人类对生存意义的重新估价。但文学创作对现实的把握难以达到作家预想的丰富性,现实主义在承担了众多社会责任和掌握了言说话语的同时对存在于生活中的荒谬与价值混乱仍难以表达,新形式拓展的艰难等始终是阎连科及这个世纪小说家创作的现实瓶颈。

当代中国文学思潮是由启蒙现实主义的觉醒与世俗现代主义的绝望混合在一起的。作家一面深切地意识到现代生存危机的逼近和人类心灵的焦灼孤独,另一面又勇敢地将它揭示出来,在对社会历史的反思中指出人类进步的路径。阎连科在八九十年代的中长篇乡土叙事中所呈现出的超越的现实主义笔法的确为现实主义与多元文学思潮的融合、丰富、创新开拓了新的领地。关于未来中国文学如何在更高的层面上把握“现实主义”,这一既古老又不可缺少的文学创作方法始终是我们需要探讨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