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郑小琼、天岚等底层诗歌的细读中理出打工诗歌心理成长的历程,即从陌生到进入,从进入到熟悉,最后融入城市社会追求和谐的一条心灵轨迹。这里有淘金时代对城市的向往与陌生,有身在城市与乡村夹缝之间的迷茫;还有城里人既需要又歧视对他们心灵造成的伤害,以及打工者融入城市后的复杂心态。打工诗人对城市社会的不和谐现状的批判,体现了诗人英雄主义的担当。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293X (2015) 04-0032-05

收稿日期: 2015-04-25

基金项目: 201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项目编号: 11YJA751058。

作者简介:牛殿庆(1962-),男,黑龙江齐齐哈尔人,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教授。

从20世纪开始,底层诗歌、打工诗歌从心灵开始完善自身和谐,继而努力融入城市社会建构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充分体现了诗歌英雄主义的心路历程。改革开放给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人,提供了成为城里人的可能机遇。他们的标签是农民、农村人、农村户口,他们都想做回城里人,干干净净地干活,体体面面地做人。其实这里涉及一个身份导致心理失衡的问题,城里人高人一等是历史造成的,具体应该说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历史使价值观错位造成的农民身份的屈辱。这涉及人的心理问题,以及社会和谐问题。从和谐理论来看,人的自身和谐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的前提和保障,只有自身和谐心理健康,才会在人际交往中在社会活动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打工者对自己身份的认同问题就是人自身和谐问题。从底层诗歌的文本阅读中可以理出打工者以及打工诗歌心理成长和融入城市社会的一条心灵轨迹。

一、从陌生到进入的百感交集

从改革开放初期开始,农村人口开始放弃土地进军城市,打工题材的诗歌紧跟打工者的脚步,经历了从陌生到进入城市的百感交集,这部分从诗歌文本出发,分三个阶段可以厘清打工者的开拓之旅和打工诗歌的心路历程:

第一阶段是对城市的向往,身陷城市与乡村夹缝之间的陌生与迷茫。其实不单单是物质上的奢求,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安慰。“农民工”这个标签本身就说明了这种陌生和迷茫,“农民工”就是在城里工作的农村人。

农民是这样从农村进城,成为农民工的:

用一个泛白的拉链不灵的牛仔包打好我所有的行装——/两身褪色的衣服,几本卷角的书,加一罐头瓶/经石碓舂得细细的红辣椒末——在一个寒风刺骨的清晨/告别亲人,走出家门,走出积雪下陆续醒来的乡音/我搭汽车,挤火车,随滚滚的人流涌向南方(刘大程。南方行吟) [1]

列车载着他们的肉体和梦想来到了城市,拥挤的工业区和拥挤的工厂拥挤的机器,还有像包身工一样没日没夜被新型资本家敲骨吸髓剥削的拥挤的人,泪水和希望、失望和绝望都攥紧在他们的拳头里。西沈在他的《农民工》诗里,通过城市的遭遇生动地刻画了“农民工”形象:

在城里,他们一动/就掉一些土渣/比如他们坐过的汽车/按过的不锈钢扶手,踩过的/晶石瓷砖,喝过的啤酒瓶/压过的马桶摁钮/他们忍不住地掉/最后,掉的剩一副骨架/回家的时候,他们像/一粒粒穿戴整洁的灰尘。 [2]。

这就是土得掉渣的一群人,也就是这群人清洁了城市,“用几千万人的身体将大厦筑起/用几千万人的双手将城市建设/你要进入大厦/请你走货梯” (程鹏《焊花落下焊花落下》《2009—2010中国打工诗歌精选》)。他们是我们的兄弟,就是他们清洁了城市建设了城市,却肮脏了自己,却遭到了歧视和不公正待遇。

什么是打工?诗人说:

命运,被嵌进打工的窄宽里/无法转身,无法抬头/失眠,失落,失业/把青春折磨得面黄肌瘦/汗水,血水,泪水/被老板强行打折//打工,确实如你所说/是一个沧桑的词/但一样能在里面,种出/人生的另一道风景/以及生命的欢声笑语,只要/梦想永远滚烫”(何永飞《川妹子——写给打工诗人郑小琼》)。 [3]

他们的命运是失去很多,造成“失眠、失落、失业”自身不和谐,还有新型资本家对他们“汗水、血水、泪水”的剥削,但他们苦中有快乐。尽管有付出有回报苦中有乐,但他们坚定认为,城市是别人的城市:

在别人的城市里流浪的人, /摸紧几枚飘零的树叶卑微的往事。/头版头条永远忽视的角落。/肩头总是被冷雨淋湿, /衣褶中藏有憧憬的温度。”(姜超《在别人的城市里》) [4]

城市永远是别人的城市/打工者没有任何发言权/稍不留意,就会被当作皮球/踢出生活的主题之外”(何永飞《又涨房租》) [3]

打工者的地位是卑下的,是流浪的人做卑微的事,尽管经常遭遇冷雨,但不可阻挡的是对未来的向往。

第二阶段早期打工题材的诗歌表现的农村对城市的陌生,停留在生存的困境驱使的淘金主义的思想上,纠结在身份的认同上,所以不仅仅是淘金,淘的也是一种希求平等的尊严。谢湘南的《农民问题》在这方面很有代表性:“子女上学问题/父母下葬问题/穿衣盖房问题”。其实就是缺钱问题,导致的挺身城市淘金问题。“怎么不做个农民问题,怎么做回一个农民的问题”。 [5]这是打工者心中最大的困惑,也说出了这群人最纠结的身份处境。《诗刊》2010年9月号下半月刊发表的天岚的组诗《收获》以一个流浪者的视角写乡村对城市的认知,是书写一个人一群人怎样融入城市这个社会并和谐共处。对一个打工者来说,城市充满了陌生和悲凉。这里有个情感错位问题,几乎对于所有的打工者来说,他们的根在乡村,思维在乡村,价值观也在乡村,一旦脱离乡村系统,他们就夹在了城市与乡村之间,他们就会表现出游移不定和情感迷茫。天岚对此有切身的体会,这是诗人的使命是文学的使命——发现不和谐的元素加以疗治然后引领走上和谐之路。

对外面的世界缺少认知更缺少自信,刚出家门就感到了自己渺小得像一只蚂蚁:

华北平原的车上,不知何处爬来一只小蚂蚁/无票、无证。没有终点/细小的腿脚和腰肢,紧紧背着行李、食物/与不愿丢弃的小灯盏(天岚《蚂蚁搬家》)。

萎缩、悲凉,前途迷茫,直逼人的灵魂深处,可怜悲切,一个自然之子无处着落的飘浮感跃然纸上。组诗中的《盲道》写身在城市的迷茫,其实不是迷茫,是一个自然的孩子在城市的迷失,是一个人与城市的陌生与社会的不和谐:

无法停留,我和我的人群/混迹于一座北方的城/南来北往的陌生和肉体的悲欢/无法停留,我疲于奔命/却始终没找到那个地方/我想要的大悲欢/我想要的温暖和眼泪/统统躲在人群的背后/他们浑然不知我的悲伤/不知我上错了车,坐过了站/不知一条长满杂草的盲道/就那么直直地通向了我的内心/我和我的人群/最终没有握手言欢。

城市与乡村的“车”是错位的,根本不知道哪里是自己的“站”,所以“我”的脚无论落在哪里都在“盲道”上。

第三阶段是城里人既需要又歧视,榨取他们的劳动力资本,甚至对他们横加迫害剥夺他们做人的尊严,对他们的身心造成了莫大伤害,致使他们中的一些人不但在城里没有淘到金,而且得了身体疾病,还害了严重的心理疾病。城里人需要他们,可需要他们干的却是脏活累活低贱活,城里人还是不放过他们,叫他们“农民工”,他们写的诗也叫打工诗。这是从20世纪70年代晚期开始的和农民工的名字一起诞生的一种诗歌流派。这种歧视和对他们劳动力资本的榨取具体表现在打工者生存处境的凄惨上。上个世纪末伊沙的诗《中国底层》把这种凄惨,以及这种凄惨作为不和谐因素对社会的危害展示出来:“那盒烟也是偷来的,和棚顶上一把六四式手枪。”“他说:‘我都两天没吃饭了/你忍心让我腿一直断着?’/辫子也哭了/他一抹眼泪:‘看咱可怜的!’”这诗描述的是两个处于最底层被生活逼至绝境的打工者的真实事件,也是西安12·1惨案发生的起因。诗人伊沙用戏剧化的对白和层层的追问将真实的事件呈现在我们眼前,可谓触目惊心,产生一种令人窒息的痛感。雷平阳2007年的诗歌《战栗》,刻画了一个打工妇女的凄惨形象:

她在工地/苦干了一年,月经提前中断/返乡的日子一推再推/为了领取不多的薪水,她哭过多少次/哭着哭着,下垂的乳房/就变成了秋风中的玉米棒子/哭着哭着,就把城市泡在了泪水里……看不见她在数钱,她在战栗。

诗人的目光聚焦在一双战栗数钱的手,这双手放大后却是城市对打工妇女的身心摧残。

农民工的苦难并没有换来城里人的同情,相反城里人的态度是拒斥。具有打工者和打工诗人双重身份的何永飞是这样描写城市对他们的驱逐的:“几名彪形大汉,穿着便衣/如同天降,亮了一下权势的牌子/就把整条街搅得沸沸扬扬/最难逃此劫的是独臂老人,还有/满脸烧伤的妇女和骨瘦如柴的男子/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全家人的梦/被大头皮鞋踩瘪,踩烂,然后拉走/却只能畏缩到一边抹眼泪”(《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 [3]何永飞的诗注重现场的描写和渲染,他的诗能够激起读者对底层人的关注之情,是源于其对事件场景的清晰描述,而这些场景是经过作者处心积虑的筛选的,具备文学的典型性。

在郑小琼的诗里描述的农民工甚至丧失了做人最起码的尊严,没有身份甚至连姓名都被省略了:“我的姓名隐进了一张工卡里,我的双手变成了流水线的一部分,身体签给了合同。头发正由黑变白,剩下喧哗,奔波加班薪水……”(郑小琼《生活》) [6]打工者已经完全丧失了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资格,沦为了流水线的奴隶,从进入工厂开始他们就不再是他们自己,模糊的身份造就了他们的沉默和卑微。郑小琼既是流水线上的一名打工者,又是一个打工诗人,具有双重身份,她的诗真实地倾诉了一个打工者的内心酸苦,以期达到心理自救的目的。她让我惊喜地看到了她的长诗《人行天桥》一泻千里的倾诉。

二、从进入到熟悉的茫然与抱怨

我是怀着一种十分敬仰的心情阅读打工诗歌的,试图梳理出一条打工题材诗歌英雄主义的心路历程,梳理出打工题材诗歌英雄主义的承担。十分感谢这些多数是打工者身份的诗人的倾诉,感谢他们对农民兄弟的心灵和命运的关注。“英雄主义承担”是对朦胧诗的盖棺评价,套用在打工诗歌之上,我认为这顶桂冠并不为过。因为这也是我的诗歌主张,内容和思想大于技艺的文学作品才具生命力,才会赢取社会的阅读认同。2006年《星星》诗刊主编梁平在该刊第1期卷首发表了的《诗歌:重新找回对社会责任的担当》一文中强调:“中国诗歌走到今天需要来一个转体,需要重新找回对社会责任的担当。” [7]因而,对于打工诗歌体现的关注现实和民间疾苦的写作功能,梁平是持肯定和欢迎态度的。

打工者融入城市后具有“无端更度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乡”的矛盾复杂心态。天岚的组诗《收获》中的一首《新城记》对城市的印象,是停留在感性上的,是乡村记忆上的城市书写:“我开始熟悉一座城市/熟悉这里的建筑、街道和公交线路/开始试着跟当地人一样买菜、做饭和斤斤计较/开始习惯尘土沾满鞋子/以更卑微的姿态走路,融入尘土”。 [8]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经济形势的日益好转,和谐社会建设的不断深化,几十年过去了,一些资深打工者在城市里打拼已经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根基,对城市已不再陌生,他们已成为城市建设不可或缺的力量,渐渐融入城市,他们不再到处张贴苦难,甚至成为城市的上层或中产阶级,即使作为城市底层的大多数,也开始干预生活,当然少不了对生活和城市的抱怨,甚至批判。与社会学领域的国际化城市化的道路一样,城市已经是年轻人的天下。随着高考录取率的不断提高,农村读了大学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作为新的打工者人群,他们根本就不承认自己是农村人,因为从他们进大学的那一天开始,他们的户口就是城里的。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也是打工者,但是他和他们很多城里的同学一样是打工者,这就不存在心理失衡的问题,他们对城市已不那么陌生。农村已经空巢,留守的是老人和少数孩子,进城的新老打工者已具备了与城市讨价还价的资本(技能资本和劳动资本),由于他们的视野更加广阔,不再在乡村与城市的夹缝中残喘,情感不再专注在打工的车间,他们的生活已经城市化、多元化,对城市有了认同感。所以再不能把他们叫农民工以及用打工者的诗来给他们的身份标签。

正如任何一个打工者都要经历由陌生到熟悉的过程一样,我们终于看到了诗人在诗中为流浪者找到了人生坐标和心灵归宿:“我要熟悉一座新的陌生/用异乡人的目光,用农家子弟的勤劳朴实/再用微微跳动的脉搏/感受这里的季节和气候/然后开始低头耕作”。 [8]天岚不是简单地对城市的否定,而是以一个打工的流浪者的视角进入城市、认识城市、熟悉城市,是想建构一个人一群人与一个陌生社会的和谐,是这个人这群人掉在这个社会里就找不到认不出的交融。谢有顺说:“我们所面对的真实存在,只能是在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的对立、冲撞中,承受它所带给我们的欢欣、失望、痛苦和磨碾。” [9]

三、从融入到和谐的上下求索

“这也是我的北京/这里的繁荣/也有我的一份”(郁金《今夜,北京的冷》)。“我们安慰自己/我们一点也不怨言/为家人劳作是最光荣的事情”(彭盆雨《重庆扁担》) [10]郁金与彭盆雨的诗只是直白地告诉我们,打工者融入城市后的内心凄凉,是心灵无法融入的凄凉。其实,郑小琼诗歌的力度和深度在于体现了从融入到和谐的上下求索。

具有打工者和打工诗人双重身份的郑小琼和她的诗也开始清醒地融入了流水线和城市这个社会,短诗《安慰》可以视作对“自我”的坚持和清醒:“这些图纸,线条,器具,它们会对我说/在生活中我们相遇也将相爱,我在/某个机台上打磨生活,涌动如潮汐的/未来,我收集着的爱, 恨,青春,忧伤/正被流水线编排,装配,成为我无法捉摸的……我的往昔已沉入蔚蓝的天空,剩下回忆似星辰/若隐若现,安慰着我孤独而温暖的心”。 [6]但是郑小琼的这种自我融入还在过程里,“亲人纠缠似一根古老发黑的枝条”,这里的自我融入与社会和谐,还纠缠在传统和现代之间,还有城市与乡村纠缠的痕迹,在长诗《人行天桥》里我们也能找到这种痕迹,讨不到工钱的外来工,歌厅里从乡下来的少女,“我”被保安索要“拿出你的暂住证”……自身融入仍然是一个“纠缠的自我”,是一个与中国的价值、伦理意义系统相互纠缠的“自我”。但即使是在这样的纠缠中,郑小琼的自我依然“明亮而坚固”,“纠缠”即交流,即开放,即是对和谐的上下求索。

郑小琼的七千余言的长诗《人行天桥》 [6]从和谐的维度解读,既是对城市环境污染的描写文本,又是对城市精神污染的描写文本,促人思考的是人与人的和谐以及人与城市环境的和谐问题。人行天桥是诗歌的典型环境,也是诗歌揭示的社会环境,诗歌的批判力度不是目的,目的是文学的使命在于揭示脏乱差的社会与自然环境,从而激发人们关注和治理的注意。

首先,这里的人与自然不和谐,自然环境被极度破坏,生态文明被严重污染。“120分贝的汽车鸣叫而过, /100分贝的折价叫卖阴魂不散, /75分贝的假证贩子像苍蝇一样在耳边嗡嗡, /60分贝的是一个个出卖肉体的暗娼在询问:‘先生去玩玩吧!’/一阵从汽车和空调排出的热浪和工业的废气/像一支军队一样/直冲进我的肠胃肝胆脾, /我的脚下是环境保护主义者的绿色传单, /上面写着/‘只有一个地球请大家爱护’”。

其次,这里是一个浓缩的典型的社会环境,人与人、人与社会极大地不和谐,腐败、堕落、违法交易……精神文明被严重污染:商贩、城管、妓女、嫖客、走私犯、吸毒者、警察、乞丐、搞传销的、制假证的、算命的、演艺明星、卖唱吉他手、打工仔打工妹等被浓缩在人行天桥上,人行天桥又浓缩在城市大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只有欲望驱使下的交易,没有怜悯、同情和温暖,更没有理想和追求。

城市半遮半露着花花绿绿的世界,只要有机会人人都可以纵欲,人人都可以去做坏人坏事。“反腐的公仆和商人在卡拉OK搂着一个从乡下来的少女发泄他们的欲望, /一个派出所长借助法律带走了三个妓女, /然后将她们压在身下。/贩卖良心与血肉的传销公司歇斯底里的呐喊:‘我们要发财!我们要发财!’”这个城市没有信仰,不学无术,公仆和商人狼狈为奸,城市物欲横流,信仰只不过是个标签:“在这个不祈求上帝的年代, /教堂如雨后春笋一样拔地而起,……/我信仰的诗集让一个时髦小姐撕了三页走进了公共厕所。”“这个玩具化的城市没有穿上内裤, /欲望的风把它的裙底飘了起来, /它露出的光腚,让我这个北妹想入非非啊!”。这个充满物欲的城市,文明连手纸都不如,哪里还在乎羞耻?正如何轩所说:“打工诗歌,不仅调节了底层个体与群体的苦闷,而且传达了社会底层与中层、上层的不和谐关系。从打工诗歌对社会结构不和谐的诉求中,我们日益感到重建社会正义与平等的重要与迫不及待。” [11]

第三,欲望如猛虎,会吞没一切,是谋害精神文明的罪魁祸首,是制造城市社会不和谐的元凶。在欲望的海洋里,人们丧失了理想、激情、丧失了纯粹,开始变得贪婪、冷漠、无情、无聊……愈发变本加厉。生命和尊严,信仰和价值,道德和法律,统统见鬼去吧!“在欲望的海洋里,枯草也会变得坚挺”。为了贪欲,这个城市已经被物化了,环境急需和谐:“三个走私犯在说着走私过来的旧彩电, /从国外殡仪馆的死人身上扒下的名牌衣服。/一个海关员的情妇。/用女血和童贞装饰的霓虹灯里的夜总会挂着的居然是某个德艺双馨的艺术大师的金字招牌, /它在妓女们的淫笑中闪闪发光。”连家园环境都不爱,连尊严都不爱,谁还爱国呢?“人行天桥上,八脚蜘蛛编织的人情八卦图中,一个热血青年怀抱吉他,在叫喊‘大中华’,他的一行热泪不能感动一个过路的行人,他的爱国热情像一片垃圾,让人扔进粪坑。”为了果腹唱“大中国”的爱国者是真的爱国行动吗?诗歌直逼城市的私处,干预生活的力度是振聋发聩的。不再是打工者的视角,更是一个现实主义的诗人对城市的批判。诗风贯如长虹,畅如瀑布,读后荡气回肠。

最后,说到诗歌的批判色彩,郑小琼的另一首长诗《完整的黑暗》直白了她诗歌的批判精神:“在你的诗篇里,我看见批判的闪电闪过/我看见齑粉混入心灵的土壤后,与春天混合。” [6]她的诗批判了哪些现象呢?诸如性别导致的社会混乱,注水的报告,西方文化的引进,历史的误读、下岗女工走向夜总会的出路、假农药事件、烂尾的政绩工程、影子经济、二奶、证件、彩票、股市、义务教育、减税减负、三农问题,以及木子美日记、查暂住证的警察,要5000元才能服务的银行等等。这些备受媒体和社会广泛关注的现实问题,作家和诗人都不愿意惹麻烦的现实内容,进入郑小琼的诗歌,她的诗歌才有了直面人生的批判色彩,作为诗人她才具备了英雄主义的担当。

总之,打工题材的诗歌紧随打工者的身后,经历了风霜雪雨,尝遍了酸甜苦辣,以及城市歧视的目光和新型资本家的剥削。令人可喜的是,打工题材的诗歌终于追随我们这个时代的步伐,走在完成城市化的最后进程的大路上——农民融入城市,与城市和谐共处,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郑小琼们的诗歌里我看到了从陌生到融入再到与城市和谐共处的农村人口城市化的希望,我坚信只要和谐社会的建构不断深入,只要诗人敢于担当,打工诗歌就会和“农民工”“打工诗歌”一样成为历史的最后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