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古吴越人民表现出强烈的“剑崇拜”心理。吴越人民认为,宝剑凝聚着天地精华,有着非凡的灵性与神性。吴越人民对宝剑的崇拜来源于吴越地区独特的山川地理、崇尚巫风的民俗及其民族特有的崇尚武力、刚柔相济的精神气质。《吴越春秋》《越绝书》对剑的神化,对吴越人民“剑崇拜”心理的渲染,影响了后世小说关于剑的叙事模式的形成。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293X (2015) 04-0011-05

收稿日期: 2015-06-0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魏六朝集部文献集成”,项目编号: 13&ZD109;福建省社科规划项目一般项目“巫文化视野中的先秦两汉史传研究”,项目编号: 2012B170。

作者简介:林小云(1975-),女,福建晋江人,华侨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剑崇拜”是先秦较为普遍的一种器物崇拜。《尸子》说:　“昆吾之剑可切玉。” [ 1 ]149《列子》载:“卫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宝剑,一童子服之,却三军之众。” [2]187在这些记载中,剑不仅有削铁如泥的功能,还有着却三军之众的威力。这种“剑崇拜”心理在吴越文化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翻开记载吴越历史的《吴越春秋》、《越绝书》,扑面而来的是如虹的剑气,仿佛吴越的历史就是剑的历史,吴越的文化就是剑的文化。那么,吴越民族的“剑崇拜”心理有何独特之处,吴越民族为何会形成对剑的崇拜,这种“剑崇拜”心理对后世有何影响呢?本文将就此作一番探讨。

一 吴越人民对剑的神秘体验

吴越认为,作为一种尚武的古老传统的象征物和当时一切先进武器的标志,剑体现着一种超人的不可抵挡的威力与神秘性。

首先,吴越人民认为宝剑是宇宙的精华,是吴越的山川自然赐予他们的厚礼。《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宝剑》载欧冶子铸剑,“当造此剑之时,赤堇之山,破而出锡;若耶之溪,涸而出铜” ①;《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载干将莫邪铸剑,“采五山之铁精,六合之金英” ②。没有吴越之地的高山流水就不可能造出宝剑。宝剑凝聚着吴越山川的精华,因此连天地神祇也给予帮助。欧冶子铸剑,“雨师洒扫,雷公击橐;蛟龙捧炉,天帝装碳;太一下观,天精下之。”干将莫邪铸剑,“候天伺地,阴阳同光,百神临观,天气下降”。这样的铸剑,是天地间至有声色的一场壮观景象。而铸成的宝剑,其形态之美,能给人以美的享受,“手振拂扬,其华捽如芙蓉始出。观其釽,烂如列星之行;观其光,浑浑如水之溢于塘;观其断,岩岩如琐石;观其才,焕焕如冰释。”这种美,是与吴越的山川相辉映的。而作为天地自然赐予吴越人的厚礼,宝剑当然也是不可多得的。《越绝书》记载,当越王询问薛烛纯均剑的价值时,薛烛对曰:“赤堇之山已合,若耶之溪深而不测,群神不下,欧冶子即死。虽复倾城量金,珠玉竭河,犹不能得此一物,有市之乡二,骏马千匹,千户之都二,何足言哉?”在薛烛心目中,纯钧剑空前绝后,是无法复制的无价之宝。

其次,吴越人认为,与吴越山川相辉映的宝剑是有灵性、神性的。越国的相剑者薛烛替越王允常相剑时,感到鱼肠剑“逆理不顺”,劝越王不要佩带。后来此剑由越入吴,果然被吴公子光用来刺杀吴王僚,做下了“臣以杀君、子以杀父”的违背人伦常理的事。《吴越春秋·阖闾内传》也写到:“既得宝剑,适会鲁使季孙聘于吴,阖闾使掌剑大夫以莫邪献之。季孙拔剑(视) 之,锷中缺者大如黍米。叹曰:‘美哉,剑也!虽上国之师,何能加之!夫剑之成也,吴霸;有缺,则亡矣。我虽好之,其可受乎?’不受而去。”季孙认为莫邪剑的成和缺预示着吴国将霸而亡。这带有神秘色彩的预言后来果然应验。《阖闾内传》还记载,阖闾为葬小女滕玉,“乃舞白鹤于吴市中,令万民随而观之,遂使男女与鹤俱入羡门,因发机以掩之”。这种杀生以送死的无道之举使“湛卢之剑,恶阖闾之无道也,乃去而出,水行如楚”。这样的剑不仅具有灵性,甚至带有侠义的色彩,有了自己的道德准则。《越绝书》甚至还记载着这样一个神奇的故事:晋郑两国兴师围楚,三年不解,“楚王闻之,引泰阿之剑,登城麾之。三军破败,士卒迷惑,流血千里,猛兽欧瞻,江水折扬”。剑在这里,已具有一种超自然的神力,连楚王也不禁感到疑惑:“夫剑,铁耳,固能有精神若此乎?”风胡子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认为剑为铁兵之神,配上有圣德的君王便可威服天下。

最后,吴越人铸剑过程具有仪式化特征。《越绝书》中欧冶子铸剑,“当造此剑之时,赤堇之山,破而出锡;若耶之溪,涸而出铜,雨师洒扫,雷公击橐;蛟龙捧炉,天帝装碳;太一下观,天精下之”;《吴越春秋》中记载干将莫邪铸剑,“采五山之铁精,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阴阳同光,百神临观,天气下降”,这天地之间壮观的场景本身就是一场庄重的仪式,但仅仅如此还不够。在吴越人的心目中,要铸就天下无双的宝剑,仅仅凭着“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 [3]906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献出他们的身体发肤、血液乃至生命!《吴越春秋》记载,干将莫邪铸剑,　“金铁之精不销沦流”,莫邪认为,“神物之化,须人而成”,乃“断发剪爪,投于炉中,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橐装炭,金铁乃濡。遂以成剑。阳曰干将,阴曰莫邪”。童女童男鼓橐装炭、以人身体之一部分入炉,这带有远古时歃血、献牲仪式的意味。干将师铸剑,“夫妻俱入冶炉中,然后成物”,且从此之后,铸剑之人“即山作冶,麻絰葌服,然后敢铸金于山”。穿着丧服、怀着必死之心铸剑,甚至以身入冶炉,这庄严的仪式背后隐含着吴越人对宝剑的无比崇拜之情!

二 “剑崇拜”心理产生的原因

为什么古吴越人如此崇拜宝剑呢?究其原因,有如下几个。

首先,吴越独特的山川地理孕育出独步天下的宝剑。

先秦的战争中,中原诸国以车战为主,剑并不是最主要的武器,但吴越地区有众多的江河湖山,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吴越两国的战争弃车战而用步兵,在这种更加凶险的短兵相接中,特别适合近身格斗的剑的威力就凸显出来了。《吴越春秋·夫差内传》载:“吴师皆文犀长盾,扁诸之剑,方阵而行。”越王勾践为提高军队战斗力,还特意聘请越女传授越士兵剑术。《左传·定公十四年》也记载这样一件事,越王勾践派了三行罪人,属剑于颈,至吴军阵前集体自刭,以震慑吴军。可见当时吴越两国用剑之广。剑在吴越两国的军事行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两国都十分注重剑的铸造。吴越人所铸青铜剑,坚韧锋利,威震天下。《庄子·刻意》曰:“夫有越之剑者,柙而藏之,不敢轻用也,宝之至也。” [ 4 ]399《战国策·赵策三》曰:“夫吴干将之剑,肉试则断牛马,金试则截盘匜。” [ 5 ] 1002出土的吴越之剑不仅数量众多,且质地精良。如越王勾践剑,越王州句剑,吴王光剑,吴王夫差剑,历经千年不腐不锈、锋芒锐利、寒气逼人。吴越人民为何能制造出这种精美绝伦的宝剑呢?《荀子·强国》曰:“刑范正,金锡美,工冶巧,火齐得,剖刑而莫邪已。” [ 6 ] 291也就是说,剑范正,金锡材质好,工艺巧,火候和配料得当,这样就能造出好剑。这其中最重要的是金锡材质要好。吴越之剑是青铜剑,青铜是金(铜)锡合金,金锡品质的好坏,决定着青铜剑的质量。先秦时期,吴越之地盛产铜锡,且材质之美天下无双。《周礼·考工记》说:“吴粤(越)之金锡,此材之美者也。” [ 3 ] 906除了材美之外,《考工记》所说的“地气”也是重要的因素。地气是土地山川所赋予的灵气,包括地理、气候、水质等因素。吴越的“地气”特别适合宝剑的铸造,《周礼·考工记》云:“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粤(越)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地气使然。 [ 3 ]906金锡和地气,正是吴越得天独厚的条件,再加上吴越铸剑名师如欧冶子、干将莫邪等精湛的铸剑工艺,不怕牺牲的精神,吴越人造出精美绝伦的宝剑也就不足为奇了。由于吴越之剑独步天下,所以当时诸侯都以拥有吴越之剑为荣,甚至不惜为一把吴越宝剑而兵戎相向,而这更促进了世人尤其是吴越人对宝剑的崇拜心理。

其次,吴越民族具有崇尚武力、刚柔相济、逆境图强的精神气质。

“文化发生学理论认为,一种地域文化面貌特征之形成,取决于其生存地域环境的特殊性,及其与外域文化交流的错综态势两大要素,而前者则更具决定的意义。” [ 7 ]《汉书·地理志》也说:“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 [ 8 ] 1640这些都说明民众的观念和行为的产生与地理环境有密切关系。吴越先民居住的环境多江河湖泊,又有大面积的丘陵地带,东面面临茫茫东海。这种生存环境在生产力落后的先秦时是比较艰险的。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吴越民族特殊的民族性格。一方面,在艰险的生存环境下,吴越民族既要与大自然斗,又要与不同的氏族斗争以求得生存资源,这样,就形成了崇尚武力的民族性格。如《汉书·高帝纪》所称:“粤(越)人之俗,好相攻击。” [ 8 ] 73另一方面,三江五湖的地理环境下,水无处不在地融入了吴越人民的生活,塑造了吴越民族性格的另一面——幽深柔韧。因此,吴越人民既崇尚武力,又幽深有韧性。这种刚柔相济的精神气质在文化上的表征之一便是对剑及剑道的崇拜。一方面,剑是当时一切先进武器的代表,吴越的铸剑水平又相当高超,剑在吴越战争乃至两国与中原大国的争霸战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剑的这种实用价值与吴越人民崇尚武力的民族性格相契合,锋芒锐利的宝剑正是吴越人民强悍好勇精神的最好诠释。剑崇拜,正是吴越人民“尚武”精神的外化!另一方面,所谓“一寸短,一寸险”,与其它冷兵器相比,剑薄而轻,富有柔韧性,使用不靠蛮力而讲究敏捷机灵,所谓“剑走轻灵”。《吴越春秋》记载,勾践欲使善剑之越女教军士剑术,问之以剑道,越女答曰:“其道甚微而易,其意幽而深……内实精神,外示安仪,见之似好妇,夺之似惧虎……斯道者,一人当百,百人当万。”越女所论剑道,刚柔相济,而这正基于剑的品性:柔可绕指,利可削铁如泥。这种刚柔相济的剑道,实际上与吴越人既刚烈任死,又幽深有韧性,逆境图强的性格相契合。勾践兵败后虽也曾想“杀妻子,燔宝器,触战以死” [9] 1740,但终于忍辱求和,并经“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而灭吴复仇。这种以屈求伸、逆境图强的精神正是剑道的体现。

最后,吴越之地巫风盛行。

“巫术产生于原始社会人类对客观世界的控制意识,它是人类为了有效地控制环境(外界自然)与想象中的鬼魂世界所使用的手段。” [ 10 ] 32世界上几乎所有民族在它的童年时期都会产生巫术。中国原始社会也产生了巫文化。如山顶洞人将赤铁矿粉当做血液的象征,撒在人的尸体周围,用以补充死者业已枯竭的血液,使其在另外的世界里复活,就是一种巫术行为。 [ 11 ] 7夏代大禹治水,血白马祭天,得到赤帝相助而得治水之理,也带有巫术成分。进入文明时代,巫风并未消散。特别是吴越地区,因地处边鄙,受中原文明影响较小,原始巫风依然十分盛行。《吕氏春秋·异宝》载“荆人畏鬼,而越人信禨” [ 12 ] 1018。《后汉书·第五伦传》曰:　　“会稽俗多淫祀,好卜筮。” [ 13 ] 1397《通典》则云:　“扬州人性轻而尚鬼好祀。” [ 14 ] 969这些都表明吴越之地巫风之盛。

《吴越春秋》《越绝书》中有不少巫术行为的记载,如勾践与计倪商量强国之策,第一条便是尊天事鬼;又如伍子胥建城,“乃相土尝水,象天法地,造筑大城,……陆门三,不开东面者,欲以绝越明也。立阊门者,以象天门,通阊阖风也。立蛇门者,以象地户也”,是以模拟巫术的手段来对付越国。巫风的盛行促进了对剑的崇拜。在原始思维里,世间万物包括有生命的草木、动物和无生命的石头、水以及日、月、星辰、风、雨等自然现象,都是有灵的,都具有神秘的超自然的力量,凝聚着吴越山川精华的宝剑当然也具有神性。此其一。其二,“巫术是根据虚构的超自然的力量,企图用一整套神秘活动的影响,控制事物或环境,以实现某种愿望的行动。” [ 15 ] 6《阖闾内传》中干将铸剑时,莫邪“断发剪爪,投于炉中”;干将师傅冶炼金铁,夫妻俱入冶炉中;吴人以其子之血衅钩,这些铸剑过程中带有仪式化色彩的行为,实际上就是一种巫术行为。弗雷泽把巫术分为两种,一种叫“顺势巫术”或“模拟巫术”,一种叫“接触巫术”,前者基于“相似律”,后者基于“接触律”或“触染律”。 [ 16 ] 12吴越先民铸剑的仪式化行为,实际上具有弗雷泽所说的“接触巫术”的意味。“接触巫术”建立在这样的概念上:物体一旦互相接触过,它们之间将一直保留着某种联系,即使它们已相互远离。接触巫术最为大家熟悉的例证,莫如那种被认为存在于人和他的身体某一部分(如头发或指甲)之间的感应魔力。 [ 16 ] 36也就是说,在巫术思维里,人身体上的某一部分如头发、指甲、血液等离开身体后,仍与其身体相联系,仍然具有人的生命力。铸剑过程中,这些带有人的生命力的发、爪、血等与剑相结合,其携带的人的生命力就融入剑中,这样铸出来的剑就带有灵性、神性、甚至人的道德准则。可见,在吴越先民的心目中,剑的神性从哪里来?除了吴越山川精华所凝聚外,人的生命力的融入是最根本的原因,只有当人的生命力溶入凝聚着山川精华的剑里时,剑才有了灵性、神性。吴越先民对巫术的笃信,使得他们在对待剑的态度上具有了一种类似于宗教的神秘体验,产生了人剑合一的心灵感应,对剑的崇拜心理也因之加深。

三 “剑崇拜”心理在后世小说中的进一步强化

作为反映吴越文化最重要的两部著作,《吴越春秋》《越绝书》对宝剑的神化,对吴越人民“剑崇拜”心理的渲染,给古老的吴越文化抹上了神奇的色彩;其传奇描写也带动启发了后人对剑的浪漫想象,影响了后世小说关于剑的叙事模式的形成。

一是剑可以幻化为龙、蛇。《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载湛卢之剑“水行如楚”。剑是陆上兵器,不取陆路而取水路,这个细节已经透露出剑与龙的关系。后世小说中,剑与龙、蛇的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如晋人王嘉《拾遗记》所载汉高祖之宝剑藏于武库,剑气如云飞出户外,“状如龙蛇”;晋代张华与雷焕所得古剑干将、镆铘入水化为双龙;《武王伐纣平话》所载许文素赠剑武王,武王挂于宫中,妲己看见剑像一条大蛇赶她等。

二是剑能驱妖避邪。《越绝书》中,楚王手中的太阿剑具有一种超自然的神力,可击退三军、威服天下。那么,具有超自然神力的宝剑对阴物妖邪鬼怪也必然会产生震慑作用。古人认为:“剑阳物而有威者也,鬼阴物而无形者也。以无形而遇有威,是谓销铄其妖而不能胜,故鬼畏剑也。” [ 17 ] 260王嘉《拾遗记》卷十“昆吾山”就曾记载越王勾践派人以白马白牛祠昆吾之神,采金铸剑,以成八剑之精,“六曰灭魂,挟之夜行,不逢魑魅;七名却邪,有妖魅者,见之则伏。” [18 ] 233唐戴孚《广异记·裴徽》载,裴徽所持古剑可震慑鬼物,使之不敢近身。《聊斋志异·画皮》写道士仗木剑吓退厉鬼并枭其首。《绿野仙踪》第十一回写于冰将火龙真人赠与的八九寸长木剑迎风一晃,顿长三尺有余,寒光逼人,使美妇现出母狐原形等。

三是剑象征着侠义精神。《吴越春秋》中,湛卢剑“恶阖闾之无道也,乃去而出,水行如楚”,这样的剑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有了侠义精神。由于剑是禀天地之灵气的阳物,可以诛奸除恶,因此渐渐演化为侠义精神的象征,这在小说中体现得特别突出。唐传奇中不少豪侠小说如《聂隐娘》《贾人妻》《兰陵老人》《红线传》《昆仑奴》等,这些小说中的主人公或扶危济困、除暴安良,或快意恩仇、安邦定国,其侠义精神、传奇功业均离不开手中那三尺青锋。清代侠义公案小说如《三侠五义》中的侠客,南侠展昭所持宝剑为巨阙,丁氏兄弟则为湛卢,其作为侠士的尊严、人格与使命均系于其所持宝剑上。嘉庆年间武侠小说《争春园》中,西汉洛阳侠客郝鸾遇仙人赠以龙泉宝剑,乃仗剑行侠天下。当代金庸、梁羽生等人的新派武侠小说中,侠士们仗剑行走江湖,坚韧刚毅、卓荦不群,更是演绎出一幕幕充满浪漫侠义色彩的成人童话。这些关于剑的浪漫想象,对剑的神性的夸张渲染,正是先秦吴越文化“剑崇拜”心理的进一步强化。

在吴越人民的心目中,剑是生命的创作物,它凝聚着天地精华,不仅有着非凡的灵性与神性,而且有着自己的道德准则,体现着吴越民族的精、气、神。这种对剑的崇拜,对剑道的崇尚,形成了古吴越民族独特的“剑文化”。它是古吴越民族的精魂,也是古老的吴越文化内在的魅力,并在以后的岁月中借助其他载体如小说等不断散发出炫目的光芒。今天,对古吴越人民“剑崇拜”心理进行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古老的吴越文化,而且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探讨“剑崇拜”心理对后世小说叙事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