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林林

（贵州大学，贵阳 贵州，550025）

20世纪20年代初，在美国舆论学家沃尔特·李普曼与哲学家约翰·杜威之间掀起了一场关于民主与媒体的辩论。李普曼认为，民主理论的前提是公民对身处的环境有清晰的感知和准确的把握，但实际上，绝大多数公民并不了解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也没有能力把握所处环境发生了什么变化。因而不如将观察世界的任务和采集、传播信息的权利交给社会精英，让他们充当大众的眼晴和口舌，代替大众行使监督政府的权利。因尔他强调新闻业的专业性和精英化，认为新闻类职业应当是少数人参与的、倍受尊敬的；相反地，约翰·杜威则提出要真正实现民主首要的不在于信息,重要的是加强多方之间的意见交换,实现民主的首先要疏通信息的传播和意见的表达，要特别注重公众的需要和普遍利益，善于发现和聆听公众的心声。他反对了李普曼这种对精英群体的过分信任的观点。

一、公民新闻提供了媒介权力变移的新范式

杜威与李普曼之间的这场争论实质上是传统民主观和现实主义民主观的冲突，同时也体现了话语权力在少数人与多数人之间的角力。那么，何为话语权力？换言之，也就是说话权，是信息传播主体潜在的现实影响力，拥有控制社会舆论的权力。在大众媒体四通八达、自媒体迅猛崛起的今天，话语权很大程度上实际指的就是媒介的控制力，利用传媒操控社会舆论的执行力和引导大众态度、情绪的影响力。媒体如何被塑造成为一种 “权力”,这种权力又是如何发挥影响呢？依托其特定的话语形式，传媒创造出以文字、图像、音频为主要象征符号，通过对信息内容的选择性报道、对对象角度的特别把握，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对受众的自我意识潜移默化出一种习惯性的支配力量。这种力量就是“话语权力”，它具有相当广泛的普适性和极为强大的渗透性。20世纪末，以美国以首的北约发动了科索沃战争，为配合北约赢得战场上的胜利，战争宣传和博取公众同情与支持的公关宣传被美国传媒运用发挥到极致。期间美国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张令人同情的科索沃难民的大幅照片刊登到各大报纸和地方小报的头版上，无数难民和人权的悲情故事被收音机和电视煽情渲染，不知疲倦地控诉米洛舍维奇怎样清洗、屠杀，却将南斯拉夫人民在北约的狂轰烂炸中饱受摧残的苦难置之不理。除此之外，更是完全无视俄罗斯、中国、印度等国家的严正抗议，欺骗公众、声称国际社会对北约军事一致支持与赞同，制造战争正义的舆论、误导民众，充分彰显了传媒话语权的强大影响力。

回顾20世纪世纪的新闻史,媒介话语权正如李普曼推崇的模式一样由少数人绝对支配着。关于国家和社会事务方面，受众的权利被限制在非常局限的范围内。直到数字技术的进步带来的网络媒体、“自媒体”飞跃式发展,传播的个人主体性、信息的群体分享化特征才得以彰显。在2003年美国新闻学会出版的自媒体研究报告中，谢因·波曼与克里斯·威理斯提到的突飞猛进的信息技术导致新的传播方式出现，并促使了传统媒体传播模式由上而下向点对点方式的转变。这种基于自媒体和网络技术的全新信息模式即公民新闻传播，促使它生产关系、资本和技术重新分配，颠覆了传统新闻内容生产与传播的方式，导致话语主导和媒介权力在对原有传播格局的重构中产生变移，金字塔式高度集中的权力体系悄然消散，还权于民的呼声已然振聋发聩。

二、媒介接近权在公民新闻传播中逐步践行

新闻集团董事长基思·鲁珀特·默多克在2006年接受采访时曾这样讲过权力正从新闻业的旧式精英转移出去。传播信息传播模式中，受众的眼界、关注方式受制于政府和主流媒体，公众没有意识，重要的是没有有效的机制和手段参加社会议题的构建和讨论中去，这就造成了公众话语在大众媒体的缺失和“公共意识”、“参与意识”的懵懂。正是由于自媒体为普通大众提供的信息平台与个人媒介和公民新闻的出现打破了新闻领域的传统权力格局。普通大众将自己在特定条件下得到或掌握的新近发生的重要的或者特殊的新闻事实，在因特网、手机、ipad等网络、个人通讯工具的支持下，以文字、图片、视频、音频待方式传播出去，就诞生了“公民新闻”。公民新闻产生了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目的在于邀请公民大众参与从事新闻报道的协同生产，共同针对公共议题或社区议题进行研讨协商，重建受众与社会、社会与媒体、媒体与受众三者的互动联系，唤醒公众的公民意识、激发他们关注公共事务的热情，促使公众成为公共生活的真正主体。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个人通讯设备的高度普及，普通民众可以运用Twitter、Facebook、YouT ube等微博客、社交、视频网站自主发布、分享信息，方便快捷。如果说媒介权力格局的扩大化和分散化是促使公民新闻繁荣的重要原因，非专业新闻传播者“媒介接近权”的增强就是公民新闻产生的重要前提。“受众煤介接近权”是指“大众或言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应该拥有接近、利用媒介发表意见、陈述观点的自由”。然而，跨媒体集团、跨国媒介集团，一个又一个的超大型媒介帝国通过兼并、收购等资本运作手段建立起来，使得媒介权力越来越集中，是思考回归媒介权利、信息自由的时候了。四十多年前巴隆从美国宪法保护“出版自由”角度发出，大声疾呼“归还受众媒介接近权”，如今终于在信息技术革命的浪潮中、在公民新闻的传播实践中纷至踏来。

三、公民新闻时代权力变移的主要趋向

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和公民意识的迅速觉醒，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参与到大众新闻传播事务当中，公民新闻的发展伴随而来必然是话语权力的变移，而话语权力在变移过程中呈现出三大主要特征：

（一）知识化

培根曾讲过“知识就是力量”，福柯也说“知识就是权力”,而中国古训“ 学而优则仕”也曾教导过无数的莘莘学子要重视知识，强调了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密切联系。纵观历史，知识历来就是权力的来源之一,特别是在科层等级制的旧经济社会中,获取知识与信息的能力取决于人们所处的地位，而其地位则决定了其社会权力；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普及打破了知识的等级性，人人都可以通过自媒体传播信息，并且随时从中获取信息，知识在社会上得以极大程度地共享，而知识的共享与平等进而又促进了权力的平等和民主观念的传播，促使公民意识的觉醒，最终导致现实世界中权威、秩序、制度等强势地位和权力逐步的消解和淡化。

（二）扁平化

传统的媒体权力组成实行科层制，建立各级新闻采集、编辑、制作和把关组织，自上而下层层把控信息的加工和传递，因而人们借以了解外界环境变化的窗口——大众媒介，仅由少数精英群体控制，信息传播和话语的主导权高度集中。官僚体制下信息不对称的局面由于自媒体的出现和网络技术的发展而被逐步打破，而这种以信息不对称为基础的科层制权力也日益褪去了特权的光辉。在公民新闻传播的庞大网络系统中，每个参与的成员都可看作为网络中的节点，节点与节点之间相互联接、互通有无，节点之间的交流无需上传下达这种有严格等级限制的科层结构式传播。无中心、散布式的网络结构构成了平等、自由的思想交流理想场域，在这个自由理想场域中，弱化、甚至打破了科层制的权力结构，基层可以跳过中层直接无障碍和高层进行平等自由的信息交流,这一信息流动模式弱化了结构中的权力中层，使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的权力样式逐渐演变为扁平型的网络结构样式。

（三）分散化

公民新闻传播生态中，个人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的辅助下作为传播主体展现出前所未有的自主性。高度集中的纵向控制型权力体系因为受到信息网络的横向传播的猛烈冲击,已然呈现出由权力体系的分散化形式所取代的趋势。媒介的话语权是普通公众的，它不应被掌握在少数垄断集团手里，当然也不应被政府随意把控。要实现自由、平等与民主，首先就要保证公民发声的权力，人民有权了解国家大事以及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信息，有权参与重大事务的决策，直接参与到社会管理中去。由于信息网络世界的年轻公民的影响，传统的中央集权的生活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分权心态逐步渗透到整个社会。迅猛发展信息网络和高度普及的个人通讯设备为处于基层的大众参与重大社会决策提供了充分的技术条件，信息网络的快速流动以及社会观点、意见最广泛层次的交汇与碰撞必将带来前所未有的“决策内爆”，传统高度集中化和集权化的决策方式已然无法应付意见平等表达、信息自由传播的局面。分散化的决策方式成为顺应时势的必要手段和解决问题的方式。

四、公民新闻在权力变移过程中所遇问题

生活在社会的各个阶层的普通大众或者说“公民记者”，他们扎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深入第一现场”亲身经历或者亲眼目睹新闻事件，接触到最新的、丰富的第一手的新闻素材，是最有发言权的新闻工作人员。“记者”的内涵和外延在地域性与行业性方面都将得到极大地扩展。这是公民新闻相较于传统新闻相当突出的优势，但是处于社会发展中的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公民新闻也不例外。传统的新闻传播系统中，无论是报纸、广播还是电视，信息容量都是有限的，“把关”就显得由为重要，除政府规定、社会普通利益作为挑选公布信息的标准以外，媒体自身也有一套自己的把关原则，因此，最终呈现在受众面前的信息是经过一套严密的、行之有效的把关过程的。然而，在网络传播的信息体系中，其个人化、交互性和去中心化三大特性彻底颠覆了传统“把关人”的角色定位和把关行为过程。当普通公众身处新闻发生现场时，这些非专业采编人员变身为特殊的新闻工作人员。便携式通讯设备如手机、平板电脑使普通大众很方便快捷的运用用文字、图片、视频多种符号记录下身边发生的或突发的或新奇的事件，并通过网络及时、广泛地传播出去，在公民新闻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人人面前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新闻发言人，人人都有话语权，人人都是新闻记者”。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角色逐渐互通，昔日的“把关人”逐渐失去了信息选择的特权，或者说信息的选择与发布的权力不再局限于特定的精英阶层，而是掌握到普通大众的手里，“把关”的可行性在网络传播的无障碍性和迅捷性冲击下逐步溃散，网站版主、网站编辑、甚至广大网民，人人都有传播权，与此同时，网络上充斥大量“未审查,未过滤”的信息，信息的真伪、源头、可靠性更是无从辨别。信息的客观性甚至伦理道德底线都只能依靠传播者个人“把关”。公民新闻的质量良莠不齐、参差不等、没有保证。公民新闻注重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互动关系,很多门户网站的新闻彩动态的形式加以汇集、编排。如美国的雅虎新闻、Google新闻和中国的百度新闻都允许受众对自己喜爱或重视的新闻投票,这些新闻顺序的排名取决于受众自身对这些新闻的价值判断。但多数人的趣味选择是否最终就是对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有益的方向，显然有待商榷。

数字技术的进步和自媒体的飞跃式发展，将巴隆倡导的媒介接近权这一基本权力付诸实践，普通大众因而享有前所未有的媒介话语权。然而，在媒体权力的迅速变移过程中，新闻界至今未能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媒介管理和信息控制机制。在“把关人”严重缺失的情况下，信息不确定性带来的是公民新闻“文本阅读风险”和信用成本的增加，若未及时解决，最终将导致公民新闻的发展陷入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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