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家英 周 颖

（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30）

一、引言

《论语》成书于春秋时期，记载思想家孔子及其门徒言行，含20篇，493章，其文字简洁、思想深刻，对中华民族思想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被奉为儒家最高经典，亦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精髓，是被外译和诠释最多的典籍之一。《论语》外译始于16世纪末，其英译则始于17世纪末。19世纪初，《论语》的第一部正式英译本问世，该译本名为The Works of Confucius，译者是孟加拉国传教士Joshua Marshman。虽然该译本只是《论语》节译本，但已对《论语》英译和海外传播做出重要贡献。《论语》第一部有影响力的全译本出现于1861年，名为Confucian Analects，译者是英国汉学家James Legge，该译本在《论语》英译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自此之后，越来越多国内外学者投入《论语》翻译中，尤其是进入二十世纪，《论语》英译迎来其繁荣阶段。国外英译《论语》的著名学者有英国汉学家Arthur Waley（1938）、美国汉学家Roger Ames and Henry Rosemont（1998）等；国内英译《论语》的著名学者有辜鸿铭（1898）、林语堂（1938）、刘殿爵（1979）、马德五（2001）、许渊冲（2005）等。迄今为止，《论语》英语译本共有六十余个。

英国汉学家和东方主义学者Arthur·David·Waley（1889-1966阿瑟戴维·韦利，简称阿瑟·韦利），原名Arthur·David·Schloss，一生致力于研究东方学和中国学，其主要研究成果集中于文学领域，同时将中国典籍译成英文，是杰出的中国典籍译者与研究者。在Waley对中国思想的研究中，非常重视对《论语》的翻译和研究，投入大量精力，并取得卓越成果。其《论语》英译本于1938年出版于伦敦，1956年再版。该译本中不含中文原文，但有大量且详实注释，流畅易懂，具有浓厚现代气息和文学色彩，深受读者喜爱，向西方英语读者传播了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典籍及传统文化海外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不列颠百科全书》在“英国文学”辞条中介绍阿瑟·韦利时说：“他是本世纪前半个世纪中最杰出的东方学家，也是将东方文种译为英文的最杰出翻译家。”[1]其翻译作品中充分体现了译者主体性，《论语》英译本则为其中典型代表译作。已有一些学者和翻译家从译者主体性角度对Arthur Waley《论语》英译本进行相关研究。岳峰和周秦超《里雅格与韦利的〈论语〉英译本中风格与译者动机及境遇的关系》一文中探讨了里雅格与韦利《论语》英译本中规律性因素，聚焦译者的动机及境遇与译文风格的关系[2]。武绒在《基于译者主体性研究Arthur Waley〈论语〉英译本》中从Waley内部因素——身份和文化意识，以及外部因素——源语和目标语的特点三方面分析对Waley发挥译者主体性的影响。周志宇对比分析许渊冲和阿瑟·韦利的中诗英译，研究两位译者文化身份对翻译的影响。李冰梅在《冲突与融合：阿瑟·韦利的文化身份与〈论语〉翻译研究》中，探究了Waley自身文化身份对其汉学翻译的影响，从而发现Waley在翻译策略上的归化倾向[3]。

从已有研究来看，大多集中于译者内部因素对Arthur Waley《论语》英译本中译者主体性进行研究，且内部因素多为Waley的文化身份、意识和翻译目的等。从外部因素研究其译者主体性的较少。因此，本文采用定性分析法和描述性方法，在该译本中选取较多体现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典型译文实例，从译者自身和外部两方面着手，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扩展分析译者内部因素对发挥译者主体性的影响，同时重点分析其外部因素产生的影响，并对Waley译者主体性的体现进行分析阐述，旨在进一步研究Arthur Waley《论语》英译本译者主体性，并更全面、更具体地探讨译者内外部因素是如何共同影响并制约其译者主体性发挥，及译者主体性是如何对翻译过程及译文风格、语言表达、表现形式、准确性等方面产生影响，以期为典籍翻译时正确发挥译者主体性及提高翻译质量提供参考。

二、译者主体性理论

在整个翻译实践中，有众多参与者，如原作者、译者、读者等。关于谁是翻译主体的问题，学者众说纷纭。陈大亮和袁莉认为译者是唯一翻译主体；杨武能则认为原作者、译者和读者都是翻译主体；许钧对翻译主体的定义则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翻译主体应该是作者、译者和读者三者；从狭义上讲，只有译者是翻译主体”。毋庸置疑，译者必定是翻译活动主体。翻译是推动世界文明发展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活动，具有较强目的性和社会性，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能动操纵原文本，完成翻译任务，实现翻译目的。他们是动态的，能动地发挥着其译者主体性。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译作翻译质量及文化发展与传播，对于推动不同文化交流起着重要纽带作用。然而在以原文本为导向的传统译论中，译者的主体能动作用一直被忽视，处于边缘化地位。直至20世纪70年代，翻译界出现“文化转向”，翻译不再被看作仅仅是语言之间的转换活动，原文本也不再是评估译本的唯一标准。学者开始意识到译者在翻译实践中的重要性，并将其作为翻译领域的研究重点，提出译者主体性的概念，译者主体性研究开始受到重视。

主体性可以指对个人经验任何方面的具体解释。翻译过程中的译者主体性是什么？查明建和田雨认为：“译者的主体性是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在尊重文本的前提下为了实现翻译目的而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译者主体性基本特征包括文化意识、个人品德、文化及审美创造力。”[5]高宁在《论译者的主体性地位——兼论翻译标准的设立原则》中提到：“译者不是一个顺从的接受者，他/她实际上是一个动态的、积极的接受者和审美再造者。译者的主体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解释原文本时的主体性，二是在目标语中对文本进行审美再创造时的主体性。”[6]一般来说，“译者主体性是指在边缘主体和外部环境以及其自身视域的制约下，译者为了满足目标语文化需要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动性。其主要特征包括独立、自主、有针对性和创造性”[7]。

综上，译者主体性是指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受动性以及为我性，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能动地综合发挥这三个特性从而最终实现翻译目的。为我性是指译者要完成翻译任务，实现翻译目的。主观能动性是指译者的自主性、创造性和自我意识，是译者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特点。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都发挥着主观能动性，比如对原文本、翻译策略的选择，对原文本的理解和阐释，翻译中的再创造等。但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不是随意的，要受到译者自身及译者外部因素影响和制约，此即译者的受动性。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受其内外部因素共同影响。译者自身因素有译者生活经历、审美再创造力、文化意识形态、翻译经验、读者意识、性格特征、源语及目标语语言能力、翻译目的、翻译策略、翻译标准、翻译信念、语言风格、对原文的理解和对原文版本的选择等；译者外部因素有原作语言特点和风格、作者所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目标读者等，这些对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和译文风格、质量等方面的影响不可避免。内部主体性的发挥受外部制约，而只有充分尊重外部因素才能最大限度发挥内部主体性。本文将以译者主体性的受动性为理论支撑，从译者内外部因素两个方面分析Waley翻译《论语》时，其译者主体性是如何受自身和外部因素影响和制约，并对译文风格和质量产生影响。

三、Arthur Waley《论语》英译本中译者主体性分析研究

Arthur Waley作为致力于中国文化研究的汉学家和翻译家，努力将中国文化特别是孔子思想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原原本本介绍给西方读者。其《论语》英译本鲜明地体现了其译者主体性。但由于《论语》的文言语言及时代背景，Arthur Waley的文化思想意识等因素，限制了译者主体性发挥，使译文中也出现了少数误译。

1.从外部因素看译者主体性发挥。译者外部因素主要有译者所处时代背景、社会背景、原文和目标读者等。

首先，从译者Waley翻译《论语》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来看，Waley翻译《论语》是在20世纪30年代末，那时西方国家经济和文化发展迅速，而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民主和科学思潮兴起。当时的西方人想要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在这种情况下，西方读者很容易接受中国典籍译作。Waley对中国文化有浓厚兴趣和较深研究，故考虑到当时社会背景和时代背景，他选择翻译《论语》这部极具代表性的中国典籍。

其次，从译文目标读者看，Waley以译文要有文学性，译本要有指向性为原则。他的译文读者既不是来华传教士，也不是专业研究人员，而是西方普通读者。在《论语》的翻译中，他不想让人觉得其“因知识性而放弃了文学性，或者忘记了一般读者的需求”[8]。故Waley英译《论语》时，能动地将《论语》里中国文化负载词句及争议性词句译文的注释控制在合适范围，不会多到淹没译文正文部分，这就使Waley译本整体可读性较高，易为普通读者接受。另外，翻译过程就像作者创作原文一样，是译者对原文再创造过程，那么译者在翻译时就要考虑目标读者文化、已有知识结构、阅读期望以及交流需要等。“A translation,only when accepted by the readers,can be said that it has finished its mission.”[9]Waley在英译《论语》时，就考虑到这些因素，对原文进行了能动的翻译。

例：死生有命，富贵在天[10]。

Waley:Death and life are the decree of Heaven;wealth and rank depend upon the will of Heaven[11].

西方文化特征之一是信仰基督。因此，很少有西方人能对中国儒学理解透彻。当遇到如“命”这样的宗教术语时会一头雾水，很难理解其真正含义。故Waley在翻译该词时，考虑到目标读者即西方普通读者的文化知识结构和理解、接受能力，发挥译者主体性，能动地将“命”译成“the decree of Heaven”。

再次，原作语言特点和时代背景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译者的主体性发挥。《论语》成书于先秦时期，整书为语录体，语言为古代汉语，口语风格浓重，含义丰富，章节安排随意。如翻译《论语》时仍按原文章节顺序，西方读者读起来会觉得缺乏逻辑性，出现困惑。因此在翻译时应将章节顺序做以调整，而Waley还是选择总体上按照原文顺序进行翻译，只是在翻译时将部分相邻章节进行整合或者将原文的一章拆分成两章，并对一些难点做出必要注释，这正是其尊重原文严肃性的表现。

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截然不同，古代汉语涵义上具有开放性和模糊性，故对古汉语的理解很大程度上要依靠语境。鉴于《论语》成书时代，其中有些篇章语境不清，有些汉字或短句意义模糊，因此即便是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对其中一些词句也很难理解。对于Waley而言，《论语》语言特点和成书背景不可避免影响对原文的理解和阐释，成为制约其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客观因素。如：

子曰：“刚、毅、木、讷近仁。”[10]

Waley：The Master said,“Imperturbable,resolute,treelike,slow to speak—such a one is near to Goodness.”[11]

《论语》语言简练，意义却较复杂，一个字或词常常具有许多含义，并兼属多种词类。本句中，“木”是朴质、朴素之意，而Waley深受其背景文化和语言习惯影响，将“木”理解为其字面意思，把它译成“treelike”（像树一般），这与原文本意不符。

古汉语特点之一是句子成分省略或是用一个简单的代词指代句子成分，因此，翻译时语境理解很重要。Waley虽具有极高汉语造诣，但汉语非其母语，尤其是古代汉语，对Waley而言，理解起来更难，不可避免地影响翻译时译者主体性发挥，导致出现误译。如：

子路问事君：“勿欺也，而犯之。”[10]

Waley：Zilu asked him how to serve a prince.The Master said,“Never oppose him by subterfuges.”[11]

例中，原文意为侍奉君主时，不可欺骗，但若君主犯错，哪怕触犯君主也要敢于进谏。Waley将“欺”和“犯”理解为对君主不敬，因此将两句合并为一句，虽译出“欺骗”和“反对君王”之意，却忽略了语境，导致译文与原文之意南辕北辙。再如：

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10]

Waley：The Maser said,Po I and Shu Ch’i never born old ills in mind and had but the faintest feelings of rancour.[11]

这句话的意思是因为伯夷、叔齐都没有积怨，所以很少有人厌恶他们，怨恨他们。在原文中，第二个短句的主语被省略，但Waley对这句话的理解由于受原语特点制约发生偏差，他把整句话的主语都理解为伯夷和叔齐，实际上在第二个短句中，他们充当宾语。如此一来，并没有向译文读者传达出正确的原文本文。

2.从内部因素看译者主体性的发挥。译者主体性内部构成比外部构成复杂得多，如译者的生活经历、文化意识、性格特征、语言风格、语言能力、翻译目的、翻译策略、翻译标准及信念、审美再创造力、对原文的理解及译者对原作及其今注版本的选择等。这些内部因素对Waley在其《论语》英译本中译者主体性发挥均有影响，下文将选取译者的三个内部因素——译者生活经历、翻译目的和翻译策略，分析Waley内部因素对其《论语》英译本中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影响。例如：

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10]

Waley：The Master said,A true gentleman is calm and at ease;the Small Man is fretful and ill at ease[11].

“君子”和“小人”是汉语中的常用表达。“君子”指具有高尚道德品质的人，而“小人”原指个子矮小的人，但与“君子”相对应时，多指阴险卑劣的人。Waley把“君子”译成“gentlemen”，因为在英语中，“gentleman”意义与汉语相近，但在西方文化中，“小人”却无“阴险、卑劣”之意，故Waley误译成“Small Man”。

该误译与Waley个人生活及受教育经历相关。1889年8月Waley出生，一生喜爱文学和语言。Waley曾在剑桥大学学习，受其导师G.E.Moore（英国籍）和G.L.Dickin（英国籍）影响，喜欢并仰慕东方古代文明，从那时开始致力于研究东方思想及文化。离开剑桥后，他到大英博物馆东方部工作，那时的工作经历丰富了他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同时也为他翻译中国典籍奠定了基础。Waley作为汉学家、文学家和西方人的多重身份对其翻译产生一定影响。作为汉学家，Waley努力将原文的中国文化意蕴介绍给西方读者，但身为西方人这一客观因素又不可避免影响他对中国文化的精确理解，制约了主体性发挥。

其次，从翻译目的看，Waley英译《论语》首要目的是让西方读者了解《论语》编撰者的原意，了解《论语》体现的孔子思想和儒家文化，而非如理雅各出于传教目的的英译。另一目的则是超越之前译本对朱熹注释的过度依赖，译出体现原文风貌的译文。如Waley所说：“There is room for aversion such as mine,which attempts to tell the European reader what it meant to those who compiled it.”[12]故根据《论语》自身语录体特点，译文中采取近似口语的翻译。

最后，Waley在翻译策略选择上也极大体现了其主体性。翻译目的决定翻译策略的选用。Waley英译《论语》主要目的是将《论语》这一体现孔子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作品原汁原味地介绍给西方读者，从而使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故Waley在译文中主要运用异化翻译策略，尽量保持原作风格。他认为在翻译时，应根据原文结构逐字逐句直译，而不是意译，因此在采用异化策略翻译时，多用直译加注释的方法。以人名翻译为例：

（1）季康子问……[10]

Waley:Chi Kang-tzu asked……[11]

（2）孟懿子问孝……[10]

Waley:Meng I Tzu asked about the treatment of parents.Note:A young grandee of Lu,whose father sent him to study with Confucius.He died in 481 BC[11].

《论语》中有大量人名，如孔子弟子的名字、国家统治者的名字、政治家的名字等，很多名字对于中国读者来说都不熟悉，更何况是西方读者。故Waley在翻译“季康子”“孟懿子”之类人名时，采用了直译加注释的翻译方法，目的是使西方读者可以读到不熟悉的中国名字具有异国情调的译文，使西方读者能够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了解中国文化。所以Waley在英译《论语》时，也多次将该策略用于其他人名翻译，如“颜回”“冉伯牛”“子贡”等。孔子思想是通过人物典故和传说体现，故这一策略非常有助于目标语读者理解孔子思想，同时也保存了原文风貌。

异化策略除了用于翻译名字外，还用于翻译宗教或超自然术语，旨在尽可能保持原文化本色。

如：“祭如在，祭神如神在。”[10]

Waley:Of the saying,‘The word“sacrifice”is like the word“present”;one should sacrifice to a spirit as though that spirit was present’.[11]

无论是中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中都有宗教和超自然现象，但关于基督教、佛教、道教和儒学是否有共通之处这一问题，众说纷纭。大多数西方人只信奉基督教和《圣经》，因此圣经中没有的概念——“神”——通常不被基督一神论者接受。但Waley为传达原本中国文化，还是选择把“神”译成“Spirit”，因为中国文化中“神”被人们普遍信奉，就如《圣经》中的“God”一样。

在译文中除了异化策略，Waley也应用以译语文化为导向的归化策略，旨在保存原风貌的基础上，使读者更容易理解原文涵义及原语文化。

四、结论

通过扩展分析译者Waley内部因素以及重点分析外部因素对Waley发挥译者主体性的影响，进一步分析研究Waley译本中译者主体性的体现，说明翻译实践中译者主体性发挥深受内外部因素共同影响和制约，是对多着眼于Waley自身内部因素影响的现有研究更为全面的补充，并进一步挖掘外部因素对其翻译行为以及译文的影响。同时得出结论：Waley译者主体性发挥对译文章节安排、语言表达、表现形式和能否准确达意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既有积极性，又有局限性。因此典籍翻译过程中，要正确发挥译者主体性，既不能忽略，又不能过分夸大。

［1］不列颠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2］岳峰,周秦超.里雅格与韦利的《论语》英译本中风格与译者动机及境遇的关系[J].外国语言文学,2009（2）.

［3］李冰梅.冲突与融合：阿瑟·韦利的文化身份与《论语》翻译研究[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09.

［4］许钧.“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J].中国翻译,2003（1）.

［5］查明建,田雨.论译者主体性[J].中国翻译,2003（1）.

［6］高宁.论译者的主体性地位——兼论翻译标准的设立原则[J].上海科技翻译,1997（1）.

［7］屠国元,朱献珑.译者主体性——阐释学的阐释[J].中国翻译,2003（11）.

［8］Arthur Waley.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M].London:George Allen&Unwin Ltd,1938.

［9］倪蓓锋.从译者主体性角度看《论语》译本的多样性[D].广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05.

［10］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5.

［11］孔子.论语[M].Arthur Waley,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

［12］崔永禄.理解的困惑与译者的意图——阅读《论语》的两个译本札记[J].外语教学,19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