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 峰姚发清

（1.长安大学，陕西 西安 710064；2.西安高新一中，陕西 西安 710065）

作为沉重和寂寞的文学符码，“路遥”之名与诗人臧克家笔下的“老马”意象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两者都是苦难中国的精神镜像，也是对于古老、深厚传统文化的体察和提醒。重提路遥并不只是重温他在文学史上的辉煌成就，更为重要的是期冀和重塑。相对于路遥的质朴和热情，后路遥时代的喧哗与骚动似乎更多迷惘和浮躁。回眸路遥，即仰慕文学理想年代的繁华，凭吊文学永远的精魂。

一、苦难哲学

路遥文学资源中最重要的遗产可能是其有关生活的苦难哲学，体现在其作品中即苦难精神的赞颂和苦难言说的真诚。《平凡的世界》称得上路遥的集大成之作，也是其最重要的苦难丰碑。以往评价大多集中在其通过小说展示的社会转变上。实际上，对于苦难的理解和认同才是其基点和焦点。小说第一章开首“冬天”的自然环境及两个孤独的男女同学孙少平和郝红梅的黑高粱面馍的细节就是路遥进入苦难叙事的最好角度和最佳铺垫。

即便表现贫困的农村生活，即便设置穷苦落后的黄土高原背景，如果不加升华，只是机械或是简单地罗列日常生活的人物与事件，那么小说对于苦难的讲述也不会像现在这样突出，无非做到浮光掠影的程度，而不太可能引发更深一层的关注或思考。好在作者提供了孙少平、刘巧珍等苦难艺术典型，替苦难作了注释，才真正谱写了一曲深沉而炽烈的苦难之歌。如果说孙少安看上去略显旧派，好似柳青《创业史》中的梁生宝，那么弟弟孙少平则代表新时期的英雄或“样板”，称得上全书的主线和中心。两兄弟最大的不同是视野和观念上的差异。正是在这上面，路遥不失时机地辩护和强调了知识和教育在现代生活中的价值和意义。因经济困难，高小毕业后的少安不得不辍学务农，知识的匮乏使其常常陷入麻烦之中。不仅砖窑厂的事业受到牵连而遭受致命打击，连恋爱婚姻的私生活也铸成无法弥补的“大错”。田润叶的痛苦和贺秀莲的肺癌是其中极为惨痛和残酷的代价。相反，高中毕业的孙少平比哥哥起点更高，视野也更广。不仅父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对他不再具有号召力，就是哥哥的创业前景也已不能蛊惑他追随。说到底，他的心理空间大了。双水村的狭小空间根本容纳不下他对未来生活的希望和幻想，他需要更大的世界驰骋自己天马行空般的想象。既是同学又是朋友的同村女孩田晓霞，曾担心孙少平几年后“变成另外一个人”。按照田晓霞的说法：“满嘴说的都是吃；肩膀上搭着个褡裢，在石圪节街上瞅着买个便宜猪娃；为几根柴火或者一颗鸡蛋，和邻居打得头破血流。牙也不刷，书都扯着糊了粮食囤……”在“苦难”思路的设计上，作家不愿也不可能就此“葬送”自己呕心打造的苦难典型。果然，不论是在黄原城背石头，还是在铜城煤矿的井下生活，孙少平的努力和坚持都是对苦难生活最动人也最完美的体验和说明。不仅物质生活如此，其精神世界也彻底经历了“净界”（“炼狱”）的考验。这一苦难主要通过田晓霞的死来完成，加之孙少平因救人而在脸上留下伤疤的义勇行动，成就了两人各自的壮丽和辉煌。相比之下，孙少安的多划猪饲料地和砖窑灾难显然也没有太多性质上的不同——同样塑造了人生，创造了生命和传奇。

路遥的苦难情结并非世俗意义上迂腐的病态，而是其崇高思想和人格的如实写照。除了贫寒的家庭出身和苦难经历的原因外，最重要的恐怕与其对生活和世界的看法有关。在茅盾文学奖颁奖仪式上的致词中，路遥指出：“只有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我们才有可能把握社会历史进程的主流，才有可能创造出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品。”他还坚信：“在无数胼手胝足创造伟大历史伟大现实伟大未来的劳动人民身上领悟人生大境界、艺术大境界应该是我们毕生的追求。”“劳动者”和“人民”的措辞与信念绝不是路遥冠冕邀宠的门面话，而是其真正身体力行的人生抱负和生活目标。故而，路遥的苦难书写绝不是装饰或无聊的自恋。苦难是生活本质的外化，是前进和活力的源泉。所以，路遥始终歌咏理想，赞颂劳动和土地，并把幸福真正建立在上面。《姐姐》（又名《姐姐的爱情》）就是如此。当姐姐小杏的恋人知青高立民考取北京一所大学后，本没有嫌弃“反革命”男友的姐姐反而遭到对方抛弃。在作家看来，姐姐的苦难生活本身才是常态。最可信赖和敬仰的还是说出“土地不会嫌弃我们”的坚实而诚挚的爸爸。相对于高立民的浅薄爱情来讲，爸爸的父爱才是最博大、最深沉的。与此同时，“在这亲爱的土地上，用劳动和汗水创造我们自己的幸福”的结尾也具有同等意义的升华。

现在看来，路遥的小说或有单纯、时代局限等瑕疵，诸如《风雪腊梅》与《青松和小红花》这类作品，不仅象征物象直白、新意不足，以至于带有作家自己所说的“文革”味，就是内容上也似乎枯泛而平平。老实说，这样的小说很难进入“文革”后创新样品的队列。不过，在路遥的苦难框架下，此类作品自有其不容替代的现实意义。苦难锻造了人性，而暴风雪则成就了金灿灿的腊梅花。《风雪腊梅》中经历了吴所长和男友康庄逼婚的冯玉琴最终勇敢地辞去地区招待所服务员的工作，打算回到穷山沟的老家，以守护作为财富和具有救赎品格的苦难。《青松和小红花》里的知青吴月琴和乡党委书记“黑煞神”冯国斌也是由误解到理解。小说结尾，吴月琴“青松和小红花”的国画再恰当不过地说明了她与冯国斌共同的精神境界和人生追求。苦难见证了他们美丽的人生。相反，过错和弯路却是无视与敷衍的后果，是对人性扭曲和遗忘苦难的惩罚。所以，康庄受人鄙视的处理才理所当然，而冯国斌和吴月琴的理解也才能建立在对于对方苦难的同情与呼应的基础之上。当然，路遥绝不是为苦难而苦难，而是借苦难昭示和召唤幸福，成为朝向幸福的苦难。

二、苦难态度

承认苦难，正视苦难，才能保证直面苦难时保持正确态度。从艰苦环境中走出的作家从不缺少迎接苦难生活挑战的热情和斗志。《平凡的世界》的创作即是热情和斗志最为强烈而集中的体现。骨子里的奋发进取促使路遥一再设定本不必加诸自身的类乎自虐的目标，不过，上述热情和斗志最终调动了路遥全部的力量，不仅战胜苦难、再造苦难，而且还突破自身调控和整合的极限，与苦难共舞，最终超越苦难，迎接新生。从某种意义上说，路遥之死正是他与苦难决战的结果。众所周知，路遥所处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正是理想和激情的时代，也是又一次解放和更生了的中国对于苦难再次发动总攻的时代。所以，即便在身体处于极度疲惫的状态下，路遥的顽强意志也没垮塌，更不轻言放弃，并汲取柳青没能完成《创业史》全部创作的教训，誓言决不再让“真正的悲剧”和“永远的悲剧”重演。路遥曾形象而幽默地称之为“一次带着脚镣的奔跑”，言下之意，即便终点是死亡也在所不惜。正如其本人所言：“只要上苍赐福于我，让我能最后冲过终点，那么永远倒下不再起来，也可以安然闭目了。”[1]这种洒脱的“忘我”精神无疑是对伟大时代的精神共鸣，而更多源于他对苦难的不懈抗争、征服甚至认可。

路遥面对苦难时的从容和坚持已使其超越简单人格的层面，而进入诉诸字里行间的文格高度。如果从写作伦理出发考查路遥小说人物，不难发现他在人物性格刻画和命运设置上的构思标准和选择。可以说，即便能够设置和展开富于意义生成可能性或复杂性的角色，在路遥那里，也很容易因为苦难精神的缺失而受到冷落甚至丑化，王满银就是例子。“文革”时的劳教自不必说，随着社会的变化和进步，本可大显身手的王满银却出人意料地并未走入读者的期待视野，个人致富的精明反倒迷失在如鱼得水的新时代，甚至陷入罪恶深渊。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的流荡和不思进取，因此养成的轻浮和堕落最终造成与苦难精神的疏离。同样，高加林这一形象也在超越常规的程度上背离路遥在时代和文学热情坐标中形成的惯常审美规范。高加林在刘巧珍和黄亚萍之间的选择无可挑剔地反映了现实选择上的合理性，但在倾向于苦难和奋争的作家思想框架下却成为最大的冒犯和过错。在如此不平衡的混乱里，不仅刘巧珍同意与马栓结婚并很快办事的决定是抽在高加林脸上的重重耳光，就是黄亚萍不咸不淡的分手处理也成了内定的嘲讽。显然，高加林错过了最宝贵的“人”，也丢掉了赖以生存的根。他的悲剧必定无可挽回、无法改变。

面对形形色色、起起落落的八十年代文学新潮，路遥并没有盲目跟风，而是坚持自己的方向和理想。属于自己也属于时代的方向和理想必然植根于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就像老根生发的花叶，带着关中广袤大地的“土气息”和“泥滋味”。路遥从不轻视独立自由的个性，但却更看重人民和生活的天地，只有在此意义上，才能充分深入地理解其朴实、深沉、炽烈而又壮丽的风格和追求。路遥一篇题为《痛苦》的短篇小说，实际上并非一味展示痛苦，而是咀嚼痛苦，化汁液为营养，从痛苦中获得力量。小说中的小丽是高大年痛苦的制造者，但生活的严峻并不在于痛苦本身，而是面对痛苦时的态度。小丽因为考上大学而向落榜的恋人高大年委婉地提出分手，小丽也许并没有什么过错，正像父亲高仁山和大哥在大年考上大学之后所持的同样态度一样。路遥的气魄恰恰在于他对包括痛苦在内的苦难的尊重，以及战胜苦难的意志和力量。高大年曾抱定信念：“痛苦的火焰同时也烧化了痛苦本身。”在他看来，“我曾痛苦过，但因此也得到了幸福”。路遥也曾说：“文学本身就是一种困难的事业”[2]。故而，以“困难的事业”的文学去讲述生活的困难在路遥来看就是一致的。高大年能够化痛苦为幸福毕竟还是理想结果，《月夜静悄悄》中的大牛就没那么幸运了。大牛心中的恋人高兰兰即将嫁给地区商业局的司机。在其出嫁前夜，大牛痛苦至极，即便兰兰本人也没办法平复他悲伤失望的内心，以至于其要砸汽车以泄愤。路遥表面上是借爱情的失落书写痛苦，实际上却是对程度不一的农村痛苦甚至痛苦本身的理解。很多时候，痛苦就是生活，甚至就是人本身。

路遥正视苦难的勇气和毅力不仅来自于其年幼时便已习惯和适应的艰苦环境，更主要的还在于其超越性的精神追求和力量。没有哪一个从他那个时代走来的作家不经历苦难生活的磨砺，但深刻而独特地化为文字烙印的却不能不提到路遥。经历“文革”灾难的作家中，路遥的乡村与文学情结颇具代表性。他“城乡交叉地带”的小说堪称乡村题材里程碑式的标志。作为承上启下的“地标”式作家，路遥及其作品的精神“土壤”正是土地和生活。只有在“土地”层面上，才能理解他在文学创造和流派上的态度，也才能理解他想急切表达的观点，即“只有在我们民族伟大历史文化的土壤上产生出真正具有我们自己特性的新文学成果，并让全世界感到耳目一新的时候，我们的现代表现形式的作品也许才会趋向成熟”。只有在“生活”的标准下，才能理解他对于好人和坏人标准机械式分类的反感，也才能理解他所说“和真正现实主义要求对人和人与人关系的深刻揭示相去甚远”[1]的内涵。上述两者的结合建构了路遥的人生，反过来也成为他鲜明、深厚民族传统作品特色的注释。《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的形象即是路遥诠释生活和土地精神的典型。路遥对于土地的赞美恰恰像是对于苦难的理解——生活不是苦难，但生活不能没有苦难精神。同样，土地就是家园，也是生命，但却不应也不能束缚在土地上固步自封，要拿土地和生活的精神扩大土地和生活的空间。高加林的失败就在于，他在泼掉脏水的同时也一并倒掉了婴儿，成了对二者同时的背叛。孙少平的可贵则在于他有闯荡世界、实现自我价值及确证自我力量的热情，同时怀着一颗土地般的心，诚实、坚定地召唤“世界”与“大地”（海德格尔语），求得与他们心灵的维系。所以，他才能够赢得信任和尊重，或者说赢得耕作土地般的回报。相比而言，哥哥孙少安则显得局促多了。作为社会大变动中的一角，作家毕竟没有囿于知识与环境的阈限，而是更多地给予同情，以艰难前行的面目加以呈现。两兄弟同样拥有土地般朴实而厚重的性情，小说对此并没有特别作一褒贬，但生活却在其间区别开来，正像路遥在好人和坏人间所作的对比那样。

三、精神方舟

路遥的意义不只是苦难，还体现在“精神”上。作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的代表性作家，路遥的意义不妨在理想和激情的层面或维度上来解读。不论理想还是激情都并未远离那一时代为人耳熟能详的“精神”一词。作为思想解放运动的产物，“精神”几乎成为文学的同义语。就路遥而言，理想和激情不仅在于积极而热烈的追求上，更在于把握世界和确证自我的主导甚至是唯一的方式上。

在评价一直以来的“偶像”——前辈作家柳青时，路遥把重心提到“更宽阔的世界和整个人类的发展历史”[3]的空前高度，远远超出其曾醉心其中的“生活小故事”范围。同样，在总结陕西著名作家杜鹏程的经验时，路遥也偏重在“自我折磨式的伟大劳动精神”的追求和魔力上。最早带给路遥文学声誉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就是如此。在其“伯乐”“百花”时代老作家秦兆阳看来，小说的成就除了平凡而伟大的精神力量外，更多体现在“能够捕捉生活里感动人的事物”之敏锐和毅力上，而这种“捕捉”能力无疑是强大“精神”的产物，仅靠技术无法做到。如果离开精神超越的“念头”，《平凡的世界》的完成也将是不可思议的[1]。不难理解，在物质贫乏的年代，就支撑作家信念而言，再没有比“精神”更现实与合适的了。即便是在最困难时，孙少平也没有停止对书籍和精神的渴求，而最高境界的爱情也必定建立在精神的吸引和相知上。田润叶和孙少安的爱情悲剧不能不归咎于后者的精神孱弱，意在暗示教育缺失和知识匮乏的精神症候，同时，田润叶和李向前的重归于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调控过剩物质之后的会合，是精神不懈的最好补偿。为此，连李向前的残废也成了可以乐观的代价。路遥十分在意精神的充实和饱满带给创作的效用，一旦遭遇精神危机，总会只身进入家乡的大沙漠里，“接受精神的沐浴”，怀着“朝拜”的心情进入“人生禅悟”[1]。

与“七月派”的路翎相似，路遥的创作过程也是精神搏斗的过程。《平凡的世界》的艰苦不必赘言，即便是中篇小说《人生》也“苦闷了三年——苦不堪言”。由此，路遥甚至得出结论：“收益如何，看你对自己能狠心到什么程度”[4]。这一想法不仅说明他对精神的倚重，同时也成为他在事实上的自觉认识和实践，就像其本人所言：“文学创作是勤奋者的一种不潇洒的劳动，而且在心理和精神上要有一种思想准备，准备去流血，流汗，甚至写得东倒西歪，不成人样，别人把你当白痴”，也即“燃烧自己”[5]。在这样的思路下，精神不仅是唯一的，也是最可宝贵的。《匆匆过客》里的青年妇女和男青年的冲突正是为了一个共同目的——为瞎眼老头买归乡票，一个精神的童话。最后，小说中的“我”也同样怀着庄严的心情让出了回家的票。一个高潮连着一个高潮，都是精神的仪式和感动。《惊心动魄的一幕》的感动同样体现在县委书记马延雄的舍身取义和奋不顾身的崇高精神境界上。虽然不止一次地对于盛行的所谓好人和坏人的两极分化做法表达强烈不满，但在高加林的形象上，路遥并没有因为性格的多样化和生活的复杂性而放弃对源于最严酷的精神残缺人生的深刻批判。笼统地概说“精神”似还不够准确，而是更具体表现在一个个启示性物象上，举凡生命、土地、道路、河流、人民等。一切只有在精神的国度里才见意义，连路遥自己也在精神的长路上奔命。所以，《人生》《平凡的世界》既是其精神的成果，也是其克服和超越的精神长征里程碑。在《平凡的世界》进入“收官”阶段后，当他写字的手因发抖而“像鸡爪子一样张而握不拢”[1]时，路遥的精神“受虐”已然达到难以想象的地步，其精神的乌托邦也随之跃上一个全新高度。

路遥作品普遍性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他对自己最熟悉的农村和城市“交叉地带”生活的有力再现。某种程度上，农村和城市的对比可置换为物质和精神上的对立。作为同时深入了解两种生活的作家，路遥始终没有动摇过他在彼此和轻重上的态度与抉择。1992年当疾病最危重时，路遥还是决定留在家乡延安而不是转到条件更好的省会城市。颇能说明问题的是，成名之后的路遥依然延续朴素风格，绝不措意于物质享受。一件50块钱的仿羊皮夹克已足以安抚他所有的痴心。当然，最集中最深刻的表现还在其小说人物性格和命运的设置上。《你怎么也想不到》中，郑小芳和薛峰之间爱恋与否完全建立在对乡村与城市的取舍上。《风雪腊梅》中，冯玉琴的决断和思恋则如雄浑而广袤的山野般博大，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康庄瑟缩在城市之前的委琐和奴相。高加林的人生悲剧实质上也是城市的悲剧，是离开乡村所付出的代价。有人曾把高加林和于连并举，但在同情的态度上，包法利夫人的城市堕落似乎在路遥作品中留下了更多烙印。相反，以弟弟王天乐为原型的孙少平之所以未受侵犯和毒害，乃至湮没在五光十色的城市中，关键也在乡村方式的维系上。能吃苦和精神生活的强健其实是一物正反的两面，但都源于乡村情结及其诗意。孙少平未在面对城市眩惑的震惊中迷失，而是顽强地外化自身，尽显力量和本色，靠的正是双水村和东拉河家乡的苦难精神。孙少平相信，“幸福不仅仅是吃饱穿暖，而是勇敢地去战胜困难”，同时还要“忘掉温暖，忘掉温柔，忘掉一切享乐，而把饥饿、寒冷、受辱、受苦当作自己的正常生活……”显然，路遥不仅在乡村和精神之间划上等号，而且还有意美化，直至塑身为精神源泉和圣殿。

农村和城市的交叉坐标确定了路遥的精神姿态和写作伦理。像大多数出身农村的作家一样，路遥的选择没有躲避仁厚温暖的土地的召唤。同时也像他所譬喻的黄河和长江一样，路遥也不拒绝来自城市的诱惑。有趣的是，当吸烟成为凝定精神的传统方式时，路遥也同时养成喝咖啡的精神召唤习惯。时代的可能性提供了新的精神反思渠道。不过，路遥的精神资源始终维系在天空和大地之间的乡野。这样的资源不只是《平凡的世界》的命名根由，同时也是他在这部呕心沥血之作中坚守传统现实主义方法而非“一窝蜂地用广告的方法构起漫天黄尘”[1]的现代派手法的最大动机，正像杜丽丽和古风铃的婚外情带给丈夫团地委书记武惠良的冲击一样。

四、过渡人生

路遥的意义也许是在“过渡”。不仅文学史上的地位如此，就是他本人也处在“过渡”阶段中。“城乡交叉地带”的取材范围不必再说，连他遽然病逝的年龄也在人生的中途，正如其言——“‘正午’时光”[1]，一个“过渡”的时间。他最成功的艺术典型高加林和孙少平何尝不是如此。不像祥子的悲剧收场，也不像陈奂生的阿Q式批判取向，路遥并不给他的主人公命定的结论，即便是走了弯路的高加林也不乏希望，“像一个热血沸腾的老诗人，又像一个哲学家”的德顺老汉就是他人生“紧要处”（柳青语）的“向导”。难怪很多人要求续写时，路遥不仅拒绝，还强调：“对我来说，《人生》现在就是完整的。”[2]“完整”的意义并非没有“不足”，也不是不再需要“展开”，也像路遥“想深入研究这个改革的各种状态，以及人们的各种心理变化”[6]一样，高加林“还没有成熟到这一步”[6]的状况实际上是路遥“过渡”论的产物。正如他在回答“高加林下一步应该怎样走”时所言：“他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应该由生活来回答，因为生活继续在发展，高加林也在继续生活下去。”[6]源于生活的信念和实践甚至成为路遥批判的准则，如称赞李天芳、晓雷的小说《月亮的环形山》，“最主要的是对生活的深切感受和理解”[7]。认为批评家李星文艺批评的最大优势，“在于他既拥有深厚的实际生活感受又有扎实系统的专业理论功底”[8]。看人如此，待己也一样。在《平凡的世界·后记》中，路遥指出：“要旨仍然应该是首先战胜自己，并将精神提升到不断发展着的生活所要求的那种高度，才有可能使自己重新走出洼地，亦步亦趋跟着生活进入新的境界。”[9]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他对心灵的敬重正是生活题中应有之义，都是“过渡”的自然结果。

苦难、精神和过渡三者并非互不相干。苦难是精神的具体表现形式，精神则是苦难的集中概括，而过渡又把苦难和精神联系起来。正因为过渡，才更加突出苦难和精神的价值。在物质文明大大提高的今天，苦难精神更显必要。路遥之死或是一个时代结束的标志，似乎暗含过渡，但其苦难精神却永不过时。毋庸讳言，路遥之被关注和纪念正在于此，路遥之说不尽也同样在此。

［1］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M]//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

［2］路遥.答《延河》编辑部问[M]//路遥.路遥文集2.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3］路遥.柳青的遗产[M]//路遥.路遥文集2.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4］路遥.关于《人生》和阎纲的通信[M]//路遥.路遥文集2.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5］路遥.写作是心灵的需要——在《女友》杂志社举办的“91之夏文朋诗友创作笔会”上的讲话[M]//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

［6］路遥.关于《人生》的对话[M]//路遥.路遥文集2.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7］路遥.无声的汹涌——读李天芳、晓雷著《月亮的环形山》[M]//路遥.路遥文集2.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8］路遥.艺术批评的根基[M]//路遥.路遥文集2.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9］路遥.平凡的世界·后记[M]//路遥.路遥文集5.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