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永辉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河北 秦皇岛 066004）

人物是文学创作着力表现的对象，人物塑造成功与否常常成为衡量作家艺术才华和作品艺术性的标尺。作品是作家通过艺术化手法对现实的一种反映，阅读作品仿佛透过作家提供的一面镜子，重新审视人们寓居其中且习以为常的现实。跟随作品中的人物，透过新视角总会打开一个熟悉又未知的世界。当作品中的人物携带着他（她）的现实闯入读者情感世界时，读者也会在反思中、在因果链条中寻绎特定环境与人物思想、性格形成之间的关系。“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受此影响，读者往往会在被激发的乡土情怀中发现“乡土”在上述关系中的重要性。阅读和接受的过程包含一种“透视的眼光”，穿透人物和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便能一窥作家的思想世界及其塑造人物的法宝。在阅读作品的过程中，萧红和布勒特·哈特笔下浓郁的乡土情怀激活了读者心中深藏的乡土意识，当读者将这种乡土意识投射到作品人物身上时，作品便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中国的东北，自有历史记载以来就是一片蛮荒之地。从民族构成上说，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封建时代一直生活着被华夏民族视之为“四夷”的“北狄”“东夷”等多个少数民族。以山海关为界，出关即是由文明进入野蛮未开化之地的标志。从国家版图上看，东北一直被作为“边裔”（“边疆”，特别是黑龙江）。作为极寒之地，由于生存条件艰苦及地广人稀，这里又成为流放犯人的地方。从历史角度看，东北在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和中国近代史中占有重要地位，最显著的事件即是被称为“闯关东”的东北大开发。至新中国成立后，又兴起把“北大荒”改造为“北大仓”的开垦运动。作为“跨世纪”的重要历史事件，它与美国历史上的“西进运动”交相辉映。美国西部地域的广袤、长期生活于此的少数民族、西部在美国历史上作为未开化之地的象征（“边疆”）及其在美国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等综合因素，与中国东北的特点极具可比性，因而地域文化的书写成为本文关注焦点。

土生土长的人对本地复杂的历史文化有着深刻认识，当本地产生具有书写能力的人，他们也就成为地域文化的书写者和先知。就萧红而言，她的出生地为其笔下的文字着上一层黑土地独有的颜色，而那条在黑土地上流淌的美丽呼兰河也构成其作品的重要背景。美国乡土文学作家哈特，被人尊称为“地方色彩之父”、美国西部故事的鼻祖，描写了真实且具有时代感的美国西部。萦绕于萧红心头的黑土情结与哈特笔下的西部情怀，在作品中具有共同的情感质素，这是作家作品可以类比之处，促成文化的比较。然而，由于地域不同，国度不同，乡土情结在作家作品中的表现也像人的面目——五官皆具而相貌各异。这是由作家个人在独特地理环境中不同人生经历以及地域风俗习惯差异造成的，这些客观差异左右作家的主观表达，影响其对同一主题的表现。本文拟就此对两位作家的作品进行比较分析，试图揭示上述差异，并对二者作品中体现出的乡土情结进行文化反思。

一、萧红与哈特作品中小人物形象体现出的地域精神

所谓边疆，弗雷得里克·丁·特纳称之为“野蛮与文明的交汇处”。边疆作为荒蛮和文明交界的特殊地域，其存在的特殊性决定了其文化特点：“融合”与“对抗”。中国的黑龙江与美国的西部地区恰恰符合边疆特性。20世纪30年代，美国作家玛丽·奥斯汀就曾指出：“所有艺术都来源于人们的爱恨情仇，而这些情感又形成于当地环境。地方环境左右着人们的饮食起居、衣食住行、播种收割。”[1]

（一）萧红生活的家园

虽然中国北部的黑龙江与美国西部皆属边疆地区，但其地域精神却有所不同。荒蛮与文明对抗的不同程度是造成这种差别的重要原因。

萧红生活的呼兰县，在20世纪20年代距离清朝末年开禁后的大规模开发不过三四十年。由于地处边远，辛亥革命后中国所经历的社会变动对此地影响很小。同理，近代文明的发展也比其他地方迟缓得多。在这样一个自然环境严酷、偏远、荒凉、尚未完全开化的地方，人们吃不饱穿不暖的现实和传统思想宗法社会的负面影响交织在一起，从这一点上说，萧红笔下在东北黑土地上生活的人面临更沉重的生存压力，在这种压力下，他们的生命显得更加渺小和脆弱。但这绝不仅仅是中国北部边疆人民精神生活的全部。艰苦的自然条件磨练出这方土地上人们的坚韧性格，使这片黑土的边疆精神极具阳刚之气，并兼具开拓、闯荡、狂放、自由等精神。黑土边疆文化的丰富精神内涵，因承袭了历史包袱而多了份历史沉重，但在这份沉重下，也有人们对理想的呼唤和为爱情的抗争。

在萧红作品中出现的小人物形象，如：在经历人生苦难时，王婆的坚韧和顽强；黑土文化中的粗犷、豪放在寡妇们对天盟誓情节的描写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还有真诚坦荡、敢做敢当的王大姑娘，和具有豁达、乐观与执着精神的冯歪嘴子。这片黑土养育了具有这些品性的一类人，体现出属于这片黑土的地域精神。

（二）哈特笔下的美国西部世界

1983年，美国总统里根曾言：“如果我们理解了（西部）这段历史，我们就会更好地理解我们的人民是如何看待他们自身，以及他们对美国抱有的希望。”[2]由此可知，“这段历史”在美国的重要性。对美国作家来说，边疆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对西部小说家而言。

布勒特·哈特是国际上首位因描写美国西部而著名的作家。他笔下一系列的加利福尼亚故事把美国西部土地上人们的边疆精神发扬光大。可以说，边疆精神是哈特作品竭力表达的精神主旨。

美国西部运动是拓荒者的开拓运动，这场持久的运动形成了冒险、统一和民主等西部边疆精神。特纳指出：“封锁去路的莽莽森林，峭然耸立的峰峦叠嶂，杳无人烟、荒草丛生的草原，寸草不生、一望无垠的荒原，还有干燥的沙漠，彪悍的蛮族，所有这些都是必须加以征服的。”[3]哈特描写的矿工并不畏惧自然条件的艰险，在自然条件极其恶劣且人烟稀少的矿区搭建帐篷寻找矿石，正是矿工冒险精神的写照。

纵观美国历史，其版图伴随对他国土地的收购和以战争手段进行掠夺而不断扩大，先后从法、西、俄、墨等国家获夺领土，这些新并入美国的边疆成了多民族融合的地域。在征服与对抗、反抗与控制、碰撞与融合的历史中，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在此汇聚成为西部精神。哈特笔下的加利福尼亚原为墨西哥领土；“淘金热”吸引了大量中国人赴美，有关中国人的创作是哈特乡土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历史学家比林顿认为，布勒特·哈特所描写的矿区边疆是最能体现这种平等精神的地区。在“西进运动”的洪流中汇聚来自不同地域、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人，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行为方式背后，他们的淘金梦却统一在西部文化的底色之中，一种渴望抹平一切外在差异的“平等”精神也在这一底色之中慢慢成长起来。然而，这些社会地位、身份各不相同的人聚居在一起，组织管理的混乱、利益的冲突不可避免，加之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如何落实“公平”“民主”精神成为核心问题。时间是最好的故事讲述者，哈特小说中的矿工“自我组织”很好地解决了上述问题。由于矿工行为的“自发性”（没有政府或其他组织的强权干涉），这种组织形式便先验地奠定了西部文化中“公平”“民主”精神的基础。翻开美国历史，对照哈特的作品可以看到，在边疆矿区，矿工直接选举产生的“临时政府”集中解决了矿区各种纷争，在确保个人利益的基础上实现公平，这种并不完全的民主是现代民主制的雏形。

不同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文化进程，使同处于边疆的中国黑龙江与美国西部在两位作家的作品中体现出不同的精神面貌——黑土地的狂荡、任性倔强、自由等精神与美国西部的冒险、民主等精神。但无论是萧红作品中的小人物形象，还是布勒特·哈特作品中的小人物形象，都与他们生长的那片土地有不可割裂的关系。

二、萧红与哈特作品中的底层小人物形象

（一）萧红作品中社会底层小人物之彻底毁灭

鲁迅说，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萧红作品中的小人物有其各自的悲剧，挥之不去的悲剧性构成萧红作品的时代底色。萧红与哈特作品中小人物形象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生活在社会底层，如寡妇、农妇、雇农等；他们的结局大多是迈向死亡，即使活着也如行尸走肉般。萧红以一个受到新思想、新文化洗礼后的现代新女性眼光来审视和反思黑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方式。其作品中的小人物形象表现出来的精神意识很多时候表现为无意识，或冷淡和漠然。他们视生死如天冷加衣、天热减衣一样，其精神麻木昭然若揭。他们对身边人的生死满不在乎，没有同情。小团圆媳妇洗澡的场景把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畸形意识表达得淋漓尽致——人们都来观看，这场生死被人们当作生活中的一场热闹。又如人们对冯歪嘴子和王大姑娘结合的冷酷反应——他们遭到磨房掌柜的驱逐，人们跑到冯歪嘴子居住的地方看热闹，还有“吹风的，把眼的，跑线的”，甚至在冯歪嘴子老婆去世时还在看热闹。

黑土地上的人们渐渐失去生存的活力，他们习惯于鉴赏他人的痛苦，而鉴赏完毕后又会感到厌烦和唾弃，并报以又冷又尖的笑。也许可以“庸众”概括萧红小说中的许多小人物形象。他们的灵魂里充斥着传统思想，并且和血液融为一体，具有巨大的破坏力量。这使他们害人而不知，犯罪而不成。萧红对故乡的人民深怀同情和悲悯，但这种情感中也饱含对愚昧落后的宗法社会的无情嘲讽与否定。这是其作品批判精神的具体体现。

除了活着的人外，还有那些走向死亡的人。如萧红第一部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王阿嫂身为雇农，天天为地主干活，丈夫却被地主活活烧死，在为地主干活时其因怀有身孕低头喘了口气而被地主踢死，落得个一尸两命的悲惨结局。《生死场》中那位渔村最漂亮的女人月英，因患病卧床不起，结果成为丈夫发泄怒气和不满的对象。因其没有利用价值，丈夫对其非打则骂，临死前她还在向丈夫苦苦哀求：“你……给我一点水吧！我渴死了。”男尊女卑的观念，夫为妻纲的男权文化，人性的邪恶，在月英的命运中被放大。月英的遭遇只是千万个渔村妇女的缩影，反映了其时女人低下的社会地位。

萧红笔下的小人物在这片黑土地上生活着、挣扎着，他们的种种不幸凝聚在悲剧命运的主题下。小人物一个个走向死亡，展现出作品浓重的悲剧性。

（二）哈特作品中社会底层小人物之精神救赎

哈特作品描写的大多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他们有的是赌棍，有的是妓女，有的是酒鬼，有的是流浪汉，有的是抢劫犯，然而不论他们有过何种罪恶，最后往往能表现出人性中美好的一面。可见其更善于通过人物的自我精神救赎来塑造有血有肉的小人物形象。

哈特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始终确信真善美居住在人的内心深处，一个人无论有过什么样的过错，都有可能获得救赎。《咆哮营的幸运儿》中的主人公是群淘金者，他们打架、赌博，无所畏惧。但是他们心中善良的种子却因为一个孤儿而再次萌发——一群曾天不怕地不怕打架斗殴的男人精心看护一个孤儿。肯塔克这个平凡的小人物在拯救婴儿的同时也拯救了自己的灵魂。与《咆哮营的幸运儿》同主题的小说《帕克滩被放逐的人们》描写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赌徒、妓女等在困境中体现出的善良品质。妓女“席浦顿妈妈”为了拯救他人，把节约一个多星期的全部粮食送出，自己却离开了人世。赌徒把暗地里用旧马鞍做的一双滑雪鞋交给他人去求救。当救援者到来时，那个连自己都不会照顾的“公爵夫人”已经冻死，而在此之前“公爵夫人”一直在困境中照顾他人；赌徒见此，自尽去世。虽然他们曾经犯错，但心是善良的，哪怕最后付出生命的代价也选择拯救他人，用生命唱出挽救灵魂的安息曲。

哈特作品和萧红作品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并不给人以完全的绝望，往往让处于绝望边缘的人死里逃生——完成自我救赎。《满潮标》中，一位怀抱婴儿的母亲靠在圆木上，漂浮在泛滥成灾的河流中，最后圆木搁浅了，停在沼泽里，让母子二人获救。后者通常客观地把人的悲哀呈现出来，让读者品味小人物的命运，反思小人物的悲哀。萧红所写的小人物形象给人一种彻骨的寒冷，而哈特描写小人物时，却让他们进行灵魂的自我救赎，使读者在寒冷中感受到人性中透出的一丝温暖。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深刻的对人性的洞察力，这样的艺术表现力是很难想象的。

无论是萧红作品中小人物的悲剧性命运，还是哈特作品中小人物的自我救赎，其实都源于作家对故土上生活着的人的爱。两位作家作品中的小人物形象均以悲剧的角色定位，他们是平凡的，没有命运的起伏跌宕，没有超越一般人的勇气和非凡业绩，他们的悲剧更类似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所言的“日常生活的悲剧”：人们了解到社会的种种阴暗面，比如萧红作品中扭曲的集体意识，哈特作品中的拜金主义、权力至上主义。

三、萧红与哈特作品中乡土情结的文化反思

萧红和哈特两位作家都不仅仅停留在对故事表面的描写上，而是能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发现惊心动魄的本质，能在被忽略的小事中，找到让现代人反省的哲理，通过这种深层次的挖掘展现出一种文化反思和批判意识。

萧红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揭露东北那片土地上让人震惊的现实，而哈特用现实主义的纪实手法揭露西部现实的阴暗面，揭露淘金潮时期财富大量积聚背景下社会底层人的生活。艺术的真实来源于现实，对家乡的描写，对家乡人命运的勾勒，对小人物身上内含的时代悲剧性的揭示，蕴含了作家的爱与恨、痛与思，这便是乡土情结中最常见的内容。萧红和哈特通过分析小说人物的悲剧，对社会制度进行控诉，让人意识到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下人物悲惨命运产生的必然性及其根源。两位作家作品中的人物表面上是被他人或自然环境夺取了生命及幸福的生活，实际上是社会不负责任、缺乏对下层人民关爱和制度无序造成的。萧红与哈特的作品为乡村小人物争取到了话语权，通过他们的笔，没有话语权的小人物在历史上留名，虽然微不足道，却对后世想了解那段历史的人弥足珍贵。两位作家描写人们对待生命的态度，刻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把人生的种种无奈与人性的善恶熔铸在文字里，捧读他们的作品，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以及对生命的漠视跃然纸上，对人生、人性的关注引起深深的反思。而哈特作品中灵魂救赎的主题，也许可以视之为一种启示：生活的价值在哪里？尊严对于一个人的意义是什么？

萧红和哈特通过这些悲剧故事，将生命中美的一面、人性中善的一面展现出来，使读者认识了特定时期中国东北的“黑土地”及美国西部社会的真实。作家把个人的乡土情结升华为对一类人（小人物）命运的关注和思考，作品鲜明的现实主义精神凝聚了那段历史的价值。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个人日益渺小，严峻的生存压力和快节奏的生活侵蚀着人的存在感，现实生活的伦常性、工作的匆忙极易将人对生命、人性、人生的思考逼至一个狭小的角落。在“碎片化时代”阅读萧红和哈特，他们以冷峻的笔调讲述的故事还原了被“遮蔽”的真实，正是其作品中表现出的真实的存在感在读者心中唤起了共鸣。共鸣即认同，在这种情感的真实中，读者的文化心理结构和作品蕴含的精神气质相契合。不可否认，乡土情结正是在剥离了作家的外在差异（时代、地域、文化、性别等）之后沉淀下来的超越时间和地域差异的东西，它存在于人的心底，经由作品，读者在心中发现了它，进而引导其在浓重的乡土情怀中揭开历史真实的一页，还原乡土社会与乡土文化的真实面目。

［1］Mary Austin.Regionalism in American Fiction[J].English Journal,1932,21（2）.

［2］Murdoch,David Hamilton.The American West:the Invention of a Myth[M].Wales:Welsh Academic Press,2001.

［3］卡尔金斯.美国扩张与发展史话[M].王岱,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