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杀俘”问题

2015-03-20吴穹

文化学刊 2015年8期

关键词：食人白起道德

吴穹

（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贵州贵阳 550025）

论中国古代“杀俘”问题

吴穹

（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贵州贵阳 550025）

“杀俘”通常被认为是非人道的野蛮行径，但中国古代“杀俘”并非一直被排斥，其中所映射出的道德观念的形成和变动并未引起太大关注。本文力图在既有文献的基础上，通过数个微观的视角来看待“杀俘”，从而为道德的考察提供一些史学层面的新维度。

杀俘；道德；源起；态度变化

俘，《说文解字》：“军所获也”。［1］俘虏是战斗时被敌方擒获、丧失人身自由的一类特殊群体，如何处理在古今中外皆具普遍意义，将其处死无疑是最极端亦备受争议的一种方式。杀俘①杀“俘”和杀“降”有区别。“降”有主动的投降行为，“俘＂包括经抵抗后被擒的敌人。本文之“俘”是最广义上的俘虏，不做概念上之细分。容易被简单归结为情感宣泄、消灭敌方力量、予以震慑等目的，其深层动因及其接受史中可窥见，道德构建常被忽视。

一、杀俘源起汇考

（一）因食用需要而杀俘

中国古代食用人肉的事件不少，郑麒来将中国古代的食人划分为求生性食人与习得性食人。［2］把所俘获的敌方人员当作纯粹意义上的食物是“求生性”的，最早可追溯到原始社会。在战争中，作战双方在战场上互吃对方的人。［3］有大量学者援引人类学家魏敦瑞的研究成果，认为北京人会攻击同类后吃肉吸取脑髓。［4］［5］《南州异物志》曰：交、广之界，民曰乌浒……辄出击之，利得人食之。［6］

（二）因祭祀或殉葬而杀俘

还有一种因祭祀或殉葬而杀俘。②此处的祭祀和前文所言“得人肉而祀”的“祀”之差别在于，这时俘虏不再具有食物的功能。小屯殷墟西北岗的人头祭祀坑中的人骨具有多种系的特点，证实殷人同周边邻国战争后俘获来了不同的异族俘虏。［7］乙七基址南面的100多座祭祀坑所埋有人牲，极有可能是被掳掠的战俘，是祭祀祖先神灵或殉葬时的牺牲。［8］

《逸周书·世俘解》记载：“伐右厥甲小子鼎大师。伐厥四十夫家君、鼎帅、司徒、司马，初厥于郊号。”

根据顾颉刚、李学勤等人的研究，这句话大致可以理解为小子、大师等人被杀以祭。［9］［10］周朝在杀俘时并没有任何道德上的顾虑，还将其作为值得标榜的事迹予以记载。

（三）因难以处置而杀俘

担心无法控制而杀俘，数量有时不在少数。

长平之战白起所杀数量一直多被质疑，考古发掘未能证实人数有如此众多。［11］然根据“秦奇兵二万五千人绝赵军后”可判断，需要二万五千人堵截退路的敌方部队不在少数，故白起在此役中因顾忌“赵卒反覆”而大量杀俘确有其事。

《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羽乃召黥布、蒲将军计曰：“秦吏卒尚众，其心不服，至关中不听，事必危，不如击杀之，而独与章邯、长史欣、都尉翳入秦。”于是楚军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于新安城南。

史籍中项羽在短时间内杀掉了二十余万人也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12］［13］但显然受粮草供应、降卒反叛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杀俘便成为惯常选择。更重要的是，根据现有的文献并不能看出杀俘之人在抉择时受到道德因素的干预。

二、杀俘在先秦时期遭受的抵制

杀俘是未开化的行径似乎无需辩驳，然而历代于其态度却暗含微妙变化。除饥荒或个人癖好外，农耕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很多数人已能饱腹，将人肉作为食物的现象已不普遍。但人类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来从事生产活动，［14］每个人都被期望发挥最大价值。

《孟子·梁惠王上》中，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

孔子说俑很象用人殉葬，对真人殉葬自然会反对。［15］主张“薄葬”的墨家也反对人殉。秦以后大规模的杀俘殉葬几乎不见记录。大抵是由道德成本高昂、生产及国防需要诸多因素造成。春秋战国时期的人殉习俗也得以压制，并逐渐被俑殉习俗所替代。然杀俘行为在某些特定场合已成为一种传统，与人本思想及礼教之间必然产生冲突。

三、白起享祀地位的废立

《史记》中记载，长平之战后白起杀赵俘数十万，千夫所指。容易被人忽略的是，白起死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民间祭祀。《白起王翦列传》“死而非其罪，秦人怜之，乡邑皆祭祀焉”。《水经注·渭水》也提到“渭水北有杜邮亭，去咸阳十七里，今名孝里亭，中有白起祠。”保留至今的白起堡和白起墓［16］也都是百姓缅怀的体现。与民间相比，历代统治阶级的祭祀时断时续，有深刻目的在其中。配享于武成王庙是目前所能见到最早的官方祭祀。

《新唐书》卷十五记载：“上元元年，尊太公为武成王，祭典与文宣王比，以历代良将为十哲象坐侍。秦武安君白起……”

上元元年，公元760年，正值安史之乱。李唐王朝风雨飘摇之时立武成王庙的缘由从这段敕文中一目了然：

上元元年闰四月十九日敕文：定祸乱者，必先于武德，拯生灵者，谅在於师贞……其太公望，可追封为武成王。有司依文宣王置庙，仍委中书门下，择古今名将配享，并置亚圣及十哲等。享祭之典，一同文宣。（《唐会要》卷二十三）

立武成王庙，是为平定祸乱而先求“武德”“师贞”。武德较易理解，“师贞”出自《周易》。“师：贞，丈人吉，无咎。《彖》曰：‘师，众也。贞，正也。能以众正，可以王矣。’”［17］武德和师贞大致可以理解为追求师出有名，占据道德上的制高点。用兵频繁的唐王朝想获得如诸尊名将战无不胜的能力。享祀武将的军事水平是唯一的入选标准，白起的杀俘行为没有引起关注。

上述祭祀可被归结为地缘因素。李唐起于关中是否影响唐朝统治者对白起的认识不可知，但宋初武成王庙中白起仍有享祀就不能认为是地缘因素。

赵匡胤在巡视武成王庙时却突然将白起享祀地位取消。赵匡胤陈桥起兵，自然担心武将也效仿其发家轨迹。有无“杯酒释兵权”尚无定论，但宋初加强中央集权却是赵匡胤所忧而采取的切实措施。武将的“德行”关系到军队是否能安稳掌控在皇帝手中，故道德上有污点的白起不宜享祀理所应当。

宋徽宗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事情发生转折。

宣和年间，方腊起义被镇压，攻辽失败。宋王朝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各个战场上能否取胜的问题。祭祀白起尽管没有赢得相应的军事胜利，但道德上的顾虑明显没有意义。

四、结语

在不能穷尽分析所有案例的前提下，上述史实有其特殊性。

最初的杀俘目的除了原始社会战争中削减敌方力量外，自然是为了食用。这两者明显都是自身生存需要使然。生产力发展到有基本的生活保障，“礼教”发轫才开始出现尊重个体价值思想下反对杀俘的声音。但以白起为线索来看历代对杀俘问题的态度变化不难发现，唐宋两朝面临生存问题时，在最为严肃的国家祭祀活动中都不会涉及丝毫的道德顾虑。这些都反应出道德的物质基础性：于物质层面的生存保障后产生，当环境不能满足这一底线时，人们的精神视野就会忽视。明太祖以嗜杀闻名，然而史籍却有他反对杀俘的记载。常遇春嗜杀降，朱元璋让人告诉常遇春：“克城无多杀。苟得地，无民何益？”［18］劝阻常遇春杀俘并不是出于仁慈或是忌惮道德层面的批判，而是担心所夺之地无人罢了。缺乏必要的惩罚与规约，权力对道德的考量往往变得随心所欲，道德只是难于实施的理想罢了。

［1］许慎.说文解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75.

［2］［美］郑麒来.中国古代的食人——人吃人行为透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73.

［3］［美］摩尔根.古代社会［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19.

［4］吴汝康.也谈“食人之风”［J］.化石，1978，（3）.

［5］张双权.北京猿人的食人传说［J］.化石，2011，（4）.

［6］李昉，李穆，徐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0.3480.

［7］韩康信，潘其凤.殷代人种问题考查［J］.历史研究，1980，（2）.

［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448.

［9］黄怀信.逸周书汇校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438.

［10］李学勤.《世俘》篇研究［J］.史学月刊，1988，（2）.

［11］石金鸣，宋建忠.长平之战遗址永录1号尸骨坑发掘简报［J］.文物，1996，（6）.

［12］张山.项羽坑秦军二十余万质疑［J］.社会科学辑刊，198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