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兴庆

夏衍与新中国电影

史兴庆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夏衍为中国的电影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即便在动荡的年代，夏衍也主张电影创作要将现实性和艺术性相结合，在他的主持推动下，涌现出一大批脍炙人口的电影新作，新中国电影迎来了第一个艺术高峰。

[关键词]夏衍；电影；剧本

[作者]史兴庆，中国政法大学光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夏衍成为左翼电影的一面旗帜，新中国成立后，夏衍引领中国电影继续前行，为新中国的电影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扶持上海民营电影

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夏衍从香港回到北京，短暂停留后南下上海，开始了六年的上海生涯。在上海，夏衍先后担任了文教接管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等职务，主管上海乃至整个华东地区的文艺工作。在上海，“昆仑”和“文华”是两个颇具规模的民营电影公司，长期和中共保持合作关系。上海解放后，接管委员会大力帮助这两个公司恢复电影生产，尤其在解决“剧本荒”上夏衍做了很多工作。

1950年，昆仑影业公司出品了《武训传》。这是一部以清朝末年真人真事改编的影片，讲述了少年武训的苦难以及从青年时代开始“行乞兴学”，终获“苦操奇行”“千古一人”美誉的一生。影片于年底公映，社会反响很好，也得到了上海市及华东局领导的肯定。然而1951年风云突变，《武训传》被定性为反动影片，遭到全国性批判，作为上海电影负责人的夏衍为此写了检查。

受《武训传》事件的影响，加之解放之初百废待兴工作繁忙，夏衍在上海的六年只写过一部《人民的巨掌》，讲述了上海解放后，潜伏在工厂里的特务搞破坏，最终被公安干警识破并抓获的故事。

二、改编文学名著

1955年夏衍回到北京，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分管外事和电影工作，开始了他十年的文化部生涯。

1956年，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调动了文艺创作的积极性，夏衍的电影创作激情空前高涨，他应北影厂的邀请将鲁迅的《祝福》改编成了电影，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彩色故事片。

夏衍改编名著的一个鲜明特征是运用现实主义手法丰富原著的时代内涵。比如，“砍门槛”这场戏就是原作中没有的：在捐了门槛之后，祥林嫂依然受到鲁家的歧视，被赶了出来，悲愤的她奔到普定庙，砍掉了用血汗钱捐的门槛——夏衍用这场砍门槛的戏，强化了祥林嫂的反抗意识，也符合新中国的意识形态。

1958年，夏衍又将茅盾的小说《林家铺子》改编成了电影。《林家铺子》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江南小镇，主人公林老板靠经营小杂货铺维持全家生计。在这部影片中，夏衍采用了散文化的手法，不仅描绘出动荡时代下江南水乡的风貌，也将林老板这个小人物被人欺压也欺压别人、“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生存状态刻画得入木三分，创造了新中国诗化电影、散文电影的一种风格。

三、为国庆十周年献礼

1959年国庆是新中国的第一个十年大庆，作为献礼片主要负责人的夏衍提出：必须创作出制作精良、代表中国最高艺术水准的影片向祖国献礼。于是，他从剧本抓起，组织创作了一批优秀电影。

《五朵金花》便是其一。1959年4月长影导演王家乙和摄影师王春泉来到北京，夏衍请他们拍摄一部轻松的、政治色彩不浓的、甚至能在国外发行的影片，并提议以云南为背景。剧本初稿出来后夏衍不满意，他对导演说不要搞说教，要用形象打动人，并亲自主持改写剧本。

1960年，夏衍和水华将陶成的自传《我的一家》改编成了电影《革命家庭》。在这部影片中，夏衍将革命激情与家庭的亲情杂糅在一起，塑造了一个真实感人的革命家庭形象。在新中国第一届电影百花奖评选中，夏衍和水华凭借《革命家庭》获得最佳编剧奖。

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前后，在夏衍的主持和推动下，电影界涌现出一批脍炙人口的佳作——《青春之歌》《林则徐》《万水千山》《五朵金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革命家庭》等，形成新中国电影艺术的第一座高峰。

四、“离经叛道”

将现实性和艺术性相结合，不仅是夏衍电影创作的

一贯主张，也是他领导电影事业的指导思想，即便身处动荡的时代，夏衍对于两者的坚持也从来没有改变过。

1958年，因为受“大跃进”运动的影响，电影界粗制滥造、只求数量不讲艺术性的创作风气愈演愈烈。对这种情况，夏衍感到深深的忧虑。1959年7月21日，在全国故事片厂长会议上，夏衍针对当时电影创作图解政治口号、题材内容越来越单一的现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将公式、概念化严重的革命题材影片和战争题材影片比喻为“革命经”和“战争道”，他说“我今天的发言就是要离经叛道”。

夏衍提倡电影创作一方面要突破“革命经”和“战争道”的限制；另一方面，要讲求艺术性，提高专业水平。

1958年，夏衍应邀到北京电影学院，针对当时电影剧本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做了一系列讲座，最后集成《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在这部著作中，夏衍集中谈到了电影的目的性、结构与节奏、蒙太奇等基本问题。

五、主持电影界调整

1961年6月，中宣部、文化部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了全国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和电影故事片创作会，周恩来参加了会议，他强调文艺工作要民主，要符合艺术规律。

根据周恩来讲话精神，夏衍发表了《把我国电影艺术提高到一个更新的水平》一文，批评了电影生产中存在的“直、露、粗、多”的倾向。直，就是直奔主题；露，就是不含蓄；多就是对话多、人物多；粗，就是粗制滥造。从此，中国的文艺界、电影界进入了一个短暂的调整期。

新侨会议后，夏衍、陈荒煤等人梳理了前几年的电影作品，将《青春的脚步》《洞箫横吹》等被禁的影片恢复上映。

电影《早春二月》的诞生是这次调整的结晶。《早春二月》是根据柔石的中篇小说《二月》改编的，讲述了1926年前后青年教师萧剑秋应邀来到乡下小学任教，与阵亡的老同学的一家以及小学校长的妹妹之间发生的一段曲折的感情故事。《早春二月》于1962年开始创作剧本，夏衍给予了大力支持和精心指导，他提出了两条意见：要注意时代背景；要把人物的性格特殊起来，不做一般化处理。这个剧本共有470多个镜头，他改了100多处。

在夏衍的帮助下，《早春二月》不仅成功表现了大革命时代知识分子的苦闷与彷徨，并以其含蓄精炼的叙事和浓郁的民族风格，成为中国电影史上最为精致优美的影片之一。

六、在“烈火”中创作

1963年，北影厂打算将小说《红岩》搬上银幕，拍成电影《烈火中永生》，由于最初的剧本不能让人满意，于是北影厂向夏衍求援，夏衍对剧本进行了改编，突出了江姐的个性。夏衍将江姐和许云峰的活动作为贯穿全剧的线索，在情节上顺势而下自然发展，在刻画英雄人物的同时强化了革命主题。

当时，《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等一大批电影被誉为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毒草”受到批判；夏衍分管电影，却“放”出了这么多“毒草”也受到冲击；1965年，当《烈火中永生》摄制完成时，夏衍的处境更为艰难，他已不能在编剧一栏署名“夏衍”，取而代之的是署上“周皓”这个陌生的名字。

不久，夏衍被免去文化部副部长职务。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8月12日，夏衍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被批斗，三个多月后的一天夏衍被投入秦城监狱，从此开始了长达八年零七个月的囚禁生活。

七、晚年的光辉

1975年7月，夏衍从秦城监狱出来，此时的他已年逾古稀、双腿残疾。面对家人的泪水，他以杜甫的诗句“乱世遭飘荡，生还偶然随”来宽慰他们。出狱最初两年，夏衍赋闲在家，过的是再平常不过的百姓生活，他常坐在院子里读书，和心爱的大黄猫一起晒太阳。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夏衍又开始活跃在电影战线上，他参加了很多社会活动，1979年还出任中国电影家协会会长。

“文化大革命”后的夏衍不忘电影创作，修改过多个电影剧本，最后的一个是鲁彦周的《廖仲恺》。1982年的7月，酷暑难当，为赶上廖仲恺和何香凝的纪念活动，正在养病的夏衍每天伏案在小茶几上改剧本，在十万字的长剧中，他仅有三页没有改动，增加的内容有460处之多。

1995年2月6日，夏衍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为表彰夏衍对中国电影的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1994年，国务院授予他“国家有杰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获此殊荣的电影人，迄今为止只有夏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