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蕊

中国近代报人新闻精神研究
——由《独立评论》看胡适自由思想

张 蕊

[摘要]胡适作为20世纪早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生几乎都在新闻舆论阵地中，与报刊为伍。纵览胡适的新闻业务生涯，新闻自由理念贯穿了始终，并将其作为最基本的原则指导实践。《独立评论》时期，胡适的新闻自由思想日臻成熟，具体体现在其言论独立的自由容忍异见的自由以及独立自由的超党派办报方针。

[关键词]《独立评论》；胡适；自由思想

[作者]张蕊，重庆大学。

胡适作为20世纪早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现代中国公共舆论中引人注目的发言人，一生几乎都在新闻舆论阵地中，与报刊为伍。胡适的新闻自由思想，是在充分吸收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的，是其作为自由知识分子对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总的概括。胡适关于新闻自由的追求，在实践和理念的相互演化中被论证，他不仅把报刊作为表达自由、追求自由的工具，同时，其关于新闻自由的理念又反过来影响对报刊的指导和运营。

《独立评论》于1932年5月22日在北平创刊，当时随着日寇侵华步伐步步紧逼，国难当头的危机意识和忧国忧民的救国理想使得一批知识分子踏上舆论平台。《独立评论》的创办是以胡适为首的一批精英群体的成功尝试，刊行到第四年时，发行量就达到13000余份，寄售和代订处分布全国，用胡适的话说，可以算是“全国人的公共刊物”了。

胡适在《独立评论》时期的新闻思想已日趋成熟，其中的自由主义新闻思想主要体现为相互映衬的正反两方面，即言论独立的自由和容忍异见的自由。所谓自由，本意是指无拘束，无限制，约翰·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表达了在集权制度下，争取言论自由的愿望。但是自由又分为绝对的自由和相对的自由。一方面，深受西方自由主义报刊思想熏陶的胡适，继承了美国自由主义报刊时代的新闻自由精神，认为言论自由必须依靠媒介自身努力争取，要争取的自由应当是“负责任的言论著述出版自由”①季羡林：《胡适全集》，第2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82页。。另一方面，自由又不是绝对的，接受自由的同时应当给予他人批评讨论的自由，“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和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不配谈自由”②季羡林：《胡适全集》，第2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52页。。可以说，《独立评论》时期，以胡适为首的自由知识分子们已然将言论自由当作宪政民主的首要标志。

一、言论独立的自由——“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胡适所处的时代环境充满了“开风气”的启蒙精神，东西、古今思想碰撞交会出火花，作为五四文学革命中的“举首义旗者”，对人权和自由的呼吁是胡适的执着追求，他消化吸收由西而来的自由主义大义，并尽最大努力向国民呐喊传播。

“九一八”事变后的战火打破了胡适期望通过治学而救国的理想，决定“不做乱世的饭桶”，而“为国家尽一点力”。作为该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胡适的努力使得《独立评论》成为中国自由主义的“言论阵地”。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在此时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对国民党当局继续“训政”专制、排斥异党的批判；二是对抗战烟火中中华民族的鼓励呐喊。

首先胡适认为，思想受到禁锢会使得社会无法进步，民主无法推进。在《思想革命和思想自由》中，胡适认为只有自由言论和出版才能保证人类进步、社会发展，而中国没有思想的现状正是由于没有自由的氛围造成的。在接下来的一些系列宪政时评中，胡适深入论证了民主宪政的优势，认为国民党“以党治国”难以维系国家统一的现状。“让各省的人到中央来参加全国的政治，这是养成各地方向心力的最有效一步”③欧阳哲生：《胡适文集》，（第十一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21—624页。；再如1953年发表于《独立评论》上的《政治改革的大陆》一文中，胡适提倡以政党间监督、制衡和竞争来达到民主和政治更加清明的可能。

胡适这些宪政时评言论，很大一部分与国民党当局口味不符，因此遭到检查和扣押。但胡适始终坚持了言论的独立自由，不偏不倚地超脱于党派之外，以刚毅和理性来追求自由，以期望自己尽一份心力，做“有利于国家的事”。

其次，胡适在30年代的抗战烟火中，发表了一系列对日本侵华的时评，用满腔民族情和爱国热血谴责日本对东北、华北的侵略，同时也用严正的态度批评国民政府对日军侵华战争的应对不力、措施失当，消极抗日，对英勇奋战的爱国将士给予热情赞颂，肯定学生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正义性。这些时评都是胡适以一个在野文人的视角出发，以一个不参政的学者身份出发，无一不体现着一个自由主义者的思想精髓。

二、容忍异见的自由——“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

《独立评论》时期的胡适，在其刊发的文章中，有明显的“容忍异见”的政论风格，他在新闻思想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是“容忍的自由”。所谓“容忍的自由”，即是以容忍为前提的自由。胡适认为：“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①胡适：《容忍与自由》，《自由中国》，第21卷第11期。

首先，胡适认为，没有容忍的态度，没有言论的自由，真理也会腐朽。因为真理是有其精神和内在的，如果真理不允许被讨论、被批评，无法接受外在的否定和质疑，那么就会固化和凝滞，不再是真理而成为教条。这一点上，广泛接受西方自由思想影响的胡适与杰斐逊的“观点的公开市场”观念一致。“容忍的态度比自由更重要，比自由更根本。”胡适是此种观念的秉持者，更是践行者，在其主持下的《独立评论》，不同政见、不同派别的作者刊发了不同观点、不同思想的文章，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民主与独裁”争论，以及对日本侵略、国民党专制、共产党革命的争论文章交锋讨论等。其中尤以“民主与独裁”的争论影响最大，以胡适与蒋廷黻为代表的观点两方就国民党政府的强权政治统治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这正是胡适希望《独立评论》“成为全国一切用公心讨论社会政治问题的人的公共刊物”②胡适：《引言》，《独立评论》第1号，1932年5月22日，第2页。的体现，也正是“容忍的自由”的体现。

其次，胡适认为，报人要争取言论自由，同时要尊重他人的言论自由。因为自由不是绝对的自由，不是无限制、随心所欲的自由。对于新闻自由来说，接受自由的同时还要承认和给予他人自由，因此，这样的自由就需要容忍。胡适在自己生平最后一次演讲中称：“我挨了40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至极，因为这代表了自由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独立评论》最为突出的特点便是“容忍异见”，胡适曾说，他欢迎一切有理由的反对，绝不致不容人以讨论。所谓容忍异见，也并不是毫无原则的一味忍让后退，而是“用明白的蚊子，充足的理由，诚恳的精神，使那些反对我们的人不能不取消他们的‘天经地义’，来信仰我们的‘天经地义’”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胡适来往信选（上）。中华书局，1979年，第78页。。

三、自由的超党派办报方针——“自由知识分子的聚集”

《独立评论》创办于1932年，正值国难当头之际，彼时各阶级关系复杂，民族矛盾激化，关于救亡图存的呼声日益高涨。中国知识分子素来有“文人论政”传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心洋溢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宏大气象。而在当时的局势中，他们明显的被“边缘化”了，为实现救国愿望和政治理想，只有创办刊物制造舆论。于是，一大批自由知识分子，拥戴胡适创办《独立评论》，谋求“救国”、“强国”或“治标”、“治本”之道，《独立评论》遂成为北方学人尤其是北大、清华、燕京、南开等校园知识分子的议政中心。

《独立评论》同《新青年》《努力周报》等刊物一样，其筹办方式是自由的，基金筹款方法是社员每人捐出每月固定收入的5%，刊物在经济上完全独立自由。以个人的身份和资金来联合创办刊物，自己“掏腰包”来解决国家的“公事”，使得这份刊物不依附于任何政党派别和利益集团，全是因着自由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公心，为了用“笔和舌”为作价做贡献而建立起来的舆论平台。

在具体政见和思想发生冲突时，这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往往采用的是尊重“不同”而达到“同”，胡适在《独立评论》成立三周年时，对于刊物内部同人的争论表达了自己的见解：“我要平心考虑我思考的结果，我也应该平心考虑别人思考的结果，最好的方法是承认人人各有提出他自己的思想信仰的自由权利。”④胡适：《又大了一岁》，《独立评论》，1935年，第151号。这样的自由集结方式使得言论表达成为可能。

胡适在《独立评论》的创办、主编工作中，对“公家”的事情尽心尽责，“三年多来，每星期一晚编纂《独立评论》，往往到早晨三四点钟”。⑤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681页。正是这种废寝忘食的工作热忱和认真态度，使得《独立评论》在短短数年之间影响遍至全国，成为自由舆论的中心。对于新闻史来说，胡适的新闻自由思想是值得敬仰的光辉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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