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聪正

（辽宁大学 文学院，沈阳　110036）

语言与神圣：“上帝缺席”时代的诗性救渡

毕聪正

（辽宁大学 文学院，沈阳110036）

工业革命之后，随着技术的发展、科学观念的普及以及市民社会的形成，宗教和上帝对人的影响在逐渐减弱。现代人在精神和信仰上所表现出的贫困，成为海德格尔后期关注的一大问题。海德格尔对这一时代问题的认识和思考，展现了海德格尔“诗人何为”命题与其后期思想转向之间的内在关系。

上帝；诗人；语言；解蔽

一、“上帝缺席”的时代

从17世纪的启蒙运动开始，一种以理性为基础，强调客观性、确定性、普遍性和科学性的现代理性思潮逐渐形成其影响。在这种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之下，人类的信仰受到巨大的冲击，人的精神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上帝”与“神性”。

在《诗人何为》一文中，海德格尔如此解释“上帝的缺席”——“上帝之缺席意味着：不再有上帝可见地和明确地把人和物聚集到他那里，并且由于这种聚集把世界历史和人在其中的逗留嵌合起来。但在上帝缺席这回事上还预示着更为恶劣的东西。不光诸神和上帝逃遁了，而且神性的光辉在世界历史中也已黯然熄灭。”

所谓“上帝之缺席”，意指上帝对人的某种曾经明显而有力的吸引和影响已经消失，历史连同人在历史中的栖留随之也不再是一个整体。更进一步说，上帝之缺席不仅意味着诸神本身的远离，也意味着“神性的光辉在世界历史中也已黯然熄灭”，即神性的事物（神圣的、奇迹般的、令人叹为观止的事物）从大地上消失。而随着上帝的缺席，随着神性光辉的黯淡，世界失去了基础而入于深渊，世界黑夜的时代也随之到来。

可以说，海德格尔所理解的上帝之缺席，并不是指“上帝”作为一种宗教偶像而从世俗世界中被剔除，而是指上帝作为奇迹与神迹的创造者，对人的影响已然消逝。与此同时，人对上帝和神性的信念亦发生了危机，人与神之间曾经的那种共鸣不复存在。因此，人与上帝的疏远似乎是双向的，一方面上帝对生活的影响开始让位于诸如技术等全新的现代因素；另一方面，人对上帝的信念发生了断裂，人的精神在上帝的远逝中出现了空白。现代社会替人类解决了许多问题，却并没有解决全部问题。相反，那些曾经依靠上帝和神性得到解决的问题，现在却又突然变得无解了。人们开始发现，“上帝死了”这句话的背后，不再是挣脱宗教束缚后的精神自由，而是难以承受的空虚与失重之苦。

在海德格尔看来，这种精神之空虚即是一种“精神的贫困”，见之于整个时代则是“时代的贫困”。人的精神之贫困导致人无从洞察上帝远逝这一事实，它已经变得极其贫困，以至于“它不再能察觉到上帝之缺席本身了”。

当人精神变得贫困，时代变得贫困，世界呈现出一种非精神化的状态时，时代中的人连上帝之缺席本身也难以觉察，反而会为理性或技术战胜了上帝而倍感鼓舞。这从许多古典社会学理论对宗教的态度中便可以得到印证。在早期社会学家那里，理性、工业、技术和科学获得了广泛的赞誉，而上帝与宗教则被设想为必然消亡或被置于改造和融合的前景之中，许多在海德格尔看来具有神性的东西通通被随之抛弃。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人对上帝之缺席的视而不见，其实也即是一种遮蔽。人在以技术和理性揭示万事万物的过程中，其实也遮蔽了存在与神性之维的沟通，遮蔽了人与诸神的关系。人的精神与信仰之贫困，实际也就使人陷入了被遮蔽的状态之中。

2.从“神性”到“神圣”。

其实，海德格尔对现代性中“上帝之缺席”的思索，也并非仅仅停留在社会学或神学的层面上。海德格尔所关心的并不是作为宗教的基督教的势微，也不是作为基督教之神祗的“上帝”的远离。他真正关心的，是超乎宗教和其他世俗信仰的“神圣”。

海德格尔对上帝缺席的思索，其本质上是一种神圣之思。在海德格尔看来，无论是“神性的光辉”还是“诸神的踪迹”，它们从根本上是相等同的，都是一种显现，即“神圣”的显现。海德格尔说：“诸神唯在天穹中才是诸神，天穹乃诸神的神性。这一天穹的要素是神圣，在其中才有神性。天穹的要素对于远逝之诸神的到达而言，乃远逝之诸神的踪迹。”贫困时代的诸神之远逝，神性光辉之黯淡，这些都还只是神圣遮蔽、隐匿的表现。真正使世界黑夜的时代降临的，事实上是神圣的隐而不显。海德格尔认为，神圣高于诸神与神性，是最为本质的东西。而如基督教等世俗中的宗教，则地位更低于诸神与神性。

故而，海德格尔认为，解决精神信仰之贫困的方法，不在于复兴基督教，也不在于直接回归上帝与诸神的时代。要解决贫困时代人的精神危机，必须要向更高更本源的方向去追寻。那就是向神圣去追寻，向存在的澄明境界去追寻。

二、对上帝缺席的克服：道说神圣

贫困时代中，诸神远逝，神性之光芒黯淡，世界失去基础而达乎深渊、入于黑夜。那么，生存于贫困时代的人们应该如何行动，以使世界黑夜于夜半之际转向呢？

在海德格尔看来，改变世界黑夜的状态并不意味着要去等待诸神的回归，更不是囿于宗教的观念而期待上帝的重新降临。时至今日，重振基督教的影响已经无法挽回神性的失去，要恢复神性，则必须关注神圣。因为神圣乃是诸神与神性的本质，只有向着本源意义上的神圣去追寻，人们才有可能重新找回神性，重新窥见远逝诸神的踪迹。也唯有如此，世界黑夜的时代，才会有一个“转向”。

1.“道说神圣”与诗人天职。

那么，神圣如何触及？作为神圣之显现的诸神与神性，早已在世界黑夜的时代里隐匿到深渊之中去了。因此，要达乎神圣，必须要先入于深渊之中去寻找神性，而后再经由神性达乎神圣。只有在深渊之中重新寻获神性之光辉和诸神之踪迹，才能够借以触碰神圣。也唯有在深渊之中，在世界黑夜的时代里摸索诸神的踪迹、寻找神性的光辉，世界的黑夜才可能转向。海德格尔曾明确指出，贫困时代中所需要去触及的神圣，正是存在的澄明。贫困时代中诸神的远逝、神性的黯淡，这些也是存在之遮蔽的一种表现，是“存在的最极端的遗忘”。因此，达乎深渊，追寻诸神的踪迹，就等于进入了存在之澄明，使被遗忘的存在回于世界之中。这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道说”。道说有“让……显现”之意。道说神圣，就是让神圣显现，就是让存在之澄明显现。道说是让人进入存在的澄明之中，唯有如此，澄明才对人显现。因此可以说，道说是通向存在之澄明的方式。

然而在芸芸众生中，什么人能够担当起在深渊中追寻诸神、道说神圣的重任呢？海德格尔给出的答案是：诗人。海德格尔把道说神圣视为诗人的天职，“在贫困时代里作为诗人意味着：吟咏着去摸索远逝诸神的踪迹。因此诗人能在世界黑夜的时代里道说神圣”。诗人天职使然地去道说神圣，而其他人则必须倾听诗人之道说。唯有如此，人才能在世界黑夜之中迎来澄澈的白昼。

诗人为何能够道说神圣，并以之为天职呢？这首先是因为，在“终有一死”的人之中，诗人是最早进入深渊摸索神性的人。“在终有一死的人中间，谁必得比其他人更早地并且完全不同地入乎深渊，谁就能经验到那深渊所注明的标志。对诗人而言，这就是远逝的诸神的踪迹。”诗人入于深渊的方式就是“作诗”。诗意是人存在的基本特征，而“作诗”则将这基本特征以创造的方式在诗中揭示出来。诗人“作诗”，本身便是在创造和揭示存在的本真的无蔽状态。诗人通过作诗将存在 “捐赠”出来，使存在达乎澄明。正是在这澄明之境中，人才有其生存的根基，才“建基”于大地上，才能“在大地上诗意的栖居”。

2.“语言是存在之家”。

诗人之所以能够道说神圣，其原因还在于诗的本质。在海德格尔看来，只有诗才能使存在之澄明得以显现，只有诗才能将存在的澄明解蔽。诗是“所有澄明的筹划”，是“对存在者之无蔽的道说”。诗本身就是道说，也就是解蔽。这里所讲的“诗”，已经不仅仅是指诗歌，而是指广义上的诗，泛指一切的艺术。不仅作为语言作品的诗歌是诗，音乐、绘画、雕塑等等，这些都归属于海德格尔所说的“诗”之中。然而在这广义上的诗之整体中，作为语言作品的诗歌却是最古老的，在通往存在之澄明的过程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因此，作为构成诗的重要质料，语言本身在诗意的道说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正是语言，使人得以成为诗人；也正是语言，使人的存在得以“建基”。

海德格尔说：“时代处于贫困不光是因为上帝之死，而是因为终有一死的人甚至连他们本身的终有一死也不能认识和承受。终有一死的人还没有具有他们的本质。死亡遁入谜团。痛苦的秘密被掩蔽了。人们还没有学会爱情。但终有一死的人却存在着。只要语言存在，他们就存在。歌声依然逗留于其贫困的大地上。歌者的词语依然持有神圣的踪迹。”这就意味着，在贫困时代中，人对自己的何去何从已经失去了清醒的认识，人的存在被遮蔽了，神圣也自行隐匿。但是被遮蔽的人之存在依然借着语言在人们中间流传。因此只要诗人还在用语言作诗，歌者还在用语言歌唱，则存在就会被不断地解蔽出来。被遗忘被遮蔽的存在就会不断地入于澄明。在这里，语言正是连接着人与诗之间的纽带，同时也是诗人以诗歌去道说神圣的具体途径。只要语言在，人就存在，诗人就能够凭此而在深渊中摸索诸神的踪迹。也正是因为诗人与语言之间古老的渊源，诗人才被海德格尔认作是最早达乎深渊摸索神性的人。联结起诗、神圣与人之存在的关键之点，就是语言。

更进一步地说，语言本身也是解蔽，也是道说，它与诗其实是一体的。海德格尔曾这样说道，“语言是存在之家”，“存在自行澄明而达乎语言，存在总是在走向语言的途中”，这些都表明语言本身就是道说，语言不仅是解蔽，同时也隐匿。语言为存在提供庇护，成为存在之家。语言不仅与诗是一体的，同诗一起去显现、去揭示，同时也去保护、去隐匿。语言保护着存在，同时也保护着诗，在诗的无限敞开和无限显现之中将诗蕴藏。因此，“只要语言在”，人也就存在，歌唱着的诗人也就存在，诗也就流传。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语言包含着诗，语言将保护、栖居之所提供给诗，弥补着诗所未尝道说部分。诗呼唤语言，语言也应和诗。

至此，海德格尔对“上帝缺席”时代里“诗人何为”的阐释便上升到了一个更为澄明的高度。诗人以 “语言”和“诗”在“世界黑夜的时代里道说神圣”，这一针对上帝缺席的诗性救渡，不仅应和着海德格尔整个存在之思的“显”与“隐”、“遮蔽”与“解蔽”的运作，也标定了海德格尔后期思想向“诗”与“语言”的转向。

［1］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M］.孙周兴，编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2］孙周兴.说不可说之神秘：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

［3］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

［4］海德格尔.林中路［M］.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5］宋一苇.诗性神圣性与人的无限敞开性——关于艺术与宗教的文化哲学研究［J］.文学评论，2001，（6）.

Language and Sacredness：Poetic Salvation for the Age of'God's Absence'

Bi Congzheng
（Liaoning University，Shenyang，110036）

After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the popularization of scientific ideas and the formation of civil society，the influences of religion and God have weakened gradually.The poverty in modern people's spirits and faiths become a major problem that Heidegger concerns in his late period. Heidegger's cognition and thoughts about this age problem show the intrinsic relationship between Heidegger's proposition of'What poets should do'and the diversion of his later thoughts.

God；poet；language；Entbergen

I106.2

A

1671-2862（2015）01-0061-03

2014-11-23

毕聪正，男，辽宁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学基本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