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声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430079)



民族寓言的讲述困境——以《痴心与浊水》中的性别叙事为中心

周声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430079)

摘要：《痴心与浊水》是尼日利亚作家索因卡的长篇小说,传统阐释对它的分析焦点放在其对社会黑暗的揭示、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关系等角度。本文试图从性别叙事的角度,对这部小说进行“再解读”,并且通过这种解读窥见索因卡所无法规避的、关于民族寓言的讲述困境。

关键词：《痴心与浊水》；民族寓言；力比多叙事

《痴心与浊水》是索因卡于1965年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的叙述视野集中于1960年尼日利亚民族独立之后的社会情境。这种有关后革命时期的书写几乎见诸整个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学,然而限于时代背景、传统积淀、个人经验等的差异,作家对“当下”所秉持的态度也各有不同,大致可以归为三类：资本/现代的建构；民族/传统的书写；以上二者的搏斗及因此而呈现的暧昧性。

索因卡在这部小说中呈现的态度是一种明晰的“暧昧性”。这种暧昧性是基于他所面对的显而易见的困境：独立之后的尼日利亚作家该何去何从。现实的道路大致是可以抽象为两条：一是继续传统童话的书写；二是接受现代魔幻的改造。而其中也包含着对对方的抗争/背叛。而在《痴心与浊水》中展示的,恰恰是这两种道路的枝蔓相互覆盖以及道路背后不同力量的博弈。索因卡并没有指出道路的孰优孰劣,他把重点放在对这种搏斗过程的叙写,叙写的途径与他在文本世界里发展的逐条并行的线索皆有关联,但是其中非常有意思且值得探讨的是,性别叙事在后革命时代所承担的作为寓言工具的功能,这也是本文的问题意识之所在。

一、方法论及其意义

所谓“再解读”,主要是利用西方现代理论对20世纪40—70年代中国经典的重新阐释,对经典以及背后长期的主流话语的解构,力求一个客观性的革命/历史的叙述。

沟通这种解读方式与“东方文学”之间合法性桥梁的建造并不那么复杂,尤其是基于尼日利亚背景写作的《痴心与浊水》。首先,在中国文学与尼日利亚文学之间存在着某种共通性,这些是基于历史的相似性,包括多民族国家、(半)殖民地、民族独立等“幽灵”始终在文本世界的在场,这种显性的或者隐匿的“幽灵”在《痴心与浊水》中是无法祛魅的,是索因卡的“身体记忆”,而这种身体写作恰恰也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关于第三世界文学文本都是政治/民族寓言的说法相印证,而中国也是第三世界国家[1]。其次,“再解读”本身也是一种解读,这个理论并不是内在于特定的历史和国家领域,作为一种方法论它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普适性,其实也即是运用一套或者多套西方理论进行文本的解读,其中可能隐含的“白人中心主义”并非我所关注的悖论之所在,但我尽量会在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寻找到一种平衡。虽然我并不否认僵硬的生搬硬套会造成文本的“理论图解”,但它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解读文本的新思路。

以《痴心与浊水》为代表的整个非洲文学在中国大陆的“边缘化”,使得它并不存在“再解读”的需要,而仅仅需要一个“解读”,而中国语境下“再解读”的方式作为后置的实践经验为解读非洲文学提供了一种范式。“这一研究思路基本上是选择一个特定的文本,呈现文本的修辞策略、叙事结构、内在的文化逻辑、差异性的冲突内容或特定的意识形态内涵在文本中的实践方式。重读的对象都不被视为封闭的文艺作品,而被视为意识形态运作的‘场域’,也就是交织着多种文化力量的冲突场域”[2]271。

对《痴心与浊水》进行的解读,我将试图沿用杰姆逊所提出的“民族寓言”的分析思路,关注其中性别叙事与政治/社会/民族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与中国平行文本的某种相似性。整个解读也许并没有跳脱杰姆逊建构的“民族寓言”的框架,但是对这种故事的讲述模式提出了一些疑虑：在后现代视角下,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中国如何讲述一个同处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故事？这样的民族寓言是否能够继续讲述下去？

二、女性/性叙事：民族寓言中的欲望动力学

女性,在传统的解读中往往是隐匿不可见的,尤其是在以中国五六十年代所形成的一套主流话语评价体系中。这种“性别盲”式的阐释理论,往往是以其他叙事来代替性别叙事[3]。虽然学者贺桂梅指出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再解读”方式,在对女性的看似的“重视”中,仍然不能摆脱男权话语的霸权地位,把女性作为“空洞的能指”[4]192-207,讲述的政治的欲望动力学的故事。并提出了一种可能解决的方案,即卢宾在其《女性交易》一文中所构想的“性的政治经济学”,然而由于其理论建构的宽泛与不成熟,以及笔者自身态度和能力所限,本文所依赖的阐释模式与解读话语依然是立足于“再解读”的方式。

在《痴心与浊水》中,女性形象主要有：德亨娃、卡罗莱英、莫尼卡、喜媚、妩瑟叶、阿沃利比、本德尔的女学生……她们每个人的身份都有一个独特的标签：德亨娃,职业妇女/留学/知识分子；卡罗莱英,教授夫人；莫尼卡,美国白人；喜媚,高级妓女；妩瑟叶,白化病患者/模特儿；阿沃利比,夜总会舞女/性感胖女人；本德尔的女学生,学生。在这些显而易见的“身份”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隐喻。

德亨娃是小说中比较特殊的女性。首先是来自她自身身份的复杂性,她与萨戈、艾格博是儿时同学,出身于南方,她的那些男性的伙伴对她的定位：“你是我们这一伙里唯一的女性,应该检点些才是。在男人堆里,不能让人听见你说话。”[5]22“真是个有事业心的姑娘。可千万不能跟这样的姑娘相好”[5]42,“你是个明白事体的姑娘”[5]44。她在一群男人喝醉酒之后开车回去并对萨戈说：“比欧登,放理智些。你不能在我房间里过夜。”[5]45她的家族确实一个“极端”的保守/民族主义色彩的家庭,所以当她妈妈和姨妈看到她带萨戈回家时,她们对她进行了“围攻”：“好啊,德亨娃。原来你们这些人在拉各斯干的就是这种事呀？谁见过一个大家闺秀这时候还在外面乱逛的？”“那个男人是怎么回事儿？”[5]48除了直接的言语打击,这种传统对于现代的“围剿”还体现在策略上的多变性,即还有“硬”之外的“软”。这里主要是其姑妈这样的“穷亲戚”所发挥的作用：“这还不是为了你好？听着,孩子,你妈说的都是为你好。我们小时候可没有人跟我们说这样的话呀。你真有福气。”[5]49在这种软硬兼施当中,传统力量试图将“出轨”的成员拉回自己的大本营。

然而,不得不提到的是游走/包围在艾格博身边的三个女人：夜总会跳舞的胖女人阿沃利比、喜媚和本德尔的女学生。而恰恰这一条线索,能够支撑起整个小说文本,同时也构成了《痴心与浊水》作为“政治民族寓言”的元素。艾格博处于三个女人所代表三条路的岔口,或者说是中心,但是他并非一个整合中心,他不是一个能够沟通各方的协调者,而是一个抉择者,他时不时地被她们吸引和魅惑。艾格博的矛盾态度在一开始就表明了：“我好像永远躲不开水。可我不喜欢死的东西……我最喜欢奥沙丛林,常常一躺就是几个小时,在水边静静地听。这些小河有个特点：让你觉得平静、安心……可我确实向往黑暗。我喜欢静止和神秘的生活。”[5]5-6在这种态度背后充满着预设与隐喻。奥沙丛林、安静的小河,静止而神秘。这种特质涂抹下的是传统的、富有神秘感的时代。而艾格博对于神秘静止是没有抵抗力的,正如他的第一个女人喜媚对他巨大的诱惑一样。

在文本中,对喜媚的描述篇幅甚长,而且运用的笔调也是迟缓凝滞的,带着神圣性与严肃性,与整部小说中时常贯穿的幽默戏谑的色彩是有违和感的。“喜媚天真无邪,不会衰老”,甚至她的肤色也是大地的颜色：“皮肤显出轻淡的土色——卡诺城土地的颜色。”她最大的魅惑来自于她的眼睛,她的眼神是冷漠的、冰凉的,带有“死神”的冷艳感。总而言之,喜媚是安静的,她“总是坐着不动”。热闹的都是旁人：为她痴狂的男人、因她吃醋的女人。而且她作为“妓女”却被索因卡描述为“因为喜媚是不让人近身的,这使她能够保留清白的身子。她同这个世界似乎从未有过接触。那些和她睡过觉的男人,除了极度兴奋的感觉,什么也没有得到”。或许可以说,在这个意义上,喜媚代表的不仅仅是单纯意义的传统,而是那种被抽象化了的“精神力量”,是悬浮在时代历史之上的,类似上帝的角色,她使人安静、教人何为生活,从这个层面上,喜媚是一个历史的沉淀物,而且是其中的“精华”,可以用“道统”概括之。她是一个迷人而心动的女人,是男性追逐的重心,但在这种赞美中也隐喻了“追寻”的意思,她是不轻易与男人接触的,而且她被其他女人所嫉妒和憎恨。对于做选择的艾格博,他最初的梦想就是娶喜媚,为她成立一个家,并且他是在她的引导下第一次享受到了性生活。这种在现代社会被认为是恶心的肉欲被索因卡描写的如同做祷告,是一个虔诚而神圣的仪式,是一次欲醉欲仙远离世俗的狂欢,他甚至发出了“上帝呀,让我在黑暗中吧……”“让我躺在黑暗里,在黑暗里哭泣吧”的呼喊。之后,艾格博是带着喜媚离开了小城,去了更为现代的大城市拉各斯,而在大城市里遭遇的另外的女人却让一直保持坚定态度的艾格博心乱了。

这个女人是以女学生的身份出现的,是个知识分子,在她交作业的时候,与等待朋友本德尔的艾格博相遇,这个女性的出场是这样的：“一个羞答答的姑娘站在门口。她也许有十九岁。她伸出手,手里拿着几张带格的书写纸。”是一个迟交作业的女学生,艾格博因此与之搭上话,并且在她离去后,“突然有一种深沉的失落感”,并将她追回来,提出让她陪他一起去看心目中的且一直不愿让人知道的“圣地”,但是这个女生却获得“殊遇”并且与艾格博发生了关系。正如艾格博心里所知“他需要有人同情他,分担那天晚上他在桥下的苦难。喜媚不可能是这样一个人。尽管事情是由她引起的”。艾格博与这个无名的知识女性之间,相谈甚欢,甚至生活气息浓厚,话语幽默、轻松、丰富,这与他和喜媚谈话大相径庭,与喜媚的谈话往往是短促的、有压迫性的,甚至还带有幻想的气质。这个姑娘似乎很快地消失在艾格博的生活中,而艾格博却“打算弄清楚自己为什么从那个陌生姑娘的身上获得了一种力量,让它侵蚀他每个周末跟喜媚的爱情。现在他又强烈地感到那个姑娘的存在,所以恨不得和喜媚的房事一结束,马上就去寻找那个姑娘,不论她躲在什么地方”。这个女性带给艾格博的是全新的体验,相对于喜媚,她的魅力在于她的知识和反抗的现代精神,除了肉体的欢愉,她带给艾格博精神上的欢愉更具有吸引力,“是个尤物”。在本德尔转达他女学生话给艾格博时,他几乎完全失去了“克制力”,对喜媚也不管不顾。

还有一个女人,是被艾格博很快忘记的女人,就是在夜总会中那个臀部硕大如橙子或者南瓜的胖女人,在很多天之后,她被艾格博其他同学提起的时候,艾格博说“她不是女人,她不过是母权社会的象征……”而对这样一个象征物,艾格博可能会获得一种短暂性的基于母体的留恋,但是作为一个处在男权中心话语社会的男性主体,他自然是不会对这样的女人有依恋的,正如他根本不会想到回到那样一个母权的时代一样。“她是个特大块头,无论在什么地方,她都有占据一切的架势”。她的形象如同她所代表的文明象征与文化符码,是被想象为宽容、平静,而且是“超出理解范围的平静！是远处的神像脑袋那种超凡绝世的平静！雷电之神的使女失身之后的平静,神魂颠倒、你欢我爱之后的床上的平静”。当然,对她的看法,也会有不同的观点：“她胖得叫人恶心。”艾格博在第一面的确被这样一种丰满但不臃肿的肉感、平静得出奇的女人所吸引,但之后却很快地忘记了,并且把她打上母权时代的符号。索因卡通过这一情绪的变化过程,表达的是现实的一种暧昧的、模糊的态度,在这样一个众声喧嚣中被标榜上各种色彩和评价的女性背后,是在现代之神降临之时,处于“落后”国家民族的人们对待传统各异的看法,这个胖女人代表的就是尼日利亚的现状,杂糅着过去的传统文化、殖民文化(如果能够被称为文化)和即将到来的现代文明,在这种力量的胶着中,是尼日利亚的混乱景象。

艾格博的态度是暧昧的。“几代人的幽灵出现在艾格博的眼前。虽然他不断地被死去的祖先的生活方式所吸引,想回到部落去,但发现自己总是往后退缩”[5]10。这种态度也导致他在对女性的选择上的犹豫不定。但是可以从文中看出,他在这三个女性中,倾心的是那个陌生的女学生。表明他对女性的选择背后实则隐喻着对于“道路”的选择。艾格博所代表的就是索因卡这样的民族现代知识分子,对自己国家未来发展,作为个体,他的选择是艰难的：一是回归神秘的原始的“道统”,退避腌臜的现实社会；一是接纳混杂着好与坏、传统与现代的现实；另一则是开拓未知的充满希望的未来。这样就把女性个体进行了编码,一个女人并不成为女人,而是一个“空洞的能指”,在其背后建构的是政治/历史叙事。在索因卡的叙事中,女性的特质是被充分描述的,也就是说,女性是“可见”的,但是这些气质并不构成她自身/个体,而是为政治/历史叙事提供欲望工具。

三、结语：民族寓言的讲述困境

在我们时常讲述的有关民族和国家的童话中,需要一个英雄的传奇的人物。这是一般的写作思路,也是符合传统的拯救模式。即使我们不再对英雄人物有某种特殊的情怀,我们也依然会在正面人物的塑造中,完成对民族国家的想象和构建。然而,在索因卡的《痴心与浊水》中,却显现出了一种不同的景象。这也就涉及在讲述民族/国家寓言时,他采取的别样的叙事手段。

首先,《痴心与浊水》的题目背后就代表着一种叙事态度。“痴心”在这里可以解读为艾格博对三个女人之间的抉择,并在这个过程中体现了其对真正“爱情”的追求,也是其痴心的体现。但是,这种局限在男女关系的性别叙事并非是索因卡所关怀的重点。他利用这种性别故事讲述关于政治/历史的故事,从中体现出知识分子在民族国家构建中普遍的心态,尤其是对于传统和现代的态度。“浊水”则指涉排泄,整个社会是需要把这“污浊”的东西排泄掉。而且无论是性别叙事还是排泄叙事,其背后都是一种欲望。在这种“冲动”的过程中,提出民族国家建构的“议案”。

然而,这种手段是合法的吗？所谓以小见大已经不足以概括出这种想象力的独特性。在索因卡的文本中,透露出的是他对讲述民族寓言的不确定,甚至是无力感。民族国家建构本身是最为宏大的工程,而与之相关的文学题材,也常带着宏大叙事的样式,并在其中显示出一种民族的、国家的气魄与力量。即使在揭露社会弊端方面,采取的模式也是一种暴风骤雨的、排山倒海的表述方式,即从大角度、大视点出发,来建构宏大叙事。然而,支离破碎的尼日利亚的现状,似乎已经不具备被“完整”地“拼贴”的可能性,在混乱与肮脏中,到处流溢的是迷茫的个人、缺失的主体和无声的群众。吊诡的是,压抑他们的并非是那些已经完善了的镇压性质的国家机器,而是后殖民时代的遗留物,也即是说,在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发声与主导的仍然是那群旧的官僚和机器,并没有“新”的东西来面对这样一个“新”的民族国家。

这样便构成了一个民族寓言的讲述困境：我们应该怎样讲述民族国家,在这个讲述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对于个人主体性的追寻、对于民族国家的认同。在已有的评论中,对于《痴心与浊水》的解读,都仅限于其对社会黑暗的揭示,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徘徊、纠结。然而,在这些“表层”的背后,却是一个民族国家建构的艰难的过程,这一过程,首先是来自个人的认同,正如安德森所言,民族国家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涉及认知的层面,在《痴心与浊水》中,我们能够看到的,那些人物中所流露的认同是狭隘的,关于部落、种族的认同,而非是一个民族——国家的认同。

在这诸多因素的博弈中,索因卡似乎是感受到了一种讲述的困境,所以他并没有把这个故事讲述下去,在结尾,他描述的是一个迷茫的群像：大家都站在那里,还不相信似的。喜媚站在塞孔尼的雕塑品《摔角者》旁边等待。科拉歪着脑袋,心绪烦乱地站在她的附近。她朝艾格博走过来时,艾格博盯着她看。她的眼睛就像一堆海蛤,露出她特有的哀愁……艾格博觉得,这真像是溺水者的眼神……的确像是溺水者的眼神。

或者说,在这场试图围绕民族国家建构对民族寓言进行讲述的努力中,索因卡最终感受到的是一种哀愁的“溺水者”的心态罢。

参考文献：

[1][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 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J]//张京媛,译.当代电影,1989,(6):45—57.

[2]贺桂梅. “再解读”——文本分析和历史解构[C]//唐小兵. 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3]贺桂梅. “可见的女性”如何可能：以《青春之歌》为中心[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3)：1—15.

[4]戴锦华. 《青春之歌》——历史视域中的重读[C]//唐小兵. 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5][尼日利亚]索因卡. 痴心与浊水[M].沈静,石羽山,译. 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7.

(责任编辑：韩大强)

·文学研究·

作者简介：周声(1978-),男,河南信阳人,华中师范大学硕士,信阳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汉语言文学。

基金项目：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4CZWO11);2015年度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2015-CH-457)

收稿日期：2015-04-20

中图分类号：I109.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0964(2015)04-013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