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艳

(1．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陕西西安 710119;2．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32)

在大多数读者眼里，路遥是一位具有强烈的道德感、社会使命感和进取意识的作家，他的《平凡的世界》曾激励无数青年自强不息、奋发前行。文学人生中的路遥，已经成为奋斗与励志的代名词。路遥离世已有20余年，他的名字连同作品却似乎一刻也未从人们的视线中走远。近期在中央及各地电视台热播的电视连续剧《平凡的世界》再次点燃了路遥热，激发了人们对于路遥生平的好奇。真实的路遥人生究竟是怎样的?他是怎样一个人?为何会英年早逝?他的文学世界是怎样的?又何以成为一种文学现象?这些问题像谜一样吸引着也困扰着读者。

揭开层层迷雾，全面认识路遥，呼唤着路遥传记的真实剖析。迄今为止，已有三部路遥传问世，分别是由王西平、李星、李国平合著的《路遥评传》(太白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张艳茜的《平凡世界里的路遥》(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和厚夫的《路遥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三部传记各具特色，基本形成了对路遥文学与人生经历全方位、多视角的全人观照。

《路遥评传》是有关路遥生平研究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宏大的框架、丰富的内容、全方位的观照是这部传记的主要特点。它对路遥的精神世界、文学背景，作品审美特色、创作方法等，做出了全面而系统的评价。全书共分三编，第一编为“路遥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第二编为“丰富宏大的小说世界”，第三编为“路遥的意识世界”。结尾设有附录，主要包括路遥及其作品评论篇目索引，关于路遥的回忆、纪念书目索引，路遥主要著作及获奖情况。全书28万言，显示了作者深厚的理论素养和敏锐的学术眼光，在有关路遥生平、作品研究的全面研究方面，具有开拓之功。该著有如下特点:

其一，以传带评，以评为主，注重理论分析。《评传》中有关路遥生平、创作道路的述评所占篇幅虽不足全书内容的五分之一，却以凝练简洁的叙述和精彩的心理分析勾勒了传主的人生经历和文学道路。从人格心理学视角考察童年心理萌芽、青年精神潜质与人生选择和命运际遇的关联，为揭示传主性格、理想、追求等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方法。作者将传主心理机制概括为自卑型、压抑型、抗争型、自尊型、怨恨型和焦躁型等，这些心理交相作用影响了传主的人生轨迹。压抑的和抗争的心理使其将文化大革命视为“宏阔的宣泄场”，尽力“发挥潜能、显示才干”，同时又使其成为“文革后期最早觉醒、关心国家命运的一代青年人之一”［1］(P27)。而对于文学的选择，则是“以一种与命运决战的姿态”和“一种狂热的痴迷的心态”投入其中，并“‘想以此架设一条横跨城乡之间、工农之间深壑的悬索’，掺杂着个人奋斗、改变个体命运的因素”［1］(P31－33)。在文学道路上的耕耘，自尊心又迫使他“所追求的鲜花和红地毯，远远超出了个人奋斗的意义”［1］(P44)。

其二，小说人物谱系、审美世界与现实主义创作特色的全面解析。作者将传主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以男女性别、传统农民、政治家加以分类，其中尤以农村青年男女形象分析最为深入。对于包括史诗追求、美学风格、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内的路遥小说审美世界，主要评价了其小说艺术创作手法上的贡献。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运用不仅“真实地再现现实生活”“坚持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还“突出写人的苦难历程和悲苦命运”［1］(P179－206)。在作者看来，“交叉地带”贯注着新时代血脉的涌动，反映着新时期社会、思想、生活中各种矛盾、冲突的交汇和斗争，体现着鲜明的时代特色。

在“路遥与陕西作家群”“路遥与陕北文化”等章节中，有关传主对叶广芩、张艳茜等文学青年的帮助指导，骨子里的陕北情怀、气质、习性的描述，都给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评传》不足之处在于过多的学理性、批评性分析影响了全书的趣味性和可读性;生活细节和人物事件的匮乏，使传主的性格、形象不够生动立体。“路遥的意识世界”中旨在敞开传主世界观、人生观、政治观、审美观等意识世界的评析，因整齐划一的结构布局显得不够合理，学术方法和内容论述也稍嫌陈旧、凝固与滞重。

《平凡世界里的路遥》是第一部完整记录路遥文学人生轨迹的传记文学。全书共32章，从“七号病房”到“窑洞人生”，从“‘我要上学’”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从“‘红四野’王军长”到“艰难上大学”，从“《人生》的轰动”到“何时开始的病痛”，随着时空的挪移展开传主的人生轨迹。该著有如下特点:

其一，史料丰富翔实，人物性格生动传神。在史料方面，为了获得一个真实可信的路遥，作者在仔细全面掌握、寻觅爬梳现有文字资料之外，亲自走访路遥的亲朋旧友，查阅路遥档案，辗转陕北重新踏访路遥创作故地，排除万难获得大量一手资料，“刷新了现有的考证和研究成果，补充、完善和深化了我们对路遥及其创作的认识”［2］。作者详细记述了传主少年“顶门”的心灵创伤，与养母相处的生活点滴，上学期间的身体饥饿与精神饥渴，红卫兵时期的少年得志与政治抱负，革职回乡后的迷茫痛苦，报考大学经历的曲折坎坷，创作的孤独与疾病的困扰等生活细节。为全面揭示人物性格，作者还披露了许多不为人知的路遥往事，比如“谁供我上大学我就和谁结婚”的功利性言论，在养父病重、病逝之时未能回家尽孝有违常理之行为等。

其二，行文轻快流畅，文笔细腻感人。作者善于挖掘史料，去粗取精，排除含混不清、冗长繁琐的资料，力求精炼扼要。各种文学手法的运用和合理性文学想象的投入，使该著犹如精美的散文诗，行云流水，饱含诗情，尽显作者深厚的文学修养和细腻的审美情思。倒叙插叙、伏笔照应、渲染铺垫、叙议结合等多种文学表现手法的自如运用，为作品增色不少。从“七号病房”“探视时间”写起，一开始就抓住读者，让形容枯槁的路遥直接进入读者的视线。由女儿的探视回溯到陕北的窑洞——路遥的童年生活。他“面容老相、脸色晦暗、情绪低落”，但诸如“省上这回是重视结实了，省委、省政府抢着给我治病哩”的话语，又表现出其求生的渴望和复杂的优越心理。又如“没有结束的告别”一节，写路遥临终及亲属和文艺界送别路遥，笔触所至处处感人肺腑，读来如临其境，不禁让人潸然泪下。

其三，知识性与学理性有机结合。作者不是孤立地论述路遥一人，而是将其置于时代变迁、社会转型以及地域背景下加以考察。她不惜笔墨介绍路遥家乡的自然地理、人文景观、历史沿革，对于读者了解路遥人生与创作经历大有助益。“窑洞人生”中的陕北黄土高原，弥漫着“凄然”“悲壮”“清俊”“苍凉”的黄土气息，这些成为路遥人生的底色，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传主的心理和行为。历史知识背景交待简洁清楚，如“破四旧”“老三届”等对青年读者较为陌生的概念，作者会加以解释，同时又将对塑造传主性格没有直接关系的情节尽量隐去。既适合专业研究者阅读，更符合普通读者阅读。对于传主人生的总结，也不乏简明精妙的评论，比如指出:“路遥是坦荡的，也是神秘的。一个坦荡的路遥，加一个神秘而城府很深的路遥，才构成了文学的路遥的主调与复调相融合的多姿多彩。”［3］(P264)这样的论断，无疑抓住了路遥精神的内核与实质。

《路遥传》是一部结构合理、布局严谨、资料翔实、讲究考辨、叙述客观的具有“学术品格”的传记，读来令人耳目一新。作者厚夫是路遥母校延安大学教授，路遥文学馆馆长。他以丰富的一手资料和近十年的积累之功，全方面、多维度地记述了路遥的生平、婚恋、交往、疾病以及文学创作经历。该著有如下突出的特点:

其一，结构合理，布局紧凑。全书共十三章，第一章至第五章，主要讲述路遥的童年“顶门”和“上学”经历，青年时期的“革命狂欢”“《山花》时代”和延大深造等人生经历。第六章至第十二章，主要讲述路遥的文学创作经历，其中于《人生》《平凡的世界》用笔最多。第十三章主要记述路遥“生命的最后时光”。尾声部分作为余绪，以年表形式记录了路遥故世后，评论界、读者界等社会各界的追惋和怀念。

其二，资料丰富，论证翔实。全书信息量大，资料丰富，特别在揭示传主文学创作历程方面，搜集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关于一部作品的写作、发表，发表后周边人的反应，路遥在作品成败得失间的欢乐与痛苦等，桩桩大小事的铺排叙述，尽显作者运用材料的自如。可贵的是，作者还搜集并披露了传主生前与编辑、评论家之间往来的书信，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比如，在给《当代》编辑刘茵的信中，传主对《惊心动魄的一幕》作了系统的创作阐释，并一再强调“最好以中篇小说发表为好”。为何强调以中篇发表?这与当时传主急迫获得社会认可的心态有很大关系。传主与评论家蔡葵、白烨、畅广元人等的交往，与杂志社、出版社编辑秦兆阳、王维玲、谢望新、李金玉、陈泽顺等人的交往，这些发生在文学圈子的互动，虽拉拉杂杂，却透射着路遥在文学道路上的艰辛与欢乐。一封信、一次问候，都足以鼓励作家前行的步伐。一次冷遇、一次批评，都可能使路遥陷入焦虑和迷惘，从而又激发他更大的前行动力。

其三，讲究考辨，擅于存疑。甄别史料、力求真实是传记文学的特点。《路遥传》在考稽爬梳材料、存真去伪方面颇见功力，常常以充分的论据指摘不实史料。比如有人传言路遥为茅盾文学奖跑路活动，作者直斥“这纯粹是无稽之谈”，并以传主与评论家白烨之间的通信、以及让弟弟王天乐借5000元钱送到火车站的事实予以辨析。又如，《延河》杂志1981年第1期的“陕西青年作家专刊”，曾刊出传主的短篇小说《姐姐》，作者指出了“作者简介”部分中的两处明显错误，一是“七岁时因家境极度贫困，过继给远路无子嗣的叔父”;二是“1971年入党，以后在大学学习中国语言文学”。作者的纠正是:“第一，路遥七岁时过继给延川的亲大伯，第二，他的档案明确写‘1969年11月由郭庭俊、马文瑞在延川县城关公社刘家圪崂大队介绍入党’。”［4］(P141)《人生》获奖后，路遥遭遇政敌的攻击。作者引证了王天乐的一段话:“路遥生活中发生了一件重大事件。这件事差点要了他的命，一直到他生命终点时，这件事还使他揪心万分。暂时还不能写，我不想让这些残酷的经历再折磨活着的人。”［4］(P169－170)按理说，这件始终没有揭开的谜，可不必写入传记中，但作者固执地将其保留，显示一种可贵的存疑精神，为今后的路遥研究留下了可以考释的空间。

上述三种路遥传记，因各有侧重，在整体上呈现了对路遥本体研究的宏大观照，可以互为表里，互为参照，为读者了解路遥及路遥作品提供了全方位、立体化的视镜。这些传记所书写的路遥生平经历、婚恋交友、文学创作、事业追求、疾病痛苦的信息库，既有交织与重叠，也有互补与互证。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平凡世界里的路遥》多次援引《路遥评传》材料，《路遥传》又征引《平凡世界里的路遥》相关材料，就显示了路遥研究界的相互学习与交流。比如，三部传记中都交待了路遥与文化圈的交往，给笔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路遥传》对路遥与陕北知青、陕北文化圈的叙述，而另外两部则用更多笔墨交待了路遥与陕西作协圈子中人的交往。路遥与当代作家的交往，几部传记描述得也颇为有趣。比如，《路遥传》中记述了路遥与其文学“粉丝”莫言的一次合影，还有曾给意欲前去陕北旅行的王安忆写条子以保一路顺畅的旧事。《平凡世界里的路遥》则讲述张贤亮到路遥家做客，路遥用一个乌蒙蒙的玻璃杯为其冲茶时的瞬间给张氏留下的印象:“我突然发觉好像整个房间都和茶杯一样乌蒙蒙的，连他的整个人都笼罩在一片蒙蒙的雾中。”［3］(P258)而《路遥评传》也专辟“路遥与陕西作家群”“路遥与柳青”两节，介绍了路遥与柳青等陕西作家的人际交往与精神交流。上世纪80年代，路遥所信奉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曾一度遭受冷遇。关于路遥为何选择这种传统的创作方法，《路遥传》《平凡世界里的路遥》中均认为路遥并非不会使用现代主义技法，只是经过慎重考虑后选择了现实主义。而《路遥评传》则以《我和五叔的六次相遇》《你怎么也想不到》两次现代技法练笔之作的不尽人意为例证，说明路遥对新方法、新结构不适应。而实验的失败“使路遥以后再也没有偏离现实主义方法的实践，同时也使他很快转入长篇小说的创作”［1］(P62)。

艾伦·谢尔斯顿在其传记文学批评专著《传记》中指出:“对读者来说，传记的直接吸引力是双重的:在搞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它投合我们对人的个性的好奇心和了解事实真相的兴趣。当然，两个方面是很难分开的，它们覆盖的道德光谱幅度很宽而且很复杂。‘勇于追求真理’先生和‘下流的偷看者’并不像他们可能看起来的那样那么容易区分。”［5］(P4)从接受角度考虑，与那些意气风发、威严高大的正面形象相比，读者可能更希望获知一个复杂立体，具有人间烟火气的路遥形象。从县革委会副主任到文学青年，文学对路遥意味着什么?《平凡的世界》在开篇之前就限定三部六卷一百万字，即使不是最好的，也要规模最大，出于何种心理?对于文学史上争论不休的路遥现象，评论界在《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研讨会上是如何向路遥开炮的?文学界的批评声到底是什么?病危之际向外界和组织隐瞒病情，其出发点又是什么?尽管几部传记对这些问题有所触及，但不免都蜻蜓点水，欲语还休。路遥的家庭婚姻生活亦是如此，虽然《平凡世界里的路遥》《路遥传》对此都有记述，但往往只讲述结果和分析原因，不讲婚姻破裂的详细过程，对夫妇二人丰富复杂的情感世界缺乏深入细致的揭示和分析。在路遥贫病交加之际，林达为何下决心与路遥离婚，又经历了怎样的心理斗争?路遥逝世后林达敬献的挽联上写有“你若泉下有知，请听听我们的哀诉”，她意欲表达什么?真相的揭示显然不是可有可无的。这些细节，想来作者们未必全部知晓，但是他们在字里行间表现出的对路遥的敬意和为尊者讳的心理，是否也削弱了其审视的目光和揭示真相的勇气呢?

甚至可以预见，陕西文学圈直接、间接熟悉了解路遥为人行事、性格气质等诸多情形的人，在阅读过几部传记后可能多多少少会产生某种遗憾或不满意之感。作者们对路遥生活方式、情怀品格中的庸俗的一面，不愿提及，语焉不详，其中对贾平凹《怀念路遥》这篇文章中两段材料的选择性运用便是典型一例。贾平凹在《怀念路遥》一文中披露了路遥生前的一些往事:“想起在省作协换届时，票一投完，他在厕所里给我说:好得很，咱要的就是咱俩的票比他们多!他然后把尿尿得很高。……想起《平凡的世界》出版后一段时间受到冷落，他给我说:狗日的，一满都不懂文学!想起获奖回来，我向他祝贺，他说:你猜我在台上想啥的?我说:想啥哩?他说:我把他们都踩在脚下了!”［6］(P239)这些声情并茂的话语出自路遥之口，不免让人有错愕惊诧之感，却映射了路遥灵魂深处的幽微复杂和人性中的某些晦暗。这不禁让人进一步联想贾平凹对其“大气”而“霸道”、“痛快豪爽”又“使劲用狠”，让人“尊敬”也让人“畏惧”等人格评价的言外之意。在《平凡世界里的路遥》和《路遥传》中，两位作者几乎是不约而同地舍弃了这段材料，而又同时在全书结尾处引用了该文中另外一段精彩的赞扬:“他是一个优秀的作家，他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他是一个气势磅礴的人，但他是夸父，倒在干渴的路上。他虽然去世了，他的作品仍然被读者捶读，他的故事依旧被传颂。”［6］(P239)作者们对同一篇文章中不同立意材料的处理方式，不仅显示了一种认识和立场，还传达了某种不愿或无法向外人道的顾虑。其实只要将天赋异禀的农家子弟放置到特定的成长情境之下，那么我们对他的生命激情、出头愿望、崇高及幽暗等兼杂的人格心理、行为举止，不禁不难理解，而且可解读出相当丰富的社会、历史、生存方式等方面的内涵。坦率、真诚地揭示传主人生中有失体面的生活细节，实际上不仅无损于传主，反而使其形象更具体、生动、丰满。

如果将路遥传记置于中西传记文学传统的比较视野下，作者们对那些有损于传主道德、伦理形象的材料的处理方式，不仅可以找到其文化根源，甚至能够获得有益的启示。中国史传有书法不隐之实录传统，亦有为尊者讳、为亲者讳及为贤者讳之隐讳传统。班固对司马迁撰《史记》赞赏有加，称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7］(P2738)。刘勰也强调“实录无隐”，但同时认为“若乃尊贤隐讳，固尼父之圣旨，盖纤瑕不能玷瑾瑜也”［8］(P191)。近现代以降，传统观念曾一度受西方现代传记学影响而出现了某种个性张扬、秉笔直书的风尚，但终不能从根本上加以改观。正如胡适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中所言:“传记重要的条件是纪实传真，而我们中国的文人却最缺乏说老实话的习惯。对于政治有忌讳，对于时人有忌讳，对于死者本人也有忌讳。……故几千年的传记文章，不失于谀颂，便失于诋诬，同为忌讳，同是不能纪实传真。”［9］(P203)西方传记在源头上与基督教的亲近，使其在文化品格上具有自我暴露和自我解剖的特质。古罗马基督教作家奥古斯丁在其自传中以坦诚的心态忏悔了包括自己偷盗行为在内的各种罪行。鲍斯威尔在《约翰逊博士传》中，以穷形尽相、毫不遮掩之笔，担着可能被“咒骂”和被毁为“谤书”的勇气，记录了18世纪英国怪杰约翰逊一次饕餮用餐时的形象:“我从未见过有什么人喜欢吃好吃的东西，像约翰逊那样的。吃东西的时候，他的全身贯注在东西方面。他的眼睛盯着盘子……额角上的青筋暴起来了，强烈的汗珠也冒出来了。”［10］(P8)茨威格在其“怀着强烈的激情写就”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中，对文学大师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失体面的生活细节也毫不保留:“他的恶习之一是他生存的原始意志象征性地具备了看见的形态:对赌博的病态爱好。”“在性生活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跨越了市民标准的人。”［11］(P109－111)这些理论阐释和传记案例说明，只有以更加开放的视野和直面社会的勇气，才能剥离文化传统的忌讳，摆脱各种形式的遮蔽，创作出真实、剀切、生动的优秀传记作品。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路遥传记的几位作者都是陕西本土作家和批评家。本土经验的便利和地方知识的熟稔使他们在撰写传记时，既有庐山中人身临其境的优势，亦有身在此山为景所困的无奈。他们在心灵旅行成为时尚的年代，为我们展开了一道亮丽的路遥文学人生风景画卷。也许不够完美，甚至还有些缺憾，但无疑会启迪人生，并重新开启这个人类赖以生息的平凡的世界。

［1］王西平，李星，李国平．路遥评传［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1997．

［2］周燕芬．精神的面影真实的路遥［N］．文艺报，2013-07-24(8)．

［3］张艳茜．平凡世界里的路遥［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

［4］厚夫．路遥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5］艾伦·谢尔斯顿．传记［M］．李永辉，尚伟，译．北京:昆仑出版社，1993．

［6］贾平凹．怀念路遥［M］∥申晓．守望路遥．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7．

［7］班固．汉书·司马迁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

［8］刘勰．文心雕龙［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

［9］胡适．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M］∥耿云志，李国同．胡适传记作品全编:第四卷．北京:东方出版中心，1999．

［10］范存忠．鲍斯威尔的《约翰生博士传》［M］∥詹姆斯·鲍斯威尔．约翰生博士传．王增澄，史美骅，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11］茨威格．三大师传［M］．申文林，译．高中甫，校．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