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 琦

(西北大学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9)

欲对傅庚生先生的学术研究作较深入的“探赜赏要”，非“风采”二字不足以形容。其风采，表现在学术研究的别出心裁、学术写作的辞章娟妙、学术讲筵的顾盼自雄。此三方面，他人或居其一，或居其二，傅先生乃可以居其三。

傅庚生先生1910年生人，193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上海分处南北两地，文化上，历来就有京派、海派之分。就学术而言，海派主文献、考订，有乾嘉遗风，京派主文学、辞章。就读北大期间的傅先生，一面读诗书经典，一面却热恋着文学——他创作并发表诗歌、小说，有评论者称他的小说风格酷似废名(冯文炳)。废名先生当时正在北大外文系讲授英美文学，却正告傅先生说:写小说须精通外语，否则成就不会太大。傅先生自觉英语尚不能直接阅读域外小说，看翻译小说总是隔了一层，于是听从了老师的忠告，弃创作，走上了学者——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道路。但毕竟有一段热恋文学且从事创作的经历，傅先生的转行，始终不脱他京派的色彩，正应了今时一个时髦的说法:“华丽转身”。

先看傅先生的学术研究。傅先生的学术研究可以分做两段，1949年前一段，1949年后一段。

1949年前的学术研究:《中国文学欣赏举隅》《中国文学批评史通论》——别出心裁，不作轭下之鸣。

傅先生的成名作是《中国文学欣赏举隅》，开明书店1943年初版，时先生任教于东北大学。东北大学始建于沈阳，“九一八”后迁开封，迁西安，最后入川。先生是在抗战国难辗转流徙中完成这部著作的。我国自宋以后，诗话、词话类著作丛沓而出，其总数或有数千种之多。这些诗话、词话，按陆侃如先生为《举隅》所写的《序》，皆所谓“外线”的资料，将这些外线的资料，运用西方文学及哲学理论，“用分析的工夫而达综合的目的”，就成了傅先生这本15万余字的《举隅》。这是傅先生独有的创造性的工作。傅先生将丛杂的历朝历代的“诗文评”，按“感情”“想象”“思想”“形式”四个方面解析为26个或对立矛盾(如“渊雅与峻切”“仙品与鬼才”)、或同中有异(如“痴情与彻悟”“善美与高格”)、或浅深相依(如“真色与丹青”“辞意与隐秀”)、或相互关联而细致入微(如“自然与藻饰”“警策与夸饰”)、或关乎修辞(如“剪裁与含蓄”“炼字与度句”)、或关乎思想感情(如“精研与达诂”“深情与至诚”)等细部，加以综合性分析研究。每一细部，举古典诗词曲赋小说几十例加以综合分析，列举诗话词话有关评论，鞭辟入里，真知灼见，随处可见。如《举隅》“精研与达诂”部分于李清照《声声慢》一词，傅先生讥刺自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以后诗话家众口一词称赞“起头连叠七字”之巧，一概为“皮相观耳，未尝搔到痒处也”，然后仔细分析云:

此十四字之妙，妙在叠字，一也;妙在有层次，二也;妙在曲尽思妇之情，三也。良人既已行矣，而心似有未信其即去者，用以“寻寻”。寻寻之未见也，而心似仍有未信其即便去者，又用“觅觅”;觅者，寻而又细察之也。觅觅之终未有得，是良人真个去矣，闺闼之内，渐以“冷冷”;冷冷，外也，非内也。继而“清清”，清清，内也，非复外矣。又继之以“凄凄”，冷清渐蹙而凝于心，又继之以“惨惨”，凝于心而心不堪任，故终之以“戚戚”也。则肠痛心碎，伏枕而泣矣。似此步步写来，自疑而信，由浅而深，何等层次，几多细腻!不然，将求叠字之巧，必贻堆砌之讥，一涉堆砌，则叠字不足云巧矣。故觅觅不可改在寻寻之上，冷冷不可移植清清之下，而戚戚又必居最末也。且也，此等心情，唯女儿能有之，此等笔墨，唯女儿能出之。设使其征人为女，居者为男，吾知其破题儿便已确信伊人之不在迩也，当无寻寻觅觅之事，男儿之心粗故也。

清人陶澍尝谓“诗无达诂”，傅先生则云经过“精研”可以做到达诂，并引元好问诗云:“文须字字作，亦要字字读。咀嚼有馀味，百过良未足。”如其解析李清照《声声慢》，岂非深入腠理的达诂?此一段文字，堪称精金美玉，论者往往喜欢引用。他人或以为此段议论在《举隅》中披沙拣金、偶尔一见而已。非也。如此段精妙议论，在《举隅》一书中，绝非偶一为之，翻开《举隅》各节，如《声声慢》一段者，俯拾皆是。在傅先生笔下，对古人诗词的欣赏，皆信手拈來，尽成妙谛。上世纪90年代，出版社热衷于编纂古典诗词的所谓《鉴赏辞典》，然依陆侃如先生所说，这些《辞典》，因为缺乏“概括”的过程，不成系统，缺乏理论支持，皆可以“外线资料”视之。故可以说，傅先生15万余字的《举隅》，才堪称我国古代文学(书中涉及诗词曲赋及小说)的“鉴赏辞典”。《举隅》出版至今已60载矣，在“鉴赏学”(或“欣赏学”)方面，傅先生一旦为《举隅》，则后来者不但无法仿效，更无法超越。

1946年，傅先生第二部著作《中国文学批评通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时傅先生执教于华西大学(今四川大学)。《批评通论》应是傅先生执教华西的授课内容，也是他在写作《欣赏举隅》时既定的计划，因为《批评通论》中使用的一应“外线资料”，除少数如《文心雕龙》《诗品》是较为纯粹的理论著作外，其他的诗话多是诗文评，或理论兼而有之，如严羽《沧浪诗话》。有意思的是，早年陆侃如为《举隅》作序，即径称《举隅》为“近代出版的关于中国文学批评的著作”。《批评通论》固可视作《欣赏举隅》的姊妹篇。

在先，1927年有陈中凡《中国文学批评史》出版。初具规模，梗概而已。1934年有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最称大观。其后，罗根泽有《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1943年)，朱东润有《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1944年)等。这些“批评史”皆按朝代顺序，呈“纵”的史的状态。其中朱东润《大纲》，以人(如儒家孔孟、司马迁、班固、曹丕等)为目，仍旧是“纵”的史。傅先生为批评史，岂肯步他人后尘作轭下之鸣?《通论》心裁别出为“横”的研究，一如《欣赏举隅》，从批评史“外线资料”中概括出诸多概念，在概念之下，再作局部的“纵”的论述。《通论》总分上、中、下三编，上编“续论”，“绪论四章，以为源头，旨多浅显，辞务简明，滥觞而已……”如《文学之义界》《文学批评之义界》两章，将先秦两汉至于近世有关文学、有关文学批评“义界”的观点、各种概念分别列出，其可取者保留之;其冗杂含混不清者则淘汰之，然后申以己见。中编“本论”四章，为《感情论》《想象论》《思想论》《形式论》，为《通论》之主体。下编“结论”三章，为《个性时地与文学批评》《文学之表里与真善美》《文学之文质观》，渐已涉及美学领域矣。中编“本论”之“感情”“思想”“想象”“形式”四章，傅先生称此四者为中国文学批评之“本体”，亦即文学四要素。一如《举隅》，傅先生一以贯之地坚持自己文学是“抒发作者之感情思想，起之以想象，振之以辞藻与声律，以诉诸读者之感情而资存在文字也”的守望，例如，对于文学四要素之间的关系，《通论》形象地予以总结道:

感情，其君也，思想则奉事感情而运筹帷幄、间亦拾遗补阙，感情之视思想，则如人君之驭争臣，敬而远之，故思想为臣也;想象对于感情，辄希指而佞从，忧喜与共以广君之意，故想象为佐也;形式则为百官各司，效忠者褒之，怀贰者锄之。入国者睹百官之良窳，可以窥测朝廷之仁与不仁也，是形式为使矣。

《通论》对刘勰《文心雕龙》、陆机《文赋》非常推崇。然刘勰云:“(凡文)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按之《通论》之四要素，刘勰缺少了四要素之一的“想象”。惟晋陆机《文赋》云:“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旁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又云:“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播芳蕤之馥馥，从青条之森森。”即是想象。故傅先生在刘、陆二人间，又特别激赏陆机(上世纪80年代，傅先生还有《陆机〈文赋〉今译》一文发表)。

《通论》以“通论”名其著作，关键在于一个“通”字。通者，贯通之谓也，贯通古今，贯通中西，兼有“通变”之义。清人叶燮以“通变”论诗，谓“变则通，通则变”，故《通论》之“通”，就是文学批评的发展史。傅先生“横”的批评史，其特出于文学批评史诸多著作的意义在此。

有一件有意义的“公案”值得在此略予辨析。朱自清先生尝有《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全书四章，第一章总题曰“言志与缘情”，第二章曰“模拟”，第三章曰“文笔”，第四章曰“品目”，也是“横”的批评史研究著作，与傅先生的研究并世而二。按朱先生抗战前执教于清华，1938年随清华南迁至昆明，其授批评史课程在1942—1944年，且朱先生著作一直仅有讲义，直到2004年始有当年听课学生据课堂笔记整理在天津古籍出版。傅先生在华西讲通论，朱先生在昆明讲他的讲义，不能说是傅先生影响了朱先生，也不能说是朱先生影响了傅先生。不如说，是同属京派的朱、傅二位先生异地而同声吧。在我国批评史著作史上，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1949年后的学术研究:《杜甫诗论》《杜诗散绎》及《杜诗析疑》——“与其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

我随傅先生读研时，傅先生尝云，他年轻时喜读李白诗歌，以其青春浪漫，与年轻人性情相近。抗战爆发转而读杜诗，从中理解家国之痛，遂开始热爱并研究杜诗。又云，研究学问也要“与其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此话大有道理。杜甫是唐诗盛衰转型期代表:他的前期代表了盛唐，中晚期则代表了中晚唐;大而言之，杜甫又是中国古典诗歌转型期的代表，按中唐元稹的说法:“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唐以后，历朝历代，没有哪一位诗人的诗歌不受杜诗的霑溉。故腹中有杜诗，即有古今之诗;了解了杜诗，即可以了解古今之诗。尝与傅先生语及1960年代出版的一部《唐诗选》，先生大有舍我其谁之慨，莞尔笑曰:“《唐诗选》，举目国内，非我，无人能选!”以傅先生对唐诗精华的体会，《唐诗选》由傅先生完成，当然是另一番面貌了。

新中国之初，学术研究已经开始为浓厚的“为政治服务”氛围所笼罩。傅先生迅速领会并按照毛泽东关于“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的指示研究杜诗，有20馀万字的《杜甫诗论》一书出版(1954年上海文艺版)。《诗论》全书十章，十之五六论杜诗的人民性、爱国精神、非战思想、现实性，甚至论杜甫诗兴的触发也是“为人民的热血凝成诗国的奇葩”。然而即使在逼仄的学术氛围里，傅先生仍旧怀着他对古典诗歌艺术、尤其是对杜甫诗歌艺术由衷的热爱和深刻的理解，令人叫绝的赏析仍如玉液华泉贯输于全书。如关于杜诗的“沉郁顿挫”，《诗论》第五章、第六章有两处议论:

惟其沉郁，一切家国之感，乱离之思，诚挚的心情，深沉的臆念，解脱的谐趣，反抗的意绪以及尖锐的讽刺等等，无不能达之于诗;惟其沉郁，它就有深而广的感染力，成就了杜甫“诗圣”的威严，行千年而不可废。

诗有寄托，方能沉郁，这是它的映现，并不是什么诀窍。在杜甫作诗的当时，并不是有意地去绕圈子，故意地来几下沉郁顿挫，完全是为了心中有不能自已之情，却又为环境所限，没法痛痛快快地宣泄出来，才想办法借助于比兴，去寻觅契合的寄托。这实在是不得已的。

1949年后傅先生的写作，一改昔年《举隅》与《通论》出以文言的习惯而使用白话。我曾经问过傅先生何以《举隅》用文言，先生笑曰:白话文，当时是“二朱”(朱自清、朱光潜)当行，自问或者不能超越两大家，故用文言。我的感受是，《诗论》的文字，虽是白话文，却是极用苦心的文字，真的需要按元好问所说“文须字字作，亦要字字读。咀嚼有馀味，百过良未足”来咀嚼。绵密、渊雅、摇曳生姿是傅先生白话文的特色。1958年，傅先生《杜诗散绎》出版。这是在愈见逼仄的学术环境下借“散绎”的形式向“人民诗人”杜甫献上的一点衷愫。此书最触目的形式是“散绎”——以散文文体翻译杜诗。“散绎”往往为读者误解之处，即在一个“绎”字。既是散文翻译，为什么书名不用“译”而用“绎”?这也是傅先生特别用心处。“绎”者，寻绎也，理出事物(诗歌)头绪，寻绎其义理，条理其端绪，是为“绎”者。此书其实是极见功力的杜甫诗的传记、杜诗的思想兼艺术的评论，傅先生将150首杜诗按作年、内容编排，分析为十二章，大体与《杜甫诗论》的章节相合。对于《散绎》中每一首诗，先予题解(或背景)，然后作散文翻译，再解说其思想、艺术。如《壮游》一诗，《散绎》曰:“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中说:……此章‘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当拈‘往游’为题。若作壮年之游，何以首尾兼及老少事耶?壮字疑误’。它是用往昔壮盛之游，反衬出目前的‘郁郁苦不展’的，题有‘往昔之游，何其壮也’的意思，正显出杜甫狂傲的习性与对畴日浪游的憧憬，若作‘往游’，就意味索然了。”这是解题。如对《月夜》诗“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四句的翻译:

静静的秋夜，皎皎的月光。

鄜州的闺门之内，今天夜里，她大约也正和我一样地独自徘徊于月影中，在对月怀人呢。虽说在她跟前还有几个小儿女可以分忧解闷，但我却也分明知道，可爱怜的小儿女还不懂得别离的苦况，不理会忆念流寓在长安的父亲;这黯然魂销的沉重的担子只有他们的母亲独自肩负着。何况又赶上荒乱的年月，我正被困在沦陷了的京师，更会惹起居人的焦虑;这些国难家愁，小儿女们如何省得呢?

这是散译。又如对《春望》诗“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解说:

起首两句，我们仔细地咀嚼它，它在如何地表达出诗人对祖国山河草木的热爱啊!一个“深”字点明了草木的茂盛，也倾吐出自己的深情;一个“在”字，表明了物是人非之感，也肯定地说出对祖国的信念与自己的凛然正气。“国破”一定是暂时的现象，而山河长“在”，总会有一日重复金瓯，无一伤缺!

这些解题、翻译以及解说、议论，才是傅先生此书名为“散绎”的本意。

《杜甫诗论》与《杜诗散绎》确立了傅先生国内杜诗研究大家的地位。至1960年代初，国内学术气氛稍见活跃。1962年，适值杜甫诞辰1250周年，《诗刊》特约傅先生撰写纪念文章，傅先生乃有《沉郁的风格·闳美的诗篇》长文刊出;《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主编陈翔鹤(因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而闻名天下的学者)亦约傅先生撰文纪念杜甫，傅先生日记:“陈翔鹤前来函嘱为《文学遗产》撰一纪念杜甫文稿，词意恳切，遂撰一文，题曰《探杜诗之瑰宝 旷百世而知音》。”又在人民剧院作报告，后来以《十载长安千秋伟绩》为题在《延河》刊出。据傅先生日记:“(人民剧院)胡采主持会议，余作报告，出席约千余人。文化局鱼汛局长、王汶石、石鲁等均到会。”1962年4月一月之内，傅先生先后在省电视台、西安群艺馆、西大和外院礼堂、青年俱乐部、西安人民剧院作纪念杜甫报告，忙煞先生了。

《散绎》一书，先生写来极用心，极费心力，其“前言”云:“每逢译完一篇之后，反复推敲，改了再改……‘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此中甘苦，连译诗也都有些感受，自恨不能梦笔生花，何胜太息!”傅先生的著作或文章，对文字极其“讲究”，字斟句酌，何止《散绎》!前所引文字均是最好的说明。这即是傅先生学术风采的第二点。这也是老一辈学者共同的追求，在傅先生(以及闻一多、朱自清等)的学术写作中体现得最突出。这应该是我们晚辈学者仿效的榜样:要走近、并走进古人的作品，以“理解之同情”为文，让文学研究回归艺术的、美的、情感的国度，让古人的文字从典故的阐释、时代背景的复述中解脱出来，将研究文字作成“美文”，就像傅先生的研究文字那样。

傅先生的最后一本著作是《杜诗析疑》，完成于1978年(据傅先生“前言”)。十数万字的《析疑》，应该写作于“文革”后期。世事播乱，而傅先生不甘虚度时日，乃为近百条历来有争议的杜诗做了“析疑”。为了方便“析疑”，傅先生文字风格与以往相较微有一些变化，即颇用了一些训诂、考订的手法。《析疑》几乎成为傅先生学术研究的“绝唱”。1978年之后，学术的春天阳光普照，然而先生年迈，精力已不能支。据傅先生公子傅光公布的《杜学研究序目》，关于杜甫，先生尚有庞大的写作计划，纵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似乎也在计划之中。但这些计划只能付诸东流了。

傅先生北大毕业后，一直站三尺讲台，我将先生的教职比作旧时的“讲筵”，既有大学的讲台，也包括了对外的讲座。东晋有僧人生公，在金陵设讲堂说法，鬼神也来听，说得石头点头，故唐刘禹锡《金陵五题》有“生公讲堂”一首。我不用“讲堂”，因为傅先生讲古典诗歌，毕竟不是僧人说法。西大百年校庆时，我曾应西大学生之约写过一篇回忆傅先生课堂的文章，是我作为本科生的回忆。其中说到了傅先生对我“私授”的讲课“家法”(当时我是傅先生的课代表)。傅先生说:讲课如同织锦，经纬始能成章。“经”就是本节课要讲的主要内容，“纬”即是与经相关的其他内容，经、纬交织，一节课即讲得五光十色。我还说到傅先生诵读的功夫:“一首诗，一段文，经他一读，大半的意境就出来了。那是对古人诗文深入骨髓理解之后的诵读，绝非现时演艺明星故弄姿态的所谓朗诵可比……记得傅先生讲杜甫《登高》，念到‘无边落木萧萧下’一句时，我的确有一种仿佛置身于深秋，漫天落叶铺天盖地瑟瑟而下的感觉。”(1930年代，高校讲坛有“北胡南钱”之说，“北胡”指胡适，“南钱”指钱穆。二位不但学问好，讲课亦出色，能达到让“鬼神听”、石头为之点头的境地。)还记得1960年代傅先生在西大礼堂讲毛泽东诗词，因为学校礼堂狭小，中文系师生有资格在座听讲，省市文化单位慕名来听讲的人更多，礼堂前广场上大车小车停满。亦盛矣哉!1963年，陕西人民出版社以《文学赏鉴论丛》的名目将傅先生1949年后的单篇短文结集出版。其中有《说唐诗的醇美》一篇，是1960年代傅先生在省作协的报告，后来整理成文的。先生开首就说:

明诗意易，辨诗味难。谈诗的味道，昔人往往就要说些象征之辞，玄之又玄，堕入唯心主义的漩涡里。……吴乔《围炉诗话》云:“意思犹五谷也，文、则炊而为饭，诗、则酿而为酒。”

这譬喻很有几分光景。那么，作诗也好，诂诗也好，都像是在和酒打交道，轻则微醺，重则中酒;把这么一种味道体现出、或是领会到，便可称为能作诗或是善赏诗的人了吧?实际上所谓“酒”，只不过是说诗的精炼和它的感染力罢了。

傅先生随后举陈子昂、杜甫、李白、白居易、刘长卿、李商隐等诗人之诗为例，逐一分析，一如他《举隅》那样，说诗解颐，透彻、明白而且妙趣横生。例如说到白居易的《问刘十九》(“新醅绿蚁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傅先生说:

所谓醇美，也不专限于感伤。有时候是感染，有时候也许是诱惑。是酒的功能，也是诗人的本领。白居易一首小诗……绿酒红炉，已经蛮有意思，既“新”又“小”，更增强了诱惑力;又何况“晚来”没有啥事体好做了，更兼“天欲雪”，有些寒意，有些闷倦，正好饮些酒挡挡寒，解解闷。劝人饮酒，最好不要一开口就说“一举累十觞”，因此只问道:“能饮一杯无”?我想这位刘十九见了这二十个字是一定命驾无疑了。这首劝酒的诗，本身就带有醇美的酒意。

杜甫《拨闷》云:“闻道云安麴米春，才倾一盏即醺人。”酒是这般的为好，诗也是这般的为好。因此李重华说:“与其鲁酒千钟，不若云安一盏。”

傅先生是第一个以酒的醇美喻唐诗之美的人。先生又说他是“才近糟床，遽如沉湎”者，是“收获不多而中毒不小”。“才近糟床，遽如沉湎”是夫子自道，一边沉湎于唐诗的醇美，一边对自己做些批判，那个年代的时势如此，不得已也。西大中文系赵俊玠先生当时陪同傅先生讲演。赵先生后来说，傅先生的讲演，简直“把作协的作家们讲‘麻’了，讲‘醉’了，作家们感叹说，这才无愧于西大的先生，无愧于唐诗”。《庄子》中说，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响然，奏刀豁然”，技艺至此，让文惠君看得发呆。庖丁解牛一毕，“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也为自己的技艺获得了心理的满足。每当读到这一段，我就能想象出傅先生在每一次讲筵之后四顾且“踌躇满志”的神态。《说唐诗的醇美》一文，其后被2009年华夏版《唐诗二十讲》及2010年科学文献版《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论文选隋唐五代卷》收入，傅先生的大作与胡适、刘师培、闻一多、朱自清、陈寅恪等大师之作并列其中。中国古典诗歌、唐代诗歌的醇美，借先生的讲筵得以传播，西大中文系的唐诗研究“薪火”不熄，代代相承，不能说与傅先生的讲筵没有联系。

傅先生公子傅光后来将父子二人有关杜甫研究的单篇论文裒为一集，题为《杜甫论集》出版。傅先生为本书“题记”，其中有云:“这本小书……盖堪自慰者却是不曾僦屋而居，没有走他人的熟门熟路;虽说不见骁腾万里之势，却也未尝局促如辕下之驹。”“不曾僦屋而居”“未尝局促如辕下之驹”，正是傅先生学术研究之风格;与他学术写作的风华词采，学术讲筵的顾盼风度，合而为三，乃构成了傅先生学术研究的风采。

傅庚生先生简介:

傅庚生(1910～1984)，笔名肖岩、齐争等。辽宁沈阳人。193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历任北京弘达学院中学部教师，东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华西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私立东北中正大学中文系教授，西北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陕西省政协常委，陕西省第五届人大代表，西安市作协副主席。1927年开始发表作品。毕生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尤专于隋唐五代文学。主要著作有《中国文学欣赏举隅》，开明书店1943年初版;《中国文学批评通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初版;《杜甫诗论》，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初版;《国语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初版;《杜诗散绎》，东风文艺出版社1959年初版;《文学赏鉴论丛》，东风文艺出版社1963年初版;《杜诗析疑》，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初版;《杜甫论集》(与傅光合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