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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哲学的修养智慧

2015-02-23赵馥洁

关键词:君子孔子道德

赵馥洁

(西北政法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陕西西安 710163)

是时候了,让我们重新来谈论修养,重新来回望中国传统的修养智慧。

自上世纪文革时期批判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以来,中国人已极少谈修养了。本来,修养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传统伦理的重要内容,而被批为唯心主义意识之后,修养逐渐被否定被淹没被遗忘了。“文革”中人们忙于“斗争”,忙于“打倒”,不讲修养;“文革”后人们忙于“致富”,忙于“赚钱”,也不讲修养,以致民族精神沦落、道德沦丧。正如黑格尔所言:“世界精神太忙碌于现实,太驰骛于外界,而不遑回到内心,以徜徉于自己原有的家园中。”[1](P1)今天,随着我们对传统文化重大意义认识的深化和对中国人道德和人格退化的担忧,修养的意义和价值被重新发现,重新肯定。

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讲话时说:“当代人类也面临着许多突出的难题,比如,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物欲追求奢华无度,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社会诚信不断消减,伦理道德每况愈下,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等等。要解决这些难题,不仅需要运用人类今天发现和发展的智慧和力量,而且需要运用人类历史上积累和储存的智慧和力量。”[2]中国历史上积累和储存着哪些智慧呢?2014年10月13日,习近平在主持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又强调:“我国古代主张民为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这些都能给人们以重要启示。”[3]充分肯定了传统文化中“正己修身”的宝贵智慧。

一、修养是灵魂的炼金术

人的成长、完善要通过教育、熏陶、实践、修养四种方式。修养是什么?修养有什么特征?

(一)修养之涵义

“修养”是“修身”和“养性”两个词的合称。“修”指雕琢、修理,“养”指培养、养成。二者都属于先秦哲人所说的“修身”(修养身心)范畴。孔子讲“修”,但未使用“修身”一词,“修身”最早见于《墨子·非儒》:“远施周偏,近以修身。”[4](P438)此后先秦典籍多有,如《易·复》:“象曰:不远之复,以修身也。”[5](P192)《大学》以“修身”为八条目之一。《孟子·尽心上》曰:“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6](P278)《荀子·修身》:“以修身自名,则配尧禹。”[7](P25)墨子、荀子都写有《修身》篇,汉代扬雄也写有《修身篇》。而“修养”一词,最早见于朱熹《近思录》引程颐说:“修养之所以引年……皆工夫到这里,则有此应。”[8](P206)总之,修养指的是通过内心反省、个人践履,实现其道德、人格、精神境界的自我提升和自我完善的活动。

(二)修养之特点

1.自我性——个体自己为主体也为客体的活动,不同于学校教育和社会改造,都是以他者为主体,以自己为客体。修养比教育更能体现道德主体性。孔子总是要求学生以自我为主体进行自修其身的“修己”活动,如“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总是要求学生从自身出发,以自己为主体,思考和养成高尚道德,如“其行己也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克己复礼为仁”“行己有耻”“为仁由己”。他特别提出“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9](P164),“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9](P152)。孟子也强调修养的自我性,如“庠者,养也”[6](P108),“我善养吾浩然之气”[6](P56)。

2.内省性——以精神内部为活动范围,以精神内视、内省、反省、反思为活动方式。《大学》云:“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朱熹注云:“自修者,省察克治之功。”[10](P5-6)可见自修不同于以外在事物为对象的实践活动。古人称修养是“内圣”之事,治国是“外王”之事。西方哲人苏格拉底说“认识你自己”,也与中国儒家谈的修养有共性,都是期望通过反思达到对自己的局限和不足的高度自觉。然而也有相异之处:西哲着眼于认识自己知识的局限性,中哲着眼于认识自己人性(道德)的局限性。

3.道德性——修养活动的主题是道德提升,不同于以知识增长为主题的学习活动。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9](P66)明确以“修德”为修养主题。《大学》之“八条目”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家下”[10](P3-4),明确地把“致知”与“修身”区分开来。老子曰“为学日益,为道日损”[11](P188),也明晰地区分了德性修养与知识学习的不同。2014年9月16日,首都高校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告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92岁高龄的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著名建筑学家吴良镛院士拄着拐杖,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一步一步缓缓走上了人民大会堂的报告台。面对首都近6 000名新入学的研究生,他以《志存高远,身体力行》为题作了35分钟的报告,吴良镛说自己不讲大道理:“我作为一个建筑学人,自1946年执教于清华大学,至今已经68年,我只想将一些通过自己亲身经历所得到的体会跟同学们讨论。”[12]他就自己对于理想与励志、选择、坚持、榜样、顿悟的感受理解与现场学生进行了交流。针对当下社会存在的学术腐败、学术不端等现象,吴良镛院士还提出了将科学伦理转化为实践的要求,鼓励台下的研究生加强信念、探索广阔的学术新天地。吴良镛坚持站着做完了报告。工作人员怕出现意外专门搬了把凳子坐在吴老身后。但放眼台下,就在报告过程中,大批后排的学生一片片“倒”下,趴在桌上睡去。有不少网友抨击这些学生对吴老没有最基本的尊重,也有网友对这些学生表示理解,并反问:“如果他讲得有意思、有激情,会有人睡吗?”这些睡觉者和为睡觉辩护的人,不懂得修养与求知不同,仅以求知而论,若报告无新知、无趣味,可以不听甚至可以睡觉,但以德性修养言,这是缺乏敬老之德、尊师之德和礼貌素养、文明素养的恶劣表现。既有辱于斯文,又有辱于自己的人格。教学活动是师生共同参与的求知、修身兼融过程,老师的主导作用诚然重要,学生的自觉学习、主动参与特别是自我修养也非常重要。不认真教学、不关心学生的老师不能搞好教学,不尊师重道、不严于律己的学生也不能实现教学。

4.心灵性——意识、精神、心灵是修养的动力。修养不是以事业为目标的物质性实践活动,而是以精神动力、心灵动力进行的自我反省、审视、检查、批评、忏悔、改造、更新活动,是扪心自问、抚心自省,是灵魂深处的澄心净虑、洗心革意,更是内心自觉经历的精心励志、回心转念过程,是个人灵魂深处的自我革命。

自我性是修养活动的主体特点,内省性是修养活动的方式特点,道德性是修养活动的宗旨特点,心灵性是修养活动的动力特点。由这些特点看来,修养是灵魂的“炼金术”。

二、修养是自我完善的需要和标志

人为什么要进行修养?修养的意义何在?

(一)修养是人性完善的需要

孟子曰:“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儒家认为人的本性是完善的,而具体人的人性现状是有缺陷的。只有通过修养才能补救个体人性之缺陷而复归本性——天性(“复性”)。朱熹《大学章句序》:“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而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10](P1)

(二)修养是品德优化和精神境界提升的需要

孟子曰:“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6](P281)这是说如果从政的志向实现了,就为百姓谋利益;如果没有实现就加强修养,以高尚之美德挺立于人世。“达”了,则实现自我与众人的“兼善”,“穷”了,则实现个体自我的“独善”。修养虽是自我反思、自我改造,表面上看似以自己为敌,但却不是为了否定自我、打倒自己,而是为了关爱自己,美化自己。人人都爱美,但很多人只懂得外表美、形体美,而不知内心美、精神美。如果说,美容是外表的美化,那么修养就是精神的美化。

(三)修养是知识升华为智慧的需要

知识只有升华为智慧,才能对人生有意义,有价值。知识升华为智慧要有两个条件:一曰对知识融会贯通,二曰对知识体认领悟。融会贯通是知识的一体化,体认领悟是知识的人格化。而知识的人格化必须通过修养功夫。只有如此,才能使知识有生命力。朱熹说,知识升华到智慧,乃是“知之至”,即知识的最高境界。朱熹《大学》注云:“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襄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10](P6-7)

(四)修养是参与社会活动和承担社会责任的需要

人是社会性存在,所以古语云“人生在世”。人生既然在世,总是要以不同程度、不同方式参与社会活动,承担社会责任。或“齐家”,或“治国”,或“平天下”。而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孟子也说:“修其身而天下平。”[6](P314)

(五)修养是人的自我完善能力证实的需要

孟子说“人皆可以成尧舜”,荀子说“途之人皆可以为禹”,王阳明说“满街都是圣人”。就是说人应该而且能够达到完善境界。而人的这种完善化程度和完善化能力必须通过修养才能证实。社会实践的成功能够证明人有改造自然、改革社会的能力,却不能证明人有自我改造、自我更新、自我提升的能力。而修养能使人性善化、人格美化,从而可以证明每个人有自我完善的能力。所以《大学》云:“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10](P4)神话传说中,动物经过“修炼”可以为人,例如《白蛇传》中的白素贞,就是由白蛇经五百年修炼而成;人经过长期修炼又可以成“仙”。人是动物的提升,仙是人的提升,而提升层次必须经过“修”。

总之,修养是为了实现人之为人的提升和完善,达到完善的人性、完美的人格、崇高的境界。修养决定品质,品质决定人格,人格呈现魅力。

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深刻说明了修养对于个人提高和改造的重要意义:“革命者要改造和提高自己,必须参加革命的实践,绝不能离开革命的实践;同时,也离不开自己在实践中的主观努力,离不开在实践中的自我修养和学习。如果没有这后一方面,革命者要求得自己的进步,仍然是不可能的。”又说:“你们在学校中受着同样的教育和训练,然而由于你们各有不同的品质,不同的经验,不同的主观努力和修养,因而你们就可能获得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结果。因此,革命者在革命斗争中的主观努力和修养,对于改造和提高革命者自己,是完全必需的,决不可少的。”[13](P4)

三、修德立人是修养的主题

古代哲人谈修养内容,包括修德、修业(《易·乾》:“君子进德修业。”)、修学(《汉书·董仲舒传》:“终不治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修容(《礼记·檀弓下》:“曾子与子贡入于其厩而修容焉。”)等诸多方面,但核心主题是修德。先哲之所以以修德为修养的第一主题,是因为:

(一)道德是人生价值确立的根本

《左传》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此之谓三不朽。”[14](P1088)

(二)道德是才能、知识的统率

孔子曰:“智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9](P167)墨子曰:“君子战虽有陈,而勇为本焉;丧虽有礼,而哀为本焉;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4](P10)《资治通鉴》云:“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熟语云:“小胜凭智,大胜靠德。”

(三)德性是事业成功的基础

《孟子·告子上》:“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6](P250)

所以孔子认为,对于君子来说,修德是最重要的:“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9](P66)

四、修养的方式和途径

(一)“人为至贵”意识是修养的前提

“人为至贵”是指人是天地间至高无上的存在,具有最为宝贵的价值。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人形成了“人为至贵”观念,很多哲人都提出和阐释了“天地之生人为贵”这一伟大思想。例如:

《尚书·泰誓》:惟人万物之灵。

《礼记·礼运》:人者,天地之心也。

孔子:天地之性(生)人为贵。(《孝经》载孔子语)

荀子: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

此后,人贵观念影响广泛而深远。

扬雄:物之所尊曰人。(《太玄·玄文》)

班固:人者,天之贵物也。(《白虎通义·三军》)

许慎:人,天地之性(生)最贵者也。(《说文解字·人部》)

王充:人之在天地之间也,万物之贵者也。(《论衡·诘术》)

知“自贵于物”就是自觉认识到人的崇高地位和价值。认识“人为至贵”就会严于“人禽之辨”,把人与动物区分开来。那么,人为什么贵?因为人异于物、高于物。而人异于物、高于物的标志是什么呢?就在于人有道德。孟子曰:“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就是说,人区别于禽兽的地方只有很少一点点,一般的人容易丢弃它,而君子会自觉地保存它。这“几希”就是“仁义礼智”的道德(孟子称之为“善性”)。

确立“人贵”观念,知道自己是人不是动物;知道人与动物的差别很小,就会提高以德立人,以修立德的自觉性和警觉性。也就是说就会提高人的自我道德修养和人格提升的自觉性。董仲舒对此有明确论述:“知自贵于物,然后知仁义;知仁义,然后重礼节;重礼节,然后安处善;安处善,然后乐修理;乐修理,然后谓之君子。”[15](P2516)把“人贵”思想的自觉性视为人进行道德修养,做到“爱人”“立人”“达人”,成为“君子”人格的起点。当人们认识到“天地之性(生)人为贵”,而道德则是人贵于物的重要标志时,人就会自尊,人自知其自尊,就会自觉地体现道德。所以梁启超《新民说》云:“自尊所以尊人道。”[16](P93)

(二)“诚意正心”是修养的基础

《大学》:“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朱熹注云:“言欲自修者知为善以去其恶,则当实用其力。”[10](P7)《大学》:“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朱熹注云:“盖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无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则欲动情胜,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心有不存,则无以检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于此而敬以直之,然后此心常存而身无不修也。”[10](P8)诚意就是老老实实的态度,不自欺欺人;正心就是端端正正的动机,能专心致志。儒家由诚意正心进而提出主敬、守静、定性、慎独等修养态度。正如《大学》所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10](P3)

(三)“以理制欲”是修养的关键

“节欲”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精神修养论的关键。先秦儒、墨、道、法各派哲学都主张节欲:

老子: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第五十七章》)

孔子: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

孟子: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下》)

墨子:去其无用之费。(《墨子·节用》)

庄子: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庄子·马蹄》)

荀子: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荀子·乐论》)

韩非:任理去欲,举事有道。(《韩非子·南面》)

从个体修养而言,“节欲”观主要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节欲是对主体需要的调适:将人的需要从低级层次调适到高级层次。《老子》指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11](P46)“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11](P184)

2.节欲是对人生境界的提升:物质欲望是最低境界,节欲可将人生境界提升到更高的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

3.节欲是对人格价值的升华:通过节欲养成高尚人格。

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9](P166)“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9](P9)又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9](P36)孟子认为,只有用道德理性节制耳目口腹之欲,才会成为品格高尚的“大人”。他把道德理性称之为“大体”,而把耳目口腹之欲称之为“小体”,谓“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先立乎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6](P250)。

道家的人格理想以“至人”“真人”为标志,认为“私欲”深重的人,绝不会达到圣人、真人的境界。庄子曰:“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17](P233)又曰:“恶、欲、喜、怒、哀、乐六者,累德也。”[17](P804)因此主张只有“寡欲”“节欲”,才能成为至人、真人。老子说“圣人处无为之事”[11](P7),庄子也说“至人无为”[17](P732)。所谓“无为”,就是内无私欲,外无索取;对己无所求,对人无所争。

可见,儒家和道家都把“节欲”“寡欲”作为进行德性修养、实现人格价值的基本途径。

这几方面可以概括为一点,就是确立和提升人的价值主体地位。价值需要的调适、价值取向的引导、价值人格的升华都是为了使人超越生物性和远离自然性,由自然的人变为社会的人,由自在的人变为自觉的人,由生存的人变为发展的人,从而保持其“天地之性人为贵”的价值地位。人的生理性需要和物质性追求,尽管是必要的需求,却不是高层次的需求。只有道德生活、精神境界、自由意志、美好理想(包括人格理想和社会理想),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标志。

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指出,“食色之欲”并不能区分人与动物,只有道德理性才是人异于动物之所在:“《中庸》说‘诚之者,人之道也’,方是彻底显出诚仁、诚知、诚勇,以行乎亲、义、敬、别、信之中,而彻乎食色之内,经纬则备,中心不忒,方是人所以异于禽兽。”[18](P634)

“理欲”关系的外在表现就是“义利”关系,因此“以理制欲”的内心修养在价值取向上的要求,就是“以义导利”“义然后取”。“义然后取”乃是价值观修养的基本内容。

程颢:“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程氏遗书》卷一一)

朱熹:“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朱文公文集》卷二四《与延平李先生书》)

1.义利的涵义。“义”指道义、道德,“利”指利益、功利。义利关系即道义、道德与利益、功利的关系。义利关系是传统价值观的核心问题。

2.儒家义利观的基本观点:“义重于利”“义然后取”。

孔子提出“义以为上”“义然后取”“见利思义”。“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9](P35)“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9](P69)

孟子主张“去利怀义”,荀子主张“先义后利”“重义轻利”,董仲舒主张“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都是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儒家为什么认为义重于利,主张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呢?

1.义利之辨即是君子小人之辨。孔子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9](P38)。孟子曰:“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6](P289)

2.义利之辨是养心与养体之辨。董仲舒从养生即生命的存在上论证了义利的价值:“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19](P157)

这种价值观念也包含着修炼道德品质、提升精神境界、培养高尚人格和协调社会关系的合理因素。特别在物欲横流、道德沦丧、享乐至上、信仰失落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它的积极作用更为明显。

(四)“自省自反”是修养的方式

自我省察、自我反省是儒家倡导的道德修养的根本方式。孔子:“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9](P38)又曰:“内省不疚,则何忧何惧?”[9](P122)

孟子:“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礼矣。”[6](P182)

荀子:“见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7](P24-25)就是说,看到善良的行为,一定一丝不苟地拿它来对照自己;看到不好的行为,一定心怀恐惧地拿它来反省自己。

(五)“以名矫实”是修养的路径

公元前489年(周敬王三十一年、鲁哀公六年),时年63岁的孔子最后一次来到了卫国,这时孔子的弟子多仕于卫,卫君也有让孔子为政的意思。于是子路就问孔子:“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答曰:“必也正名乎!”子路对这个回答好像不以为然,他反驳说:“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孔子看子路是这个反应也很生气,马上厉声道:“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他很严肃地对正名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9](P130-131)《论语·颜渊》载:“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9](P126)即要求君、臣、父、子都要名实相符,各尽自己的职责,各行自己的道义。对于君、臣、父、子个人而言,就是按名分所包涵和规定的道德原则、道德规范来约束要求自己,进行修养,达到以名正实,实符合名。

汪奠基的《中国逻辑思想史》指出:“孔子的正名思想,事实上包括这两方面,一为‘正形名’的名实概念,一为‘正名分’的伦理规范意义。……前者是‘事实判断’问题,后者则是‘价值判断’问题。”他还认为:“孔子的‘正名’思想旨在使君臣各尽其职、各行其道,建立有序的社会政治秩序和社会生活秩序,这客观上有利于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20](P109)

可见,“正名”的实质是以名来“正实”“矫实”“责实”,具有德性修养的重大意义。每个人都应按身份、职务、角色的规定进行修养,使“实”“名”相符,从而实现官、民、干、群、父、子、师、生等各行其道。

借鉴以上方式,我们现代修养的目标是什么呢?习近平2014年3月9日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安徽代表团的讨论时说: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严以修身,就是要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提升道德境界,追求高尚情操,自觉远离低级趣味,自觉抵制歪风邪气。

[1]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M].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2]习近平.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推进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互学互鉴[N].人民日报,2014-09-25(1).

[3]习近平.牢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N].人民日报,2014-10-14(1).

[4]吴毓江撰,孙启治点校.墨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3.

[5]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6]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

[7]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3.

[8]朱熹,吕祖谦纂,张京华辑校.近思录集解[M].长沙:岳麓书社,2009.

[9]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0]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1]辛战军.老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

[12]吴良镛.志存高远,身体力行[N].光明日报,2014-09-18(6).

[13]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4]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5]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6]梁启超著,宋志明选注.新民说[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17]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2.

[18]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9]阎丽.董子春秋繁露译注[M].哈尔滨:黑龙江出版社,2003.

[20]汪奠基.中国逻辑思想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21]诺瓦利斯.夜颂中的革命和宗教[M]∥诺瓦利斯选集(第1卷).林克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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