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辉

(西北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 710069)

逍遥“游”强调的是一种心灵自由与内心独立的生命气象，“游”刃有余则展示的是一种在夹缝中挥洒诗情，展现自信的人生境界。如果说前者立足无尽的心灵空间，考验主体的胆魄和气势，致力于精神层面的自我倾听，那么后者立足于不同力量之间的抗争、妥协所形成的同一空间，更需娴熟的实践技巧，不但表征了道与技的合谋，而且体现了智者的艰辛与聪慧，更具现实意味。倘若以此综观当代陕西文坛，散文家朱鸿不仅是一位擅长实践的“行走者、体察者和生活者”［1］(P1)，更是一名善于游走于不同领地的智者。在历史与地理、审美与现实、文艺与学术的交叉场域，他表征了自己的散文特色，体现出独特的智慧。

一

众所周知，在当代陕西文坛，对历史的辉煌叙述和沉痛哀悼已成为小说家生命的一部分，陈忠实、贾平凹、红柯、叶广芩、高建群等作家莫不如此。然在散文创作中，将历史抒写融入日常创作的当推朱鸿。朱鸿已创作诸多历史散文，形成其“关中系列散文”①朱鸿以历史文化散文创作见长，从其成名作《夹缝中的历史》到最近出版的《历史的星空》，主要都是历史散文集。在空间上，朱鸿散文以长安为原点，逐渐辐射到整个关中，近年连续出版《关中是中国的院子》《关中:长安文化的沉积》《长安是中国的心》等散文著作，形成明显的系列，故笔者以“关中系列散文”对其历史文化散文作整体命名。。朱鸿自言:“胡适之先生当年宣示他是有历史癖的，后生我似乎也有”［2］(P1)。朱鸿之所以看重历史叙事，与传统的文以载道观念有关。朱鸿认为:“中国人富于强烈的历史意识，它究竟可以培育一些理性，从而能够使人调整并摆正自己在宇宙之中的位置，知道何为敬畏。”［2］(P1)不难看出，朱鸿有浓重的忧患意识，相信从历史浮沉中能培养出主体的理性思维，从而反思自己的身份，敬畏着生活。这种历史意识不仅符合意识形态的意图，也符合个体生命的愿景。

在历史叙述中，朱鸿以明君重臣的爱恨情仇和历史长河中的细枝末节，完成了对周秦汉唐兴衰荣辱的宏大叙事，集结了作者对历史的主体沉思与情感批判。整体而言，朱鸿的散文常常互为表里，相互映衬，以小见大，意深情长，颇似黄仁宇的叙事手法。在《天命与宗教》中，朱鸿对儒家的周公庙，道家的楼观台，佛教的法门寺等个体宗教场所的叙述不仅展现了儒道释消长的长安宗教的演变史，也从另一侧面展现了中国宗教的整体更替，而且深思了天命问题，认为:“谁都有自己的天命，于是人在世间的种种痛苦、坎坷、遭遇，似乎就有了解脱的路径。”［3］(P143)在这样的文章中，朱鸿将历史叙述与生命的哲思融为一体，不但表现了散文的叙事性，也增加了散文的思想深度。在《诗人多难》中，朱鸿围绕着诗人命运多舛的现象，从初唐四杰到黄巢等有唐一代26位诗人的悲情人生中，发现正是一元论的政治和官本位的文化造就了这些悲剧，认为:“惟有诗人的作品进入市场，并在市场中可以交换，从而产生利润”［4］(P215)之后，诗人的命运才会改变，并以此为例揭示唐代文人的普遍命运。在对这些单一问题的叙述中，朱鸿以小见大，以偏总全，复建了长安的真实历史，完成了他对文学的遐想。

朱鸿散文的魅力远超于此。他更具独特性的地方在于，能将对周秦汉唐的历史叙述和对关中长安的地理叙事密切结合，既为自己构建了立体的散文体系，又复现了长安的文化时空。朱鸿踏遍关中大地，以深沉的历史回想意识和超人的现场复建能力，亲身体验了长安的形色风貌，才写出了“关中系列散文”。在历史的演变中，朱鸿以长安为中心，向外扩散，覆盖整个关中，构筑了一个历史、地理组成的文化空间体系，从而完成对文学长安的想象性复建。在西安市内，由阿房宫、长乐宫、未央宫、大明宫等绘制了长安的宫殿地图;由北大街、长安路、德福巷等绘制了长安的交通地图;由唐代大学的六学、广文馆到现代的西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绘制了长安的高教地图;从书法、古玩、饮食、戏曲等绘制了长安的文化地图。朱鸿就像长安的精灵，深入城市的腹地，涉足每一处空间，体味着城市的温度与热量。更重要的是，朱鸿以长安为据，继续拓展自己的空间规模，从长安已然迈向关中。从刘邦、汉武帝、唐玄宗到司马迁、霍去病，再到周皇后、李仙蕙、苏三，由皇帝、大臣到女眷等普通人，绘制了文学化的人事地图;从武关、潼关、到华山、终南山，再到白鹿原、神禾原，由军事要塞、风景名胜到家乡村舍，绘制了文学化的自然地图;从大慈恩寺、大兴善寺到广仁寺、清真大寺，再到楼观，由佛教、伊斯兰教、道教，绘制了文学化的宗教地图。最可贵的是，朱鸿手绘了“西汉帝陵分布图”“关中四关分布图”“唐帝陵分布图”“关中主要寺庙及道观分布图”［3］(P216-219)，用满腔激情形塑大长安的文化空间。这个文化空间的建构呈现给读者一个有别于现实空间的视觉化世界，重塑了人们的空间审美感觉。

朱鸿散文采用的是历史叙述和空间叙事同存并在的创作策略，而一旦历史叙述与地理叙述合谋后，就会以时间为经，空间为纬，在经纬交错间构建出巴赫金所谓的文学时空体。朱鸿就是在这种时空交错的时空体中诗意创作，将散文的文体形式与历史地理相结合，形成文学长安的立体体系。

二

在弱化了启蒙功能之后，当代散文一直致力于文化寻根，循着贾平凹和余秋雨创造的自然人性审美和历史文化批判两条路径行进。在贾平凹的路径中，空灵唯美的自然性情是散文表征的主要目的;在余秋雨的路径中，传统历史的文化批判是散文创作的终极任务。朱鸿的聪慧在于他虽然从某一方面都无法企及贾、余二人所创的高度，但他善于吸纳二者之长，将人们对散文的审美期待与现实批判的要求结合起来。朱鸿散文一方面能够实现文学对社会的功用要求，另一方面则保持文学作品自身较高的审美品位。在他看来，虽然实用和审美这两个特征在散文中略有偏重，但二者同构了散文。散文有承担现实批判和艺术审美的能力和雅量，能够使实用性和审美性并处一体。在艺术审美与现实功用的公共空间，朱鸿实现了自己的艺术理想，也暗合了意识形态和体制对作家的要求，因而获得巨大成功。

在功能上，朱鸿的散文体现出两个特征:一是符合意识形态的认同逻辑，一是符合作者内心的个体需求。一直以来，文学作品隶属意识形态。中国古代就有大量政论文，它们直接服务于意识形态，为意识形态的统治进言献策。就朱鸿散文而言，从某种意义上，也有“服务”主流意识的倾向。当然，正如伊格尔顿所言:“科学的批评应该寻找出使文学作品受制于意识形态而又与它保持距离的原则”［5］(P23)。文学对意识形态的“服务”多半不是直接的，而是以艺术化的方式来实现。如上所述，朱鸿的作品几乎囊括了西安的地理、风物、宗教、人情等一切文化因素。在此基础上，他才展现对历史的叩问和情思的表达。更重要的是，这个过程包含一种不言自明的事实。朱鸿对文化地理、风物人情的展现，暗合了意识形态建造千年古都和国际化大都市的热望，无形中成为所在地文化宣传的重要推手，间接地为地方文化建设提供服务。与此同时，对朱鸿来讲，散文创作不但是他生存的方式，也是他剖析人性，实现自我的方式。朱鸿写道:“写作，包括散文写作，却意味着我的生存杠杆，甚至是我斗争的武器。我以写作，当然包括散文写作抵抗着我所能意识到的野蛮和媚俗。散文写作实际上还带动了我的阅读和思考。”［6］(P209)散文创作不仅使朱鸿获得谋生之道，也使其独立人格得以实现，更让朱鸿藉此跻身陕西乃至全国的著名作家之列。朱鸿所有作品的永恒主题都是对人性的探讨，他说:“我的理想是用我的言语探索人性、拓展人性，从而扩大人类精神的领域”［6］(P208)，“即使我到历史之中去了，我也没有放弃对人之性的分析。”［4］(P294)这些话语使朱鸿以现实方式介入人性审视的心意一目了然。其实，促使人性的完善是文学作品最大的功用目的。无论怎样，使人性更加完美，使人类的生活更加幸福和美好，是一切人类文明活动的终极目的。假如这个观点成立的话，朱鸿的散文创作，不仅实现了意识形态的官方需求，也满足了个人的内心完善，进而实现了文学创作对人性的终极关怀。

朱鸿对散文的审美性也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写道:“散文是实用的，但它主要却是审美的，”［6］(P209)“美的便能迷惑灵魂”［4］(P163)。此言不虚!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认为:“文学科学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7］(P26)文学性最突出的表现是文学立足语言的陌生化所造成的审美性。审美性是文学与非文学作品加以区分的主要标志。对散文而言，散文的本质在于心灵的自由漫步和心性的诗意表达。但这种性情并非直接宣泄，而是借用语言文字审美化的表达出来。朱鸿不但对此心知肚明，而且还使这种审美表达打上自己的烙印。朱鸿散文文字的审美特征很多，但主要在于雅致和纯美。朱鸿对文言古句的洗炼和妙用造成其散文的雅致之美。朱鸿这样描写甘泉宫的夜晚:“天大横云，地阔列山，从而广袤空明，风过不睹其形，鸟飞不闻其声。”［8］(P116)在此，朱鸿运用四、六字句，对仗工整，用词考究，扬弃了骈文的华而不实、言之无物，准确概括了甘泉宫夜晚阔大澄明的特征。朱鸿不仅在描述时善用文言句式，干净简练，风雅精当，在叙事时也同样字斟句酌，华丽而不轻浮，精准而又典雅。朱鸿描写骊山:“骊山有阴秀之美，裂岩之美，鸟雀啼啭之美，松柏青葱之美，晚照尤美”，继而笔峰一转，叙述自己登骊山的境遇，“骊山晚照为关中绝妙之景，骚客雅士代有推崇，然而难逢其境。我登骊山数次，无一获晚照之遇。”［9］(P23)其叙述仍使用历经锤炼的文言字词，保持一贯的典雅庄重之风。在全社会都陷入浮躁，争名夺利的时代，朱鸿却独处静室，精雕细琢，宏扬古典文风，将生命的内在体验和文字的典雅温润融为一体，体现出极强的审美性。

朱鸿的散文还呈现出一种明净清澈的纯美。在朱鸿笔下，曲江的早晨“天空一经夜雨清洗，千里透晴，万里湛蓝，有阳光盈照，芳香柔飘，曲江白石过滩，拱桥跨流，群鸭任游，孤雀自鸣，男潇洒以争雄，女娇娆以竞艳，唯老者安然，幼者怡然。”［9］(P94)在这些描述中，朱鸿凝练干净的文笔类似于柳宗元，却改观了柳宗元凄清冷寂的意境，以一种欢快阳光的氛围阐释长安的繁盛与静好。朱鸿散文并非仅靠观察而得，而是体验得之，是切肤感受之后的诗意表达。朱鸿这样描写雨中的辋川:“秀峰沉默，乱石相依，雨悄悄地缝合着万物。秋风过处，衰柳飘扬，黄叶旋飞。曲折的路径，流水扬落，浅草明灭。松柏杨槐之类，高高低低，互相掺杂，组成了绿的森林，并覆盖着辋川的沟沟坎坎。偶尔一树柿子，落了肥叶，唯红果占据枝头。白水流过幽深的峡谷，与石而绕，触茅而漫，柔韧地走过了河床。”［10］(P97)纯洁、明净、诗情、唯美，不用过多的解释，朱鸿的文字以自身的审美性言说着文字的魅力，这是任何图像文本无法僭越的梦魇。

如上所示，朱鸿在现实与审美之间又寻得了一个公共空间。在这一交叉地带，朱鸿既受到了社会逻辑的认同，又得到了艺术逻辑的认同，因而才以短小精当的散文，在当代文苑风骚独领。

三

最近，朱鸿的散文集中呈现两个新变:其一，朱鸿乐于设置具有思辨色彩的散文题目。《在鸿门分析刘邦项羽之性格》《在马嵬透视玄宗贵妃之关系》等文采用了规范的学术论文标题。其二，朱鸿热衷为其文集添加参考文献，其新著《关中:长安文化的积淀》(2011)、《长安是中国的心》(2013)便是明证。倘若我等走马观花，便不以为意，但若细究，顿觉朱鸿此举大有深意。文学的根砥在虚构和想象，此乃众人皆知之常识。依笔者愚见，朱鸿显然不愿读者将其散文仅作虚构的文学作品接受，而是还要作为真实的、思辨的研究著作看待。题目的学术化设置，参考文献表征的学术规范化，都无声地传递着朱鸿的这一欲求。显然，朱鸿力图在文学作品与学术著作之间架构一座沟通的桥梁。

朱鸿有着双重身份，一是作家，二是高校教师，但两个身份都同存于相同的体制。体制是一定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观念，而且是已被定型并形成惯例的观念。在艺术中，它将成为创作者和接受者进行艺术活动的逻辑起点，也是其共同遵循的行为模式和规范，规约着体制内人们的生活及艺术方式。作为体制之一的文学同样遵循这一原则。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说:“文学是一种允许以任何方式言说任何事情的体制。”［11］(P36)文学体制是一套在文学领域内约束主体言行的行为规范。文学体制内部可以分化为不同的类型，不同类型的文学体制往往利用自身所拥有的权力形成不同的考核标准。就作者身份而言，文学体制希望作家运用形象思维，肆意创造文学作品;就高校教师身份而言，文学体制要求他不但要完成日常的教学任务，而且要求他运用逻辑思维进行学术研究，成为学者。这实际上代表的是两种矛盾的写作思维和写作方式，很难合二为一。但朱鸿的高明之处正在于，他在这种冰与火的悖论中找到了平衡点。朱鸿写道:“我一边写作，一边搜集我所需要的材料。我反复核对历史之中的事件和它发生的年代，核对人的活动及其他们的籍贯和职务。我苦苦推敲自己的观点，以使它带着新意。我还借鉴了诗人的办法，这便是注意我的句和字。”［4］(P294)朱鸿核对历史材料的“年代”“籍贯”“职务”等行为是文学研究中文献考证的惯常做法，而其以诗人的方式注意“句和字”，强调的是通过修辞，保持文本的审美性。朱鸿一边通过文献查阅和材料的甄别筛选以保证材料的可靠性和典型性，以“苦苦推敲”来保证研究的逻辑性和谨严性，用这两种方式确保结论的有效性和创新性，一边通过炼字炼色，用比较生动形象的文学语言和句式将其论点表达出来，保证文学作品的可读性、生动性。

朱鸿用学者对学术的严谨和务实来要求自己，将自己深思熟虑的思考以文学化的方式表达出来，把文学作品的唯美与真情和学术论文的深刻与睿智相结合，从而使二者得以良性结合。在《在马嵬透视玄宗贵妃之关系》中，朱鸿考证了李、杨二人的交往后得出结论，认为李、杨二人的关系是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的性爱关系，根本没有爱情，只是为了各自生存而本能所为。其论点推翻了白居易《长恨歌》等宣扬的传统的李、杨爱情观，其论述证据确凿，言之成理。不过，朱鸿在阐明这个观点的时候，并不是依靠严密的逻辑推理和平实精确的语言文字，而是依靠内在的情感逻辑和形象诗意的语言将其叙述出来。在朱鸿的散文中，类似这样的作品数不胜数。这样，作为作家的朱鸿与作为高校教师的朱鸿合二为一，使自己顺利融合于当下的作家体制和学术体制之中。当年，红柯先生对学者们诘屈聱牙、了无生气的著作深表不满。在高度赞扬马克思、竺可桢和黄文弼等人学术著作优美的文笔后，他提出了学者作家化的理念［12］(P302)，希望学者的文章能具备较强的审美性和可读性。有趣的是，身处同一教研室的朱鸿提出了作家学者化的观点。朱鸿说:“在我看来，写作审美的散文需要有一个深厚的文化基础，或是写作者的学者化和思想者化”［6］(P209)，强调作家的散文要有理论性和思想性。虽然二人各自为战，却又殊途同归，同构了对现代作家的身份认同，即倡导作者与学者二重身份的异体同构。他们可以通过创作难分彼此的作品，符合社会对作家和学者的双重期待。这种观念给诸多身在学校体制内的作家提供了一条存在和发展的新途径。

奥地利作家罗伯特·穆西尔(Robert Musil)曾追问:“想获取真理的人成了一名科学家;想自由发挥主体性的人成为一名作家;但一位想在前两个愿望之间获得什么的人应该做什么呢?”［13］(P293)这的确是大多数作家需要思考的问题。为创作独特的艺术品，每个人都需要探索最适合自己的路。可能否真的在二元之间找到第三条道路?愚钝如我之辈定当不知。因为一般而言，人们只知时间与空间、文艺与现实、科研与创作分属两种不同的生产机制和相对的思维方式，但朱鸿显然知道其间还有中间路线。恩斯特·迈尔(Ernst Mayr)曾说:“科学中的许多长期论战是由于对立面双方没有认识到这两种对立观点并没有完全包括一切可供选择的各种观点和解释。”［14］(P557)这是一种暗含“非此即彼”或“没有第三者”的下意识的二元标准，但现实中往往存在“有此有彼”，折衷融合，重构新论的情况，所以人们需要“寻找第三者”。广受佛教与基督教精神浸润的朱鸿以宽容和慈悲之心在兼顾两者的情况下，以高度的智慧“游”走于各种不同力量形成的公共领域，寻得了“第三条道路”。其实，“游”是一种行为，也是一种姿态，更是一种状态。作为一种行为，它要求主体能够自由出入于不同的时空之间;作为一种姿态，那是一种恣肆挥洒的生存态度;作为一种状态，它是主体在完成自己的行为之后体现出来的一种诗意盈然的情形，三者都凝结着巨大的智慧。朱鸿在超越二元的道路上觅得巨大的发展空间，以符合体制要求的方式实现了自己的艺术理想，使自己进入“游”的境界，自己也成为文学的“智者”。这是他最大的成功。

［1］老愚．朱鸿:行走者、体察者和生活者［M］//朱鸿．人生的爱与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

［2］朱鸿．大时代的英雄与美人·自序［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6．

［3］朱鸿．关中是中国的院子［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9．

［4］朱鸿．夹缝中的历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1．

［5］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M］．文宝，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6］朱鸿．人生的爱与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

［7］赵毅衡．符号学文学论文集［C］．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8］朱鸿．历史的星空［M］．北京:三联书店，2012．

［9］朱鸿．长安是中国的心［M］．北京:三联书店，2013．

［10］朱鸿．关中:长安文化的沉积［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11］DERRIDA J．Acts of literature［M］．New York:Routledge，1992．

［12］红柯．敬畏苍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13］罗伯特·穆齐尔．没有个性的人［M］．张荣昌，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

［14］恩斯特·迈尔．生物学思想发展的历史［M］．涂长晟，译．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