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 刚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 710055)

一

一部好书是经得起重读的。朱鸿《夹缝中的历史》就是这样一部好书［1］。近来，我把这部历史文化散文集重读一遍，仍然感触良多。书中发人深省的挚烈情思和充满诗意的文字叙述，又一次深深地刺激、打动了我。

朱鸿在此书的《后记》里说:“到现在为止，在我的所有写作之中，这一组系列散文的写作，是我最为重视，也是最为用心的。”时间证明，作者的用心和努力没有白费。这本书于2001年1月，由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首次印行，至今已刊行3版，印刷达14次之多，近期又将推出第4版。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大众读物甚嚣尘上，出版商唯利是图的当今，一部纯文学作品集还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地印行?

还是那句老话——“人间要好诗。”《夹缝》不是诗集而是散文集，但它却比一般的诗集更富诗意。梁实秋在《论散文》中说:“‘诗’时常可以用各种的媒介物表现出来，各种艺术里都可以含着诗。”［2］(P28)余光中也表达过同样的意思:“有些散文，本质上原是诗。”［2］(P197)我理解，这里所谓的“诗”，强调的是优秀散文作品所内涵的高贵的精神品质和优雅的美学境界，而这恰是《夹缝》所体现的质与相。

《夹缝》所收的14篇文章，每一篇涉及的都是中国历史之重大事件及重要的历史人物。其独特之处在于，作者的笔触无不是从“人性”的角度切入，对历史事件及人物命运进行描述与分析，从而揭示传统文化尤其是专制政治对于人及社会发展的影响。

荆轲是中国历史上刺杀嬴政的英雄，自古及今受人尊敬，朱鸿却“怀疑荆轲”。首先，他不相信荆轲“失手”的原因是“剑术偏差”。荆轲是人，是人就会“贪生”“不想死”。中国人当然讲“士为知己者死”，但燕太子丹实在算不上荆轲的知己［1］(P63)。朱鸿以为，荆轲的“失手”，完全在于行事的瞬间心存“杂念”。这是一个破天荒的推理，也是合乎人性的判断。

那么为什么“中国人不愿意接受别的原因。只接受剑术偏差的原因，甚至不愿意认真分析荆轲失败的原因”呢?朱鸿认为，这是一个民族可怜的“精神胜利法”——“指秦始皇之桑，骂自己所憎恶之槐”。由于长期的集权专制统治，中国普通民众的心理，无可奈何地落到了敢怒不敢言的地步，荆轲因之成为“苦闷的灵魂得以出气的洞口”。这种对“英雄”的崇拜心理，是人性长期受压抑而寻求的一种平衡［1］(P66)。在《怀疑荆轲》中，朱鸿从人性角度切入审视荆轲内心甚至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便提出了启人深思的问题，也给出了足以服人的答案。

商鞅变法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影响深远。朱鸿从这次变法对于民众权益的影响落笔，写下《成功的罪孽》。他以为商鞅在改革政治、强大秦国的同时，完全不顾及民众的利益。为了凝固人们的意志，商鞅竟然以“法”的形式确立了“告奸”——即人揭发人的正当性，这是“对人所有的基本的生存权利的威胁和侵犯”。朱鸿说:“商鞅的方式，充满了集权统治的倾向。商鞅通过变法，为中国的集权统治建筑了一个基本框架，甚至是他的变法产生了中国集权统治的雏形。”［1］(P43)指明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如果不是同时着眼于社会与社会中每个个体的共同发展，人们很难发现商鞅成功背后所隐藏的罪孽，至少会忽视这种罪孽的恶果。事实上，这种由“人揭发人”演变成“人诬告人”的肆意践踏人权的恶行，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两千多年。

中国以往社会发展之缓慢，可以在传统文化的根上找原因。其实，梁漱溟早就指出:“中国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3］(P259)但这并不等于伦理文化在设计之初就要取消个人之价值，真正限制个人思想、剥夺个人权利、妨碍人性与社会发展的是皇权下的专制统治。这一点，我们比较一下《我在孔庙的所见所想》与《司马迁之残与苏格拉底之死》两文，便不难理解。

孔子所生活的春秋之际，诸侯竞争，政治权力相对分散，客观上为个人的思想与行动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孔子讲“仁爱”，曾经周游列国，寻求从政的机会，但是“孔子的精神是独立的”。在《我在孔庙的所见所想》中，朱鸿赞美了孔子，指出孔子的“愿望是进入权力机构，并按自己为人类的设计直接地改造社会”［1］(P10);孔子“活着恓恓惶惶，仿佛丧家之犬”，但他的言行是自由的。可是司马迁就不同了:作为史官却因为“说错话”而致罪，甚至连最基本的人“性”都被剥夺了。专制统治者不把人当人，而要把所有的人都驯服成任意驱使的工具。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中国开始两千余年中央集权专制统治的标志性事件。其实汉代统治者所倡导的儒家思想，并不契合孔子精神的实质，而是对孔子思想“修正”的产物，统治者以此“僵化全体中国人的思想，并封禁中国人探索与发现的激情”［1］(P6)。从此，所有的人都要颤颤兢兢，在皇帝手下讨饭吃，人之为人的尊严与资格丧失了。这种结局当然符合统治者的利益，却严重损害了民众的权益与社会的进步。正如西田几多郎所言:“只有生活在一个社会里的每个人都能充分地活动，分别发挥他们的天才，社会才能进步。忽视个人的社会绝不能说是个健全的社会。”［4］(P145)

在《司马迁之残与苏格拉底之死》里，朱鸿把司马迁与苏格拉底放在一起比较是深有意味的。两位东西方哲人都因“说错话”而致罪，其命运不无相似之处，但结局却大不相同:苏格拉底用他的死捍卫了言论自由的权利，而司马迁在忍辱完成《史记》之后悄然辞世。“司马迁之残”不仅是专制统治的耻辱，更是人权遭践踏、人性受摧残的见证，它给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留下了永难抹去的历史记忆与精神创痛。

如果把皇权专制统治的社会比作金字塔，那么处在权力金字塔顶端的自然是皇帝，处在金字塔最下层的无疑是广大的女性。即使那些身处皇宫，有幸能够接近皇帝的女性也不例外。与社会各阶层女性不同的是，宫中女性是仅供皇帝一人驱使的“尤物”而已。

王昭君就是这样一个“尤物”。但是在许多国人的记忆中，这个薄命的女子似乎至今身上还绕着许多光彩四射的光环。但朱鸿不这么看:“我关注的是王昭君这个人的生存状态，这个女性的基本欲望及其丧失。”［1］(P166)作为一个被选入宫的女子，王昭君等待君王宠幸的愿望是万分渺茫的。与宫中的大多数女性一样，她们作为女人的基本权利，被一个男人凭借手中的特权剥夺了。后来王昭君远嫁匈奴时，没有表明此去的“真实”想法。虽然王昭君自己没有说，后来的人们还是替她说了许多，有的不免大言堂皇。朱鸿虽到底也没有在字面上指明这一点，但读者清楚他的意思:嫔妃制度是有悖人性的，王昭君远嫁而去，至少暂时“逃离”了戕害人性的处所。

《苏三监狱》是一篇具有象征意味的作品，它揭示了专制统治下人性的扭曲与异化——人的智慧与才能没有用来创造有效的价值，而是无止境地用以制造人与人的对立情绪与紧张关系。人性在长期的紧张对峙中，一面因受压而扭曲，一面因放纵而异化。这种情形既使人养成了对权力的屈服与崇拜，也激发了人对权力的向往与争夺。

在《追究吴三桂》中，朱鸿不相信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浪漫说法。他以为“一束缥缈的爱情之光，不但照花了吴伟业的眼睛，也照花了历史的眼睛”［1］(P310);其实“吴三桂是想有自己的江山的”［1］(P325)，他想成为专制中国的大“禁子”，不想成为别人治下的“囚徒”。这样我们就容易理解吴三桂的反复“叛变”了。权力可以用来压制人性，也可以从内部扭曲或者异化人性，使人从生活的主体，蜕化成权力演变的附庸。

朱鸿对过去时代的人与事细心甄别，努力挖掘被历史尘埃遮掩了的普通而又普遍的人性，意欲打通古今人类的心灵通道，以历史之光烛照现实。他深深懂得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我的思路是，迂回到现实的背后去，以深刻地进入现实。”“已经过去的人类生活，便是历史，从历史之中生长出来的新的人类生活，则是现实。”而“文化把历史与现实紧密地联接到一起了”［1］(P1)。于是，《夹缝》中所描述分析的历史与人物，沿着朱鸿的眼光与思绪，顺着古今共通的人性的“管道”，与那些尚不失锐敏的读者的心灵产生激荡，引发多方面的积极效应。

二

朱鸿曾经说过，作家首先应该是一个思想家。《夹缝》便是他长期思考中国历史的结晶，具有一种既凝重又绚美的力量。诗人废名说，“思想是一个美人。”［5］(P432)的确，思想着是美的。朱鸿散文既远绍了韩愈“文以载道”之主张，更近承着鲁迅“为人生”之艺术精神。但朱鸿强调的“道”，是人的理解与沟通、人的文明与进步的人性之道。他有过这样的自道:“作为人类的成员，我艰难地生存在同胞之中。”“我用自己忧郁的眼睛注视其他成员，而且设法将我的目光投向历史，投向各民族、各地域、各时代的生活。”“我首先望着周围的人，我在发现他们是怎样对待自己的生存状态，我特别敏感人的痛苦，我经常思考人的痛苦的原因。”［6］(P56)因此对于专制政治文化的批判，对于人之自由精神的张扬，必然构成朱鸿散文充满内在张力之两极，这正是朱鸿散文的“文气”之所在。韩愈谓为文“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7］(P1163。鲁迅的《野草》大多篇幅短小，朱鸿的《夹缝》皆为长篇大论，但是前者读过不觉其短，后者读来不嫌其长，都给人以力的鼓动，美的享受，只不过美与力的程度有别而已。

人们的阅读经验往往有一个误区，以为强调思想性的文章，一定是不甚注重修辞，只有思想平庸的作者才肯在辞章上劳费功夫。这种认识所致的结果之一，是很多人仅把鲁迅看成一个“思想者”，读其文只注重他“说了什么”，而忽视了鲁迅作为一个文学艺术家“怎么说”。李长之早就指出:“鲁迅在文艺上乃是一个诗人;至于在思想上，他却止于是一个战士。”［8］(P136)有人可能不完全赞同这种看法，但说鲁迅内心里有着强烈的感情，在艺术上有着执著的追求与巨大的创造，总是不错的。

朱鸿也是一个内心里涌动着强烈的感情、艺术上有强烈的精美化追求的作家。《夹缝》既是用心深思的文字呈现，又是苦心经营的艺术作品。其后记云:“我还借鉴了诗人的办法，这便是注意我的句和字。”［1］(P328)的确，读者与《夹缝》的思想沟通与情感交流，是在美妙语词构成的艺术世界中展开的。

《灰堆》写秦始皇焚书坑儒之事，作者“对公元前213年的焚书，一直有物伤其类的隐痛与激愤”［1］(P72)。在渭河以南，他找到了那次焚书留下的巨大的灰堆。接着有这样一段文字描写:

当我默默站在它面前的时候，二十世纪最后某年的夕阳，以自己无奈的光芒照耀着这个沉积物。锥形的灰堆，孤立于晚霞停滞的旷野。黄昏之中，它似乎有一种高耸之感。这灰堆周围，到处都是呐喊的麦苗和蔬菜，还有呐喊的树木［1］(P80)。

这些描述性句子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但感情的抒发不是直接、空洞的，而是有控制地转移到了对周遭物景的描写与对气氛的营造上。作者无形的情绪浸染到具象的闪着“无奈的光芒”的“夕阳”“停滞”在“旷野”的“晚霞”“灰堆周围”“呐喊的麦苗和蔬菜”以及“呐喊的树木”之上，创造了物我浑然、贯通古今的艺术意境，充分表达了无奈而又无比愤懑的情绪，产生了震颤读者心弦的审美效果。

《怀疑荆轲》是一篇独具见解的文章，它让我最难忘的是对荆轲刺秦王的瞬间的想象性描写:

他瞪着眼睛望着匕首，他看到匕首在咸阳宫漂亮地飞旋着，可它却碰在了一根铜柱上。秦王及其文武百官都听见了尖锐的金属之声，我也听见了，因为它一直沿着历史跋涉的方向尖锐地响着［1］(P61)。

这样的的文字，将读者的视觉、听觉、触觉甚至身体的每个细胞都调动了起来。其诗意尤其在于最后三句，显示着的巨大的空间转移与漫长的时间跨越，而这一切都是在作者的想象及对想象的准确表达中完成的。

汪曾祺曾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其实，写散文又何尝不是呢?文字不仅是表达思维的工具，本身也是一种目的。特定的语词使用，不惟传达特定的思想，也往往会形成特定的美学风格。朱鸿对一些词语的独特运用，就收到了这样的效果。如写孔庙的环境:“孔庙也有槐树和银杏树、海棠花和梅花，当然还有别的种种珍贵而美丽的植物，然而孔庙的主流却是柏树。”［1］(P1)用“主流”来描绘孔庙的柏树，真是生动之极，也准确之极。谓之“生动”，是因为“主流”一词不仅写出了柏树之多，而且写出了柏树枝叶在风中摆动的感觉。这个词语人们一般习惯在社群的意义上使用它，移诸写植物，便产生了“陌生化”的审美效果。谓之“准确”，是因为这里似乎又有以树写人的意思，“主流”的柏树与“主流”的人群之间，有着一种暗中呼应的关系。那么，槐树、银杏、海棠和梅花等别的珍贵而美丽的植物，也可说成为各色人等的象征了。

再举《成功的罪孽》为例。文中引秦孝公的求贤令，有“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的句子。朱鸿大概特别喜欢“光美”这个词了，随之一用再用“光美之事”“感到光美”等词语，造成一种古雅而又大气的美感效应。

我还要特别提到朱鸿写唐代诗人命运的《诗人多难》一文。其活泼而有趣的句式，引起了著名语言学家沈家煊的注意。沈先生说，他读“闲书”时，看到这篇文章，于是把全文25个段落中写诗人“出场”的句子拿来分析，撰文讨论“话题的引入与象似原则”。朱鸿的文字无意间成为语言学家研究句法问题的材料，可见其笔墨之活脱与法度之谨严。

三

作为一部富有“诗性”的散文集，《夹缝》深刻的思想与作家对其思想之艺术传达是水乳交融、光雪互映的。深挚的思想不借助睿智的修辞无以传达，睿智的修辞离开深挚的思想则近于聒噪，真正的艺术追求必然如孔子所言——“文质彬彬，然后君子”［9］(P61)。

朱鸿确是一个有着强烈感情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但我以为，朱鸿首先是一个文学艺术家。强调这一点，并非轻忽其文章对于读者思想上的影响。我想说的是，朱鸿用诗一样光美的语言，创造了一部直抵人心的艺术作品，同时也就创造了诗意的生活。朱鸿时常对现实不满，但他不否定生活，而是积极地创造着生活，做他想做的事，写他想写的文章。像一切优秀的艺术家一样，朱鸿只是觉得现实世界应该更加完善一些，美好一些，人性应该充分地闪耀出智慧和道德的光辉。在这样的意义上，我宁愿把艺术家的创作首先看成个人自我完成的过程——艺术家不单是在创作艺术作品，同时也是在创造自己的艺术生活。

法国哲学家福科说:“难道每个人的生活不能变成为艺术品?为什么应成为艺术对象的是一盏灯或一座房子，而不是我们的生活?”“我们必须把自己创造成艺术品。”［10］(P423)我想，这正是朱鸿所向往与努力实现的人生境界。

［1］朱鸿．夹缝中的历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

［2］王锺陵．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文论精华散文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3］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

［4］王海明．人性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5］孙玉石．中国现代诗导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6］朱鸿．药叫黄连［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

［7］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8］李长之．鲁迅批判［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

［9］沈家煊．李白和杜甫:出生和“出场”［J］．语文研究，2008，(2)．

［10］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80．

［11］周宪．20世纪西方美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