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赛

摘 要：《宠儿》描述了在奴隶制下的美国黑人所遭受的种种不幸，以及奴隶制和种族歧视在内战后的精神贻害。本文从美国黑人的身份构建这一问题为切入点，将身份构建与《宠儿》的具体文本结合起来进行语篇分析，讨论了赛思等（前）黑奴通过“重现回忆”的方式，对美国奴隶制那段“不可言说”和“未被言说”的历史进行再现，展现了肉体上被解放后的黑人们逐步获得心理上的真正解放、认清自我的艰辛历程。本文揭示出黑奴制本身及其废除后仍挥之不去的阴影对黑人种族的深深迫害，指出只有直面历史，重新寻找历史对现实的意义，黑人才能粉碎被附加在他们身上的他性，获得真正的主体性，重建有效身份。

关键词：身份构建；重现回忆；奴隶制；美国历史

作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作家，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1931— ）无疑代表了黑人文学的最高成就。她的作品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和社会责任感，她一直坚定地认为艺术具有政治性，艺术家应该担负为历史作证的使命。从第一部小说《最蓝的眼睛》到《秀拉》《所罗门之歌》再到《柏油娃》，如果说前四部小说描写了在性别、种族、文化的当代社会背景下，美国黑人的身份困惑和追求，在随后发表的《宠儿》以及其他作品里，莫里森则转向黑人历史的挖掘和梳理，以探究历史与文化身份的关系。

1987年出版的《宠儿》是莫里森的第五部小说，书中探索了奴隶制阴影下黑人寻求自我解放的历史，该书成为莫里森最受热评的作品，使她当之无愧地跻身于美国一流作家之列。《宠儿》《爵士乐》（1992）和《天堂》（1998）分别以19世纪后半叶的废奴与重建时期、20世纪20年代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20世纪六七十年代越战以及运动时期为背景，揭示了重放历史对于非裔美国人构建文化身份的重要意义，因此被称为莫里森的历史三部曲。

莫里森的作品无不关注非裔美国人的生活，她颠覆了对于黑人地位的边缘化，指出白人把自己的身份建立在黑人的“他性”之上，黑奴成为他们自我的替代品。事实上，“美国人”的概念及其相关的国族概念中的重要部分常常是依赖对黑色非洲他者的压制和静音。因此，莫里森不仅仅是“黑人作家”，而是一步步地以“美国作家”的身份被人们认识。

本篇论文从美国黑人的身份构建这一问题为切入点，将身份构建理论与《宠儿》的具体文本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身份构建指的是弱势群体为获得主体地位、摆脱主流霸权话语误现和他者化而进行的带有政治性和操演性的身份塑造（重造）。虽然托妮·莫里森的历史三部曲都涉及身份构建主题，但每一部小说在探究身份构建中历史、回忆和叙事的相互关系时的侧重点不同。《宠儿》强调“重现回忆”对挖掘历史尤其是美国奴隶制“不可言说”和“未被言说”的历史的重要意义，可以说“重现回忆”是构建完整自我的第一步。

“重现回忆”就是指对被湮没的历史进行个体和群体有意识及无意相互交织的回顾，它与重建历史这一含义相联系。为了摆脱奴隶制阴影，重建有效身份，“重现回忆”成为必不可少的第一步。“重现回忆”与身份建构的关系通过宠儿这个人物与鬼魂的复合体、这个复杂的多重身份者象征性地揭示出来。宠儿其实是个人和群体经历的记忆，代表了身份构建中必须重溯的历史——宠儿对被承认的渴求反映了（前）黑奴由客体转化为主体的愿望。虽然故事的最后宠儿消失了，但是它对爱与认同的渴望却绕梁三日、余音不绝。

一、（前）黑奴们在认清“被解放的自我”道路上的“反话语”

在《宠儿》中，莫里森不仅仅展现了面对当权者对奴隶制的霸权叙述下黑人被强加的他性，而是通过描绘这些黑人主人公试图抵抗寻求改变的反话语从而帮助他们进行身份构建。莫里森承认：“抵抗斗争必是扎根于去殖民化的历程中”，“这种为了重获黑人主体性的激烈斗争就是一种探求，试图找到实现自我构建、身份构建的方法，而这必是反抗的、解放性的”。

就拿赛思来说，要真正获得主体性，只有跳出霸权殖民话语的界限，进入另一种以个体赋权为中心的集体性话语的大环境里。这种话语在赛思曾经逃去的自由的黑人社区里可以找到。只有在赛思成为这个她所归于的黑人社区中完整的一份子时，她的主体性才能得以实现，这也就要求赛思以及整个黑人社区意识到他们内在的思想上所受到的压迫。因此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在一种殖民化的奴隶制环境下，黑人通过公共支持一步步寻求自我解放、完成身份构建的过程。这一过程必然包括爱和对历史记忆的重现，这爱既有自爱也有来自集体的爱，重现的既有自己的回忆也有集体的记忆。

二、爱与附加在黑人身上的“他性”

实际上在《宠儿》里，莫里森就是通过描写饱受折磨的主人公在对奴隶制的叙述与回忆里，从而艰难地打破附加在其身上的他性，逐渐获得主体性。

这些被解放的（前）黑奴们要想在身心上获得真正的自由，首先就要自爱。被儿子赎身的贝比·萨格斯虽然为自由而欢欣，可她也表现出不知道真正自我、无法读懂自己的故事而带来的深切悲伤。因此她在布道中常常告诫人们要自爱，在白人社会里得不到承认、得不到爱的黑人必须努力去承认自己、去爱自己。这至关重要的过程，是不能在自我一人与外界隔离的状态下实现的，自爱需要人与人的关系做基础，只有在社会环境里，通过被爱的他人才能真正获得自我的完整性。因此，在赛思杀死宠儿，一生都受痛苦回忆的折磨，无法摆脱白人社会附加在她身上的他性和客体化的影响且找不到真正的自我时，保罗·D的到来可以说是帮助她承认了自我。正是这种来自被爱的他人的相互间的承认与协调，使得这些（前）黑奴们一点点收集起从小就被打破的自我、从出生就被白人毁坏的主体意识。

三、黑人身份构建与直面历史、“重现回忆”

历史在身份去殖民化过程中至关重要，因为是历史的因果造就了现在，然而我们能读到什么版本的历史记叙，对我们如何理解现在有着很大的影响。“重现回忆”可以说是本故事的一个关键词，那些对被遗忘的历史或者更多的是不愿被訴说的历史的复杂记忆，既有个人的记忆也有集体的记忆。莫里森通过《宠儿》这个故事揭示出这样重现的记忆在个人经历中会是十分痛苦的，但是当它成为一个集体所共享的记忆时，则可以帮助治愈那些痛苦的心灵。正是通过带领读者分享她故事里主人公对黑奴制的经历和记忆，莫里森希望读者可以重新审视那段历史，对那段历史在黑人身份形成上的巨大影响有新的认识。

莫里斯通过《宠儿》首先让读者了解了奴隶制的伤痛在对（前）黑奴生活的悲惨影响，那些不堪回首的记忆挥之不去，特别是对黑人女性，往往造成更大的伤痛。重现回忆以及如何应对回忆成为（前）黑奴摆脱殖民化影响的前提条件。

赛思，作为故事的女主角，一直受被她亲手杀死的幼女亡魂的精神折磨，其重现回忆的斗争可以说是书中最艰难、最悲惨的。过去所经历的巨大痛苦使她努力将自己的记忆关闭，然而回避过去、压抑创伤使得她神经兮兮，生活单调孤立，根本看不到未来。她无法抛掉过去，是因为那些属于她自己的记忆在心里不断重现、挥之不去，还因为这段过去是一个集体的记忆，对其中每个人的生活都能产生切实的影响。尽管奴隶制废除多年，但是它的阴霾和所造成的伤痛却不曾消失，无法消除——它已經成为黑人集体的潜意识。

一方面，逃避记忆、回避历史既艰难又无用；另一方面，一心沉迷于回忆里不能自拔同样是毁灭性的。宠儿这个角色的设置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宠儿的回来仿佛是潘多拉的魔盒被打开，所有人被压抑在心底不敢触碰的回忆与情感通通开启，特别是赛思，她完全被回忆的肉身所掌控。发展到后来，赛思完全受控于宠儿的意愿和要求，放弃了自我。她甚至忘记吃饭，身体上、精神上几乎透支耗尽。宠儿不断膨大，赛思不断萎缩，陷入互相毁灭的地步。宠儿作为被压抑的对于过往记忆的肉体化身，可以说是最大化了这种痛苦。

“压抑记忆”与“重现记忆”之间的矛盾贯穿全文，为了生存，故事里的人物必须从心里驱除这令人窒息的悲惨过去。要想彻底走出过去，既不能通过逃避历史、压抑回忆，因为一味地逃避并不能抚平伤痛，反而会使人忘记那些重要的精神，也不能通过放纵自我陷入回忆，因为这会使人忽视当下，失去未来。对于住在蓝石路124号的这个家庭来说，重要的是如何承认这些悲惨的记忆并存活下来，要记住过去，而不只是记起过去。这个家已经失去了太多，她们如何才能既不遗忘过去又避免深陷回忆，从而真正地活在当下、面向未来呢？

笔者认为，只有当主人公们开始“put his story next to hers”and “to the community”时，他们才能开始驱除伤痛。毕竟，脱离殖民化的影响，重新认识自我的过程，不仅仅是个人的，更是一个集体、一个民族所共有的。一个人想要摆脱阴魂不散的过去，需要整个集体甚至整个民族的支持。因为重现的回忆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不论是朋友间还是家人间，它是整个黑人民族所共有的集体记忆。“重现回忆”是与他人建立关系的基础。对一个人来说，重现回忆是痛苦的，就如同赛思那样。然而，在共同的经历中，在集体中重现回忆则是治愈的，就如同故事结尾时每个人发现的那样。

女孩丹芙，代表了奴隶制在制度上被废除后的新一代黑人，因此她通过“重现回忆”一步步揭示出那段“不可言说”和“未被言说”的历史，从而进行自我身份的寻求，可以说是预示着黑人民族身份构建（重建）的未来。原本整日躲在蓝石路124号的丹芙，与外界几乎隔绝，她唯一的陪伴就是妹妹的亡魂，那样的丹芙是缺少身份的，她既不了解过去的历史，也没有集体归属感。想要获得“真相”，丹芙必须去了解其他人的故事，加入到重现黑人历史的集体回忆中去。走出蓝石路124号是丹芙寻找自我、构建身份的关键一步。走出家门不仅使她在与黑人集体的接触中重获信心、尊严和存在感，并且也是将她置于集体故事的讲述中和集体记忆的分享中，使她能更好地了解到母亲弑婴的行为，进一步了解自己与母亲的关系。丹芙开始和124号外部世界的人进行交流，因为她认识到，只有勇敢地讲述124号里所发生的一切，她才能得到帮助。丹芙鼓起勇气向周围人说出了宠儿的事情和母亲赛思的情况，邻居们知道了赛思杀婴和婴儿借尸还魂的事情后，便展开了行动，她们帮助丹芙解救了赛思，驱赶走了宠儿的灵魂，124号重新恢复了18年前的平静。

从故事的结尾可以看出，丹芙的决定是正确的，她所生活的黑人社区的人们已经从扭曲的民族意识中走了出来，逐步走向成熟。十几年前，赛思杀婴的悲剧让整个124号陷入一种孤立的状态。而十几年后，面对丹芙的求助，整个黑人社区的人都伸出了援助之手。小说最后，当保罗·D问丹芙是否需要意见时，她回答道：“I dont，I have my own.”这个时候的丹芙已经开始有自己的见解和想法了，她不再需要从别人那里来肯定自我的存在和价值。丹芙的成长无疑给人们带来了一种希望——总有一天，黑人族群将解开长久根植于整个群体的恐惧与犹疑，获得完善的自我身份的认定。至此，莫里森笔下黑人们的身份构建可以说有了一个值得期待的未来。

总之，《宠儿》这部小说描述了在奴隶制下的美国黑人所遭受的种种不幸，以及奴隶制和种族歧视在内战后的精神贻害。在这样的历史和现实背景下，（前）黑奴是通过“重现回忆”的方式，对美国奴隶制那段“不可言说”和“未被言说”的历史进行再现，展现了肉体上被解放后的黑人们逐步获得心理上的真正解放的艰辛历程，揭示出黑奴制本身以及哪怕是在其被废除后挥之不去的阴影对黑人种族的迫害，指出只有直面历史，重新寻找历史对现实的意义，黑人才能粉碎被附加在他们身上的他性，获得真正的主体性，重建有效身份。

参考文献：

[1]Caroline Rody.Toni Morrisons Beloved：History， “Rememory” and a“Clamor for a Kiss”[J].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1995，l（7）：92-119.

[2]Ralph Ellison，William Styron， etc.The Uses of History on Fiction[J].The Southern Literary Journal，1969，1（2）：62-65.

[3]Morrison，Toni.Beloved[M].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10.

[4]王守仁.走出过去的阴影——论莫里森的小说《心爱的人》[J].外国文学评论，1994（1）：37-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