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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的游戏

2017-04-10何玉蔚

文学教育 2017年4期
关键词:奴隶制游戏

内容摘要:《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是马克·吐温在美国内战结束20年后通过游戏的手法写的一部反对奴隶制的小说,他把游戏与深刻的道德问题联系在一起并贯穿小说的始终,表明游戏可以求助于严肃性,而严肃性也可以求助于游戏,这种亦庄亦谐的艺术风格既沟通了他与广大读者之间的渠道,又以丰富的艺术含量进入了严肃文学的领域,它雅俗共赏,百读不厌,永远散发出清新的青春气息。

关键词:游戏 严肃 亦庄亦谐 奴隶制

大多数在少年时期读过《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人,都会认为这是一本“儿童读物”,的确,这部小说表明了马克·吐温儿童时期的内心世界,“文学史上还很少有把少年的思想表现得如此清晰的作品,”[1]但它决不是一部单单为少年而写的小说——故事发生在南北战争前,黑奴吉姆听说女主人华珍小姐要卖掉他,就逃出来,想逃到北部自由州去。路上遇到为逃避父亲毒打的白人孩子哈克贝利,他们俩乘木筏顺密西西比河一起逃亡,路上相互依靠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但是他们找不到通往自由州的卡罗镇,反而碰上自称“国王”和“公爵”的两个骗子。这两个骗子企图卖掉吉姆,而哈克贝利也觉得帮助一个被追捕的黑人奴隶逃跑是件大逆不道的事情,得到阴间去下油锅。毕竟,哈克贝利出生在蓄奴的南方,自幼受社会环境的影响,接受了白人天生是主人,黑人天生是奴隶,黑人的命运由他们的主人任意支配的观念,这种观念构成这个社会道德准则的核心,成为这个社会成员的“良心”。这“良心”始终使哈克贝利不安,但他同时又有一颗“健全的心灵”,与这所谓的“良心”相对抗,他富有同情心,善于思考,因而他又多次“包庇”吉姆,使他逢凶化吉,化险为夷,“良心”与人性的矛盾,成为哈克贝利富有戏剧性和深刻社会意义的心理矛盾,也是作者有意为之的精彩篇章,最后哈克贝利在汤姆帮助下救出吉姆,直到这时,他才知道——根据女主人华珍小姐的遗嘱,吉姆早就已经获得自由。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是马克·吐温最优秀的作品,从思想和艺术两方面讲,都是美国文学史上一部经典小说,小说的主题是反对奴隶制,这使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另一部具有同样主题的小说,揭露和控诉南部蓄奴制的代表作——哈里特·比彻·斯陀的《汤姆叔叔的小屋》,斯陀的这部小说是美国出版史上的最大成功之一,同时也是美国最有影响的书籍之一——至少它曾对当时的社会产生过直接的影响”。[2]该小说于1852年5月20日出版,一年后在美国就销售了305000册,至于它的影响,只要记住林肯的那句话就足够了。当斯陀夫人被迎进白宫接受林肯召见时,林肯见到她时的第一句话就是:原来你就是那位燃起這场大战的小妇人。的确,《汤姆叔叔的小屋》可以说是一颗炸弹,在各种压力——既有历史的也有个人的——推动之下投进了世界,而同样是反对奴隶制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却发表于1884年,比《汤姆叔叔的小屋》的出版时间整整晚了32年,也就是说,马克·吐温是在美国南北内战结束20年后才写了一部反对奴隶制的小说,主题相同但绝对不是炸弹,斯陀的写作特点是直截了当、毫不含糊地反映客观现实,《汤姆叔叔的小屋》完美地展现了她的“政治家的风度”,而马克·吐温把现实主义的精心镂刻与浪漫主义的抒情描写结合在一起,《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充分地展现了他的“游戏家的风度”——这从贯穿作品始终的大大小小的、环环相套的游戏可见一斑。

把马克·吐温说成是“游戏家”,并不是指他游戏人生,而是指他喜欢游戏,也擅长游戏,甚至在对游戏一无所知、毫无经验的情况下,他也总能吉星高照,打败对手,不论是玩滚球、弹子球、还是玩木炮,于是精通游戏的对手一开始总是对马克·吐温的获胜感到莫明其妙,进而认为马克·吐温撒谎,明明自己是个老手,却佯装一窍不通,马克·吐温在自传中披露过这一点,他说在他的“一生中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3]另外,马克·吐温小时候是个恶作剧者,他喜欢向别人床上放黄蜂啦、忽悠别人上屋顶啦之类的事,他这样解释自己的喜好:“年少无知的年代,我只是感觉好玩儿,”[4]也就是说,年少的马克·吐温把恶作剧当成了游戏,还有,马克·吐温在现实生活中喜欢商业冒险(也有游戏的意味),他创作《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始于1876年,是《汤姆·索亚历险记》的姊妹篇,马克·吐温撂笔数次又继续创作,在此期间他的个人财务政策出现了失误,始于1880年的对排版系统的一项投资项目逐渐失控,并走上了破产的边沿,于是他把精力重又投向写作,在文学作品中嵌入游戏,绝没有破产的危险,我们从马克·吐温的喜好回到他的作品——《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一开头就是一个通告:“本作者奉兵工署长G·G指示,特发布如下命令:如有人企图从本书记叙中发现写作动机,将对之提出公诉,如有人企图从中发现道德寓意,将处以流刑;如有人企图从中发现情节结构,将予以枪决。”[5]柏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马克·吐温文库·本注》称之为“游戏文章”式通知,很显然,这个通告为全书确定了一个基调,给整部作品涂上一层萦绕全书的强烈喜剧色彩。小说第一章第一页,哈克贝利在介绍完《汤姆·索亚历险记》结尾发生的事情后,向读者告知陶格拉斯寡妇认他为干儿子,要教他做人的规矩,可是哈克贝利实在受不了文明世界里的条条框框,重又逃了出来。“可是汤姆·索亚他找到了我,告诉我说,他打算成立一个强盗帮,如果我肯回到寡妇那儿去,学好,我就可以加入这个帮。于是我回去了。”[6]在这句引文里,文明与受人尊敬和儿童游戏联系在一起——游戏的参加者要装扮成罪犯,让读者觉得既荒诞又幽默,紧接着开始了一个个游戏:汤姆假装有一队阿拉伯人和西班牙人带着数百头骆驼、大象在附近露营,可那实际上是一个周日学校的野餐会,汤姆仍解释说,那确实是一队阿拉伯人和西班牙人——只不过他们都被施了魔法,像《堂吉诃德》里一样。男孩们对野餐会中的冲锋只网罗到几个甜面圈、果酱和许多麻烦。为了验证汤姆的另一个理论,哈克贝利擦了擦老台灯和戒指,却召不来妖怪。于是哈克贝利做出判断:汤姆的大多数故事都是“骗人的”游戏。《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充满了谎言、骗术和闹剧,它们都有游戏的意味,其中许多出自所谓的公爵和国王——两个骗子,他们实施的骗术不断,高潮是公爵弄来几大张包装纸和一些黑漆,画了一些海报,在全村张贴:“受聘伦敦及欧洲大陆各剧院誉满全球的悲剧演员小大卫·加利克!老爱德蒙·凯恩!假座本镇法院大厅!联合演出!只演三场!惊心动魄的悲剧《国王的长颈鹿》又名《王室异兽》!!!门票每位五角。然后在海报底下用最大的字写了这样一行:妇孺恕不招待。”[7]大幕一起,国王光着身子,手脚并用地蹦上场来,他全身画满花花绿绿的圆圈和条纹,像彩虹一般叫人眼花缭乱,观众们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国王来了两回这样的表演后,演出就草草结束,公爵和国王差点受到攻击。观众对遭人戏弄感到羞愧难当,他们决定捍卫自己的荣誉,准备让镇子上的每一个人都受到戏弄。于是,他们在观看了演出后,告诉没有观看的人:演出棒极了!所以第二天晚上,演出时观众仍然爆满。正如公爵所料,第三天的观众全是前两天的观众,他们是来复仇的,国王和公爵的把戏只得收场。第二十七章葬礼一场是马克·吐温游戏套餐中的绝妙一场,戴着黑手套、一句话也不说、全凭手势来调动人位置的殡仪人,发出像是得了肠绞痛那样叫喊的风琴声,号啕大哭的哀者以及大煞风景的狂叫声,所有这一切让哈克贝利在为他藏在棺材里的钱的命运担忧的同时,对人类本性也做出了令人沮丧的观察。小说的结尾既模糊得令人失望,又复杂得令人振奋——读者意识到书中的一切都是一个恶作剧,都是一场游戏。因为从严格的法律角度上讲,吉姆几乎一直都是个自由人,于是哈克贝利所有的道德危机,他曾说的所有谎话,他所打破的所有社会习俗,都成了一场游戏的一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得知吉姆早已是自由身时便把小说前面的内容一笔勾销,把它变成另外的样子——一场游戏套着另一场游戏。

马克·吐温为什么把一部具有严肃主题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写成游戏套餐?这样的提问冒似合理自然,却暗含着对游戏的体认,即游戏是一种不严肃的事物,严肃性和游戏不能兼容,而真实情况是:“游戏与严肃性之间的对立常常是含混的……游戏可以求助于严肃性,而严肃性也求助于游戏。”[8]因为“敢于面对挑战,承担风险,承受压力。这些是游戏精神的要素。压力增加游戏的重要性,并且更能使选手遗忘他只是在游戏。”[9]可见,“游戏并不排除严肃性。”[10]其实,早在2500年前,“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在他写的《历史》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吕底亚的全国发生了严重的饥馑,他们开始筹划对策对付这种灾难,“不同的人想出了不同的办法。骰子、阿斯特拉伽洛斯、球戏以及其他所有各种各样的游戏全都发明出来了……他们使用这些发明来缓和饥馑。他们在一天当中埋头于游戏之中,以致不想吃东西,而第二天则只吃东西而不游戏。他们就这样过了十八年。”[11]希罗多德睿智地指出:游戏是一种介入社会危机的有效方式,它出人意料,极具创造性,而当代学者也认为:“游戏是应对当前最迫切共同问题的一种潜在解决方案。”[12]既然游戏具有如此特性,那么马克·吐温在内战结束20年后通过游戏的手法写一部反奴隶制的小说也就可以理解了。

19世纪80年代初,将战后美国重新组合到一起,让解放了的奴隶融入社会的重建计划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尽管这个计划表面上还没有失败——该计划于1887年,也就是《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出版3年后宣告失败。在马克·吐温创作这部作品之时,自内战后似乎已经缓和了的种族关系再度紧张起来,用来限制南方黑人权利的《吉姆·克劳法》成为一种潜在的新型压迫工具,表面上看,美国黑人严格按照法律意义可能已经自由了,但他们仍然受到社会的束缚,社会拒绝承认他们作为个人的合法平等地位,马克·吐温做了一个了不起的决定:“描写一个已不复存在的制度,而这样做可能只會使那些缺乏同情心的读者场称黑人的境况已居为改观。”[13]正如奴隶制把高尚的吉姆交给白人(不管这个白人是多么的堕落)掌握一样,“在重建计划后期,更加隐蔽的种族主义无端地、伪善地压制黑人。”[14]南方的新种族主义虽然不像以前那么制度化和稳固,对它进行批评仍是很困难的。奴隶制的合理性是很验证明的,但当南方白人以对新解放的奴隶进行自卫为借口,实施种族主义法律时,无论是北方人还是南方人,竟然没有几个人将此举视为不道德的行为。马克·吐温揭露了奴隶制的伪善,表明种族主义不仅扭曲了被压迫者,同样也扭曲了压迫者。马克·吐温在如此早的时期就精心刻画了这一主题,由于南方从未真正摆脱奴隶制的枷锁,这个主题在整个20世纪不断激励着南方文学作品的创作,尤其是在南方作家威廉·福克纳的作品里更是得到体现。

我们再回过头看看《汤姆叔叔的小屋》,这部在战前名噪一时的作品,在战后的岁月里,却逐渐不那么流行了。根据斯陀1887年下半年的稿费收入情况记录,那半年里只销售了一万两千册,最后《汤姆叔叔的小屋》一书终于绝版了。一直到1948年,此书列入《现代图书馆丛书》时才得以重印。在那以前,除了在旧书店以外,其实上已很难寻觅到它的踪影了。这本小说的流行量骤减,其根源究竟在哪儿呢?“在美国,《汤姆叔叔的小屋》通常被认为是一部带有宣传色彩的小说,仅此而已。一旦目的达到,也就失去继续存在的必要了。”[15]反观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呢?美国评论家认为:《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是我们的《奥德赛》,” [16]海明威认为:整个现代美国文学可以说源出于一本书,那就是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确实,马克·吐温在《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把游戏与深刻的道德问题联系在一起并贯穿小说的始终,这种亦庄亦谐的艺术风格既沟通了他与广大读者之间的渠道,又以丰富的艺术含量进入了严肃文学的领域,它雅俗共赏,百读不厌,永远散发出非常清新的青春气息。

注 释

[1]ROBERT·E·SPILLER:《美国文学的周期》,王长荣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26页。

[2][15]EDMUND WILSON:《爱国者之血——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文学》,胡曙中等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页。

[3][4]马克·吐温:《戏谑人生——马克·吐温自传》,石平译,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3页、54页。

[5][6][7]马克·吐温:《汤姆·索亚历险记》《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成时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24页、第247页、第404-405页。

[8][9][10]约翰·赫伊津哈:《游戏的人》,多人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8年,第10页、第55页、第201页。

[11]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58页。

[12]简·麦戈尼格尔:《游戏改变世界——游戏化如何让现实变得更美好》,闾佳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第10页。

[13][14]Melissa Martin Stephanie

Pamphrey:《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导读,阎玉敏译,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2007年,第47页、第49页。

[16]克利夫顿·费迪曼:《一生的读书计划》,乔西、王月瑞编译,海南出版社,2002年,第390页。

项目: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术创新支持计划,编号:189070819

(作者介绍:何玉蔚,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讲授外国文学,在《艺术评论》《戏剧文学》《俄罗斯文艺》《文学教育》发表论文5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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