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克家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是记载屈原生平事迹的最为重要的历史文献。关于屈原其人以及《屈原贾生列传》对屈原的相关记载，自西汉以降无异词。20世纪开始出现的“屈原否定论”对屈原其人以及楚辞中相关作品的作者归属、作品性质提出了质疑，其首要怀疑的对象即是《屈原贾生列传》的可信性。

首先提出“屈原否定论”的是清末学者廖平。他说：“《史记·屈原贾生传》是不对的……全篇文义都不属……前后矛盾……既不能拿来证明屈原出处的事迹，也不能拿来证明屈原作《离骚》的时代”，“屈原的文章，多半是秦博士所作”。①继廖氏后，胡适也提出相类似的看法。胡适《读〈楚辞〉》一文说：“我现在不但要问屈原是什么人，并且要问屈原这个人究竟有没有。”胡适认为：“《史记》本来不很可靠，而《屈原贾生列传》尤其不可靠”。②继廖平、胡适之后，不断有学者对《屈原列传》的可信性提出质疑。1938年出版的何天行《楚辞新考》一书，对屈原及其作品以及关于屈原的记载进行了全面否定。何氏认为《屈原列传》的作者为刘向或刘歆。③上述有关屈原其人及《屈原列传》可信性问题，也引起了日本学者的关注。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学者陆续发表文章对屈原问题进行讨论。其中三泽玲尔先生的《屈原问题考辨》认为屈原是传说中的人物，《屈原列传》所载即为有关屈原的传说，“应当作为民族的传说而受到尊重”。④关于屈原以及《屈原列传》可信性问题的论争影响很大，至今仍有学者对《屈原列传》提出质疑。最近有汪春泓先生发表《读〈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献疑》一文，作者认为，“谓《屈贾列传》是太史公所作，很难令人信服，而属楚元王后人的刘德、刘向所撰，倒更有充分依据……可以得出结论，《屈贾列传》的主要作者是刘向”。⑤

自廖平、胡适提出《屈原列传》不可信的观点后，就不断有学者予以反驳。较早对其进行批驳的是谢无量。谢无量在其《楚辞新论》中指出《屈原列传》所载“屈原为楚同姓”、“屈平曾仕于怀王被馋见疏”、“屈原曾参与当时外交事务，并曾使齐”、“怀王入秦，屈原曾经谏阻”、“屈原至襄王时再被放逐，发愤投江”等五项基本事实“是可信的”。⑥闻一多指出廖氏论点之谬误，他说：“至于《史记》的‘文义不属，前后矛盾’……《史记》全书中，同类情形甚多，若凭此而一一否认其人物的真实性，恐决无此理。其实‘文义不属，前后矛盾’，也不多是廖氏的借口而已。”⑦针对胡适关于否认屈原对其作品著作权的观点，郭沫若进行了批评，他指出：“胡先生对于《屈原传》所提出的疑问，骤看都觉得很是犀利，但过细检查起来，却一项也不能成立。”⑧

除了对《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本身进行研究外，还有学者尝试从其他传世文献中查找线索，以期说明《屈原列传》史料来源的可信性。上世纪40年代后期，刘开扬先生就“屈原否定论”的问题对《史记》的“史源”进行了具体分析。刘开扬先生引用了《战国策·中山策》中记录的武安君白起的一段话和《楚策》所叙述的“有人”向昭睢建使齐的一段话，提出上述两处记载中提及的“良臣”和“有人”就是指屈原。刘开扬先生所引《战国策》相关内容如下：

武安君曰：“是时楚王恃其国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妒以功，谄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城池不修，既无良臣，又无守备。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发梁焚舟以专民以，掠于郊野以足军食。⑨

有人谓昭雎曰：“甚矣，楚王不察于争名者也……是昭雎之言不信也，王必薄之。”⑩

刘开扬先生指出：“所谓‘史源’，想是指文字上的记载，上面我们已经举过一些，虽然不多，却已可说明《史记·屈原列传》并非没有史源……因为能够保留到司马迁时代的战国传说大都是比较可靠的，这些传说应该是比文字史源更其可靠与丰富的资源。”（11）刘开扬先生尝试从《史记》以外的传世文献中查找线索，这一思路是值得肯定的，惜乎缺乏其他相关文献的证明。

总体来说，通过考证传世文献的方法对《屈原列传》可信性的研究，学者已经做了相当充分的工作。（12）但仅对传世文献本身进行考证，尚存在一定局限性。（13）相关出土文献材料的发现，为《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可信性研究提供了新材料。

1977年阜阳双古堆汉墓中发现有《楚辞》残简两条。一是《离骚》残句，仅存四字：“[唯庚]寅吾以降”。一是《涉江》残句：“[船容与而]不进旖，奄回水[而凝滞]”。（14）《屈原贾生列传》载：“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15）阜阳汉简的时间不晚于文帝十五年，（16）这些简文的发现证明了在西汉文帝时期，屈原作品《离骚》、《涉江》等已经流传于世，（17）从而有力地驳斥了淮南王刘安作《离骚》的观点。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屈原列传》关于屈原作《离骚》记载之可信。

最近公布的北京大学所藏西汉竹简中有《反淫》一篇。“文中一魄子患病，魂铺叙七事以起其病结构全篇，七事有射御、游观、歌舞、宴饮等”。《反淫》篇的“文体是典型的七体”。（18）魂说以六事，魄子皆称“浸病未能”，但在听了第七事之后终于病愈。病愈的原因，是魂向魄子进“要道妙言”，即所谓天下之至道。（19）值得注意的是魂所言“要道妙言”时提及的诸子及楚辞作家。相关部分简文如下：

[孟]柯、敦（淳）于髡、阳（杨）朱、墨翟、子赣、孔穿、屈原、唐革（勒）、宋玉、景琐（差）之偷〈伦〉，观五帝之遗道，明三王之法藉，以下巧（考）诸衰世之成败，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是非，别……（20）

这段简文所列人物中的楚辞作家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相关记载近似。《屈原贾生列传》在记述屈原后又云：“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21）

其中所言“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与北大汉简《反淫》篇中出现的“屈原、唐革（勒）、宋玉、景琐（差）之偷〈伦〉”基本一致。“这是西汉文献中除《史记》以外第一次开具的楚辞作家名单，它有力地证明了《史记·屈原列传》记载诸《楚辞》作家的真实性。”（22）

北大汉简简文整理者根据这批简文的内容和书体特征等，分析这批竹简的抄写年代当在汉武帝时期，可能主要在武帝后期，下限亦应不晚于宣帝。（23）可以推断，《反淫》篇的创作时间与《史记》成书时间基本接近或更早，《反淫》篇的创作应当未受《屈原贾生列传》相关内容的影响。篇中关于楚辞作家的记载，是其作者对上述历史人物的如实记录，其与《屈原列传》相关记载的一致性，代表了当时人们对战国晚期楚辞作家群的基本认识。

对比《反淫》篇与《屈原列传》的相关记载可见，这两篇文献记载楚辞作家的顺序略有不同。《反淫》简文作：“屈原、唐革（勒）、宋玉、景琐（差）之偷〈伦〉”。《屈原列传》云：“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我们注意到，两篇文献记录诸人的次第大体一致，唯唐勒、宋玉二人前后顺序不同。

从文献记载来看，唐勒、宋玉与景差是同时代的人。《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在《屈原赋》二十五篇后列有《唐勒赋》四篇，并注云：“楚人”。又列《宋玉赋》十六篇，注云：“楚人，与唐勒并时，在屈原之后也。”（24）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汉简《唐革》篇。学者考证，“唐革”即“唐勒”，唐勒是战国晚期屈原的后学，比屈原的时代稍晚。银雀山汉墓为汉武帝初年所建，这是竹简《唐革》的抄写年代下限。（25）《唐勒》篇首句：“唐勒与宋玉言御襄王前。唐勒先称曰……”（26）谭家健先生指出，《唐勒》赋“结构与宋玉的《大言赋》、《小言赋》、《讽赋》等相类。”（27）关于《唐勒》赋的作者，李学勤先生指出，“不管是《唐勒》还是《大、小言赋》，都当是先秦的作品，成于宋玉本人之手是完全可能的，时代应为战国晚期。”（28）这里顺带述及宋玉《大言赋》、《小言赋》中的相关记述。关于宋玉对《大言赋》、《小言赋》的著作权，过去曾被怀疑。现在看来是可信的，已有学者对此进行了论述。（29）《大言赋》开篇说：“楚襄王与唐勒、景差、宋玉游于阳云之台。王曰：‘能为寡人大言者上座’”。《小言赋》开端云：“楚襄王既登阳云之台，令诸大夫景差、唐勒、宋玉等并造《大言赋》，赋毕而宋玉受赏”。（30）按照顺序，作者宋玉最后发言，赋毕而受到赏赐。《小言赋》结尾说：“王曰：‘善’。赐之以云梦之田。”（31）宋玉、唐勒、景差三人能与襄王同游于阳云之台，说明三人皆具有一定的身份和地位。《大言赋》、《小言赋》的作者宋玉两次作赋而皆受赏，可以推断其水平较唐、景二人更优。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将宋玉列于唐勒、景差之前，可见在司马迁的观念中，宋玉赋在其他二人之上。

王国维在其《古史新证》中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证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32）二重证据法不但是文献考据的重要方法，实亦为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阜阳《楚辞》残简的发现有力地驳斥了“《离骚》为刘安所作”的观点。北大汉简3883号简将屈原、宋玉、唐勒、景差并提，与《屈原贾生列传》对楚辞作家群的记述基本相合。这不仅说明，在汉初人们的观念中，屈原、宋玉、唐勒等人的真实存在性是毋庸置疑的，更有力地证明了《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史料来源及其记载的可信性。

①学界对廖平这一观点，大多根据谢无量《楚辞新论》记载而来。闻一多《神话与诗·廖季平论〈离骚〉》，郭沫若《屈原研究》等均以此为据，认为廖平的这一观点是在其《楚辞新解》中提出的。有学者提出，廖平这一观点实见其《楚辞讲义》。参见黄鹄《廖季平从〈楚辞新解〉到〈楚辞讲义〉的变化》，《重庆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2期。

②胡适《读〈楚辞〉》，《努力周报增刊·读书杂志》，1922年9月3日。

③何天行《楚辞新考》，《楚辞研究》，吴越史地研究会，1938年。该书与1948年由中华书局再版，名为《楚辞作于汉代考》。参见《中日学者屈原问题论争集·前言》第4页。

④三泽玲尔《屈原问题考辨》，韩基国译，《中日学者屈原问题论争集》。

⑤汪春泓先生发表《读〈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献疑》，《文学遗产》2011年第4期。

⑥谢无量《楚辞新论》，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23-28页。

⑦闻一多《廖季平论离骚》，《神话与诗》，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71页。

⑧郭沫若《屈原研究》，《沫若文集》第一辑第三册8页。

⑨⑩何建章《战国策注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250-1251、521页。

（11）转引自黄中模著《现代楚辞批评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57-258页。

（12）不少学者撰文对“屈原否定论”以及《屈原贾生列传》的可信性问题进行讨论。如陈守元《〈屈原问题考辨〉商榷》，《重庆师院学报》，1983年第4期。黄中模《谈〈屈原问题考辨〉中涉及的有关＜史记·屈原列传＞的一些争议问题》，《重庆师院学报》，1983年第4期。黄鹄《廖季平从〈楚辞新解〉到〈楚辞讲义〉的变化》，《重庆师院学报》，1984年第2期。姚汉荣《评〈楚辞新考〉》，《四川师院学报》，1984年第 3期。温洪隆《重评“屈原——箭垛式人物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5期。汤炳正《〈离骚〉决不是刘安的作品——再评何天行〈楚辞作于汉代考〉》，《求索》，1984年第3期。毛庆《论屈原否定论的方法性错误》，《荆州师专学报》，1985年第3期。王开富《史记·屈原列传〉非伪作辨》，《重庆师院学报》，1984年第2期。

（13）除《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外，传世西汉文献中，还有《新序·节士》对屈原事迹进行记载。但《新序》成书时间在《史记》之后，不足以对《史记》史料来源方面进行有力的证明。

（14）胡平生《阜阳双古堆汉简辞赋简》，《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387页。

（15）（21）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2482、2491 页。

（16）阜阳汉简整理组《阜阳汉简简介》，《文物》，1983年第3期。

（17）阜阳汉简下葬的年代不晚于文帝十五年，这是距离汉王朝立国仅四十一年。胡平生先生指出：墓葬中随葬的文献，不是实际生活中的应用文书，其写作与六部在古代的条件下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文帝十五年的入葬品不可能是当时的作品。胡先生并且驳斥了《离骚》非屈原所作的论点。参见胡平生《阜阳双古堆汉简辞赋简》，《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388-389页。

（18）（19）（20）（22）傅刚、邵永海《北大藏汉简〈反淫〉简说》，《文物》，2011年第6期。

（23）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概说》，《文物》，2011年第6期。

（24）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47页。

（25）（26）李学勤《〈唐勒〉、〈小言赋〉和〈易传〉》，《齐鲁学刊》，1990年第4期。

（27）谭家健《〈唐勒〉赋残篇考释及其他》，《文学遗产》，1990年第2期。

（28）李学勤先生指出《唐革》简不当为《唐勒赋》的佚篇，而是《宋玉赋》的佚篇，其篇题称为《御赋》较好。参见《〈唐勒〉、〈小言赋〉和〈易传〉》，《齐鲁学刊》，1990年第4期。

（29）李学勤《〈唐勒〉、〈小言赋〉和〈易传〉》，《齐鲁学刊》，1990年第4期。汤漳平《宋玉作品真伪辩》、《文学评论》，1991年第5期。刘刚《重论宋玉大小言赋之真伪》，《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第6期。

（30）（31）《古文苑》（万有文库版），商务印书馆1937 年版，第 58-59、61页。

（32）王国维《古史新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页。陈寅恪将王国维的治学方法概括为三点，“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