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 铭

在中国文学史上，王安石不仅是杰出的政治家，也是宋代著名的诗人、文学家，他的特殊经历使他对于时代和人生的况味的体察，尤显洞彻。他在遭遇政治打击之后，坚韧旷达，精神不倒，展现了一位伟人的风采。熙宁九年（1076），他隐退江宁钟山，从此他以诗叙说自己的思想意趣和人生价值取向，我们从他的钟山系列诗中，能清晰看到他努力整合、调整人生价值体系的心路。王安石的这种调整主要体现在：

一、从以为天下百姓做实事为本到以钟山为生命的寄托

父亲王益做地方官时，关心民间疾苦，自律严而待人宽，这些品格给王安石以深刻的影响。他在《答韶州张殿丞书》中回忆其父时说：“盖先君所存，尝欲大润泽于天下，一物枯槁，以为身羞。”所以王安石为官，不求地位优厚，只想为天下百姓做实事。在任大理评事、知鄞县、通判舒州、知常州等地方官时，以便民为务，兴修水利，治理农桑，拯济贫民，重视兴学。《邵氏闻见录》称：“王荆公知明州鄞县，读书为文章，三日一治县事，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兴学校，严保伍，邑人便之。故熙宁初为执政，所行之法，皆本于此。”①同时，他也看到民间的痛苦和贪官的不仁：“彼昏方怡然，自谓民父母”（《感事》），“乡豪已云然，罢弱安可生”（《发廪》），因而常有自责和愧疚之心。这些后来都成为他熙宁变法的出发点，也意味着他的变法必然要遭遇极大的阻力。

在中国历史上，政治人物回避政治纠葛的最传统的方式之一就是隐居，从商末的伯夷、叔齐到春秋时期的介之推，再到后世历代的士大夫，都体现出相同的路数。在宋代一大批士大夫们的心灵世界里，有一个世俗生活之外的终极归宿，而山居生活则成为连接这种理想归宿与现实生活的桥梁。王安石退政后，赋闲金陵，就以钟山为生命的寄托。他的钟山情结不仅因为父亲曾任江宁府通判而居江宁，也与父亲死后葬于江宁有关：“母兄呱呱泣相守，三载厌食钟山薇”（《忆昨诗示诸外弟》）“故畦抛汝水，新垄寄钟山”（《杂咏》其十一），更是他远离政治、远离尘世心情的表现。第一次罢相后就寓居江宁钟山，这从他的《泊船瓜洲》一诗就能感受到，“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反映了诗人对钟山依恋之深。第二次罢相，远离了政治风波，王安石一心一意投老钟山，营构别样的精神家园。将庭园定名“半山园”，自号“半山居士”。过着“终日看山不厌山”（《游钟山》），“山花如水净，山鸟与云闲”（《两山间》）的生活。沈钦韩引王巩《清虚杂著》云：

王荆公居钟山下，出即乘驴。予尝谒之，见其乘驴而出，一卒牵之而行。问其指使：‘相公何之？’指使曰：‘若牵卒在前，听牵卒；若牵卒在后，即听驴矣。’或相公欲止即止，或坐松石之下，或田野耕凿之家，或入寺随行未尝无书，或乘而诵之，或憩而诵之。仍以囊盛饼十数枚，相公食罢，即遗牵卒，牵卒之余，即饲驴矣。或田野间人持饭献者，亦为食之。盖处无定所，或数步复归，近于无心者②。

这段文字最能说明荆公晚年随缘自适、平淡自处的生活态度。

在王安石心中，钟山就是其全部生命的寄寓。钟山又名北山，在他晚年的绝句中，与钟山有关的诗多达数十首，如《游钟山》、《钟山即事》《望钟山》、《怀钟山》、《钟山晚步》、《同长安君锺山望》、《北山》、《游北山》、《思北山》、《同陈和叔游北山》、《宿北山示行详上人》、《北山暮归示道人》、《记梦》、《北山三咏》等等。他也满怀深情地描写着钟山。“云从锺山起，却入锺山去。借问山中人，云今在何处。”（《即事二首》）山、人、云融为一体，足见人与自然亲和、容与无间的程度。“临路爱山好，出山愁路难。山花如水净，山鸟与云闲。我欲抛山去，山仍劝我还。”（《两山间》）人爱山，山恋人，山人的情感纠结无以复加。“终日看山不厌山，买山终待老山间。山花落尽山长在，山水空流山自闲。”（《游钟山》）“日日思北山，而今北山去。寄语白莲庵，迎我青松路。”（《思北山》）等诗句说明诗人对钟山的喜爱、思念之深，表达了山与人不可分和意欲托身钟山的强烈感情。而《杂咏六首》其三则更为明显地表达这种寄寓的意味：

朝阳映屋拥书眠，梦想钟山一慨然。

投老安能长忍垢，会当归此濯寒泉。

诗人借山抒发感慨，从中也可知诗人欲借寒泉洗净污垢。在王安石的一生中，最为牵动情怀的当是其倾尽全力的革新变法一事，这场变法运动的是是非非在诗人的敏感神经中也很容易得到感应。在变法期间，反对派的大臣大部分被调任或贬往地方做官，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病死，高氏（高氏立神宗不满十岁的儿子赵煦为帝，实则独揽朝中大权）坚持“祖宗法度不宜改变”③，招司马光进京辅政，开始了一系列罢废新法的活动。当王安石悉知市易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罢废时，尚能镇静，而当得知免役法也被废止时，乃失声道：“亦罢至此乎？”“此法终不可罢！安石与先帝议之二年乃行，无不曲尽。”④所以诗人虽寄身钟山，徜徉乎山水，并未忘情于熙宁变法。

二、从对政治改革的高涨热情和自信到远离庙堂、追求寂静的心境

熙宁元年（1068）四月，王安石被召任参知政事，就向神宗和盘托出自己的改革思想和方案，也对前途满怀无限希望，“物以终为始，人从故得新”（《次韵冲卿除日立春》）。他设制置三司条例司，组成以吕惠卿、章惇、曾布、韩维等为核心的中坚力量，陆续实行了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诸项新法。由于新法或多或少地触犯了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皇族、外戚的特权和利益，遭到他们强烈反抗，每一项新法都是在激烈斗争中推行。而王安石总是充满自信，不为时移，不为物悲。“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商鞅》），“愿回羲和借光景，常使秀色留檐边”（《白云》）。由于司马光、范镇、韩琦、富弼、曾公亮、陈升之、吕公著、孙觉、李常、张戬之流，影响改革运动的继续，尽管王安石屡屡进行反驳，力排众议，却遭到来自改革派内部的宋神宗和曾布的联合抵制，再加上吕惠卿的背离，自己有病，特别是爱子王雱病死，使之受到很大刺激。在多重力量的打击之下，王安石辞相退居，也宣告变法失败。

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卷首一说：“王荆公……其志在天下后世。必欲一身一时任其事。但不得人人似荆公耳。乃不谅其心。万口交讪，岂不冤哉！荆公自信无愧，不以人言为意。”⑤这种评价是客观实际的，王安石在沉重和痛苦中退隐钟山，他的心情和思想变化极大，我们从他的诗里再也看不到变法时的那种“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登飞来峰》）的热情、豪情和胆气，更多地是表现了诗人闲适之情和对寂静境界的追求。

《钟山即事》就是诗人此时状况的最好写照。“涧水无声绕竹流，竹西花草弄春柔。茅檐相对坐终日，一鸟不鸣山更幽。”在诗人的眼里、心中，一切都是那样的静寂。涧水无声地流淌，花草悄无声息地摆弄风姿，鸟一声也不叫，人终日默坐在茅草屋檐之下。这种空寂的境界，是诗人经历政治改革失败后一种无言的表白。当年以“三不足”的精神进行富国强兵的变法，而终落得心力交瘁，无补于世，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所以，诗人在诗中总以寂静的氛围包围自己，让身心都沉静下来，不思不言，或许这就是诗人的一种反思方式吧。又如《北山》：

北山输绿涨横陂，直堑回塘滟滟时。

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

其心境、诗境颇近王维。北山把它的翠绿的泉水输送给山塘，涨满了陂堤，不管是直的堑沟、曲的塘岸，都呈现一片滟滟的波光。这寂静的境界让诗人沉迷，以至于坐下来计数花瓣一瓣两瓣地飘落，“坐久”说明时间之长，诗人的心情之闲、心境之静。诗人一人边走边注意地上的青草，也不知回家的路到底走了多少时间。诗人的这种忘我静处的风调在《半山春晚即事》中更明显：

春风取花去，酬我以清阴。翳翳陂路静，交交园屋深。

床敷每小息，杖屦或幽寻。惟有北山鸟，经过遗好音。

半山在江宁，由县东门到钟山，恰好为一半的路程，故称半山。本诗反映了诗人隐退生活的一个侧面。先摹绘红花凋谢，绿叶满枝的景象；接着力写静谧之境。小路沿着山坡在密林中蜿蜒曲折，在葱茏的深处，园屋隐约可见，而半山园的主人或居家凭几小憩，或杖屦寻幽，恬淡安宁，欣然自乐。在这宁谧的氛围里，突然传来北山上清脆悦耳的鸟音，极富韵味。在这北山之上，除了诗人独步寻幽之外，杳无人迹，只有声声鸟鸣，增添一点慰藉。整首诗在平夷冲淡的外表下，诗人怀孤往之志、举世无人相知的感慨隐约可见。所谓“寓感愤于冲夷之中，令人不觉”⑥。

此外《北山》、《即事二首》、《山前》、《山中》、《两山间》、《望钟山》等诗，都流露出诗人远离尘嚣，不问世事，整日卧看风月，观花见山，寻云相伴，无心无处，力求宁静的意绪。

三、从儒者的积极进取到投身佛道的超然自处

王安石的世界观相当复杂，但罢相隐居前，其世界观、政治观、人生观基本上属于儒家思想体系，是积极进取的。他年轻时就立下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向，“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忆昨》）任地方官时，勤政为民，积极改革。而最能体现他变法思想和路线的是《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在当时虽然没能引起宋仁宗的注意，却得到宋神宗的赞赏和重视，富民富国强兵的共同愿望，使王安石和宋神宗走在了一起，王安石因此在改革派中的声望最高，然而结局让人心灰意冷。第二次罢相后，王安石佛老思想抬头，这也成为他抚慰心灵，解脱苦闷的法门。梁启超颇有感慨地说：“读其诗词，几不复知为曾造作掀天动地大事业开拓千古者也。……晚年著字说一书，精心结撰，而颇耽佛老，见道益云。”⑦

王安石认为佛和老庄“以无思无为，退藏与密，寂然不动教天下而传后世，故佛道之徒，多宽平不忮，质静而无求……方今乱俗不在于佛道，而在学士大夫沉没于利欲之中，不能自拔”（《涟水军淳化院经藏记》）。故其隐居钟山后，投身佛道，精心研读佛书，多与高僧禅客交游。从其诗中大致可知，其结交的僧人有安、白云、道升、行详、宝觉、觉海、道光、大觉、瑞新、净因、荣上人、元公、常坦、惠思、胜上人、赞元等等，并常与他们读经问道，酬赠唱和，表现出深厚的方外之契。元丰七年，王安石奏请舍宅为寺（神宗赐曰报宁寺），还以私田充蒋山太平兴国寺，为亡故的“父母及雱营办功德”（《乞将荒田割入蒋山常住札子》）并自写语录“知妄为妄，即妄即真；认妄为真，虽真亦妄”，他还要求他的家人读佛经明佛理。他的大女儿因想念父亲寄诗言怀，他写了《次吴氏女子韵》的诗还不能为女儿解忧，就在《再次前韵》直接以佛典教育女儿，告诫儿女只有读《楞严经》《妙法莲花经》，才能解决“念家”，即惟有佛家思想能解脱。诗曰：“秋灯一点映笼纱，好读楞严莫念家。能了诸缘如梦事，世间惟有妙莲花。”但诗人甚觉不足，又写了《寄吴氏女子》，附上近作《拟寒山拾得二十首》，仍以佛家思想劝慰女儿，并将此诗也寄给次女蔡氏女子。在他的倡导下，家庭的佛教气氛非常浓郁，儿子王雱也作《佛书义解》数万言，弟弟王安国大量抄写佛经，以超度亡母（《平甫墓志》），妹妹长安君“晚好佛经，亦信践之”（《长安县太君墓表》）。

王安石不少的诗都表现出对佛禅的喜欢和通彻了悟。如“我亦鹫峰同听法，岁时歌呗岂辞遥”（《宝公塔》）记写去宝公塔听讲佛法；“北窗枕上春风暖，漫读毗耶数卷书”（《北窗》）说的是读佛经之事；“弦歌无旧习，香火有新缘”（《示耿天鹭》）带有入空门的深刻体验；“本来无物使人疑，却为参禅买得痴。闻道无情能说法，面墙终日妄寻思”（《寓言》其三）讲自己坐禅的生活；“独悟自根本，不从他处起”（《拟寒山拾得二十首》其七）讲自心自性；“勇有孟施舍，能无惧而已。若人学佛法，勇亦当如此。休来讲下坐，莫入禅门里。但能一切舍，管取佛欢喜。”（《拟寒山拾得二十首》其十九）讲学佛的态度要有实行精神，不必“坐下”听讲，不须进入“禅门”，只要能舍一切，圆成但一性，一切法由此而起，佛定然欢喜。此外，他的《与僧道升二首》、《题徐浩书法华经》、《读维摩经有感》、《即事二首》、《题半山寺壁》等诗，都流为佛偈，深通佛理。就是一些山水诗也饶有“僧趣”，深得佛理禅机。如《书湖阴先生壁二首》、《杂咏》《半春晚即事》、《山中》、《春日》、《暮春》、《太湖恬亭》、《赠安大师》、《北山》、《游北山》、《山居杂言》、《定林所居》等诗都表现出一种超凡脱俗的感受，在他的笔下，山、水、花、鸟无不渗透禅宗闲适淡泊的人生意趣，令人宅心事外，身世两忘。我们看他的《游钟山》：

终日看山不厌山，买山终待老山间。

山花落尽山长在，山水空流山自闲。

诗人以山比拟自性，自从一悟后，终日逢着山，绝无厌倦，而且安住自性，不再犹疑，一切随缘起妙用，正如这山花落了又开，只有山一年四季都在；山水乱流出山去，而山依旧悠闲自在。

由于早年对生活的极端热爱以及晚年对一些人事的极度失望，导致他反复借助佛禅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方法论、认识论等来修养功夫，重新观察和估价自身及环境，进行人生的反思和检点。如《怀钟山》：

投老归来供奉班，尘埃无复见钟山。

何须更待黄粱熟，始觉人间是梦间。

因满天的尘埃，竟然看不见钟山。实则因烦恼太多，遮蔽了自性山。人间正如《金刚经》所言“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⑧，自不必等到“黄粱熟”，才知是梦。“诸行无常”，有生就有灭，有开始就有结束，人间好事必定缘散而后结束，所以不必等到结束时才知道结束。反之，苦事也无常，迟早有结束的一天，居苦而不苦，则得佛法受用。诗人以佛教的如梦如幻观点来对待人生，自释情累，达到心理平衡。王安石继承和发展了王维以来以禅入诗的传统，更开启了宋代诗风，梁启超《王安石传》说他以禅入诗，“虽非诗之正宗，然自东坡后，熔佛典语入诗者颇多，此体亦自公导之也。”⑨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卷首一载：“黄鲁直跋荆公禅简云，荆公学佛，所谓吾以为龙又无角，吾以为蛇又无足者也。余尝熟观其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⑩正指出了佛禅对他风度、人格的影响作用。

不仅如此，王安石还从老庄的哲学思想中找到精神慰藉。早年他曾否定庄子，认为“庄周，古之荒唐人也，其于道也荡而不尽善……”（《九变而赏罚可言》）晚年的他则爱好庄子：“物随扰扰集，道与翛然会。墨翟真自苦，庄周吾所爱。”（《无营》），甚至与庄子有一种心灵上的感通。如《杂咏八首》其一：

万物余一体，九州余一家。秋毫不为小，徼外不为遐。

不识寿与夭，不知贫与奢。忘心乃得道，道不去纷华。

近迹以观之，尧舜亦泥沙。庄周谓如此，而世以为夸。

字里行间表现出对庄子道归自然的充分肯定。

总之，王安石特殊的政治经历促使他晚年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变化，他从自我的调整中找到了一种远离尘俗，不为物累，凝然守心的超然自在。因而其钟山系列诗与其说是他性情和感慨的流露，还不如说是一段心史。对于王安石而言，世间很多事和诗歌创作一样，“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题张司业诗》），这种深刻的体悟，不仅奠定了他在中国政治史上的声誉，对宋诗和中国文学的发展也“开有宋一代之风气”（11）的贡献，他的思想和精神成为后世文人的一面旗帜。

①邵伯温《邵氏闻见録》（卷11），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8页。

②沈钦韩《王荆公诗文沈氏注》，引自张祥浩、魏福明《王安石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8页。

③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621页。

④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丞相荆囯王文公言行录》，引自王树海《禅魄诗魂——佛禅与唐宋诗风的变迁》，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391页。

⑤⑩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 15、35-36页。

⑥高步瀛《唐宋诗举要》（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521页。

⑦⑨（11）梁启超《王安石传》，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222、326、320页。

⑧鸠摩罗什等《佛教十三经·金刚经》，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