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翠叶

杂记作为知识整理的文本形式，不始于刘向，而是从战国时期进行个人著述的诸子兴起。诸子广采各类言行事语作为知识储备，如韩非子的《内储说》、《外储说》等，但是这些文本并不具备文体形态。西汉刘向辑录了西汉以前经史系统中以事语为主体的各种经史传说，编成《说苑》和《新序》两书，才正式有了笔记体专书，为后世的笔记散文集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先秦时期各种经史传说文献是文人共有的知识形态，因此在汉前的典籍中，由于诸子将其作为知识要素使用，我们常看到传记材料互见的情况。这种情况展现的是一个时代共有的知识要素在公共文化传播中的文本形态。至于汉初，对这些早期文献的序次不仅仅是诸子将其作为个人的知识储备，它涉及到新时代下的杂记发挥怎样的文体功能以不断地建立传统和激发创新，从而展现一条知识观念与文体文献相互影响、交错发展的路径。本文将从汉初知识学术形态的整理传承为角度，考察杂记类文献的文体形态与文体功能。

一、汉初序、次和新知识体系的形成

序次，是一个文化整理的过程。汉人的学术建构，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对古文献的整理序次。吕思勉：“汉人所述，辞义古者，实亦与先秦之书，不相上下……故书虽成于汉世，说实本于先秦；又先秦人书，率至汉世，始著竹帛，其辞亦未必非汉人所为，或有所润饰也……其书多引古事，与各种古书相出入，足资参证。刘向之《新序》、《说苑》、《列女传》，专于称述行事，取资处更多矣。”①汉初书籍在文体上的特点就是述古事。汉初，陆贾作《新语》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②观其内容，均为整理旧有传说记，而以“新语”为名，在于作者是具有选择性的一种整理。汉初诸儒大量征用先秦的知识要素，一则保证了源自先秦的知识体系脉络不断，二则保证了建立在先秦时期的观念品格的传承。

既言序次、编述，就不是纷然的杂录。今考《汉书》各传，汉初对成书所用词语共有“序次”、“著”、“撰”三种形式，可以看出时人对知识体系的整理在文献形式的反映。汉对先秦书籍进行序次整理的，如“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③由八十二家，而编选为三十五家，所言“序次”者，其中有选编取舍的工作，其中也许有虽用古文献词语而合并整合出新篇的工作。这种工作，实际是刘向校勘工作的先声。汉人的序次是对先秦知识体系的整理，代表着对文化的自我抉择。尤其刘向的官方姿态，更代表着汉人对思想准则的自觉整理。而先秦百家传记中所包含的道理也因刘向的定本，广为传阅，必然使这些古传记再次具备对汉人思想意识的规整。

然而，更重要的是，汉人在序次这些古代典籍时所伴随而产生的文学观念，以及序次的多种形式可能形成的新的文体体例，也就是古传记与汉初杂记文献形态之间的联系。在我们了解了汉初的文化现象之后，要进一步看，“序次”在哪些方面改造了古传记，也就是新朝是如何消化旧有的知识体系的？

二、古传记向《说苑》体例的转化

西汉前期的经史传说，因学派传承的原因，多为事语类文献，如当年孔子与时人议政论政的问答、春秋战国年间君臣贤士大夫的问答等，都有当时的教学背景和政治背景。至于汉初，刘向则将其归为“政理”、“臣术”，这实际上体现了古传记逐渐模糊了早期政治活动背景而以义理的形式存在。曾巩作《说苑序》：“子曰：道之将行也欤，命也；道之将废也欤，命也。岂不得之有命哉？令向之出此，安于行止，以彼其志，能择其所学，以尽乎精微，则其所至未可量也。”孔子言论的精微之处，孔子言论背后的义理体系，在刘向的整理之下，才初步突显出来。使汉前散落在历史中的事语材料，开始有个基本的归旨。这说明，先秦知识形态在新的时代下不断获得一种意义和价值取向。

《汉书·杜钦传》中记载建始四年汉成帝在《白虎殿策方正直言》：“天地之道何贵？王者之法何如？《六经》之义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术何以？当世之治何务？各以经对。”④天地之道、王者之法、六经之法和人伦规范，就是汉人真正关注的“义理”。汉人最大的贡献，在于从这个“义理”的高度上整理百家传记，以期建构汉代此时的知识体系和人道法则。这一时代精神对整个汉初文学风尚都产生很大的影响，比如《五经正义》的产生和汉初文人淹贯六经的学识修养的形成等。

刘向编选《说苑》的义理指归，一本于儒家。首先表现在材料的选取上，如《说苑·杂言》：

孔子观于吕梁，悬水四十仞，环流九十里，鱼鳖不能过，鼋鼍不敢居。有一丈夫，方将涉之。孔子使人并崖而止之曰：“此悬水四十仞，圜流九十里，鱼鳖不敢过，鼋鼍不敢居，意者难可济也！丈夫不以错意。遂渡而出。孔子问：子巧乎？且有道术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曰：始吾入，先以忠、信；吾之出也，又从以忠、信。忠、信错吾躯于波流，而吾不敢用私。吾所以能入而复出也。孔子谓弟子曰：‘水而尚可以忠信，义久而身亲之，况于人乎。⑤

在《庄子》达生篇中也有这则故事的框架，但主旨完全不同。“达生”篇旨在于宣扬人与自然之间物我两忘后所达到的境界。而在《孔子家语·致思》中，和《说苑》此章相同。可见这个故事有两个传说系统。

《汉志》将《说苑》列为儒家类，正因其有述圣之意。刘向的另一部著作《新序》亦然。石光瑛《新序校释》在评论《杂事》篇言：“开章明义，以孝为先。继又由孝而推论仁道。传曰，孝弟为仁之本，岂不然乎。由此观之，编次之本意，隐则乎《论语》，非苟焉已也。”⑥指出儒家义理不但影响材料取舍，还会反映在编述体例上。

《说苑》编选的价值，就在于将义理变成一种体例，即“篇名”的确立和“总论”体例的形成。《说苑》共二十篇：《君道》《臣术》《建本》《立节》《贵德》《复恩》《政理》《尊贤》《正谏》《敬慎》《善说》《奉使》《权谋》《至公》《指武》《谈丛》《杂言》《辨物》《修文》《反质》。每篇下所杂录的古传记，本无名称，更无类聚、群分的文献形态。刘向于古传记中取大义相近者，类聚而群分，立篇名以统率古传记，这个编选工作是庞大的。是刘向所说的“一一条别篇目”。将篇名作为“义理”来统率材料，这时，材料就变成了各个时代的“事语”对篇名的诠释或注解。

“总论”的体例，只有《君道》一篇没有，其它每篇篇名之下，均撰写一段议论性的文字，然后再序次百家传记材料。总论的写法：第一，博采传记中有微言精义者，整合以成己论。如《建本》：“孔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未必陭，始不盛者终必衰。《诗》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春秋》之义，有正春者无乱秋，有正君者无危国。《易》曰：‘建其本而万物理，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是故君子贵建本而重立始。”⑦第二，自我从博采的各类传记中提炼以成己言。如《臣术》篇：“人臣之术，顺从而复命，无所敢专，义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于国，必有补于君，故其身尊而子孙保之。故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⑧。第三，有论点、论据，有论证，其文本本身就是刘向的议论文。这样的议论文，是可以脱离杂记材料，自成一篇的。如《立节》篇旨。这种总论的方式，设在每篇之下，起一个阅读古传记前进行思维指向的作用。刘向所创造的这种序次体例，使汉之读者，每习一篇，则知古传记之大义，则传记之大义因篇名、总论而得以大揭。

另外，刘向在一篇之下更造新事。这是以义理来品评当代了。这个开端是汉代核心价值体系开始确立的标志。如在《建本》篇中，载新朝河间献王事。“河间献王曰：‘管子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榖者，国家所以昌炽，士女所以姣好，礼义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尚书》‘五福’，以‘富’为始。子贡问为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此治国之本也。”⑨是录河间献王语以为新事。儒家之所以能成为汉代的思想基础，在选拔制度等外，还在于文献的传播对万民的导向。儒家的义理和思维是伴随着篇名、文体的确立而渗透到汉代文献中，进入到知识体系的传播中。

刘向的古记新作，采百家传记，以类相从，主要通过分类归总、篇题确立、撰写小序的形式，发挥序次整理的文体功能，其中以义理为“篇题”的形式，使战国的传记材料走向一种新的义理汇总。这种创造性的杂记，传播着新颖的信息，呈现出新的价值理念，前代思想观念既得到稳定的传承，其中又蕴含着变革性的内容，成为新王朝的知识平台和文化出发点。

刘向《说苑》为标志的这类杂记文献，作为知识的储备，不得不谓善矣。社会的文化观念和思想文化，必有所托才能传承，作为知识素材的传承，是民族共同的语言平台。如均为“论”，则没有知识之承继，和后人之论的生发点了，这就是杂记的重要性。而在序次当中通过篇题、小序等方式所融合的深刻的寓义，关注现实进行材料的取舍，实际上又是论的特殊形式。刘向的《说苑》、《新序》之书，在记与论之间平衡，对于汉代文人而言，大可为思想观念、人文规范的知识储备。这类书籍，远比议论类的文章更能带动天下之望，它以官方文化的姿态确立了一个时代共有的话语体系。

三、经学传记与《说苑》的具体编次

将《说苑》的材料和《孔子家语》、《韩诗外传》、《列子》等相互比对，会发现大部分材料字句略有调整，说明古传记“事语体”的基本形态已经定型，是广为流传的一种知识样态。

从文辞角度看，对古传记进行文辞润色，从传记产生开始，到诸子应用，再到汉代刘向的选编，一直未有停止。如“乐羊为魏将以攻中山。其子在中山”的故事，最早定型的时间应在战国时期，之后《韩非子·说林》征用，语句略有不同，而在《淮南子·人间训》中，这则故事描写得就更为生动了。这是古传记在文辞润色上的表现。但，刘向在文辞上所作的修缮，整体上大不如《孔子家语》中的材料，甚至在很多文意方面，刘向的更改都不甚妥，如《孔子家语·辩政》“子贡为信阳宰，将行，辞于孔子。孔子曰”刘向改为“子贡为信阳令，辞孔子而行。孔子曰”，文意反而不顺。而刘向对于《说苑》编选的功劳，主要在于：

1.以篇题取舍古记字句

《孔子家语·六本》：孔子见罗雀者，所得皆黄口小雀。夫子问之曰：“大雀独不得，何也？”罗者曰：“大雀善惊而难得，黄口贪食而易得。黄口从大雀则不得，大雀从黄口亦不得。”孔子顾谓弟子曰：“善惊以远害，利食而忘患，自其心矣。而独以听从为祸福，故君子慎其所从。以长者之虑，则有全身之阶；随小者之戆，而有危亡之败也。”⑩

《说苑·敬慎》：孔子见罗者，其所得者皆黄口也。孔子曰：‘黄口尽得，大爵独不得，何也？’罗者对曰：‘黄口从大爵者，不得；大爵从黄口者，可得。’孔子顾谓弟子曰：“君子慎所从。不得其人，则有罗网之患。（11）

《孔子家语》“孔子见罗雀者”有两层内涵，第一层，罗者言：“大雀善惊而难得，黄口贪食而易得”，孔子推论言：“善惊以远害，利食而忘患，自其心矣”；第二层，罗者言：“黄口从大雀则不得，大雀从黄口亦不得”，孔子推论言：“以长者之虑，则有全身之阶；随小者之戆，而有危亡之败也。”至于《说苑》则将第一层的内容删掉，而只保留了“君子慎其所从”以照应篇题《敬慎》。

又如《孔子家语·正论解》记载：“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神作崇……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国也宜哉！’《夏书》曰：‘维彼陶唐，率彼天常，在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而在《说苑·君道》对这一故事的记载为：“楚昭王有疾……仲尼闻之曰：‘昭王可谓知天道矣，其不失国，宜哉！”（12）家语的写作重点在于保留孔子对一件事情的所有言论，因此家语中有“孔子曰，又曰”，保留了孔子当时的所有语录。而在《说苑》中，因“君道”义理的确立，而删去了其中的一条。

2.以己意改动字句

《孔子家语·六本》：子路问于孔子曰：“请释古之道而行由之意，可乎？子曰：不可。昔东夷之子，慕诸夏之礼，有女儿寡，为内私婿，终身不嫁。嫁则不嫁矣，亦非贞节之义也。苍梧娆娶妻而美，让与其兄。让则让矣，然非礼之让也。不慎其初，而悔其后，何嗟及矣。今汝欲舍古之道，行子之意，庸知子意不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乎？后虽欲悔，难哉！（13）

《说苑·建本》改为“苍梧之弟，娶妻而美好，请与兄易。忠则忠矣，然非礼也。”（14）原文的“让则让矣”，是说“让是让了，然而是不符合礼义的让”而刘向认为这也是一种忠。

又如刘向将《孔子家语·政理》“仲尼见宋君”中“崇道贵德，则圣人自来”，改为“善为刑罚，则圣人自来。”（15）刘向认为以道、德著称的圣人时代已经远去，今天的圣人只要善用刑罚则可召致。又如刘向会去掉孔子言谈中柔弱的部分。《孔子家语·致思》“子曰：恭而敬，可以摄勇；宽而正，可以怀强；爱而恕，可以容困；温而断，可以抑奸。”刘向在《政理》中去掉了“爱而恕”、“温而断”，而强调恭敬宽正廉洁。将字句改成“恭以敬，可以摄勇；宽以正，可以容众；恭以洁，可以亲上。”（16）又如刘向会将一篇之中谈话前后的排列顺序更改，《孔子家语》讲三君问政于孔子，《说苑·政理》则将三个谈话片段调整次序，先言政在怀近而来远，次言政在谕臣，最后言政在于节用。在这些言语改动中，可以征见刘向的政治思想。

3.主动对传记进行评议，突出义理

《孔子家语·六本》曾子耘瓜，误斩其根。曾皙怒，建大杖以击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有顷，欣然而起……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曾皙而闻之，知其体康也。孔子闻之而怒，告门弟子曰：参来勿内。……子曰：汝不闻乎？昔瞽叟有子曰舜，舜之事瞽叟，欲使之，未尝不在于侧；索而杀之，未尝可得。小棰则待过，大杖则逃走。故瞽叟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之孝。今参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既身死而陷父于不义，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也，杀天子之民，其罪奚若？曾参闻之曰：‘参罪大矣。’遂造孔子而谢过。（17）

《说苑·建本》在“汝非天子之民邪？杀天子之民罪奚如”后，加入自己的评议“以曾子之材，又居孔氏之门，有罪不自知，处义难乎！”（18）这种感叹式的评价又一次强调了文中的义理。

又如：《孔子家语·致思》：“鲁国之法，鲁人有赎臣妾”的故事，《说苑》在故事结束后加入刘向评价孔子的话：“孔子可谓通于化矣。故《老子》曰：‘见小曰明’。”（19）又如“楚恭王出游亡弓”，《说苑》在事情结束后，评议“仲尼所谓大公也。”再如《孔子家语》中，孔子为鲁司寇时，断案必遍问众人，然后言“当从某子”。《说苑》在这段结束后，加上了自己的议论“凭着孔子的智慧，难道一定要等待某某人的意见，然后才知道如何裁断吗？”这样的引申对文义并没有改变，只是起一个强调的作用。这就是《四库总目提要》中所说的：“举经文，而下己意以申戒之”。

4.进一步阐释，使经义更完满

《孔子家语·六本》“孔子读《易》，至于《损》、《益》，喟然而叹”一段，并未对《损》、《益》作解释。而刘向在其中则加入了自己对盈、虚，损、益的看法。而且将故事叙述完后，又用“是非损益之徵与？”来总结，最后加入自己的评论：“所以说，谦虚，是用恭敬来保存自身地位的。‘丰’卦说趁着中午时分行动，那时候阳关明亮，所以就宏大，如果已经达到了宏大的程度就开始亏减。我们要引以为戒”。刘向对这些古记材料的编写，虽有阐释和改写，但并不会在整体上影响义理指向。

5.材料中具有多重义理指向的，刘向的更改会突出其中的一层义理

《孔子家语·好生》孔子问漆雕凭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容，此三大夫孰贤？对曰：臧氏家有守龟焉，名曰蔡。文仲三年而为一兆，武仲三年而为二兆，孺子容三年而为三兆。凭从此之见。若问三人之贤与不贤，所未敢识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隐而显；言人之过也，微而著。智而不能及，明而不能见，孰克如此？（20）

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各种不良社会思潮和负面信息迅速传播，使得思政课的教学受到严重冲击[2]。通过与医学院校宣传人员和学生座谈发现，学校大部分只通过官网和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信息，并且更新内容较官方，形式较单一。仍有30%的学生不清楚学校有没有网络思政教育。由此可见，加大网络思政教育宣传力度势在必行。

《说苑》孔子问漆雕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为贤？漆雕马人对曰：‘臧氏家有龟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其言人之美也，隐而显；其言人之过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见，得无数卜乎？”（21）

在《孔子家语》中孔子评价漆雕子的善谈与明智。“其言人之美也，隐而显；言人之过也，微而著。智而不能及，明而不能见，孰克如此？”刘向的更改是，将“孰克如此”这句话去掉，将评价漆雕子明智的话“智而不能及”改为“智不能及，明不能见”，整个意思就变成：“所以那些智慧达不到，眼光看不远的人，能不多次占卜吗？”这就是评价孺子容了。

6.在每篇的编选上注意统合首尾

《说苑·复恩》楚人献黿于郑灵公。公子家见公之宋之食指动，谓公子家曰：“他日我如是，必尝异味。“及食大夫黿，召公子宋而不与。公子宋怒，染指于鼎，尝之而出。公怒，欲杀之。公子宋与公子家谋先，遂弑灵公。子夏曰：“《春秋》者，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也，有渐以至焉。”（22）

《左传·宣公四年》也记载有此事，而在《复恩》章中，最后用子夏语：“子夏曰：‘《春秋》者，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也，有渐以至焉’”来作总结。

由以上所论，刘向在《说苑》中所作的工作，第一，改编古传记。第二，更造新事。第三，定篇名以统合古传记。第四，统合首尾、编次材料。《汉书·楚元王传》：“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及采传记行事，著《新序》、《说苑》凡五十篇，奏之，数上疏言得失，陈法戒，书数十上，以助规览，补遗缺。”（23）董其昌《刘向说苑序》：“向之《说苑》自君道臣术迄于修文返质，其标章持论，鑿鑿民经，皆有益天下国家，而非雕尘镂空，纵谈六合之外，以动覩听者，是为裨用，可传也。汉承秦后，师异道，人异学，自仲舒始有大一统之说，然世犹未知宗趣，向之此书，虽未尽洗战国余习，大都主齐鲁论家语而稍附杂以诸子，不至逐流而忘委，是以独列入儒家，是为述圣，可传也。”（24）刘向整理的目的，也正在于教化众民。文章与时高下，所谓编选序次者，古记新作也。

刘向杂记类作品的性质，就在于采摭群言，总文理、统首尾，杂而不越，在经与论之间平衡。《汉志·诸子略》儒家类：“刘向所序六十七篇”即刘向的《新序》、《说苑》、《世说》、《列女传颂图》共四部著作。《说苑》与前期诸子对古传记材料使用的不同在于，以杂录的形式广收传记，改变诸子将传记材料作为论据的形式，既体现“杂记”体广泛收录的性质，又有序次的内涵。它不是当年诸子一家的知识储备，而是汉人可以持中评议的话语根基。

综上所述，在先秦诸子时代，首次形成各种杂记文本作为诸子的知识储备，形成战国诸子新的观念体系。而至于两汉杂记文体的确立，则意味着创自周代的礼学知识、战国新型的价值观念再一次经过编纂序次的建构，逐渐获得一种意义和价值取向，并延展为汉代政论散文中文人所共同遵循的观念品格。可见，杂记是一个可以不断被应用的文体形式，自始至终参与着对文化的传承与构建。

①吕思勉《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③④（23）班固《汉书》，中华书局 1960 年版，第 1388、3673、1957页。

⑤⑦⑧⑨（11）（12）（14）（15）（16）（18）（19）（21）（22）向宗鲁《说苑校证》，中华书局1987 年 版 ， 第 427、56、34、73、261、23、71、153、163、61、171、335、141 页。

⑥石光瑛《新序校释》，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页。

⑩（13）（17）（20）王国轩、王秀梅注《孔子家语》，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188、191、192、115 页。

（24）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卷二百九十二，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第21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