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族源、早期秦文化与秦文学的萌芽

2014-09-29刘原

文艺评论 2014年6期

刘原

一、秦人早期历史与殷商文化的关系

目前只能依据《史记·秦本纪》来对秦人的祖先和他们的早期历史来进行认识，司马迁是这样述说这段历史的：“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①秦人的始祖神话与夏、商、周的始祖神话有着相似之处，都是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母亲是因为受到神异而感生后代。秦的后人如此追溯其祖先世系，也可以说明秦人与夏、商、周人一样也是中华大地上最古老的居民之一。这种说法得到了在陕西凤翔县南指挥村的秦公大墓中发掘出土的石磬铭文的证实，铭文中说：“天子匽喜，龚(共)桓是嗣，高阳又(有)灵，四方以鼏(宓)平。”②其中的“高阳”是颛顼帝，而秦人称高阳是自己的先祖。

又据《史记·秦本纪》中载：

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已成，帝锡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帝舜曰：“咨尔费，赞禹功，其赐尔皁游。尔后嗣将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③

大业之子伯益因为舜帝调教鸟兽有功而被赐姓为嬴，并且把费地（今天的曲阜附近）封给他，从此，自成一族，史称“嬴秦”。关于“嬴”姓的问题，刘节在《释嬴》一文中这样说：“文公六年贾季曰：辰嬴嬖于二君。杜预云：辰嬴，怀嬴。……而燕、嬴，实为同类双声。”④可知，嬴姓既是燕姓。在《吕氏春秋·仲春记》中载高诱注曰：“玄鸟，燕也”，⑤燕就是玄鸟，林剑鸣先生认为，殷人和秦人崇拜同样的图腾—“玄鸟”，而原始先人有一种习俗，就是把祖先崇拜的图腾名称作为自己的姓。因此，可从信仰方面将“玄鸟”考证为他们的祖先。⑥在《史记·殷本纪》中这样记载殷人祖先的传说:“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⑦在《史记·秦本纪》中也记载秦人的先祖说，其曰:“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⑧可见，秦与殷一样，是源于位于我国东方，以鸟为图腾的东夷部落。王洪军指出《封禅书》中所载秦文公建祠以祀得雉鸣之瑞，而《史记·殷本纪》中也记载了殷帝武丁被野雉之鸣所惊动，因为玄鸟生商的历史原因，在殷人的心中“野雉鼎鸣代表着上天意志，也代表着祖先神谕，所以武丁惊恐万状。秦人先祖和商人祖先都对鸟的光临表达了崇高礼敬，反映他们文化心理和宗教趋向的一致性”。⑨从实际的生产生活本身来看，“殷人早先本是以狩猎、牧畜为主的游牧氏族……秦人祖先也是以游牧、狩猎为其经济生活主要内容的……”⑩可知秦人与殷人一样以狩猎、游牧生活为主。再从墓葬习俗来看，据林剑鸣先生考证，“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墓葬，与殷商时期墓葬有不少相关之处，例如殷制天子墓为亚字形，诸侯墓为中字形，有严格等级界限。而在陕西省凤翔南指挥发现的秦公大墓，……只有中字形墓、甲字形墓，而绝无亚字形墓。这表明秦国陵墓形式仍遵循着殷制，秦公仅以诸侯自居，而不敢潜越。……其它象墓壁、殉葬等方面，秦墓与殷墓也有惊人的类似之处。”（11）这也证明了秦人对殷商文化有着明显的继承，秦人与殷人一样都来自于东方。

2008年7月入藏清华大学的战国竹简中有一种保存良好的史书，整理者将之暂题名为《系年》，内容是对周武王伐纣一直到战国前期史事的记录。李学勤先生在整理过程中经研究发现，在《系年》篇中，存有许多对传世史籍进行修正或者补充的材料，其中就有关于秦人是自东方迁来的商奄之民的记载。“清华简《系年》的第二章，……简文叙述了周武王死后发现三监之乱，周成王伐商邑平叛：‘飞(廉)东逃于商盍(葢)氏。成王伐商盍(葢)，杀飞（廉），西迁商盍(葢)之民于邾，以御奴之戎，是秦先人’。‘飞’就是飞廉，‘商盍(葢)氏’即《墨子·耕柱篇》、《韩非子·说林上》的‘商葢’，也便是称作‘商奄’的奄”。他还说道：“由《系年》简文知道，商朝覆灭之后，飞廉由商都向东，逃奔商奄。奄国等嬴姓东方国族的反周，飞廉肯定起了促动的作用。乱事失败以后，周朝将周公长子伯禽封到原来奄国的地方，建立鲁国，统治‘商奄之民’，同时据《尚书序》讲，把奄君迁往蒲姑，估计是看管起来。但在《系年》发现以前，没有人晓得，还有‘商奄之民’被周人强迫西迁，而这些‘商奄之民’正是秦的先人，这真是令人惊异的事。”（12）《系年》的出现为我们提供了嬴秦与少皞、颛顼确属于同一族群的证据，王洪军认为《清华简·系年》的发现，为“秦族东来说”提供了强有力的文献支撑，解决了秦人族源及礼俗等问题，其中所说的“秦先人”是被周人迁徙至甘陕一带的商盖(商奄)，女防和他的商奄之民。（13）所以，《史记·秦本纪》中所载秦人是以自称是颛顼之后，并不是东方诸侯所鄙薄的戎、狄异族，而是华夏一族，也是真实的。在《史记·秦本纪》中还记载了，大费之子孙辅佐殷国，“嬴姓多显，遂为诸侯”，“其玄孙曰中潏，在西戎，保西垂。”（14）我们可以看出，从商汤伐桀开始，秦人的祖先在渭水中游捍卫着殷王朝的西部边疆，这其中也应该存在着一定的民族使命感。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战国时期被中原国家视为“秦戎”的秦人，有着强烈的“中国”意识。《史记·秦本纪》记载秦穆公与由余的一段对话，可以看出春秋时期秦统治者思想中的这种“中国”意识：

戎王使由余于秦。由余，其先晋人也，亡入戎，能晋言。闻缪公贤，故使由余观秦。秦缪公示以宫室积聚。由余曰:“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缪公怪之，问曰:“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15）

秦穆公面对戎使自称“中国”，就是已经把秦国放在了华夏的范围内，以自别于“戎夷”。后来的几代秦国统治者的思想一直存在这种意识。秦人自认为是华夏一族，那么他们自然也和其他诸侯国一样对作为天下政治、文化核心的周王室有不可推卸的义务。因此，春秋初年，秦襄公率秦兵护卫平王东迁；据《左传》记载，秦穆公十一年，“秦、晋伐戎以救周”；秦穆公二十五年，“秦伯师于河上，将纳王”。秦国的这些行为，得到了来自周王室的封赏和认可，而这正是秦立国的政治基础。立国以后，秦人也在努力维护与周王室的良好关系，其在文化上也极力向周文化靠拢，可以说，在秦国由弱小而壮大的过程中，一直从周文化中汲取着丰富的营养。

二、嬴秦与戎狄之间的渊源

由上述史料可知，从商王朝时开始，嬴姓秦先祖被迁徙至西方戎狄林立之地，并承担了为殷商“保西垂”的重任，开始了与戎狄杂居的经历。最初，他们与戎狄部族友好相处互不侵犯。在与戎狄的杂处、交流中，秦人学会了戎狄以游牧为主的生活方式。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民族推翻了殷商王朝的统治，并以周王朝取而代之，商王朝覆亡，嬴姓秦先祖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沉重打击。周武王去世后，殷商旧主的儿子武庚联合了包括秦人在内的东方各氏族和诸侯国发动了大规模的叛乱。周公旦平息叛乱后，严惩了参与叛乱的人，并强迫迁出原住地。秦人被强制迁往各地，其中最大的一股嬴姓氏族，迁入了西方边陲。秦人在西部恶劣艰难的自然环境之下繁衍生息，求得生存，过着游牧生活，养马成为了他们的特长。据《史记·秦本纪》中载，周穆王时期，秦人造父被封为“御”，为周穆王驾车；西周末年，孝王时期，随着周王室的日渐衰败，秦的地位却变得越来越重要，秦的作用也越来越受到重视。恶来之后，因非子为周孝王蓄养马匹，而立功，于是，周孝王“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16）据史料记载，非子于今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秦亭一带建造秦邑，（17）由于秦邑之地遍居中戎狄，所以，秦人与戎狄部族之间必然发生往来。从此，嬴姓氏族才真正定居于秦，“秦”这个名称才真正登上历史舞台。由于长期处于偏远的西北部，长期的游牧生活以及与戎狄的交往也给予秦人粗犷、豪放的性格。西部恶劣的自然条件，成就了他们的强悍、勇敢、豪放的作风，培养了他们极强的与自然搏斗的能力，从而形成了好战尚武的精神品格。

俞伟超先生曾指出:“秦国的文化，最迟从西周晚期以后，也许就从西周中期穆王时的‘造父’开始，就受到了周文化的强烈影响；但秦人在很长的时间内仍保留了她自身的文化特征。这种特征，据现有资料，至少知道有三点是很突出的:一点是盛行蜷屈特甚的屈肢葬，蜷屈程度就跟甘肃永靖的辛店墓一样……秦人和永靖的辛店墓都流行极为相似的屈肢葬，正表明了族源上的密切关系，即都是戎人的一支。第二点是秦人在其根据地，即汧、渭之间的宝鸡和甘肃东部一带，直到战国时代还使用一种双耳高领袋足鬲，其特征是足端扁平，过去苏秉琦先生叫做‘铲形袋足鬲’。这种‘铲形袋足’也是甘肃辛店文化陶鬲中所特有的，而周文化本身的陶鬲，足端则是尖的，二者即使其它外形相似，足尖的形态却明显地不同……这种遗存同卡约、寺洼、安国式、唐汪式、辛店这个系统的文化，存在着亲密的血缘关系……秦人不断使用具有‘戎式鬲’作风的陶鬲，至少暗示了秦人和戎人的长期密切关系，而这是有历史上的亲缘关系为基础的。第三是洞室墓。在黄河中、下游，无论是仰韶、龙山、二里头、二里岗以及殷墟、周原等地的商、周文化，都没有洞室墓的传统，而是一种竖穴土坑墓。但洞室墓在甘青地区起源很早。在陕西地区，东周的秦墓也流行洞室墓。那些秦墓，除了竖穴墓以外，横穴和竖穴的洞室墓都很多，这显然同羌戎系统的文化有联系，说明了秦人的文化传统，同羌人是有特殊关系的”。（18）俞先生关于秦人族源的观点已经被证明有误，但是他关于西周文化对秦国文化的影响的论述，确是中肯的。俞先生认为，秦人最迟从西周晚期以后，开始受到周文化强烈影响，并且秦人在一定时间内仍保留着自身的文化特征。并且对考古资料进行考证的结果也可说明，秦人在与西戎的不断接触中的确吸收了戎狄的异族文化，并与周文化相融合，形成的秦族自身的文化特征，即以粗犷豪放的性格、强悍勇敢的作风、好战尚武的精神品格为内容的嬴秦精神。

三、周文化对早期秦文化的影响及秦文学的萌芽

从非子封于秦邑后，其子孙一直在此安居，但是，在曾孙秦仲统治的时候，秦地的周边形势发生改变。据《史记·秦本纪》中记载：

秦仲立三年，周厉王无道，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灭犬丘大骆之族。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西戎杀秦仲，秦仲立二十三年，死于戎。有子五人，其长者曰庄公。周宣王乃召庄公昆弟五人，与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于是复予秦仲后及其先大骆地犬丘，并有之，为西垂大夫。庄公居其故地西犬丘，生子三人，……襄公为太子。（19）

从上面的史料中可以看出，在秦仲三年，西戎打败了秦人的先祖大骆留在犬丘的其他分支后裔，并占领这片土地长达二十余年。其间，秦、戎双方进行了长久而惨烈的战争，在秦仲战死后，由其长子秦庄公最终战胜了西戎。周宣王随后封庄公为西垂大夫，并将秦和犬丘两地封给他。庄公选择居于犬丘，秦族的活动中心也随之转移到了犬丘地区。秦庄公之子襄公也居犬丘，直到秦文公四年复又迁居“汧渭之会”。可见，从秦族自非子至秦文公早年，早期秦人主要在秦和陇上的西垂这两个中心区域活动。

上世纪九十年代，学者根据对于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公陵园的发掘和西汉水上游的考古调查，已经确定早期秦人活动的中心地区就位于渭水上游的礼县境内，与文献记载的地址完全一致。而此处所属的关中地区也正是周民族的崛起的地方。在1973年左右，在甘肃灵台县，有一批两周墓葬出土，其中有属于西周康王时期的姚家河西周墓和洞山墓，还有比西周中期更早的西岭墓葬。（20）灵台县与礼县相距不远，位于黄土高原之南。可以说，在西周早期，秦族聚居地中已经能够发现周文化踪迹。赵化成在《甘肃东部秦和羌族文化的考古学探索》中对秦文化的分布状况进行了考证：

在甘肃东部，从总的地域范围看，周、秦文化处在一种交错分布的状态下；从局部看，可能相对集中。如陇山以东的平凉、庆阳地区，……这里的“周代遗存”，主要的应当属于周文化系统。……陇西西河滩遗址在今天水以西，这一地点如果像《甘肃文物考古三十年》中所讲的那样是属于周文化系统的遗存，那么类似的遗址应当还有一定数量。这样，以天水一带为中心的秦文化遗存便处在东西两面周文化的包围之中。（21）

嬴秦族人必定会与周文化发生接触，并且，就那时的周秦双方文化状况的差距来看，嬴秦文化的变化应该是由周文化的介入而引发的。再从《史记》中的记载看，当秦刚刚进行国家政权的建构时，西周作为宗主国，已经具有了成熟的国家政治结构和进步的思想意识，幅员辽阔的土地。秦人在政治上奉周王室为宗，接受其分封和支配。所以，初生的秦文化自然不可与深厚的周文化同日而语，对秦国来说，吸收先进而强势的周文化是很自然的选择。

上世纪80年代，在甘肃东部的毛家坪、董家坪地区，由北京大学考古系与甘肃省文物工作队找到了西周时期的秦文化遗存，在毛家坪遗址共发掘出秦文化墓葬31座,属于西周中晚时期的有12座墓葬，其墓圹都是长方形的竖穴土坑。主要有以陶器为随葬品,其中包括最基本的组合为豆、罐、鬲、盆。其陶质、陶色虽与同时期的西周同类陶器有较大的差别，但陶器形态基本相似。墓中以屈肢葬为葬式，其中有八座蜷屈特征很重，骸骨头部都朝向西方,这与同地发掘的其它19座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墓存在明显的继承。不仅如此，这些墓葬与在陕西关中发掘出的同类墓葬完全相同。因此，可将毛家坪西周时期秦文化年代上限可至西周早期。（22）这些考古资料可说明：最晚，从西周中期开始，秦人就吸收了周文化，从而丰富了自身文化的内容。不过，从出土于毛家坪墓葬的器物上看，秦人还处于在物质文明的层面上，对周文化进行吸收。秦人在精神层面对周文化进行吸收，应该是在西周晚期开始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早期的秦文化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殷商文化、戎狄异族文化和周文化的影响。秦在西周、春秋时，有着清晰的“中国”意识，在文化上也不断的吸收周文化，同时由于长期地处西垂，戎狄异族文化在秦文化的形成、发展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此，此时的秦文化具有以周文化因素为主而又刚劲、崇武、好勇的特征。

文化精神是文化系统中最核心的部分，是该文化区别于其它文化的本质要素。文化精神可以外化为文化主体的语言文字、习俗历史、典章制度、宗教、艺术等。文学作为文化的重要部分，诞生于文化的母体，流淌着文化的血液。秦文学做为秦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秦文化精神的外化。因此，伴随着秦文化逐渐形成的脚步，秦文学也正在萌芽。

在西周时期，秦人由在西初期对周文化的被动接受，到西周晚期对周文化的主动吸取，秦文化也进行了由对周文化在器物层面上模仿到对周文化在精神层面上模仿的转变。从而使秦文化对周文化在精神层面上的模仿逐渐成了秦文化创作的源泉。在上海博物馆以重金购回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西垂陵区中流失海外的出土文物4鼎2簋，其中簋器与不其簋在形制上非常相似，但其铭文及其简略，均谓：“秦公作宝簋”；鼎器铭文也很简单：“秦公作铸用鼎”、“秦公作宝用鼎”。（23）礼县公安局缴获的同地出土的二鼎一簋铭文也与之相类。大堡子山陵区目前探明的只有两座大墓，又据《史记》，秦国君死后葬西垂的有秦庄公、襄公及文公，鼎、簋铭文既称“秦公”，而“庄公”又是死后追谥，故其墓主很可能是秦襄公和文公。据简报介绍，鼎、簋不但在器形上仿照周器，而且其所用的纹饰及其配合规律也袭自周器，如鼎饰中的窃曲纹配垂鳞纹，簋饰中的窃曲纹配瓦棱纹等。（24）另外，在大堡子山秦西垂陵区还发现，从墓葬形制、规格以及随葬品的类型、工艺来看，都能够突出显示秦人受周文化的巨大影响。这些可以表明此时秦人对周文化的吸收是以模仿来实现的。此时的铜器铭文中的“秦公作宝用鼎”这类的语句，明显是仿自不其簋铭文中的“永宝用享”；而后来的秦子簋盖铭“秉□受命屯(纯)鲁，义(宜)其士女，秦子之光，邵(昭)于闻亖(四)方，子 = 孙 =(子子孙孙)，秦子姬甬(用)享”等，这种赞语都是对不其簋铭文中“用匄多福，眉寿无疆”的模仿。关于不其簋，陈梦家先生在《殷虚卜辞综述》中说：“西周金文不其簋为秦人之器。”（25）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不其簋是秦人之器；二是指，此时秦人还在沿用西周的文字。据李学勤先生考证，“不其”就是秦庄公，不其簋在器形、纹饰方面与西周晚期的师酉簋很相像，这也可表明在秦庄公时期秦文化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精神上都没有显示出秦文化的独特性。从不其簋的铭文的思想内容上来看，显示出了秦文化对西周礼乐文化的继承，《不其簋铭文》云：

唯九月初吉戊申，白（伯）氏曰：“不其，驭方猃狁广伐西俞，王命我羞追于西，余来归献禽（擒）。余命女（汝）御追于，女以我车宕伐猃狁于高陶，女多折首执讯。戎大同，(永）追女，女及戎大敦搏。女休，弗以我车圅（陷）于艰。女多禽，折首执讯。”白氏曰：“不其，女（小子），女肈诲于戎工。锡（賜）女弓一矢束，臣五家，田十里，用永乃事。”不其拜稽手，休，用乍（作）朕皇祖公白（伯）、孟姬簋，用匄多福，眉寿无彊，永屯（纯）霝冬（终），子子孙孙，其永宝用享。（26）

可见，铭文内容涉及周宣王时期秦庄公战胜西戎的战争。记录了不其随伯氏战胜猃犹后，伯氏在回朝向周王献俘时，受到了周的嘉奖和赏赐；不其以铸器刻铭的形式颂扬公伯和孟姬。在西周时期人们认识到了青铜文字的社会功能，把铭文提到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他们用铭文记彰功烈，宣扬孝道，赞颂美德。马承源先生对此总结说：“一是用以形成奴隶主贵族的权威。西周早期的贵族，都是灭商以前的宗族子弟或者小贵族，辅助文、武，伐商灭纣时有功于王室，随着武王的军事胜利，被分封受爵，成为大的权贵。他们把自己的功劳或父辈对王室的贡献，以及周王的赐命铸在青铜礼器上，就等于获得了地位和职务的证件，具有护身符的作用。以便造成他们的权威。二是加强宗法制度。宗法制度是周礼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周人维护其内部、巩固和加强统治的一种手段。其核心就是严格的宗子法承袭关系。……他们在青铜器铭文和祭祀活动中，追诉祖先的功烈，告祭自己的荣誉，都是为了加强自己在其宗族体系中的地位。”（27）从这一角度看，不其簋铭文正是对西周铜器铭文的模仿，可见，秦文学的发展正是从模仿周人起步的。

从不其簋铭所镌内容来看，其中所述与《史记·秦本纪》中的记载的周宣王令秦仲和庄公抗击西戎，并将他们封为西垂大夫的这段史实相吻合。而在秦国早期的文学作品中也有以此作为背景的诗篇，就是《秦风·无衣》，此诗以直白的文字描写了战前秦国的士兵们修整武器、擦亮铠甲，以一种积极、旺盛的状态准备投入战斗。表现出了秦师出征的热烈场面。秦地迫近戎狄之壤，在长期与戎狄的争战和接触中，形成了骁勇善战的精神和强悍的民风。此诗虽然文字简单直白，但却体现了秦人“尚气力，先勇力，忘生轻死”(《诗集传》)的民族特性。秦人以其简单、直白的文字表达了向西周王室尽忠的决心和秦人骁勇善战的精神风貌。

秦人从西陲蛮夷之地走来，对于秦人来说，入主中原不侵入式的过程，而是长久游离之后回归，秦人时刻铭记自己的祖先是“华夏”一族。从早期秦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有对周文化具有归属感的不自觉的吸收，也有对长期接触的西戎一族文化的融合。在秦人对西周文化的吸收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秦人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所进行的模仿,这可反映出秦人对西周礼乐文化的认同，由单纯的器物层面而渗入秦人的精神层面,但是，秦人并不是一味地模仿与吸收，而是在模仿中不自觉的融入了秦人长期地处西陲所形成独特的民族精神。正是在秦人与西周文化的融合过程中,秦文学初步生成,与秦文化的形成一样，在最初的对西周文字的模仿中，融入了本民族特有的精神特质。这就是以秦人精神为中心对其他文化的吸收与融合的文学创作方式，成为了秦文学的发生和变化的内在动因。

①③⑧（14）（15）（19）司马迁《史记》卷五《秦本纪》，中华书局 1959年版，第 173、174、173、174、178、192 页。

②（26）王辉《秦出土文字编年》，新文丰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33、21页。

④刘节《释嬴》，《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研究集刊》第一册。

⑤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6页。

⑥⑩（11）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1、19页。

⑦司马迁《史记》卷三《殷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页。

⑨（13）王洪军《新史料发现与“秦族东来说”的坐实》，《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

（12）李学勤《清华简关于秦人始源的重要发现》，《光明日报》，2011年9月8日。

（16）司马迁《史记》卷四《周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35-136页。

（17）班固《汉书》卷94上《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44页。

（18）俞伟超《古代“西戎”和“羌”、“胡”考古学文化归属问题的探讨》，《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87、188页。

（20）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灵台县文化馆《甘肃灵台县两周墓葬》，《考古》，197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