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光熙

作为唐代进士试名选，德宗贞元八年（792）“龙虎榜”汇聚了韩愈、李观、欧阳詹、李绛、崔群、王涯、冯宿、庾承宣、陈羽、张季友、许季同、侯继、裴光辅、齐孝若等众多杰出士人，对此后中唐政治、文学、艺术、学术思想、社会文化等方面产生多元影响。从科举角度看，“龙虎榜”是此前一系列科举革新思想与实践的结晶，又指引了此后科举变革的方向，最终促成科场风习在贞元末期的根本改变。这一线索与文学的关系突出体现在两方面。其一，以贞元八年贡举为纽带，韩愈等人在此前后的科举经历，正是他们所秉持的新的文学理念与科场传统风习相互碰撞的外在表现。其二，以“龙虎榜”为代表的中唐前期科举变革，深刻改变了科场文风，进而对当时的文学理念产生了较大影响。文本即以这两点为线索，借助科举角度，考察文学理念在进入中唐后所出现的新变。

一、贞元八年之前的科举背景与“龙虎榜”成员的早期科场挫败

肃、代、德宗三朝是唐代科举变革的重要时期，变革内容之一是对取士标准片面侧重诗赋文辞之弊的矫正。诗赋、帖经、策文进士三场试模式，于天宝年间定型。①以诗赋考察文辞水平，以帖经考查对古圣经典的掌握，其初衷本无可厚非。但考查标准过分纠结于文辞声病，仅停留于记忆背诵，则造成及第者多文学才艺之士，不利于综合型、实政型人才的选拔。安史乱后，杨绾、贾至、赵赞、陆贽等一批中唐士人开始反思这一问题，并展开诸多革新尝试，力图通过对取士标准、考试内容、人才培养模式的调整，引导读书修业的士子从单纯的文字技艺中解放出来，将目光投向经典所蕴含的义理思想之深处，社会现实问题之实处，在学问思辨与反思现实的过程中，将自己培养成致力于中兴大业的人才。这种引导形成一股自上而下的力量，影响了当时的士子风尚。但诗赋取士的传统并不容易改变。代宗时期的执政者元载、常衮皆热衷拔擢以文辞见长者，德宗前期虽短暂停试诗赋，但至迟在贞元四年（788）又予以恢复。一些“龙虎榜”成员正是在此前后初入科场。

现可考知进士试经历的“龙虎榜”成员中，欧阳詹于贞元四至七年连续四次落第；韩愈贞元三、五、七年三次落第；李观贞元六年春落第，当年秋的乡贡资格又遭黜落；陈羽、李绛、崔群等人也曾体验科场蹭蹬。进士试录取比例很低，一试不中或属正常，但若数次落第、久困科场，就不能不说是因应试者自身理念与科场风习不合所致。

从主试者角度看，贞元三至七年的知贡举者共五人，其中萧昕、杜黄裳分别在贞元三年（787）和七年（791）礼部初试结束后，因前任不能理事而被临时任命接替权知贡举，处理未尽事宜，故暂不论。其余三人，薛播与常衮为同道挚友，亦当受其诗赋取士思想影响，刘太真、张濛都以文辞见称于朝，主试者个人趣味，决定了诗赋在这几年的进士录取中必占重要地位。从及第者角度看，现可考知这几年的及第者中，五人曾拜相，其他官至郎官、侍郎、尚书、公卿、刺史、节度使者，二十一人，此外还有像裴瑾、崔立之、李方叔、李君房这样虽名位不高，但身负才学，德行名重士林之人。由此可见，这几年的贡举在重视诗赋的同时，也综合强调了应试者的才学、实际能力。这种情况下，像欧阳詹、韩愈、李观这样不乏才学与实践精神的士子，为何屡屡落第。笔者以为，主要原因在于不认同诗赋考试，文章风格与科场时文不符。

在李观、韩愈、欧阳詹等人的文章中，多有反对诗赋取士的言论。李观《与膳部陈员外书》言：“有司于是乃以词赋琐能而轨度之，声称丛闻而搴撷之。谬矣哉。”②明确反对诗赋取士。《与右司赵员外书》讥刺宋之问、严维、皇甫曾等文辞之臣“皆师延之馀音，况能爱世人之蝇蚊乎？”③认为正是他们开创了纠结声病的不良文学风气。韩愈在《上宰相书》中，对“试之以绣绘雕琢之文，考之以声势之逆顺，章句之短长，中其程式者，然后得从下士之列”④的考试制度表示不满。欧阳詹在《送李孝廉及第东归序》中言：“迩来加取比兴属词之流，更曰进士，则近于古之立言也，为时稍称。其侥幸浮薄之辈，希以无为有，虽中干外槁，多舍明趋进。”⑤通过对比明经与进士，指出文辞取士已成“侥幸浮薄之辈”投机取巧的捷径。理念上不认同诗赋取士，自然会在文辞之士掌控贡举的情况下处于劣势。

此外，对古文、古道精神的坚持，也成为科场功名的阻碍。韩愈《答侯继书》、《答崔立之书》、《与冯宿论文书》、《上考宏词崔虞部书》等文中都谈到因其文与时文不符而导致功名之路艰辛。他坚定地尝试古文写作，从而导致文章形式与科场时文不符。同时，他所尊崇的古道，在现实中也是“今之仕进者不要此道”⑥（《答侯继书》）。这也说明贞元时期虽有一批渴望复兴古圣贤之道、锐意进取的士子，但当时科场的普遍风习仍对此较为淡漠。无论有多么鲜明的文学主张，多么至善的为学信念，在科举功名之路上都必须根据时风做好相应功课，才能取得好成绩；反之必然受挫。这不仅是韩愈遇到的障碍，李观文章风格也有与之相似的特点。欧阳詹之文在形式上虽没有韩、李走得那么远，还是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时文审美习惯，但其内在风格理念却又与二人存在一致性。不然，韩愈也不会在《欧阳生哀辞并序》、《题哀辞后》中反复强调对欧阳詹的认同。此外，冯宿、侯继、李博、崔群、李绛等人都曾被韩愈引为同道知己。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他们也有与之相似的理念。这些都决定了“龙虎榜”成员与科场时风之间的矛盾。

二、贞元八年贡举的特点及其对“龙虎榜”成员的影响

针对片面诗赋取士之弊所进行的变革，成为贞元八年贡举的先导；而科场风习对诗赋取士、时文标准的延续，则造成欧阳詹、韩愈、李观等人在贞元初期的科举失利。这些构成“龙虎榜”诞生的基础背景。对比贞元三至七年贡举，贞元八年贡举更多承袭了科举变革的精神，呈现出如下两个突出特点。

（一）鲜明的人才选拔理念

贞元八年贡举的主试者陆贽，是德宗朝主张革新科举之弊的代表人物。早在贞元元年（785），他所编制的制举策问便有意将对古道经典的理解与现实政务能力相结合，力求选拔“知本乃能通于变，学古所以行于今”⑦（《策问博通坟典达于教化科》）的人才。此次权知贡举，使他得以更深入地践行这一理念。尽管从外在形式看，进士试依然延续诗赋、帖经、策文三场格局。但内在选拔标准上，贞元八年贡举却改变了侧重诗赋的风习，而主要通过策文内容，考察应试者的才学、为人为政理念与实际政事能力。由此，陆贽既照顾了因传承已久而难以立变的科举形式，又成功实践了他的变革理念。这正是贞元八年贡举的独特价值所在。“龙虎榜”成员的策文今已无存，但李观在《帖经日上侍郎书》中提及，他曾向陆贽进献一组省卷文章，这些文章今存，可作为考察“龙虎榜”成员策文风格的旁证。《汉祖斩白蛇剑赞》、《文大夫种碑》、《项籍碑》评述历史人物，言及古今治乱、君臣关系，多有独特心得。《安边书》、《请修太学书》涉及崇儒尊礼、华夷之辨、抚恤民生等问题，陈述时政亦中肯有的。《报弟书》、《吊韩弇没胡中文》、《邠宁庆三州飨军记》或叙手足之情，或悼客死之悲，或赞军容之盛，针对具体事件融入自我体悟，自然真挚。《谒文宣王庙》则以顶礼膜拜的姿态，颂扬孔子德行之崇高，表达了一位儒门弟子对先圣的敬仰。这些文章皆言之有物，充满丰沛感情与真挚见地，而文中观点都以儒学经典为立足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李观之文恰与陆贽“知本乃能通于变，学古所以行于今”的标准合拍。而用李观自己的话说则是“上不罔古，下不附今，直以意到为辞，辞讫成章。”⑧（《帖经日上侍郎书》）“直以意到为辞”就是不纠结于文辞声病与时文格式，只针对具体学问义理、现实问题展开行文。这种风格在此前几年的科场中必遭淘汰，但在陆贽眼中，却体现了人才选拔真谛。

（二）特殊的人才推荐方式

贞元八年贡举的另一重要特征，是在唐代科举史上首次使用通榜方式，即主试者委托可信赖之同道，公开推荐其所了解的当年优秀应试举子，作为录取的重要参考。⑨进士试录取比例极低，每年几千举子，中第者不过二三十人。即使采取统一答卷这种看似公平的方式，最终录取结果也难以使所有人信服。而通榜会加大人才选拔过程中少数人的决定权，那些与通榜者存在天然联系的举子，会在无形中得到比别人更多的机会。这很容易引起广大举子的不满。那么，陆贽为何要冒险开此先例？笔者以为，原因在于陆贽看到了进士考试仅靠应试者的诗赋、帖经、策文三份答卷，以及此前冬集的省卷，难以完全了解其能力。如果他还用这种流程，恐怕很难实现其人才选拔目的。而依靠通榜，主试者可以先找到与自己在理念上一致的同道，借助这些人的力量，定点、定向输送符合要求的人才，而考试则成为通榜推荐的另一层保障。从实际情况看，贞元八年的通榜取得了成功。陆贽公开委任梁肃、王础为通榜者，并通过梁肃间接委托崔元翰协助荐士。他们与陆贽在为学、为政理念上声同气应，在人才推荐过程中贯彻了陆贽的理念。⑩《唐会要》记载：“兵部侍郎陆贽，权知贡举。时崔元翰、梁肃，文艺冠时。贽输心于肃，与元翰推荐艺实之士。”（11）所谓“艺实”，即能将自身才学、技艺落到实处。从日后作为看，梁、崔所推荐的这些“艺实之士”的确是陆贽希望的，既对古圣先贤之道有深刻领悟，又具实政才干的人。

贞元八年贡举的革新实践，催生了唐代科举史上著名的“龙虎榜”，使韩愈等一批青年才俊进士及第。然而陆贽主试仅此一年，缺乏持续性，这就使他的选士理念很难延续。事实上，选士标准并没有因此次贡举而得到根本改变。接下来的顾少连、吕渭两位主试者又回到诗赋取士的老路。正因如此，在接下来的吏部科目选中，一些“龙虎榜”成员再次因与科场时风不合而受折。

三、“龙虎榜”成员进士及第后的选试经历

唐代礼部试及第仅可获得入仕出身，此后还须通过吏部科目选或制举等形式方可授官。一些“龙虎榜”成员在这一过程中亦饱经挫败。韩愈贞元八至十年三应吏部博学宏辞科皆落第，此后放弃科考，通过入幕步入仕途；欧阳詹贞元十年应制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落第，贞元十一至十四年四应博学宏辞科，最后一次才及第；崔群贞元八年应博学宏辞科落第，后放弃吏部试，于贞元十年应制举及第；冯宿贞元十四年应博学宏辞科落第，后改由入幕步入仕途；王涯直至贞元十八年才中博学宏辞科，此前经历虽不可考，但很可能也曾遭黜落。上述经历涉及最多的是博学宏辞科，这是吏部选试最主要的科目之一，考试内容依然包括诗赋、策文，可视为是礼部进士试的深化。可见“龙虎榜”成员的选试经历，与贞元八年之后科场风习的流变仍有密切关系。

韩愈三试宏辞期间，曾作《上考宏词崔虞部书》、《答崔立之书》。经历三次失败后，他又连上三书投谒时相希求汲引，但最终未果。上述五封书信，集中涉及韩愈对其科举经历的反思。在贞元八年博学宏辞试中，韩愈本已被吏部诠定，但在上报中书省复审时又被驳下。他在《上考宏词崔虞部书》中总结此次失利：

华实兼者也，果竟得之，而又升焉。……实与华违，行与时乖，果竟退之。如是，则可见时之所与者、时之所不与者之相远矣。（12）

他以华实关系形容文章风格。所谓“华实兼者”当指内容、风格皆能迎合时文风尚。而“实与华违”则是风格内容与时文风尚相违背。韩愈认为自己不仅是文章“实与华违”，连行事也是“行与时乖”，即其秉持的信念与浮嚣急进的科场风气格格不入。这种表面的自我否定，实则充满了对华而不实的科场风习的怨愤。

韩愈三应宏辞试前作《答崔立之书》，详细描述了此前四试进士，二应宏辞的心路历程：

及来京师，见有举进士者，人多贵之。仆诚乐之，就求其术，或出礼部所试诗、赋、策等以相示，仆以为可无学而能，因诣州县求举。有司者好恶出于其心，四举而后有成，亦未即得仕。闻吏部有以博学宏辞选者，人尤谓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术，或出所试文章，亦礼部之类。私怪其故，然犹乐其名，因又诣州府求举，凡二试于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于中书，虽不得仕，人或谓之能焉。退自取所试读之，乃类乎俳优者之辞，颜忸怩而心不宁者数月。既已为之，则欲有所成就……因复求举，亦无幸焉，乃复自疑，以为所试与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观之，余亦无甚愧焉。夫所谓博学者，岂今之所谓者乎？夫所谓宏辞者，岂今之所谓者乎？诚使古之豪杰之士若屈原、孟轲、司马迁、相如、扬雄之徒进于是选，仆必知其怀惭。（13）

起初，韩愈认为诗赋、策文“可无学而能”，但经过多年科场蹭蹬，他发现自己的理念与时文相去甚远。对礼部、吏部为何要一以贯之地实行诗赋取士，他更是“私怪其故”。为谋求中举，他不得不尝试写作“类乎俳优者之辞”，这令其“颜忸怩而心不宁者数月”。在对科场风习的抵触情绪和屡考不中的失落感中，他开始了“乃复自疑”的反思，并得出“所试与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观之，余亦无甚愧焉”的结论。从充满信心到连续挫败，进而自我怀疑，又在痛苦的反思中重新寻找到对自我信念的确认。

在《上宰相书》中，韩愈又以旁观者姿态对整个科举选拔制度进行批判：

国家之仕进者，必举于州县，然后升于礼部、吏部，试之以绣绘雕琢之文，考之以声势之逆顺，章句之短长，中其程式者，然后得从下士之列。虽有化俗之方、安边之画，不由是而稍进者，万不有一得焉。（14）

上述三段文字，从博学宏辞科延伸到整个礼部、吏部试，从个人得失扩展到科举制度对国家的影响，体现了一个科举亲历者的深切思索。从矫正片面强调文辞技艺，加强对真实才干考核角度而言，韩愈对科举时风的批评切中时弊。但从现实情况看，他那与时文不符的古道信念却会成为前进的绊脚石。

陈寅恪先生曾指出“唐代科举之盛……极于德宗之世”的原因是“德宗本为崇奖文词之君主，自贞元以后，尤欲以文治粉饰苟安之局面。”（15）经历建中、兴元间的诸藩之乱，德宗已由进取转为苟安。这种心态也影响到他对科举的看法。在他看来，进士取士，最重要的不是为未来发展储备贤才，而是搜寻一批可以粉饰太平的文辞之士。李肇《唐国史补》中的一则事例，很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满足虚假繁荣而无远略的心态：

贞元十二年，驸马王士平与义阳公主反目，蔡南史、独孤申叔播为乐曲，号《义阳子》，有《团雪散云》之歌。德宗闻之怒，欲废科举，后但流斥南史、申叔而止。（16）

《唐国史补》记载的精确性有待考证。据徐松《登科记考》考证，独孤申叔于贞元十三年（797）中进士，德宗只流放了蔡南史。（17）抛去史实问题不言，结合李记与徐考分析此事，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陆贽等众多朝臣对革新科举所做的努力，都没能从根本上引起统治者对科举时弊的重视，而两个士子以文辞讥刺皇室内事，却让德宗动了废除科举之念。这说明德宗所认为的进士当以文辞装点皇家威仪，而一旦不能做到这点，甚至反其道而行，那科举选士就是对王朝有害的行为。第二，独孤申叔最终因此事而以文辞扬名科场，于贞元十三年中进士，德宗也在平息愤怒后不再追究其罪。形成这种结果，其决定因素还是那两个字——文辞。在这样的科场风习之下，像韩愈这种不愿甘为文辞之士，希望凭借才学治国安邦的士子，便显得不合时宜。

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欧阳詹身上。其《珍祥论》、《陶器铭》、《刖卞和述》等文，体现出返璞归真、去华尚质、反对聚敛的思想，针对当时的社会风气形成一种积极批判。但这却未必能给他带来实际好处，反而使其被时风孤立。他五试进士、四应宏辞，比韩愈更为波折。此外，冯宿在贞元十四年（798）应博学宏辞试所作《百步穿杨叶赋》被时人奉为典范，但却最终落第。文辞优异仍遭黜落，这不能不说是他在理念上还有与科场风习不相容之处。崔群贞元八年与韩愈同时被黜于博学宏辞试，此后通过制举策问才改变命运，这也是颇为耐人寻味的。冯、崔亦为韩愈同道，或许正是他们身上共有的某些与时风相左的特质，造成了这些结果。

四、贞元后期的科举变革与“龙虎榜”成员荐士的意义

贞元八年贡举的革新理念虽在此后数年未得延续，但科举变革的趋势已不可阻挡。贞元十五年（799）至二十一年（805），高郢、权德舆前后六知贡举，而他们在理念上与陆贽可谓一脉相承。

高、权二人同样轻诗赋、帖经，而侧重以策文考察应试者的经义素养与实政思辨能力。今存高郢贞元十六年（800）贡举进士科策问，权德舆贞元十八、十九、二十一年贡举进士、明经、道举、弘文、崇文生诸科策问。这些策问或强调对儒家经典的义理辨析，或考察对社会时政的见解。今存白居易贞元十六年进士策文，元稹在《白氏长庆集序》中分析白居易之所以能凭借这份“博览经史，关心时事”（18）的答卷中举，正是因为“礼部侍郎高郢始用经艺为进退”（19）。权德舆策问特征更鲜明，往往在一道策问中围绕某一问题，先叙上古先贤之道，再叙今人对古道传承之缺失，最后要求考生立足古道对所涉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这种三段式结构，显然受陆贽贞元元年制举策问的影响。更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进士策问中，还出现了要求考生指出现有科举制度弊端的试题。应试者永远都是最大的科考主体。借助考题“逼迫”应试者自我否定之前遵从的科场风习，这样就达到了从科举主体内部矫正科举之弊的目的。而在人才推荐方式上，权德舆更是继陆贽之后再次采用通榜形式。

如果说贞元八年贡举因短暂而没有产生持久效力，那么高郢、权德舆则用七年时间，将肃宗以来的科举变革主张深入持久地贯彻到实践中，使科场风习得到根本转变。这一转变的直接表现，就是选拔出了大量如陆贽所言“知本乃能通于变，学古所以行于今”的人才。（20）这种得人之盛的局面，也与“龙虎榜”成员的荐士活动有密切关系。或许正因饱经科场蹭蹬，一些“龙虎榜”成员在博得功名后，往往尽己所能帮助仍然困于科场的同道。如贞元八年，李观即以门生身份向梁肃推荐孟郊、崔弘礼。贞元十七年（801），欧阳詹作诗勉慰、揄扬徐晦，终使其在来年以状元及第。

在众多荐士活动中，韩愈贞元十八年（802）的荐士最为典型。此年，权德舆以通榜形式委托陆傪推荐人才。韩愈时任国子监四门博士，与陆傪相交。他作《与祠部陆傪员外荐士书》向其推荐十人。韩愈在信中直言之所以向陆傪荐士，正因其作为通榜者与主试者权德舆的密切关系：

执事之与司贡士者相知诚深矣。彼之所望于执事，执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谓至而无间疑矣。彼之职在乎得人，执事之志在乎进贤。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谓两得其求，顺乎其必从也。（21）

韩愈指出主试者的职责是“得人”，通榜者的职责是“进贤”，而他要使“两得其求”。为此他希望陆傪在推荐这些人才时，能做到“主司疑焉则以辩之，问焉则以告之，未知焉则殷勤而语之，期乎有成而后止可也。”（22）这种荐士活动的确收到了很好效果。韩愈所荐十人“五年内，皆捷矣”（23），被传为佳话。

上述情况仿佛是贞元八年的翻版。贞元八年主试者是陆贽，直接通榜者是王础、梁肃，间接通榜者是崔元翰。贞元十八年主试者是权德舆，直接通榜者是陆傪，韩愈则充当了间接通榜者。对于这种角色对应，韩愈自己有极清楚的认识：

往者陆相公司贡士，考文章甚详。愈时亦幸在得中，而未知陆丞相之得人也。其后一二年，所与及第者皆赫然有声。原其所以，亦由梁补阙肃、王郎中础佐之。梁举八人，无有失者，其余则王皆与谋焉。陆相之考文章甚详也，待梁与王如此不疑也。梁与王举人如此之当也，至今以为美谈。自后主司不能信人，人亦无足信者，故蔑然无闻。今执事之与司贡士者有相信之资，谋行之道，惜乎其不可失也。（24）

韩愈正是“梁举八人”之一。他以亲历者的口吻深情回忆贞元八年贡举通榜荐士的情况，并不无骄傲地宣称“所与及第者皆赫然有声”。对于陆贽得人之盛与崔、王进贤之当，作为“龙虎榜”一员的韩愈具有强烈认同感。他对通榜在此后数年内“蔑然无闻”表示遗憾，更因权德舆、陆傪的“相信之资，谋行之道”而生出“惜乎其不可失”的荐士欲望。基于此，他才会仿效贞元八年的形式，以间接通榜者的身份向陆傪荐士。从贞元八年到贞元十八年，韩愈的身份由被荐者变为荐士者。这种转变成为一条纽带，将科举变革的理念从陆贽、梁肃传递给权德舆、陆傪，最终完成了科场风习的转变。

五、从“龙虎榜”所体现的中唐科举取士之变看文学理念之变

针对诗赋取士之弊而进行的变革在进士科中的表现是，诗赋、帖经、策文三场试形式虽未变，但录取标准则由偏诗赋变为偏策文，重文辞变为重内容。这种变化首次在贞元八年贡举得以实践，进而影响了贞元十五至二十一年贡举。吴宗国先生曾对这一变化过程进行概括，并指出其导致了中唐科举与初盛唐科举的不同。（25）由于这种变化与不同，主要涉及与文学密切相关的诗赋文章，因此必然影响到文学理念之变。

诗赋取士标准在天宝时期定型，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以文辞颂扬太平，在两种时代最突出。一是经过长期励精图治而迎来繁华盛世的时代，一是经历巨大动乱劫后余生进入苟安的时代。玄宗天宝时期即属前一时代，德宗贞元中后期即属后一时代。在盛世达到顶峰，开始酝酿危机时，玄宗没有及时矫正浮华之风，而这最终过了头。安史之乱的爆发促使人们重新思考文学的定位。在繁华不再、危机四伏的时代，文学不再是纠结声病、狎昵辞藻的工具，而是借以反思时局、阐发治世之道的表达方式。在这样的文学理念转变中，一批渴望中兴的有识之士开始批判诗赋取士之弊。而此时，德宗却还要通过诗赋取士，满足其以文治粉饰太平的需求，这自然不合适宜。正因如此，贞元中后期是诗赋取士延续的时期，也是对其变革最剧烈的时期。

由此可见，科举取士标准的变革，实则体现着文学理念的变革。而这也导致中唐文士与盛唐文士的显著差异。

历数盛唐著名诗人中进士出身者，如：王翰、张子容、王湾、王维、崔颢、祖咏、储光羲、崔国辅、綦毋潜、王昌龄、常建、陶翰、刘眘虚、阎防、李颀、岑参等。他们大多在仕途上无大作为，许多人长年困于一尉，或以渔樵终老。即使如王维晚年位居高官，但心态却与现实政治完全疏离。可以说，他们大都是单纯的文辞之士。

这种局面在大历时期有所改观。此时，进士出身的诗人有李嘉祐、刘长卿、鲍防、张继、郎士元等。上述诸人除郎士元外，都属江南地方官诗人群体。这批人已不单纯是文辞之士，他们在长年的地方官生涯中培养了良好的政务能力，在广泛接触民生的过程中逐步成为维护唐政权稳固的中层力量。（26）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都是在天宝年间因文辞出众而进士及第。但经历安史之乱，他们开始自觉转变自己单纯文辞之士的身份，这正是文学观念转变的一种表现。

再来看贞元、元和时期，仅以此时最著名的五大文学家：韩愈、元稹、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为例。其中元稹明经及第，其他四人进士及第。韩愈一生致力于中兴大业，在贞元、长庆间曾有突出政绩，晚年官至吏部侍郎。元稹、白居易将诗歌作为针砭时弊、干预政事的工具，共同领导新乐府运动。二人都有长期任职地方和在朝为官的经历。白居易虽在晚年由兼济走向独善，但其早年大力创作讽喻诗的政治勇气则是元和士人精神的光辉代表。元稹一生奋斗仕宦，渴望建功立业，曾于长庆间拜相。刘禹锡、柳宗元是永贞革新的参与者。尽管此次事件彻底改变二人政治命运，但也足以说明他们都是积极干政的文士。

由上可知，中唐文学家，几乎没有哪个是纯粹的文辞之士。他们都将实现中兴、建功立业作为人生信仰的首要目标，自觉投身于政治实践。事实上，这种情况也正是科举取士标准变革与文学理念变革共同作用的产物。贞元八年“龙虎榜”就是很好的证据，韩愈、李观、欧阳詹、李绛、崔群、王涯、冯宿、庾承宣等人，都是此类中唐文人的代表。

①（25）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 149—155、160—164 页。

②③⑤⑦⑧（19）董诰等《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416、5408、6028、4746、5415、6644 页。

④⑥（12）（13）（14）（21）（22）（24）韩愈《韩愈文集》，刘真伦、岳珍校注，中华书 局 2010 年 版 ， 第 648、678、3074、686-687、648、823-824、824、825 页。

⑨关于通榜的形式、流程特点，参见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26-228页；王素《陆贽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2-87页。

⑩梁肃、崔元翰早年皆曾师从独孤及，是天宝儒学在代、德时期最有影响力的传承者。权德舆《兵部郎中杨君集序》言：“自天宝已还，操文柄而爵位不称者……赵郡李公遐叔，河南独孤公至之。狎主时盟，为词林龟龙……安定梁肃宽中，平夷朗畅，杰迈间起。博陵崔鹏元翰，博厚周密，精醇不杂。”明确将李华、独孤及、梁肃、崔元翰并举，不仅串联了两代人的师承关系，也勾勒出大历、贞元间一组虽位卑却以才名享誉儒林的名士群像。梁、崔所倡导的儒学复古思想与陆贽立足圣贤之道、学古通今的理念十分吻合。中唐前期，梁、崔与陆贽分别在学术思想领域和时政领域，为寻求中兴做出了不懈努力与卓越贡献。

（11）王溥《唐会要》，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384页。

（15）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页。

（16）李肇《唐国史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56页。

（17）徐松《登科记考》，赵守俨点校，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02、514页。

（18）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3页。

（20）韩愈在《唐故相权公墓碑》中谈及权德舆知贡举得人之盛：“前后考第进士及庭所策试士踵相蹑为宰相达官，与公相先后，其余布处台阁外府凡百余人。”

（23）王定保《唐摭言》，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2页。

（26）蒋寅《大历诗人研究》上编第一章《江南地方官诗人创作论·江南地方官诗人的群体特征》，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7-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