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桃

( 宜春学院 教育学院，江西 宜春 336000)

社会在不断的发展与变化中，生活于社会中的人也随之不断的发展与变化。西方国家把自启蒙运动以来社会的发展称为社会现代化过程。与此相一致，人的发展与变化被称为人的现代化过程。Inkeles 最先提出“人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 of men)的概念，随后人的现代化又称为心理现代性(psychological modernity)或个人现代性(individual modernity)，与之相对应的是心理传统性(psychological traditionality)或个人传统性(individual traditionality)。不少学者对个人现代性或个人传统性下过定义，比如Smith 和Inkeles［1］认为个人现代性是指一系列态度、信念和行为，这些态度、信念和行为是高度城市化、工业化和教育化的现代社会的有效个体所表现出来或所需要拥有的。而Gough［2］更为具体地把个人现代性定义为关于改革，世俗、乐观、未来导向、和自我效能感的态度和信念的综合体。对个人传统性与现代性进行全面完整定义的是中国台湾的杨国枢，他认为个人现代性是指现代化社会中个人所最常具有的一套有组织的认知态度、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气质特征及行为意向;个人传统性，所指的则是传统社会中个人所最常具有的一套有组织的认知态度、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气质特征及行为意向［3］。

当今中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正经历着社会的巨大变化，国人在面对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如何取舍?是固守传统，还是接受现代，亦或对两者进行扬弃而后融合一体?为了能更好的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将对东西方有关个人传统性－现代性的研究进行梳理，从研究历史、传统人－现代人的特点与测量，到研究内容逐一进行介绍，最后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

一、个人传统性—现代性的研究历史

自Alexs Inkeles 于1962 年推行“经济发展的社会文化因素研究计划”(The Project on the Sociocultural Aspect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以来，很多东西方学者对个人传统性－现代性进行了研究，如Kahl，Armer，Doob，Gough，杨国枢，黄光国等。根据研究取向的不同，我们把早期研究分为两个阶段:跨文化研究取向阶段(20 世纪60 年代至80 年代早期)和本土化研究取向阶段(20 世纪80年代之后)。

( 一) 跨文化研究取向阶段

个人传统性－现代性研究最早出现在美国，主要是因为美国经济在战后获得了飞速发展，社会日趋现代化，人们试图了解个体因素与社会现代化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一时期的研究者主要有Inkeles，Kahl，Armer，Schnaiberg，Doob，Gough，Dawson等，他们大部分来自西方国家，主要进行个人现代性的跨文化研究。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有: (1)以经典现代化理论为基础。研究者所定义的个人现代性特质是以美国等发达国家为标准，所以现代化(modernization)与西方化(westernization)几乎等同。并且他们认为人的现代化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所以任何一个社会要想发展经济必须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使其人民获得现代化的心理特点［4］。(2)大部分研究都是由发达国家的研究者在发展中国家完成。这些研究者对他们的研究对象所处的文化环境并不是特别了解，并且研究者更多关心的是发展中国家的个人现代性水平，所以本阶段以个人现代性的研究为主而很少涉及个人传统性［2］。(3)大部分研究都是采用问卷测量形式完成，其主要目的是编制一份适合多国通用的问卷，以进行跨文化比较。

( 二) 本土化研究取向阶段

相对于跨文化研究取向阶段，本阶段的研究不再完全以西方文化为标准，认为“现代化”的过程与目标都应具有本土特点;不再认为西方式的现代文化将完全取代传统文化，而认为两者可以共存［5－6］。研究内容也从单纯考虑个人现代性，进而考虑个人传统性与现代性，研究的重心是本土文化中的传统与现代的不同，所以不以跨文化比较为目的［7］。这个阶段主要的研究来自中国台湾、印度、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其中中国台湾杨国枢的研究最具有代表性。

虽然本土化研究取向阶段较之于跨文化研究取向阶段，有很多改进之处，但本土化研究取向同样受到了很多批评。比如黄光国［8－9］认为杨国枢的研究在方法和理论上都存在问题。他认为:杨国枢编制问卷时采用少数专家同意的方法，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方法;两套问卷的构想效度不高;中国传统文化由儒、道、法、释等诸子百家组成，博大精深，杨氏的个人传统性量表的题项无法攘括中国的传统文化等。

二、个人传统性—现代性的特点及其测量

要对个人传统性－现代性进行测量，首先要确定传统人与现代人的心理特点。有不少研究者对此进行过描述，比如认为现代人:能灵活应对新环境;能扩展家庭关系并且在家庭决策时，家庭成员具有平等权力;具有个人效能感，对因果关系有更正确的认识;接受社会变革，为将来制定目标与计划，赞成世俗价值标准，对自己的应对能力持乐观态度等［10－13］。对现代人的特点总结较为全面的是Inkeles［4］，他从分析、主题、行为三个角度(共有24个相互关联的维度)来描述现代人，他认为现代人的主要特点有四个，分别为:(1)见多识广、积极参与;(2)有明显的个人效能感;(3)在与传统事务的关系中，有高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4)乐意接受新事物和新观念，比较开放、灵活。而杨国枢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增加了对传统人心理特点的描述。他列举了传统人与现代人相对应的14 个特点，比如传统人为集体主义取向、顺服自然、谦让、知足、求同、依赖等;而现代人为个体主义取向，支配自然、独立、平权、竞争、求异等［14］。

关于个人传统性－现代性的特点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且繁简各异，这使得研究者们开发的测量工具也非常多样化。虽然在跨文化研究取向阶段，研究者们试图编制出适用于全球的个人现代性量表，但由于理论的局限性，以及各国传统文化的特殊性，最终大部分量表只适用于某些国家。比如Smith ＆Inkeles 根据他们在阿根廷、智利、印度、以色列、尼日利亚、孟加拉六国的调查研究结果，编制而成“综合现代性量表” (Overall Modernity Scale，OM Scale)［15］。后来Broaded 等对此量表进行修订，编制而成“中国综合现代性量表”［16］。Kahl 编制了一份含22 个项目的现代性量表对巴西和墨西哥两国进行测量［17］;Armer ＆ Schnaiberg 编制了多个版本的个人现代性量表，并用于调查非洲国家的个人现代性水平［18－20］;Gough 的个人现代性量表只含有8 个题项，他从多方面证明该量表的信效度，认为这是一个具有普遍适用性、信效度皆高的量表［2，13］;Doob的个人现代性量表包括8 个维度，80 个项目，对东非的14 个样本进行施测后，按现代性的程度把这80个题项分成了6 个等级:特别现代、现代、较不现代、特别不现代、混合、特别混合［21］。

有些研究者不只关心个人现代性，也关心个人传统性。比如Dawson 编制了三份传统性－现代性量表，分别适用于西非、澳大利亚和中国香港，其中中国传统性－现代性量表有120 个项目，分为30 个方面，四个层次(传统、半传统、半现代、现代)编制而成［22］。杨国枢等［23］早期编制的传统性－现代性量表(又称个人现代性程度量表，简称T－M 量表)包含55 项目，其中34 项目与中国传统有关，其余21 个项目与西方文化思想有关。这个时期他认为传统性与现代性是一个维度的两极，现代性水平高，则传统性水平低，反之亦然。之后，他修正了前期的想法，认为:个人传统性与现代性不是一个维度的两极，而是两个维度;它们也不是单范畴，而是多范畴等［14，24］。在此理论基础上，杨国枢［24］等编制了一套“多元个人传统性量表”和一套“多元个人现代性量表”。“多元个人传统性量表”包括五个维度，分别为遵从权威，孝亲敬祖，安分守成，宿命自保，男性优越;“多元个人现代性量表”也包括五个维度，分别为平权开放，独立自顾，乐观进取，尊重情感，两性平，每一个维度各15 个项目。

以上各量表，在跨文化研究中使用最为广泛的是Inkeles 的“综合现代性量表”，它在很多国家都曾修订并使用;而杨国枢的“多元个人传统性量表”与“多元个人现代性量表”在华人社会中应用最为广泛。但这些量表都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大部分个人现代性量表与忘名病(anomia)，疏离感和社会经济地位相关显著，相关程度甚至高于各分量表与其总量表的相关。所以有研究者质疑:这些量表所测的是不是个人现代性?甚至认为个人现代性不可用问卷测得［20］。而杨国枢的“多元个人传统性量表”与“多元个人现代性量表”虽然避免了上述缺陷，但仍旧存在诸如结构效度差、测量有偏性等问题［8］。

三、个人传统性与现代性的研究内容

早期的研究者对个人传统性－现代性的相关因素做了很多研究，已经发现教育程度、工厂经验、都市生活、大众传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规模、性别、年龄、职业及宗教信仰等影响个人传统性－现代性的形成;个人传统性－现代性与需要、气质性格有相关关系;个人传统性－现代性会对个体的态度与行为产生影响，如交往方式、生育态度、对文理科的偏好、理想子女数目和对子女教育期望等等［4，17，25－27］。

近10 多年来，出现了不少相关研究。下面根据杨国枢［26］的分类方法，从前因变量(影响个人传统性－现代性的因素)，后果变量(个人传统性－现代性所影响的心理与行为)和相关变量(与个人传统性－现代性没有明确的因果关系)三类对近些年的研究进行梳理。

( 一) 影响个人传统性－现代性的因素——前因变量

对影响个人传统性－现代性的因素一直是早期研究者非常重视的问题，特别是Inkeles 和杨国枢，对此进行了全面研究。所以近年来对前因变量的研究不多，且主要还是探讨人口学变量和环境变量的影响作用。

首先个人传统性－现代性存在性别差异:总体来说，男性较女性更为传统，而女性较男性更为现代［28］。但是不同的地区之间存在差异，如北京地区男大学生的传统性高于女生，而香港地区男大学生的现代性高于女生［29］。其次年龄与受教育水平也会影响个体的传统性－现代性水平:蔡笑岳［30］等用Inkeles 编制的综合现代性量表，对774 名中小学生调查发现，小学五年级、初二、和高二学生的现代性水平逐级升高。与之相同的是，初二、高二和大二的学生传统性逐级降低而现代性逐级升高［28］。但在代际之间，一般来说父母的个人传统性比孩子更高，而孩子的个人现代性比父母更高［31］。综合来看，教育是促进个人现代性发展的一个因素，而年龄的影响作用有待进一步细化。最后个体传统性－现代性水平还存在地域差异:从城镇与农村差异看，乡村女性的传统性高于城镇女性，而城镇男性的传统性高于乡村男性。城市间的对比发现，总体上香港学生比北京学生的传统性稍强一些，人格表现略显保守、趋于安分守己［28－29］。

近些年对前因变量的研究虽然不多，且主要还是集中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地域差异等因素，但比早期研究更为深入的是，对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进行了分析，比如Zhang et al［28］及许燕和曹雪［29］的研究。

( 二) 个人传统性－现代性引起的态度、行为差异——后果变量

个人传统性－现代性的获得，对个体的态度和行为会产生什么影响?近年来的研究比较关注这个问题。从以下内容可以看出个人传统性－现代性对个体的态度与行为具有广泛的影响。

1. 态度。个人传统性－ 现代性对生育态度、体型满意度以及对女性的偏见有影响。侯玉波等［32］在中国大陆的研究发现，传统性高的个体选择生育，并倾向于早生育，而现代性高的个体，倾向于选择不生育或是晚生育。这一结果与中西文化差异相一致。同样当代西方文化中盛行的以廋为美的审美标准对香港的青少年也产生了影响:在12－19 岁的香港女中学生，现代性越高的个体对自己的体型越不满意，希望变得更苗条［33］。而关于性别偏见，中国传统文化素有男尊女卑思想，西方文化则相对更注重男女平等，这种文化差异在有关新加坡华人的研究中体现了出来:研究发现个人传统性－现代性与性别偏见有着复杂的关系，总体上个人传统性与性别偏见呈显著正相关，而个人现代性与性别偏见没有显著相关。具体来说，高传统性的个体对女性持负面态度，同时他们也认为女性是弱者应该受到保护，但在对于女性管理者，高传统性员工只持有负面的刻板印象［34］。

2. 行为。个人传统性－现代性对个体的行为，诸如婚后与父母同住行为、孝道行为、父母教养行为、语言选择、以及自贬行为等有影响。首先，个人传统性－现代性对子女行为有影响——婚后与父母同住行为及孝道行为。在土耳其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传统性越高的个体越有可能在婚后与男方父母同住［35］。另一项在台湾进行的研究发现，个人现代性高的个体更倾向于互惠型孝道，而个人传统性高的个体更倾向于权威型孝道［36］。其次，个人传统性－现代性对父母行为有影响——父母教养行为。Patel－Amin 等在印度进行的研究发现父母的现代性与父母教养行为有显著关系。现代性高的母亲倾向于鼓励孩子独立、勇敢和高效，且更多使用“提供机会”的教养方法，更少使用“心理控制”的教养方法;现代性高的父亲倾向于使用“循循善诱”的教养方法［37－38］。再者，个人传统性－现代性对个体的语言偏好和自贬行为也产生影响:对于新加坡华人，个人现代性越高的个体更倾向于选择英语问卷，而个人传统性越高的个体更倾向选择汉语问卷［39］;另一项有关中国香港和中国大陆大学生的研究发现，传统性越高，其自贬行为反而越少［40］。

3. 关系。个人传统性－现代性不仅影响个体自身的态度与行为，还会影响个体间的关系。高旭繁与陆洛［41］在台湾抽取150 对夫妻，用“多元个人传统性量表”“多元个人现代性量表”对其进行施测，结果发现，在丈夫整体个人传统性高于妻子的情况下，丈夫与妻子在整体个人传统性及“男性优越”愈不契合，夫妻双方的婚姻适应愈差;在妻子整体个人现代性高于丈夫的情况下，妻子与丈夫在整体个人现代性上愈不契合，夫妻双方的婚姻适应愈差。同样师生关系也受老师与学生双方的个人传统性－ 现代性水平的影响。陆洛、翁克成［42］对台湾180 个研究生的调查表明:学生感知到的导师的个人现代性是师生关系的预测变量;高现代性的导师与高现代性的学生相配合，师生间的关系为最好。从以上两个研究可以看出，关系双方在个人传统性－现代性上的匹配是影响相互关系的重要因素。

关于个人传统性－现代性的后果变量，是近年来研究者比较感兴趣的方向之一。但是这些研究都是采用问卷测量的形式，没有实验研究，所以其间的因果关系很难界定。但即便如此，这些研究也提供了很多有意思的信息，至少说明个人传统性－现代性作为一个人格维度与其它很多心理行为有关系。

( 三) 个人传统性－现代性与其它变量——相关变量

有些变量与个人传统性－现代性发生顺序现在仍然无法确定，我们把这类变量称为相关变量。例如思维方式，有可能是因为思维方式不同，个体更容易坚持传统价值(或接受现代价值)，也有可能方向相反，即因为个人传统性－现代性不同，所以思维方式不一样［32］。这一类研究不多，主要有思维方式和归因方式两个相关变量。

首先，个人传统性－现代性与思维方式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侯玉波等［32］的研究发现:思维方式中的联系性与个人传统性中的男性优越、遵从权威、安分守成、宿命自保之间有负相关，与现代性中的平权开放、乐观进取、尊重情感以及两性平等之间有正相关;而思维方式中的变化性与个人传统性中的宿命自保以及个人现代性中的平权开放和独立自顾有显著负相关。

其次，个人传统性－现代性与归因方式之间也存在相关关系。杜林致和乐安国等［43］在中国大陆的研究发现孝亲敬祖和宿命自保文化取向的人，更倾向于成功外归因;而男性优越，顺从权威，宿命自保文化取向的人，更倾向于失败不可控外归因。李新民等［44］在台湾的研究发现个人传统性较高的幼儿教师对其个人以及利害关系人职场事件成败皆倾向外在归因;而个人现代性较高的幼儿教师则是对其个人以及利害关系人职场事件成败皆倾向内在归因。即个人传统性造成自我与他人成就归因偏向外在因素，而个人现代性造成自我与他人成就归因偏向内在因素。

个人传统性－现代性与思维方式、归因方式等相关变量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有可能变量间存在因果关系，也有可能是互相建构的关系，即如:个人传统性－现代性影响归因方式，反过来归因方式进一步加强个人传统性－现代性。

总之，近年来的研究更关注个人传统性－现代性与其它变量的关系，把它作为一个变量放在一个大系统中进行研究，比早期研究更为深入、系统。

四、个人传统性－现代性的研究启示与展望

个人传统性－现代性的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由跨文化研究到本土文化研究，扭转了“去文化脉络”的研究倾向。但相形之下，大多数研究都是把个人传统性－现代性看作为固定的人格特质，没有把变迁的视角纳入研究的理论框架，还处于“去历史脉络”研究陷阱中。我们认为未来的研究应该扭转这种“去历史脉络”的研究倾向，在社会变迁的语境中考察人格的变迁。具体来说有以下几方面。

( 一) 采取系统化、动态化的观点研究个人传统性－现代性

个人传统性－现代性不是一个孤立的人格变量，它与其它心理行为有紧密的联系，并且不同的文化环境下个人传统性－现代性的含义也不一样。所以今后的研究应在文化系统理论的指导下，观察某个特定文化环境中个体的行为模式，以构建文化互依模型，即系统探讨在某种特定文化环境下，个人传统性－现代性与其它变量的关系，诸如与幸福感、攻击、助人行为、他人知觉、动机等心理行为的关系。另外文化与人格的变迁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于文化变迁的研究较系统，比如孝文化变迁的研究［36］等。但现有的关于个人传统性－现代性的研究大都采用问卷测量的方式，进行横断面的研究，注重的是现代人与传统人的差异，及各种影响因素的研究，缺少动态、系统研究。所以今后个人传统性－现代性的研究应该更要深入、细致，以系统的、动态的观点进行研究，即要研究普遍的特点，又要研究某一具体的心理与行为变迁的过程、机制，以及方向

( 二) 文化共通性( etic) 与文化特殊性( emic)研究相结合

etic 方法，关心的是人类心理与行为的共同特点，而emic 方法，强调文化的特殊性，研究特定文化中的概念与现象。它们是文化心理学研究中最常用的两种路径。个人传统性－现代性研究的跨文化取向阶段普遍采用的是etic 方法，而本土化取向阶段采用emic 方法。这两种研究取向都存在缺点，比如前者被指责为种族中心主义，而后者则视野过窄，容易导致知识的地方主义和极端的文化相对主义［45］。未来的研究方向应是两者相结合。两者融合的方式有方向相反的两种，一种为从etic 到emic。现在很多研究都采用这种方式，借用国外的量表、研究方法，然后在本国进行一些修订、更改以适应本文化特点，再用于对本文化的研究。比如对Inkeles 的“综合现代性量表”进行修订，形成中国版“综合现代性量表”，然后用于调查研究，以测量中国人的个人现代性特点与水平。另一种为从emic 到etic。即把本土文化中的概念、研究方法等推广到其它国家。现有关于传统文化的研究比如面子、和谐、谦虚以及孝道等的研究就是很好的示例。在此再以孝道研究为例，早期认为孝道是中国文化特有的，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在韩国、日本、泰国等东方国家同样有孝道观念与行为，之后的跨文化研究进一步发现在西方国家也存在孝道行为，只是表现方式或程度有所不同［45］。孝道的研究展现了从本土文化推广到其它文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这些本土文化概念得到不同程度的修改与补充，最后更具有包容性或普遍性。

在个人传统性－现代性研究中要兼顾这两种路径，即要学习与借鉴西方的研究，又要把本土文化的研究结果推广至其它国家。

( 三) 改善问卷测量方法，增加实验研究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对个人传统性与现代性的测量大都采用问卷形式。这种直接的测量方法是假设:受文化影响的个体特点可以通过口头报告表现出来的，而不是一些个体很难说出来的微妙、内隐的操作或社会结构。但事实上很多文化影响的行为可能是内隐、自动的，个体能清楚准确的觉察是值得怀疑的。另外个人传统性－现代性与价值观相关，极容易受社会称许性的影响，造成被试的虚假报告。

所以为了弥补问卷测量的缺陷，应该增加实验研究。文化启动是较适合的实验方法之一。文化启动是选用能表现不同的文化群体主要差异的实验材料，对被试进行刺激，以让被试能暂时把注意力集中在不同的文化内容和价值观上，从而影响随后的心理与行为［46］。文化启动在很多领域得到很好地应用，比如在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研究中［47］，东西文化对比研究［48］等。我们认为在个人现代性－传统性的研究中，也可采用文化启动的方法。比如，以文字形式为启动材料。有研究者发现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启动材料［49－50］，不同语言对应于不同的自我，使用英语时会启动西方自我，而使用汉语时会启动东方自我。那么繁体字与简体字也可能对应于不同的自我，即采用繁体字时个体可能表现得更传统，而采用简体字时个体表现得更现代。再如文化产品也可以作为启动材料。例如传统音乐与现代音乐，古代服饰与现代服饰等可能可以激活个体的传统性－现代性，从而影响其行为。当然其它各种传统与现代不同的场景，建筑物，图书等也可能可以作为刺激材料以启动个体的传统性－现代性。

除以上几点之外，还有以下两个方面有待加强。第一，近些年有学者提出人格变量可能是影响个人传统性－现代性的形成的原因之一，拥有某些性格特点的个体可能更愿意坚持传统，不愿意改变去接受现代价值观等，有人把此称之为变迁人格［51］。但至今还没有研究确认哪些人格特质是变迁人格，所以这将是今后研究的一个方向。第二，现有的研究大部分以大学生为样本，取样的特异性缩小了研究结果的代表性。研究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传统与现代变迁，不应仅局限于大学生，而应以普通民众为研究对象，因为普通民众的日常态度行为表现出了哪些传统仍在保持，那些现代的因素已被大众所接受。中国台湾在研究样本多样化方面已有所前进，比如有关于夫妻配对样本的研究也有关于成人与大学生对比的研究，还有父母与子女的对比等。所以今后该领域的研究应以普通家庭为单位，以各年龄段的个体为样本，探查个人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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