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哲丰+张淞

媒介的引出——连接公共艺术要素的纽带

公共艺术在当代学术界早已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然而，当我们认真审视它时，就会感到对于它的核心内涵未必十分明了。公共艺术作为一种具有公共性和当代性的艺术形式，其与社会文化实践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对它的研究必然是跨学科、跨文化的。然而，公共艺术本身并非把这些学科领域中的知识、概念置于某种文化氛围下加以简单相加与组合，而是有其自身特性。问题在于，我们从何种视角去认识公共艺术才能更准确地把握它？

美国文艺理论家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文学四要素理论。在这个理论框架内，艺术品作为艺术文本而存在，并以此为出发点，建构作品与世界、作品与艺术家、作品与欣赏者（公众）之间的内在联系。

艾布拉姆斯提出“文学四要素”，为世界、艺术家、作品和欣赏者之间搭建了一个分析艺术要素关系的理论框架。要认识一种艺术活动，可以首先从区分这四个部分着手进行理解。这几部分的界定非常清晰，不同部分之间可以交流，却不可以改变。艾氏的理论考虑到的四个要素明显地倾向于以作品为中心建立由世界、艺术家、作品、读者这四个要素构成的整体活动及其流动过程，艾氏在提供理论框架的同时，也为之后的学者研究艺术活动指明了方向。

之后，陈旭光先生沿袭艾氏的思路，提出在世界与作品之间存在某种交互关系，并由此引申出欣赏者在与艺术世界存在对话关系的同时，也与艺术家发生互动，进而推断出欣赏者的接受活动不仅仅体现在欣赏作品、阅读艺术文本这一单边对话语境中，而且也体现在对艺术家的解读以及与当下社会环境的互动语境中。总而言之，在艺术欣赏和接受活动中存在多边互动关系。这一发现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公共艺术活动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这个视角的指引下，“空间——作品”和“艺术家——欣赏者”并非是一个简单的直接对应关系，还存在着以某种功能性因素为中介的间接关系。这种功能性因素将艺术家的创作激情、创作灵感、创作欲望、艺术构思等投射在读者的接受活动中，并能实现作品在艺术生产、消费过程中的无障碍流转。在公共艺术活动中，一个伴生于艺术活动的事物渐渐浮现在我们的面前，这个功能性要素就是艺术媒介。媒介是公共艺术要素中最为根本的一个要素，没有这个要素，其他四个要素在艺术活动中就难以形成有效的联系。诚然，艺术创造生产的最终对象是艺术品本身，它的整体性存在是艺术形态的根本属性，但公共艺术品作为符号所承载的艺术信息必须在艺术审美、消费活动中发生出来，能够触发这个过程发生的“按钮”就是“媒介”。

媒介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理论视角研究公共艺术，它大大扩展了公共艺术理论的美学属性，延伸了公共艺术创作与审美活动的理论范畴，为探讨这一领域内的历史沿革、理论视域以及实践活动提供了一盏明灯。

媒介的作用——承载公共艺术各要素信息的物质载体

“公共艺术媒介”是指艺术家在创作公共艺术作品时将内隐在艺术家头脑中的构思以及美的元素投射在与艺术创作相关联的材料（如石材、钢材、石膏、泥、塑料以及在现代科技中广泛运用的声、光、电等）中，从而形成具有独创性的公共艺术符号系统，它是艺术家的心灵、意志的延伸与艺术材料的完美融合。公共艺术媒介不同于艺术材料，艺术材料是纯自然形式的物质材料，不隐含任何人类思维与情感。经过艺术主体的艺术创作活动后，才变成负载创作主体情感的艺术媒介。

需要强调的是艺术作品在公共艺术活动中从始至终都是物性的存在，所谓“物性”，或者说物的因素，指的是存在于艺术品之中的物质化和能为感官所感知的对象。艺术家凭借这种物性，将情感、意识与艺术材料相融合，进而化合为客观存在的作品，由此作品脱离作者而存在，并成为欣赏者的审美对象。公共艺术本身就是一个“物性”的制作过程，一个做或造的过程。公共艺术需要制作一定的公共艺术品来表达某种对世界当下语境的关注，包括雕塑、装置、现成品、影象、行为等。每一种公共艺术品都以某种物质材料结合使用或不使用工具，制造出某件可感知（可视、可听或可触摸）的艺术品，此时的“物性”表现为人的感官与直觉的延伸与交融。另一方面，公共艺术“试图以乌托邦的形态和场所强化观众对于艺术品、环境乃至世界的体验”[1]，强调以文化价值观为出发点的讯息传递，这一特性决定了公共艺术品不能脱离物性，但又不完全等同于物性。公共艺术品表现的是人类共同的审美情感与文化价值，有属于自己的基本艺术形式，如苏珊 ·朗格所说“每一种大型的艺术种类都具有自己的基本幻象。 ”[2]这种幻象源自于人类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冲动，即主体在创作过程中寻求相应媒介表现自身与世界的创造冲动。它不存于现实世界，而是存在于艺术家的头脑中。现实世界中艺术家通过对自然材料——陶泥、木材、石材的 “物化”，即主体的对象化，情思的对象化，意象的造型化，美感的形式化，审美意识的物质媒介化[3]，以此，创造出一种以虚幻的维度构成的“形式”。

公共艺术媒介的内涵指的是存在于艺术家意念中，关乎公众生活、关乎艺术人生、关乎现实世界的各种信息。在公共艺术作品中，艺术材料所塑造的形象不仅是材料本身所代表的“物象”，更是艺术家头脑中所蕴涵的“情象”、“意象”。公共艺术媒介一旦问世，就表明它已经是完整而富于生命感的，其灵魂就是“一切景语皆情语”的“情象”和使“万物皆着我之色彩”的“意象”。当我们置身天安门广场，欣赏雄伟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时，我们感受的不是大理石的冰冷，那线条、构图、平面里仿佛流动着英雄们的生命与他们对于民族命运的思考与担当，它灌注着逝去的英烈们无限的精神力量。这便是主体的对象化，情思的对象化，意象的造型化，美感的形式化，审美意识的物质媒介化。 [4]公共艺术媒介在物质材料的自然形态里流淌着人类情感与思想的血液，它是内涵与材料的矛盾统一，是真、善与美的物质载体。

媒介的价值——对公共艺术价值取向的思考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极简主义艺术家理查德 ·塞拉、莱维特等开始将雕塑搬出陈列室，引向室外公共空间，由此引发了与追求形式至上的现代主义风格截然相反的新的艺术模式的探索和尝试。他们积极寻求艺术形式与自然环境、人类文化的联接与重构，一个新的艺术概念由此诞生了，即在特定空间或场所设立公共艺术。艺术家对旧模式和局限的突破，开启了当代公共艺术探索的新时代。自此之后，公共艺术以一种跨界的姿态，转化并超越自身，公共艺术媒介也从城市雕塑、壁画等传统样式扩展到装置艺术、现成品、影象、城市公共设施以及行为艺术等不同的层面，当代公共艺术以前所未有的探索与创新面貌与当下社会文化在公共空间领域取得了思想和价值理念的链接，现代艺术观念的流变与实践所带来的艺术的意义和价值在与现实的链接中冲突、涤荡、融合。正是他们的努力实践使得公共艺术进入了艺术研究和批评的视野，引发了人们对于公共艺术形式与各种价值的思考。这些价值一方面包括公共艺术的文化价值属性——以艺术的方式介入公众的精神生活，进而允许公众容纳和接受不同的艺术活动内容；另一方面，包括以公共艺术媒介为介质建构人与整体环境的新型价值关系，诸如公共艺术的生态、公共艺术与公众文化以及公共艺术相关的各项政策中的权力与权利的关系问题等。正是由于公共艺术本身的价值多元化，作为联系艺术主体与世界、读者、作品的公共艺术媒介整体上呈现出某种均衡的价值取向。

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追求当代主流意识与公共艺术之间的均衡，同时寻求公共艺术创作理念与社会学意义、艺术高度与公众的审美与接受、艺术水准与环境匹配度等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共艺术介入公共空间，通过对公共空间的分享与公共空间精神的重塑，将公共空间打造为公众共同文化知识体系的一个多层次、多含义、多功能的共生符号系统。公共艺术将公共空间作为视觉审美的对象，重视公共空间在物态之上的文化价值和社会学意义，即关注不同社会大文化场中各个阶层或团体的公众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公共艺术并非以其形式的特殊来实现价值，而是在与环境的融合过程中，凭借文化的支持，构建出一套依托艺术的对话互动机制——如作品与公众的联系和互动，艺术家精神创造与欣赏者审美愉悦的对话、艺术与文化的互动等。公共艺术以其多维的视角、多元的取向，容纳公共艺术家的精神创造，探求发掘当下现实生活内涵的可能，借助环境中的公共艺术媒介表达不同社会成员的主张和利益诉求。因而，价值的均衡就成为公共艺术最大的价值取向，这既是时代精神的体现，也是其本质属性的写照。

结语

公共艺术家内在的思维活动，包括冲动、灵感、想象等都熔铸在艺术媒介中，媒介的物性特征内化为公共艺术家认识“世界”的方式，因此，公共艺术媒介就成为理解公共艺术最为重要的元素。研究公共艺术媒介，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及不同的方法去挖掘、发现公共艺术媒介的意义，探求审美价值以及在作品中传达出的思想，其实质就是在研究公共艺术创作和审美活动中各元素之间的互动关系的基础上，加深对公共艺术的了解。它在塑造平等对话、人性共享的公共空间的同时，传达着不同社会阶层的文化理念或价值诉求，以及对当下社会问题的关注与批判和对理想境界的期许。

注释：

[1]刘茵茵.公共艺术及模式：东方与西方[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第11页。

[2]苏珊 ·朗格.滕守尧、朱疆源（译）.艺术问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6页。[3][4]王向峰.艺术媒介：审美信息的物质载体[J].辽宁大学学报.1988（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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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我国城市公共艺术信息资源库建设与应用研究》阶段成果，课题编号：13CB129。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