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先立［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开封475001］

底层生活的诗性书写

⊙范先立［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开封475001］

底层文学已经被提起多年，也被讨论多年，其中重要的是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在选择自己的文化立场上，他们都有各自的地位，底层不再是关于底层苦难的叙述，而是在更高的历史位置上展现它的文化本位，对命运本体的拷问，通过文学的样式来思考一个存在论的视域，从形而下的实在到形而上思考，底层文学的创作者们进行着不懈的努力。

底层文学诗性人文精神存在历史本位

写一个有民族意义的句子永远都比喊一句暴力的口号更有价值，底层文学对当下中国社会的关注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底层文学依赖于社会共同体的表征，其叙事语境是处在社会表征图式与个体感受性的张力之中，处在内在性的思考与外在性的现实持续性的冲突之中。现实的压抑和个体内在性的异化，导致人的处境是苦难的。“底层”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存在为底层文学的产生奠定了发展的土壤，底层文学的大量涌现是对我们时代的呼应。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一个加速发展的阶段，城市人口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城市对乡村的挤压也越来越明显，迫使很多农民抛弃田地，游走农村与城市的边缘。道格·桑德斯在其著作《落脚城市》中预言：“到了本世纪末，人类将成为一个完全生活在城市里的物种。”①底层文学的创作者们重新思考人与世界、人与时代的关系，关注底层的苦难，找到了新的阐释视角，建构新的话语体系，在迷雾重重的现代化过程中争取自己的话语权。

因此，底层文学的叙述语境应该是这样一种方式：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的双视向矛盾，对人性观照和人本复归的精神以及关心主体的存在意义和生存价值，以此寻求社会和历史意义的建构。它对生活世界的确定性事件与非确定性的个体感受的具体化，但又不雾化意义的生成机制，它保持具体化的叙述方式与模糊性的时代大背景之间微暗的关系，从而超越文本自身，实现更高的社会和历史价值。底层文学的诗性书写，提供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个美学意义上的文本，更是现实意义上的话语转向。本文从文本的内在同构性出发，结合时代语境来阐释底层文学的文本语境。

一、对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双视向探索

个体经验以及以个体经验为基础的话语形态，既是对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共同体的直观性图式解构，也是一种文学意义的建构，是对内部和外部世界的双视向探索。底层文学自产生起就与叙述主体自身的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每一个能够创造出伟大文本的作者都是生活细节最深刻的体验者和洞察者，不能脱离生活而陷入玄想，它是真正的来自底层灵魂的体验与发现，个体经验就成了最密切的现实语境问题而被反复讨论。

刘庆邦的小说《家园何处》中，家庭困难的何香停外出打工，她骨子里的乡村传统伦理观念使她有着对城市现代文明的天生抵触，主体内部对传统道德的认同，而外部又遭受现代性的冲击；在这样的双重掣肘下，她牺牲了身体，甘愿做包工头张继生的情人后来又被卖到酒吧歌厅，精神和肉体的堕落，忍受命运带给她的煎熬。作者在不动声色的讲诉中，让人感到生命的疼痛，它的锋利将我们刺伤。从文学意义来说，这类文学作品非常之多，为什么这一篇有它独特的价值，最重要的一点是，作者将叙述的语境放在了当下的底层社会，将文本的背景知识具体化为现实的可能性，“背景的在场既让人觉得历历在目，又叫人不可捉摸，具体表现为一种既成熟而又不足的知识形式”②。通俗地说就是，让读者感受到真实的、发生在身边的事件，同时也感受到作者的敏感与坦诚。作者对当下底层毫不留情的呈现、追问和反思，在话语叙述中贯穿的伦理性质、一种叙述立场以及对现代经验的把握，通过小说这一文本形式，提供了一个走向社会语境的基础。底层文学的出现和发展，已经提供了一种叙述方式，超越文本而提供文本之外的东西，寻找底层话语最现实的语境和意义。

底层文学大多是以第三人称的叙述角度来建构作品，以第一人称“我”作为叙述者的作品并不多见。当然，每个作者都有选择的自由，但如果以第一人称的视角来叙述，给人一种在场的感觉，是一种平视，而不是俯视众生，陷入道德至上的悲悯主义者。张伟明的小说《下一站》是以“我”作为叙述的主体来思考底层，“我”是叙述者精神状态的投射，又是小说中虚拟主体形象的表征。作为大学生的“我”失业了，基本生活没有了保障，坐上公共汽车从这一站到下一站，看到的社会百态，一幅世相图徐徐展开。“我”与世界的紧张对峙，“我”内心的苦闷彷徨和外部现实的一次次打击，二者形成小说的结构张力和情感张力，但是“我”仍然鼓舞自己，走向一个又一个的“下一站”，渴望着融入城市的美好。小说像当下城市底层打工族生活的一幅速写，透露出张伟明一贯的简洁。作者以非常灵活的方式对城市底层人奋斗的描述，使这样的场景给人以希望。具有表达欲望的主体与世界之间的对抗，营造出在场的“我”（小说主人公）与不在场的“我”（读者）之间的一次乌托邦的对话，让阅读主体也参与进来，一起思考生活的意义和目的。

在底层文学对内部世界的关注的同时，也同样对外部世界给予足够的探索，在文化实践和社会实践上，努力把外在语境的压力内在化。底层文学的创作者们不是独立于社会、历史或者经验的世界之外，而是置身于现实世界的各种语境之中，自觉到不能离开外在的社会和历史而去表达“内在领域”，从创作的开始就认识到与底层的联系：“一个充满诱惑和焦虑的时代，最珍贵的品格就是冷静和沉思。因为冷静才能避免随波逐流，才有时间决定选择还是拒绝；而沉思才有希望返回自我和完成对现实的超越，从而在精神的深度上实现历史与现实的深刻反思。”③底层文学叙事方式是在分化内在和外在世界的同时，又发挥联系作用的机制，理性地将现代化的参与者（底层群体）个体化之后将他们社会化，表达主体的基本诉求，表达底层的话语权力，向外伸展又向内收缩，让底层群体在参与社会共同体的实践中把握自我，底层叙事的语境得以凸显。

其实，外部世界的探索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文学只描述人的内心世界，那么文学就陷入了空洞的形而上玄想，文学作品的内容就显得虚无缥缈而缺少真实可感的、可以支撑作品的骨架。本质上，底层文学对人的困境的文学艺术上的探索，既是讲述人的个体生存难题，又是对人所处的外部世界的普遍人类遭遇的思考。底层的悲剧命运有着自我原因的存在，其实更是外部世界的现实或者环境造就的，有其真实可见的根源。陈应松“神农架”小说里写经济发展给当地带来的人性的争权夺利的斗争，其实更多展示的还是他们所处的现实环境造就了当地人的心理特质。现实的世界就像一个迷宫，底层文学的写作者们身处其中，从当中生发出的话语特征是他们对“五四”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融合现代小说的技巧，使得其显示出内在的先锋性，从而使底层文学获得了自身的自觉性。

二、人本精神的观照复归

底层文学反思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种种社会病象，思考城市化过程中，城乡争夺劳动力与土地斗争的矛盾性，试图介入现实，找到自身的身份认同，把隐性的意义表达出来，因此，对人性的观照，人本主义思想精神被找回，这绝不意味着底层文学就是同情“劳苦大众”的工具，文学从来都不是而且没有资格同情别人，文学要做的就是发现人性，表达人性，在社会的和历史的话语建构中，在充满悖论的身份认同的焦虑中，重新思考主体与社会的“潜在的”和“显性的”关系。应该看到的是，不管是写作者还是阅读者，当个体的或者社会的不幸显现时，表达的冲动不是来自文字书写，而是来自我们心中的痛苦的表达，痛苦的是对人性的观照，人本精神的立场。在琐屑的日常生活之中，底层能够到达大众的视野，参与文学的意义建构，这是来自底层文学的人本主义精神，来自对生活本真的残酷揭露和分析。

底层文学的兴起，是对发展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反抗，重申知识分子的平民立场，重提人文价值，立足当下中国的社会现实，走出西方现代性话语的遮蔽空间。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刘庆邦《神木》等优秀的小说，对底层人性的关怀，进入到感受性主体的内部，在美学立场上强烈的批判品格，对文学精神的社会理想主义努力追求，是底层文学的知识分子的理性思索，是底层文学对人的价值的全面关怀和重新审视。人是处于被压抑的地位，人的生存境遇在社会结构中的特殊性，使得底层文学表达方式具有多样性，丰富了底层文学的内涵，也提升了底层文学在表现主体价值思考上的叙述能力。

在大机器生产时代的中国，生活在底层的广大群体就像机器上的一个零部件而被死死束缚，人失去了自由，人的尊严受到挑战。加之西方现代性话语的冲击，在文学领域，人陷入异化的境况，文学走向关注自我的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圈子，底层文学的出现是呼唤人性，唤醒人性。在被迫融入城市化的大潮中，底层的进城务工者不能轻易地割裂自己的传统，同时由于种种外在的和内在的原因使得他们又不能融入城市，成了“永远回不了家的异乡人”。双重社会认同的缺失，让情感只能漂泊在无尽的大海之上，孤独、混乱、无助、焦虑。底层沉重的生存经验在时代的市场经济大语境下被遮蔽，成长在这样的语境之下的底层文学创作者们被底层的苦难所浸透，这种对底层苦难的关注、对人性的呼唤是镌刻在他们的感受方式之中的，他们通过文学的叙述样式，从经验的事物去解读这一环境背后的社会历史结构模式。

现实的底层生活给了写作者一个广阔的叙事艺术领域。陈应松的“神农架小说系列”探索个体生命与时代精神的内在关联性做出了美学叙述上的努力。现代化建设蔓延到古老而美丽的神农架，当地的有利资源迅速被开发，但人的思想层面是在现代化之下的。自私、冷漠、欲望、争权夺利交织，让我们看到人性的阴暗，同时也思考底层生存状态的多样性。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种种病象，在这里不可抑制地复制着，城市与乡村的矛盾冲突在神农架上演，人性的思考定位与一般的道德同情逻辑形成批评性关系，发出历史与人文的声音。陈应松在底层文学的创作道路上走得更远。

三、主体的生存意义和存在价值

在主体叙述的语境之下，底层文学“现代性的反思性已延伸到自我的核心部位。或者说，在后秩序的场景中，自我成为反思性投射”。“在现代的情境下，变化的自我作为联结个人改变和社会变迁的反思过程的一部分，被探索和建构。”④因此，主体作为现代性反思重要的一部分被提出来，其生存意义与存在价值“被探索和建构”。底层诗歌叙述在现代化情景之下，对自我身份模糊性的焦虑引发了人文主义传统的责任和良知，产生了大量优秀的作品，底层叙述中的现实主义趋向，在吸收西方现代性的知识的基础上体现出了自身的先锋性。

生存困境是底层叙述的生命源泉，也是整个现代文学思考的核心主题，主体处于生存的压力中，生活像一个寓言，微观的知觉与宏观的感受性在主体意识之间穿行，使言说的冲动化为语言的修辞，写作已经不仅是由叙述构建自足的世界，底层文学独特的话语存在方式还构成了一个思想的形而上世界，一种乌托邦的性质的空间，寻求主体与之对话，这是底层文学所潜在的社会批评内涵。从曹征路的《那儿》、胡学文的《淋湿的翅膀》、王祥夫的《狂奔》等等作品可以看出主体既是非本质和非本体论的存在，又是一个经验和记忆的主体，一个感受性的主体。在现代化的大潮中，主体的活动渗透着孤独、焦虑、想象，底层文学在进行这种意义叙述的同时，也思考存在的哲学问题，对个体的书写，意义活动成为文本的内在生成机制，不是来自道德主义的感叹，而是对主体存在意义与价值资源的关切，对新的社会可能性的关切。现代社会共同体已经被破碎化的、实用主义至上的东西变得狭隘和疲乏，在这个意义上，底层文学寻求更多的共同经验，填补我们时代视野中的空缺，表达感受着的主体，呈现主体的思想方式与感觉方式，让感知叙述的经验语境的“底层”重新保持动力。

对底层文学主体的分析，其“文本性”和“现实性”应该并重：“文本性”是在美学修辞层面上做出的努力；“现实性”是基于当下经验，发现经验中潜在的象征意义做出的努力。陈应松的《夜深沉》试图处理底层“有家难回”的困境。一般的底层文学主题大多是叙述打工者生活的艰难困境，或者是描述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衰败，但陈应松这篇小说写的是一个成功的外出打工者，成了小老板，当他“荣归故里”时却发现，现在的家已经不是他想象中的样子，他找不到自己的家，他心目中的、想象中的或者修辞学意义上“家”抛弃了他，主体的悲剧意义就此展开。他想要回自己的宅基地和承包地，在村干部的阻挠下，一寸土地都没有要回来，他失落、苦闷，找不到“家”，归属感丧失。小说以一个偷牛贼杀死了小说主人公为结尾，让人扼腕。《夜深沉》很好地处理了文本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再现话语与指涉性话语让经验形式和内涵有了更多的可感性，小说围绕着现代生存困境展开，但又改变了困境的方向，将其限定的个体的经验之中，文本性和现实性的同构努力，使得作品上升到诗学的意义。

面对西方现代小说形式的过于重视技巧而忽视实质内容和市场化、商品化的冲击，底层文学在喧嚣的文学界找到了一片踏实的文学土地。他们把视角放在被主流文学所忽视的底层，写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在这片土地上建构人的主体性，关注小人物的命运悲剧，向伟大的传统致敬，找寻失去已久的现实主义文学的根。如果没有可以感知的底层经验，那么意义问题就成为碎片化、纯粹的自我陶醉和满足，文学就不能进入我们的共同感知和共同视阈，正是底层文学的底层姿态才使得底层文学的内在性话语从被遮蔽的状态进入到大众共同感知的文学视野之中，从知识论层面进入到现实的个体化的具体情境之中，找到主体性意义建构的话语空间。

底层文学的叙述话语与当下现代社会语境之间继续保持着对应的裂缝关系，对抗消费主义占满大街小巷的话语情境，对主体的存在意义的思考和写作消解了被过分推崇的西方话语生产方式，建构起新的存在价值，使主体的生存困境人格化，底层文学的叙述方式充当了批判集体无意识和社会消费话语解放的力量。

①[加拿大]道格·桑德斯：《落脚城市》，陈信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

②[德]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79页。

③刘雨：《乌托邦叙事的意义》，《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第178页。

④[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5页。

作者：范先立，河南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11级在读本科生。

编辑：水涓E-mail:shuijuanby@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