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玉［解放军艺术学院，北京100081］

从《桃花扇》看多角度主旋律

⊙白玉［解放军艺术学院，北京100081］

《桃花扇》是一部“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历史剧，打着爱情的幌子记叙着南明王朝的那些事。分量极少的感情戏其实只充当了个线索和躲避清朝文字狱的噱头，引出来那些明朝的旧事遗梦。爱情在动乱中萌生，带有着强烈浓重的政治色彩，同样爱情也在这车轮滚滚的历史碾压下死亡。清初长期的文字狱打压终于在《桃花扇》中给了前朝旧人一个情感的发泄。但殇情的同时也有着斯人已去、斯事已远的无奈之情。在这明末清初朝代更迭民族融合的微妙时期里，《桃花扇》做到了民众与朝廷对这部主旋律剧本的双认可。作者在情感矛盾中找到平衡，在“仁义”中找到了落脚点，在迎合众人口味的同时找寻内心的自我，努力完成着遵从本真自我的创作。

主旋律明清时期历史剧明朝灭亡

每篇传世名作都与作者自身有着极大的关系，讲到《桃花扇》就不得不说作者孔尚任的身世背景了。孔尚任，山东曲阜人，孔子六十四代孙，清初诗人、戏曲作家。时人将他与《长生殿》作者洪升并论，有“南洪北孔”之称。同时孔尚任的仕途之路与其创作的《桃花扇》思想、主旨与立场都有着极大的关系。三十七岁出仕前，孔尚任在家过着养亲、读书的生活。他接触了一些南明遗民，了解到许多南明王朝兴亡的第一手史料和李香君的轶事，对写一部反映南明兴亡的历史剧萌发浓厚兴趣，开始了《桃花扇》的构思和试笔，但“仅画其轮廓，实未饰其藻采也”（《桃花扇本末》）。

1684年康熙南巡北归，特至曲阜祭孔，三十七岁的孔尚任在御前讲经，颇得康熙的赏识，破格授为国子监博士，赴京就任。三十九岁，奉命赴江南治水，历时四载。这个时期，他的足迹几乎踏遍南明故地，又与一大批有民族气节的明代遗民结为知交，接受他们的爱国思想，加深了对南明兴亡历史的认识。他积极收集素材，丰富创作《桃花扇》的构思。经过毕生努力，三易其稿，康熙三十八年，五十二岁的孔尚任，终于写成了《桃花扇》。一时洛阳纸贵，不仅在北京频繁演出，“岁无虚日”，而且流传到偏远的地方。次年三月，孔尚任被免职，“命薄忍遭文字憎，缄口金人受诽谤”（《容美土司田舜年遣使投诗赞予〈桃花扇〉传奇，依韵却寄》），从这些诗句看，他这次罢官很可能是因创作《桃花扇》得祸。罢官后的孔尚任过着隐居生活直至终老。

有人说《桃花扇》是迎和清政府，也有人说《桃花扇》是缅怀大明王朝。在我看来，作家创作时的情感思想立场决定着作品的走向。孔尚任是一个具有儒家正统立场和思想倾向的士人，他需要依附于统治阶级，他对康熙皇帝一度怀着强烈的感激之情，但因为不得志，他对清廷的掌权派不满，并逐渐对康熙的“知遇”之恩表示怀疑。他希望用世，施展才能，不羞谈仕途经济，但在浊流中仍保持着自己的情操，并且对历史和现实有自己的见解。他时而讴歌新朝，时而怀念故国；时而攀附新贵，时而与遗民故老神交莫逆。清初复杂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以及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形成了他复杂的变化着的思想立场。这也为孔尚任进行戏曲创作时奠定了的思想情感的基调。

“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

当然，分析一部作品还是离不开作品的内容本身。《桃花扇》是一部“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历史剧。它以复社名士侯朝宗和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为线索，反映了南明弘光王朝从建立到亡国的短暂历史过程，描绘出明清易代时的广阔社会生活画卷。作者是非分明、爱憎强烈，对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腐败、奸佞专权和将领骄悍，都做了无情地揭露和鞭挞；对矢志报国而无力挽狂澜的史可法则寄予深切同情和大力称颂。作品着重塑造了李香君、柳敬事、苏昆生等下层人物的形象，满腔热忱地赞扬他们心系国家安危的高尚品质和民族气节。

常人说道，《桃花扇》以其重现历史的写作特色、进步的思想倾向和扣人心弦的艺术力量，引起人们强烈的感情共鸣。剧本刚脱稿时，“王公荐绅，莫不借钞，时有纸贵之誉”，北京演出者，岁无虚日，故臣遗老“啼嘘而散”。

以上是大众对《桃花扇》的广泛认识，在我看来《桃花扇》是打着爱情的幌子记叙着南明王朝的那些事儿。因为全书有四十出，而写侯、李感情纠葛的只有十多出才占了约1/4。感情其实只充当了个线索和躲避清朝文字狱的噱头，引出来那些明朝的旧事遗梦。况且就连女主人公的情感表达都受到南明时政风气的影响。二人抒情片段都带有国家兴亡的担忧，与对奸臣当道的鄙视与痛恨。爱情在动乱中萌生，带有着强烈浓重的政治色彩，同样爱情也在这车轮滚滚的历史碾压下死亡。在明末清初那段黑暗的历史中，真正具有名族气节的却是几个秦淮河畔处于风尘的青楼女子：投水殉节的柳如是，断舌骂贼的葛嫩娘，守身入道的卞玉京……她们为坚守正道不惜牺牲自己，所作所为远远强于大多数文人士子。

《桃花扇》男女主人公的名士妓女的人物定位使其活动延伸到社会结构中反映社会各阶层在国家兴亡之际的关系及其作为。如果说侯方域是明末思想解放、党派斗争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清流名士的代表，而李香君则是明后期空前高涨的妓女文化的产物。商品经济和城市的发展，加上哲学上对情欲的默认赞美，掀开了妓女生活史上令人瞩目的一页。

《桃花扇》的女主人公李香君这个温柔、美丽、多才多艺的少女，虽是秦淮歌妓，但与之交往的多是复社领袖，她受到了进步思想影响。她有着清醒的政治头脑和爱憎分明的感情，秉性正直、善良、刚强，不贪富贵，不畏强权，深明大义，嫉恶如仇。

当她知道阮大铖送来妆奁时，义正词严地责备侯方域：

官人是何说话，阮大铖趋附权奸，廉耻丧尽；妇人女子，无不唾骂，他人攻之，官人救之，官人自处于何处也？

官人之意不过因他助俺妆奁，便要徇私废公，那知道这几件钗钏衣裙，原放不到我香君眼里！

这之后，她把自己的命运紧紧地跟侯朝宗、跟复社文人联系在一起，因而成为阮大铖迫害的对象。她与迫害自己的黑暗势力展开不妥协的斗争。她坚决拒绝嫁田仰，公开声称：“奴是薄福人，不愿入朱门。”坚定的生活理想、志同道合的爱情，给她以“碎首淋漓不肯辱于权奸”的勇气和力量。

结尾更是前所未有的大逆转，直到戏剧末尾，历经人生大起大落的两人得以团聚。正当人们期待中国传统大团圆结局到来之时，剧情却来了180度大转折。请看《桃花扇·入道》中的一段对话：

外：你们絮絮叨叨，说的俱是那里话。当此地覆天翻，还恋情根欲种，岂不可笑！

生：此言差矣！从来男女室家，人之大伦，离合悲欢，情有所终，先生如何管得？

外介怒：呵呸！两个痴虫，你看国在那里，家在那里，君在那里，父在那里，偏是这点花月情根，割他不断么？

生辑介：见句话，说的小生冷汗淋漓，如梦忽醒。

外：你可晓得吗？

生：弟子晓得了。

外：既然晓得，就此拜丁继之为师罢。

旦：弟子也晓得了。

外：既然也晓得，就此拜卞玉京为师罢。

副净、老旦：请法师升座，待弟子引见。

外指介：男有男境，上应离方；快向南山之南，修真学道去。

生：是，大道才知是，浓情悔认真。

1) 建立信息共享中心。可在所确立的海上搜救责任区内设立信息共享中心，各救助方共享海上险情信息，协调行动，及时做出应急处理。各缔约国可以指定国内相应的救助机构作为信息联络点，并向海上信息共享中心派驻协调员，负责与本国的救助机构联系，共同承担海上人命救助责任。

外指介：女有女界，下合坎道；快向北山之北，修真学道去。

旦：是，回头皆幻景，对面是何人。

最终侯方域、李香君二人天南地北的修真学道去了。结局大出人们所料，甚至会让一些“入戏太深“的人们无法接受，但细细回味起来，这个结局也是情理

之中。

从表面看，两人的”晓得了“是被张道士的一番话骂醒，身逢乱世，国难当头，怎么能去享受个人的儿女私情呢？曾经深受其害的两人顿时领悟，各自修真学道去了。实际上值此山河破碎，地覆天翻之时，社会价值与自我人格已无法实现。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爱情又将寄托何处？这样把儿女情长与政治得失、国家兴亡捆绑在一起是必然的。所以二人看破红尘，毅然了断情缘。结尾将侯、李两人的爱情悲剧升华到了国亡、家亡、人亡的高度，让人哀挽痛惜。

前面皆是《桃花扇》的表象，一代兴亡的历史剧才使它的实质。

二、“理兴旺之因由，淡民族之矛盾”

【千秋岁】魏家干，又是客家干，一处处儿字难免。同气崔田，同气崔田，热兄弟粪争尝，痈同吮。东林里丢飞箭，西厂里牵长线，怎掩旁人眼。笑冰山消化，铁柱翻掀。

随后的马士英联合武将（四镇）拥立福王。史可法欲立桂王，更表明了福王的三罪、五不可立。这其实是党争白热化、武将独大分权的局面。

第十四出阻奸

【前腔】福邸藩王，神宗骄子，母妃郑氏淫邪。……若无调护良臣，几将神器夺窃。

……骄奢，盈装满载分封去，把内府金钱偷竭。……这君德全亏尽丧，怎图皇业。……

【前腔】车架存亡，传闻不一，天无二日同协。……为何明弃储君，翻寻枝叶旁牒。……中兴定霸如光武，要防取群英杰。……怕强藩乘机保立……拥戴功挟。

紧接着明山海关总镇吴三桂领清兵入关，占领北部一带进而，击溃了李自成的农民军，直接导致了李自成在武英殿仓促称帝后逃离北京。清军一路追击李自成，并且同时对于明朝其余反抗势力加以清剿。这一年是李自成的大顺元年。1644年，吴三桂剃发易服，标志着当时最剽悍的一支部队跨过了面前最大的一个屏障，走进了广阔的中原地带，所以，在清军入关之后，基本上广大北方就很快被清军控制起来。

此时，凭借长江，南明朝廷暂时可以偏安，扬州位于江北，可以算是运河和长江的重要码头，地理位置重要。而此时的南明却乐于偏安江南、苟且偷生，做着“联虏平寇”的美梦。到此时南明朝廷都尚未意识到清廷的危险性，依旧将李自成的大顺政权视为最大的敌人。直到覆亡前夕，南明始终抱着与清廷和谈的幻想，摆出一副谨慎可怜的样子，企图博得清廷的欢心。且南明官僚当时都以大顺政权为贼，视清方为友。特别是作为政权主要支柱的军队已经蜕化成立将领维护和扩张私立的工具。他们敌视人民，又都是农民军或清军的手下败将，怯于公战，勇于私斗；遇敌望风而逃，视民如俎上之肉。

“弘光（南明）亡，亡于自身，亡于腐朽。”南明偏安，弘光新立。福王上位后不仅不提一统河山收复失地，反而急于扩充后宫，荒淫纵欲。

第二十五出选优

……[丑]呸！你们男风兴头，要我们女客何用。[小旦]我们女客得了宠眷，做个大嫔妃，还强如他男风哩。……

【绕地游】汉宫如画，春晓珠帘挂，待粉蝶黄莺打。歌舞西施，文章司马，厮混了红袖乌纱。

而南明朝政则更加腐败，党争也更加严重。马、阮排挤正人，肆兴大狱，不思防卫，更遑论恢复，苦心经营的是权势和富贵。《设朝》出，马士英结党营私，相约“内外消息，须要两相照应，千秋富贵，可以常保矣”；《迎立》《媚座》《骂筵漱》《逮社》《逃难》几出戏中，马、阮相互依倚，作乱朝政，他们确实是两相照应，但是否就能尊荣富贵可以常保呢?且看《逃难》一出，平时官居首辅，权握中枢，威振朝野，炙手可热，一旦“报长江锁开，石头将坏，高官贱卖无人买”。此时权势在哪里?尊荣在哪里?破巢之下安有完卵。马士英还惦记他“一队娇娆，十车细软”，要“随身紧带，殉棺货财，贴皮恩爱”；阮大铖“受人笑骂，积得些金帛，娶了些娇艾”，刹那间乱民涌来，哄抢而去。马、阮经营的富贵还在哪里?马、阮颠倒了朝廷、国家与个人权势富贵的关系，说：“幸遇国家大变，正我辈得意之秋。”(《迎立》)“天子无为，从他闭目拱手；相公养体，尽咱吐气扬眉。”(《媚座》)把国家朝廷的大不幸当作自己的大幸。本末倒置，最终本末皆亡。南明朝廷就是这样一个大臣拥立的情况，而且，南明的皇帝基本不具备正当的法统。明朝经历了两百余年的统治之后，官僚集团已经非常庞大，而且形成了各方的势力。基本上官僚集团整体在同皇帝斗争的两百余年中有得有失，皇帝其实已经成为了官僚集团与之抗衡的力量，另外一个重要的力量就是明朝的宦官集团及其附庸，宦官集团依附于皇权，但是也有其自有的附庸，所以也形成了利益集团。宦官集团和文官集团在明后期一直处于党争状态，而且，党争完全置集团利益与一切之上。阉党固然可恨，但是东林党其实也是一个小利益集团，也是为了一己私利而存在的。而且，东林党在道德层面上并不比阉党高尚。党争本身不具备任何正义性，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苦难。最终，南明王朝在内耗中失去了一切，失去了可以依仗的人民，所以，南明王朝的灭亡是必然的。

按照剧情的发展，四十出《人道》已经完成，而且作者一改传奇大团圆的套路，按照剧情人物的内在逻辑虚构了国亡情空的悲剧结局。但是从作者到作品，再到观众（读者）都意犹未尽，正是“水外有水，山外有山，《桃花扇》曲完矣，《桃花扇》意不尽也”（《余韵》尾批）。于是又有续四十出《余韵》。《桃花扇》除去试、加、闰、续四出，其他四十出戏都是叙事性较强，抒情性略弱，而《余韵》出却以抒情为主，篇幅也较其他任何一出都长。

这一出的时间安排在顺治五年，南明灭亡三年后，改朝换代终于结束，隐于渔樵的苏昆生、柳敬亭和老礼赞“把些兴亡旧事，付之风月闲谈”。主体是老礼赞的神弦曲《问苍天》、苏昆生的弹词《秣陵秋》和柳敬亭的北曲《哀江南》，描写前朝遗民穷困不堪的处境及“地难填，天难补”的无奈，总结南明的得失兴亡，抒发黍离之悲、沧桑之叹。全剧蕴蓄已久的亡国沉痛犹如江河决堤，终于喷涌而出。本来就弥漫着浓重感伤情绪和痛定思痛心理的清初人得到了一个最好的情感宣泄方式，场上歌舞，局外指点，艺术的共鸣调动起观众的心灵震荡。

清初长期的文字狱打压在《桃花扇》中终于给了前朝旧人一个情感的发泄。作者本人在长期调查研究与创作这部作品时候相信心中也对故国有着沉重的情愫。毕竟讲到情深，论起来作者自己也终究是一介南明旧人。但无论是悲痛、愤怒、哀恸也无法改变朝代更迭江山易主的眼前事实，所以在殇情的同时也有着斯人已去、斯事已远的无奈之情。伤风花雪月、风景依旧，亦故国难再。

孔尚任在《桃花扇本末》说：“予未仕时，每拟作此传奇，恐闻见未广，有乖信史；寤歌之余，仅画其轮廓，实未饰其藻采也。”这一条材料透露了两个信息：一，孔尚任早在出仕之前就有写作《桃花扇》的打算；二，作者所追求的创作目标是“信史”。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作者在十数年间，阅读了大量的资料。在淮扬等待疏浚下河入海口期间，曾经游历江宁，遍访名胜古迹和前朝遗逸，其中不乏针对性地重点寻访，除了阅读大量的文字资料，孔尚任还走访了与剧情有关的南明遗逸及侯、李情事的知情者，核实史料，增加感性认识，揣摩氛围细节。走访扬州、仪征、南京等地，结交遗逸名士，袁世硕先生《孔尚任交游考》表明仅与《桃花扇》有关的人，除了旧交孔尚则、秦光仪、贾应宠三人外，还有二十一人。少年时萌生的感兴，出仕前的创作计划，数十年间“搜讨旧闻”，孔尚任对南明旧事有了清晰具体的认识，不至于让其作品有“戏说”的成分。但如果我们认为《桃花扇》事事俱实，则不免又过分胶柱鼓瑟。孔尚任是诗人、剧作家，不是历史学家。尽管他对南明历史有相当深的研究，但并不想以一部戏剧代替南明史，因此对题材人物的剪接、挪移、点染、甚至虚构，都是题中之意，不用赘叙。

在我看来，《桃花扇》同时也是一部暗含清朝主旋律的历史剧。《桃花扇》视南明为正朔、用南明年号，在大清朝大兴文字狱的情况下，倘若《桃花扇》不符合清统治者的需求又怎会流传于世？而孔尚任又岂会只是罢官这么简单？清政府加以怀柔政策，笼络一批知识分子，其中就包括为孔子后裔的孔尚任。孔尚任的这部《桃花扇》，一定程度上是汉族知识分子认同清政府，反思明朝灭亡的一部作品。这部作品基本上将南明这个朝廷的灭亡，以及明朝固有的党争问题摆在了台面上，可以说，汉族知识分子中的翘楚反思了明朝灭亡的根源性的原因。孔尚任从一个没有功名、没有参加清政府科举的普通草民，一步进入了国子监，这种知遇想必是一种非常巨大的礼遇。《桃花扇》的出现，可以说是汉族知识分子反思自我、认同清王朝的一个重要表现。

然而在这明末清初朝代更迭民族融合的时期里，《桃花扇》却做到了民众对这部主旋律剧本的认可。小儿、青年从中看到了可歌可泣的爱情；士人、明朝遗老看到了故国旧朝、看到了亡国因由;清廷看到了对自身的认可、看到了对民族矛盾的淡化，一时间《桃花扇》广为传唱洛阳纸贵。《桃花扇》的社会影响是一个主旋律的社会影响。对于主旋律文艺，盲目歌颂和生硬输出是适得其反的，要从内容、情感上通过加以修改、重新诠释。《桃花扇》提供了这样的范本和可能。对于宏大叙事的主旋律作品，也可以从小处、从日常的生活出发，从真实历史出发，甚至还原时代。从侧面下手，无声息地将主旋律渗入其中。

《桃花扇》是一种反思，是汉族知识分子反思南明灭亡，在文化上趋近清政府的表现。一唱三叹的《桃花扇》，潜移默化中对于清初的文化政策是一种稳定的作用的戏。这样的戏在不知不觉间感染了所有人，进而将作者的态度以及主旋律送进人们心中。而作者也在情感矛盾中找到平衡，在“仁义”中找到了落脚点。在迎合众人口味的同时找寻内心的自我，努力地完成着遵从本真自我的创作。

作者：白玉，解放军艺术学院2011级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在读本科生。

编辑：魏思思E-mail:mzxswss@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