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瑒［南京师范大学，南京210097］

黄哲伦对于“各方的一个请求”意蕴何在？
——对《蝴蝶君》的另一种解读

⊙王瑞瑒［南京师范大学，南京210097］

美国华裔作家黄哲伦在美国戏剧界可谓尽人皆知的有名人物，1988年推出的《蝴蝶君》使得黄哲伦在百老汇上占得一席之地，同时也为亚裔戏剧家在这个世界闻名的戏剧舞台上赢得了声誉。2011年黄哲伦的《中式英语》再次在百老汇上演，而且喝彩声四起，这更加奠定了黄哲伦作为一个族裔剧作家在美国主流文化圈中的坚实地位。自《蝴蝶君》上演至今，学术界、文艺界，西方、中国，乃至国际演艺界和学术界对该剧的评论热情一浪高过一浪，因而论文、专著可谓是汗牛充栋，对剧中两性关系、东西方关系、文化、政治、身份等有过深入的研究，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也有不少对剧作家本人意图的曲解。至今的研究中，少有学者去探讨黄哲伦本人在该剧结尾的结束语中恳切提出的对于“各方的一个请求”的深刻含义。那么这个对于“各方的一个请求”意蕴何在？剧作家的目的何为？这正是拙作所要讨论的问题。

黄哲伦《蝴蝶君》精神分析伽里玛性别认知

一、蝴蝶欲展翅——黄哲伦与《蝴蝶君》

他是一个在美国出生的华人，他在大学期间就创作了自己的处女作《新移民》并公开上演，他被《时代周刊》誉为有可能成为自阿瑟·米勒后在美国的公众生活中第一个重要剧作家，他就是当代美国（最）重要的亚裔剧作家戏剧家之一——黄哲伦（David Henry Hwang）。

事实上，很多评论家都将这部小说看作是一部“颠倒传统东西方男女关系”或是体现了“东方对于西方控制的后殖民主义控制权”的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作品。可是事实上，这部作品是否真的像评论家所说，带有如此强烈的民族色彩以及如此强烈的后殖民主义批判色彩呢？如果作品的主题真的仅限于此，那么黄哲伦本人曾经对此的一段回应就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了。

黄哲伦在《蝴蝶君》的后记中曾经这样发表观点：“《蝴蝶君》有时会被认为是一部反美国的戏剧，是对西方支配东方，男人支配女人模式化观念的一种谴责和反对。恰恰相反，我把他看成是对各方的一个请求，希望它能穿透我们层层积累的文化和性的知识，为了我们相互的利益，从我们作为人的共同的和平等的立场出发，来互相真诚地面对对方。”

通过这一段话黄哲伦似乎向读者和观众暗示了什么：既然这部作品不是一部反美国的戏剧，亦不是一部对男人支配女人，西方支配东方持反对态度的戏剧，那是不是背后还有一层更深的含义？他文中所指出的相互的利益又是指什么？似乎粗略读过文章，在对文章有着大致印象的情况下去看这段话，并不能看出黄哲伦的“匠心”所在，但如果仔细分析作品的字里行间中的深意，深入理解文章的内涵，仔细分析文章两位主人公的心理变化与对话结构，并结合弗洛伊德和荣格的心理分析的部分理论，作者的想法与意图便可见一斑了。

二、个人潜意识与集体无意识的碰撞

《蝴蝶君》根据京剧演员时佩璞的生平改编。从一开始，蝴蝶宋丽玲的身份就是一个谜团，而她的性别更是迷雾深处最耀眼的珠宝。在最后的一段法官审讯伽里玛时，在询问到其对于宋丽玲为男性这件事情是否知情时，伽里玛只给了法官如下的回答：“阁下，我从来没有问过。”

这回答如同一声惊雷，任何一个正常人都无法接受这一个事实。生活在一起二十多年的“恋人”，伽里玛从头至尾都没有问过宋丽玲她的性别，这到底是因为伽里玛从未怀疑过其非“女儿身”的身份，还是其心中深存疑虑却不敢直面事实，亦或是他早已知道实情却只是在屡屡隐瞒？细究这个问题，可以从具体的心理分析理论和全文的文本段落着手。

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将人格的内在结构分为三个层次，即“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是与生俱来的，亦为人格结构的基础，日后自我及超我即是以本我为基础而发展。本我只遵循一个原则——享乐原则（pleasure principle），意为追求个体的生物性需求，如食物的饱足与性欲的满足，以及避免痛苦。弗洛伊德认为，享乐原则的影响最大化是在人的婴幼儿时期，也是本我思想表现最突出的时候”。在伽里玛的心中，他用于奉行快乐，趋利避害的行为准则就是和“蝴蝶”在一起随性地生活，一次次去华人聚居地找宋丽玲，并且在她家中留宿，这本身就反应了伽里玛对宋丽玲有极大的兴趣，这也是作者向读者展示的伽里玛自我本真的一种状态。而超我则是伽里玛对于心中自我的一种约束，其实每一次当伽里玛去找宋丽玲时，他的心中都是十分忐忑的，原因有三：一是作为法国的外交官，他的职业道德是不允许他和一个中国“女性”有过亲密的交往关系的，这样容易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同时也会让上司对自己产生猜忌，不利于工作的开展；第二，伽里玛在家中已经有妻子海尔佳，虽然同海尔佳的夫妻生活并不和谐，但两人还算恩爱。作为一个正统的法国男人，其与宋丽玲的暗中交往必然是不敢让妻子知道的，这既违背了作为丈夫的准则，又打破了他自己的生活常规；第三，也就是最核心的一点，或许是他对于宋丽玲的行为举止已经感觉到怀疑，认为宋有可能是一个男人，并且这种可能性颇大，这从文章中的几个方面可略见一二。如伽里玛曾经说道：“很好，但我不喜欢他叫我‘朋友’。当一个女人称呼一个男人是他的‘朋友’的时候，她是把她当作一个太监或者同性恋来呼唤的。”这其实在一定程度说明，宋丽玲从侧面向伽里玛坦诚了自己的男性身份，并同时旁敲侧击得暗示了伽里玛本人其实就是一个有着同性恋倾向的男人这个事实。而伽里玛对这句话敏感的回应更是证明了他心中早已经对此有所了解，也完全赞同宋丽玲的观点，但是他不愿意宋丽玲以这样的一种形式来说他，这也是证明了他内心中对于被称作“同性恋”人群的一种厌恶与不屑。

从书的一开始，作者就在暗示伽里玛可能是一个性功能有障碍的患者，他对自己的男性身份不论在生理上和精神上都十分缺乏自信，在书的前几章：“马克，我不能……我怕她们说不……那些女孩儿。所以，我从来没问过。”伽里玛的朋友马克对于女孩子非常具有吸引力，他也十分真诚得邀请伽里玛与其一起来欣赏女孩子。可是伽里玛的回应却十分无力，他只是说害怕被拒绝，因此从来没有主动问过，这也更加反映出他对于自己魅力的不自信，甚至是对于男子气概的一种不自信。在书中，伽里玛的妻子海尔佳也曾经暗示过：“医生说我没有问题，他说他希望你去做一些检查；如果你想要个孩子，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这就充分说明了伽里玛就是一个在性功能上存在障碍，或是生育功能上存在缺陷的男人。那作为一个有缺陷的人，为什么和他心中的“蝴蝶夫人”在一起之后，所有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呢？答案其实很明显了，因为在伽里玛心中，一切的疑惑早就有了答案，他所纠结的并非是蝴蝶的性别，而是他心中已经了然知晓蝴蝶是一位男性的这件事情，如果一旦为周围的大众所知道，那么他的内心必然会留下无比的创伤。当时社会是显然不会允许这种不伦之恋发生的，在集体无意识与他本人的内心潜意识撞击时，“选择逃避与不承认是最好的方式”。在全书的最后，伽里玛有过如此的一段言论：“死于忠贞……比带着屈辱或者要好。蝴蝶的爱情抵挡住很多东西——不忠，失败，甚至遗弃。但是，它如何能面对包含着所有其他罪孽的那一种罪孽？”读来这段话让人唏嘘不已，却又十分发人深省。蝴蝶最终难逃过折翼的命运，而伽里玛自欺欺人的一段梦想也由此走向了最终的完结。带着忠贞而死去，至少世人可以当作其是在不知道真相的情况下与“蝴蝶”走到了一起，这远比带着屈辱、带着社会周遭的鄙视与遗弃，如行尸走肉，苟延残喘活在这个世界上要好许多。

正如荣格对于集体无意识的定义一般：“集体无意识是一个关于种族的记忆，为某一种的所有成员所共同拥有，包含着这个种族经过千百年所积淀起来的集体经验，这是先天与生俱来的。”对于伽里玛来说，当时社会的风气与世俗的观念就代表了大众内心的集体无意识，而伽里玛心中的个人潜意识与集体无意识一发生碰撞，个人的一切本能便败下阵来。与相爱之人共处一室本身无错，但若是同性的二人违背世俗常规，那便是一种大为不道的行为了。因此，对于《蝴蝶君》中男女主人公的象征意向来说，称其实际代表了对东方文化的解构是大有不妥的，因为从伽里玛本身的心理结构来看，蝴蝶君本人的性别与国籍是他早已了然于心的，他迟迟不能接受这一事实的根本原因是出在西方社会最原始最古老的文化传统历程上，是出在他自己心中的“个人潜意识是否能够胜过西方集体主义”这一点上的。毕竟，接受同性恋行为与否并不是重点，真正关键的在于他对于自己同性恋行为的承认，因为其背后的意蕴则更为丰富。这不仅是对于西方古典思想的一种解构，更是对于西方集体无意识变相的离经叛道。

三、蝴蝶的折翼与梦想的破灭

究竟是蝴蝶的折翼，还是梦想的破灭？究竟是蝴蝶君的男性身份在最后被伽里玛发现，导致了这段感情的终结，造成了蝴蝶的折翼，还是伽里玛早已经知道事情原委，只不过存在着侥幸心理，希望自己的一切倾向不被人所发现，却没想到最后只是一帘幽梦，身败名裂，而引发了他一切梦想的破灭呢？细细分析，答案似乎很明显就是后者了，他有着充足的理由去怀疑蝴蝶的性别，更有着更充分的时间去证实他心中的疑惑，或许他从第一面见到蝴蝶就已经知道了其男性的身份，而文中的种种表现和激烈争辩，仅仅是他不愿意承认事实、害怕为世俗所遗弃的真实表现，更是他自欺欺人的完美证据。

在层层叠叠的分析过程中，黄哲伦的会话含义也渐渐浮出水面。其对于“各方的一个请求”，包含了剧作家的多重期盼：首先它表现了剧作家希望西方，东方乃至全世界人民给予同性恋边缘群体一份包容，一份理解的心愿。因为这是他对人们行为态度有所改变的一个请求，从而“希望它能穿透我们层层积累的文化和性的知识”，即抛弃个人的、民族的、乃至传统文化观念上对同性恋者的偏见，将他们视为我们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平等对待，这在某种意义上便是暗示了他心中对于同性恋行为的支持与申辩；其次，更重要的是对于性别问题的一重政治延伸。长期以来西方一直以充满男性气质的“男性”之居，而将东方设想成温顺、屈从、希望得到呵护的娇小的“弱女子”，进而产生占有、征服、为所欲为的野心，剧作家在此是否在请求那些具有殖民时代思维方式的帝国主义者们——在全球化的时代，抛弃性别对立，革除昔日的占有欲，那么“为了我们相互的利益，从我们作为人的共同的和平等的立场出发，来互相真诚地面对对方”，这句话便很容易理解了。

在《蝴蝶君》整部作品中，最大的悲剧莫过于最后章节伽里玛内心世界的分裂与破碎，莫过于他内心潜意识对于集体无意识的背离与解构，也莫过于其个人潜意识对于集体无意识的投降与屈服。悲剧已经上演过一次，无人会希望其上演第二次，那唯一的办法便如黄哲伦所说，只有集体无意识的进步、完善与提高，才能让人们真正揭开内心所面临的种种枷锁，才能互相真诚地面对对方，才能真正推动人类的发展、社会的进步。

[1]Hwang,David Henry.Broken Promises:Four Plays[M]. New York:Avon Books,1983.

[2]Hwang,David Henry.M.Butterfly[M].New York: Penguin Group,1989.

[3]Hall,Stuart.“Ethnicity,Identity and Difference”[J]. Radical Ameriea,1991,Vol 23.

[4]Lowe,Lisa.Immigruut Acts:On Asia American Cultural Politics[M].Durham&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1996.

[5]Nelson,Brian.Asian American Drama:9 plays from the Multiethnic Landscape[M].New York:Applause Theatre Book Publishers，1997.

[6]Said,Edward W.Orientnlism[M].New York:Pantheon Books,1978.

[7]陈爱敏.东方主义视野中的美国华裔文学[J].外国文学研究，2006（6）.

[8]程爱民，邵怡，卢俊.20世纪美国华裔小说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

[9]郭本禹.精神分析运动的发展逻辑[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6（10）.

[10]洪文慧.论戏剧《蝴蝶君》的话语策略[J].外国语言文学，2013（6）.

[11]黄哲伦.蝴蝶君[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12]刘象愚.外国文论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3]谢群，陈立华.当代美国戏剧研究[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

[14]徐颖果.美国华裔戏剧的历史与现状[J].南开大学学报，2009（5）.

[15]徐颖果.美国华裔戏剧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16]朱新福.蝴蝶君，从边缘走向中心[J].苏州大学学报，2004（8）.

[17]朱志荣.西方文论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作者：王瑞，南京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编辑：魏思思E-mail:mzxswss@126.com

本文系江苏省2014年度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基金项目研究成果（省级立项），项目编号：KYLX_06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