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钰卓［长春职业技术学院，长春130033］

花卉入诗为哪般
——探寻朝鲜时期女性汉诗中的花卉意象

⊙闫钰卓［长春职业技术学院，长春130033］

韩国古典文学在朝鲜时期登峰造极，女性诗人作为汉诗文学新的创作主体之一而备受关注。《尚书·舜典》有“诗言志”之说，花卉意象正是作为诗人主观情志的载体，把主、客观世界联系到一起，成为通向女性诗人内心世界的桥梁。本文以朝鲜时期包含花卉意象的女性汉诗作品为研究对象展开定量研究，有助于把握花卉意象与女性诗人、民间习俗、时代精神之间的关联，探索花卉意象深入人心的文化根源。

花卉意象女性汉诗朝鲜时期审美取向文化根源

朝鲜半岛的女性汉文学源远流长，无论是霍里子高妻丽玉的一曲《公无渡河歌》，还是真德女王亲制的《太平颂》，抑或是薛瑶的《返俗谣》，都堪称东亚文化圈中女性汉文学作品的杰出代表。到了朝鲜时期（1392—1910），女性汉文学不再像之前时代的分散、零星状态，女性诗人诗作中多元的花卉意象让这一时期的汉诗文学异彩纷呈，传达出情志、节操与社会理想。

张伯伟编写的《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凤凰出版社2011年8月出版）为研究提供了依据与参考。经统计，朝鲜时期包含花卉意象的女性汉诗作品共有1060首，作者以金林碧堂、宋德峰、李玉峰、许楚姬、许景兰、李桂生、光州金氏、金泠泠、延安李氏、蔚山李氏、金浩然斋、申芙蓉堂、徐令寿阁、金三宜堂、洪原周、淑善翁主、金芙蓉、朴竹西、南贞一轩、姜澹云、徐蓝田、小蓝、金清闲堂、崔松雪堂、吴孝媛、鹤丁轩吴氏、郑氏、李九箫等28位女性诗人为代表,出现的花卉意象共计55种。总体上可分为三类：一是梅、荷、桃、菊等代表性花卉意象；二是花下、花间、花开、花落等情境及情状意象；三是芳草、凤仙花等其他典型意象。那么，花卉意象何以在这一时期的女性汉诗中大放异彩，需要在创作主体、民间流传形式、时代背景方面追本溯源，把握花卉意象与女性诗人、民间习俗、时代精神之间的关联。

一、花卉意象与女性诗人之间的关联

许楚姬号兰雪轩，她和许景兰都对“兰”情有独钟，而申芙蓉堂、金芙蓉对“荷”偏爱有加，李桂生号梅窗，不仅以“梅”入号，还常在诗歌中以“梅”自比，如：《记怀》中的“梅窗风雪共萧萧”、《闺中怨》中的“起倚梅窗听五鸡”等。此外，李九箫的诗集以《凤仙花》命名，其他女性诗人直接以花卉为题作诗的情况更是不胜枚举。

(一)以花卉为名

金圣叹说：“人看花，花看人。人看花，人销陨到花里边去；花看人，花销陨到人里边来。”花与人之间物我合一，相互影响。女性诗人作为花卉的审美主体，其志趣、偏好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花卉品格的塑造与定位。

花卉的美姿往往也与美人的情态相似，于是有“梅腮杏眼后先开”“柳欲舒黄梅欲瘦”“第看游霞红结玉梅唇”“瘦梅如我可怜容”等生动的比拟。吴孝媛的《花薄命》则以梅自比，描绘出美人与花的情态与宿命：“莫道东风花信重，残红不待满旬枝。杏飘惊雨清明节，梅瘦冲寒雪月时。一笑一颦西子态，半开半落太真姿。如嗔如怨惨无语，温冷春心总莫知。”金芙蓉的《戏题》将观莲花的视线巧妙转移，与美人媲美，写得精彩至极：“芙蓉花发满地红，人道芙蓉胜妾容。朝日妾从堤上过，如何人不看芙蓉。”诗人的自信，显得直接而可爱。这样的情形，大有“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的态势，只字未提美人的相貌，但用“芙蓉”的反衬、旁人的欣赏，描绘了一幅芙蓉美人图。

女性通常喜爱花容月貌，但对女性诗人们而言，她们更多地关注花开花落的自然属性，这与女性的生命形态一致，所以她们借花写人、以花衬人，花容类意象也带有审美体验的感性特点，渗透着女性诗人强烈的时间意识与生命意识。由此便不难理解，徐蓝田为何渴望“前身是鹤是梅花”，吴孝媛为何憧憬“化作梅花瓣”。

(二)以花卉类比

阿尔米（Amiel）有言，“一片自然风景就是一种心情”；朱光潜认为，“景是各人性格和情趣的返照”。所以，花卉的“有情”必定是有情之眼看出来的。花卉通过女性诗人们的有情之眼，成为程兆熊笔下“宠华”“情调”“境界”“生命与世界”的象征。人们常说“美人如花”，张潮《幽梦影》中认为，“以爱美人之心爱花，则护惜倍有深情”；杜华平则说：“人与花从纯粹精神性的联系转变为人伦关系，成为‘食色，性也’中的一种人性自然需求。”所以以花卉为伴，是女性诗人人性中不可或缺的身心托付与“有情”归属。

(三)以花卉为伴

(一)以花卉为神

二、花卉意象与民间习俗的关联

洪原周的《次世叔韵》有云：“袅袅晴烟绕还岑，官楼寒意晓来侵。秦楼夜会时调鹤，陇馆乡愁强听琴。梦入梅前开小酌，诗成月下步清阴。疏枝冷蕊春应早，若有花神解我心。”在洪原周看来，不仅有花神的存在，而且花神还能够“解我心”。

东方国家中最早记载花神是《淮南子·天文训》中所写的女夷，专管春播夏种秋收，关系到花草树木成长，得后世尊敬而奉为“司花之神”。花神，其实是被人格化的神，人们相信万物皆有灵性，花卉也有“灵魂”，朝鲜时代女性诗人中吴孝媛提及“花魂”“花娠”的次数最多，她的《春日杂咏》有“东风箭箭花魂动”，《新春别曲》有“花使唱香魂”“恐践花娠惊”等。“以花为神”是志趣所向，花神与精神相通，与生命同在，与内心往来。

(二)以花卉为历

“花朝”“踏花”都是在特定的时令下开展的民俗活动，这些活动体现出“以花为历”的特点。金芙蓉的《会于清水洞》一诗又题《维下之初，与一二女伴约会于清水洞以永花朝，而两岸桃花已为风雨所欺，恨欢交集，转向北坍》，题目直接交代花朝之事。金泠泠的诗集《琴仙诗》中《又》一诗有云：“花朝真有兴，月夕更无眠。欲奏泠泠曲，秋风入七弦。”

“花朝”总能激发人的兴致，总能触景生情，类似的户外活动还有“踏花”，徐令寿阁有“踏花如梦寐，采菊已清秋”；金三宜堂有“杭州女儿竞家奢，三三五五行踏花”。无论是“花朝”，还是“踏花”，女子都会满心朝圣，春心荡漾。因为古时女子的出行受到限制，“花朝”“踏花”无疑是千载难逢的游历，这种户外活动的开展，对于女性而言具有特殊的意义，扩大了女性的生活圈与交际圈，是与外界沟通交流的绝好契机。

以花朝为代表的民俗活动与花历的形成和发展密切相关，明代程羽文所记载的《百花历》最为系统，花历成为民俗活动的参照表和备忘录，成为品鉴花卉的指南。踏花、赏花、咏花、祭花等活动也逐渐成为增添生活趣味与品位的民间习俗。

(三)以花卉传情

人们相信花卉是传递情感之物，许楚姬的《游仙词》有“折花闲倚董双成”；吴孝媛的《新桥驿送尹局长夫人高丽归国》有“为将掩泪折花枝”；许景兰的《四时词》有“思折梅花寄驿使”等。“折花”这一意象使寄情和怀远的举止行为上升为一种风俗习惯，更具普适意义。“折柳落梅”“踏雪寻梅”“折梅寄远”“采莲怀人”等都为花卉意象增添了民俗色彩。

花语的形成也让“花卉传情”成为可能并得以流行。当花卉被人格化和象征化之后，人际交往中所赠送的花卉也具备了特定的寓意，久而久之这种寓意被固化下来，约定俗成为特定的“花语”。掌握了花语，可以根据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对象，选择相应的花卉来传递感情，提升生活质量，并将以花卉为媒介感恩、寄情的民俗得以传承。

三、花卉意象与时代精神的关联

朝鲜时代，“儒家的朱子性理学成为治国理念和确定社会秩序及男女从属关系的实践标准。因此，女性的读书和写诗为大多数男性所不容……以女性不轻易作诗为文为美德”。这恰恰使女性诗人反其道而行之，加入到汉诗创作的行列。在创作中往往通过物象与自身的类比来抒发情怀，而花卉意象正迎合了这样的需求，花卉意象与女性命运、生命状态的高度契合，使花卉成为诗歌作品中的重要意象，寄托女性的精神与品格。女性在借花卉表达自我人格时，开始走向女性性别意识与生命意志的觉醒。

作为“四君子”之一的“梅”以164次的高频居于各意象之首，在很大程度上深受中国宋代“赏梅”“咏梅”风尚的影响。到了朝鲜时期，东方审美的格调初步奠定在“梅”的风雅之上，“荷”“桃”“菊”的意象形成也与时代所需求的精神品格一致。女性诗人写芳草的希冀与怀古，写凤仙花染指的内外兼修，写“花开”“花飞”的状态与自身命运的紧紧相连，无不表达出主宰人生的渴望与诉求。因此，花卉的精神与品格实为人的精神与品格的投射，人赋予其怎样的精神与品格，花卉便有了怎样的内蕴。花卉意象所寄托的独立、自由精神与朝鲜时期反封建反压迫的女性意识的觉醒息息相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典型意义。

总之，花卉是天地造化给人类最美的赐予，花卉意象牵动着古今的审美记忆，在深厚而肥沃的文化土壤中，必须把握其根源，才能更好地解读诗歌作品意境，为花卉意象在文学及其他领域的广泛应用提供参考，使其成为生活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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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陆咏梅.论六类花卉意象中古代女性身份的定位[J].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13（4）.

[4]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5]张伯伟.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

作者：闫钰卓，文学硕士，长春职业技术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韩语教育教学。

编辑：水涓E-mail:shuijuanby@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