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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法拉奇《邓小平采访记》中记者主体意识的凸现

2014-07-14王晶山西大学文学院太原030006

名作欣赏 2014年33期
关键词:法拉奇主体意识

⊙王晶[山西大学文学院,太原030006]

浅析法拉奇《邓小平采访记》中记者主体意识的凸现

⊙王晶[山西大学文学院,太原030006]

大数据时代,读者需要什么样的新闻?有独特观点和视角的新闻。这就需要记者不仅把新闻五要素等客观事实讲清楚,还要透过表象讲述事件背后的故事,在这种讲述之中,凸显自身的主体意识。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多年来为业界所称颂,甚至被称为“世界政坛采访之母”,正是因为其新闻作品无论是内容的叙述还是形式的表达都积极表现其创新的一面、个性的一面、凸显记者主体意识的一面。

大数据主体意识法拉奇

新闻报道的客观性是不断被业界强调的“金科玉律”之一。它要求记者尽可能地悬置自己对采访对象的立场、情感和观点,摒弃一切主观的判断,“靠事实说话”。然而,人类为何是世界之王?哲学家告诉我们,经过千万年的进化,人类拥有其他生物所没有的主观能动性。同样的,在新闻界,新闻报道的写作主体——记者,拥有自己独特的成长背景、个人情感和价值观念,在采访和写作过程中,其主体意识总会或多或少地表露出来,从而使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大打折扣。同时,随着电视、互联网等的兴起,一篇新闻要素齐备、语言表述客观的报道已然不能令信息爆炸时代的读者满意,与记者对事实的摆列相比,他们对看待某一事件的独特观点和视角需求更甚。一些记者逐渐认识到,要使报道有深度、有力度,真正的“影响”读者,除了对事实的把握,还要表现出自身的主体意识。

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以采访世界政坛要人著称,她的新闻作品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了这种革新意识。法拉奇看重新闻的风格与质量,认为新闻不仅要有新鲜的、有趣的、吸引人的事件,同时更要有记者自己的观点,使作品有自己的格调和气质。由此,法拉奇极其厌恶“采访者充当的是一个无偏见的冷静的客观者的角色”这一说法,她拒绝成为“照相机”“传声筒”式的信息的机械重复者,而要将自己放在作品中,做采访的主角。

1980年的8月21日和23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118厅两次接见了法拉奇,二人一个问辞犀利,一个坦诚回应,整个访谈过程不可谓不精彩。此次访谈录很快以《邓说要清除毛的封建主义错误》为题,在美国《华盛顿邮报》头版上刊登出来,随即被《纽约时报》《泰晤士报》《晚邮报》等欧美各大名报竞相转载,它们的转载题目是《世界第一次对这个矮个子领导人和他的事业有了全面的认识》,可见其在当时世界各地反响之热烈。法拉奇尖锐直率的个性采访,也引来中国新闻界、知识界无数关注的目光,不少有成就的中国媒体人将她奉为自己的榜样,如中央电视台《面对面》主持人王志,曾说“她是一代宗师,是不可逾越的高峰”,尤其是其作品中主体意识的凸现。

一、内容:一种“有我”的叙述

依据客观性原则,为了“用事实说话”,使作品显得公正中立,新闻作品中几乎不出现记者本身。但法拉奇认为:“我是一名演员,一个自我中心者。只有把我放入报道中,该报道才是最好的。”因此她的作品往往都彰显着很明晰的“我”的色彩。

(一)一种亲历的真实

在对邓小平同志的采访中,法拉奇作为一个提问者,并没有从采访中抽离自己,反而还是采访中不可或缺的主角。她通篇采用对话体方式,整篇访谈录都是她和邓小平同志的对话。对读者而言,他们对风云人物是怀有极大好奇心的,法拉奇把自己放在采访中,代替读者去体验与伟人谈话的快感,其后又把谈话用对话体事无巨细地公布出来。这种叙事的角度,无疑满足了读者对真实的历史细节的好奇。在作品中,她也不吝表达自身的观点,她一贯认为“没有无倾向性的新闻,只是有的隐蔽,有的外露而已”。在本篇采访记的前言中,她开篇即表达自己对中国的看法,认为中国“是一个独特非凡,而又难以预料的国家,它从封建主义一跃而直接进入共产主义,既令世界瞠目结舌,也让自己备受折磨”。在此,法拉奇不是一个采访者,而是一个对中国历史变化的观察者。她不仅同读者分享了“事实是什么”,更多的是把自身的观察和体验带给读者,让他们体验到一种亲历历史的真实。

(二)一种平等的视角

法拉奇一贯坚持访者、读者、记者地位平等。在对邓小平的采访中,她从不因采访的对象是世界级政治风云人物而放弃对事实的追问,也不因读者群体看不见、摸不着就忽视他们的利益诉求。采访中法拉奇提出尖锐问题:“据说,毛主席经常抱怨你不太听他的话,不喜欢你,这是不是真的?”对此,邓小平坦然回应,毛主席后期犯了家长制、封建主义这些“毛病”,“民主集中制被破坏了,集体领导被破坏了。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会爆发文化大革命。”而在采访末,法拉奇请邓小平给自己打分时,他说:“在百分制中,我可以给自己打五十分。”让读者看到了一个儒雅、谦和的小平。在她看来,读者是最应受尊重的,他们对新闻的需求,是她不断对细节追根究底的动力。因此,法拉奇从未屈从于任何权威,甚至在采访中多次言辞犀利、挑战权威,以获得真实的信息。

(三)一种独立的思考

8月18日抵京之后,法拉奇低调地住进了民族饭店的一个连空调都没有的小房间里,为即将到来的采访做精心准备。在那个没有互联网、缺乏信息检索渠道的年代,法拉奇是带着几十公斤的书籍资料来华的。这些资料不仅包括她将要采访的对象邓小平同志的相关信息,而且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种种历史事件亦多有涉猎。这些重达几十公斤的资料,每一份都得到了法拉奇的认真翻阅,并从中抽离出自己对邓小平同志及中国历史的独立看法和思考。在采访中谈到“四人帮”的问题时,法拉奇对邓小平质疑“四人帮”是五个人,并对天安门前毛泽东肖像和已修建好的毛泽东陵墓的去留问题不断追问。对于这些历史细节,法拉奇显然是做过一番梳理和思考的,因此她的提问才能切中要害,直抵核心。

(四)一种自主的立场

在开篇引文中,法拉奇直言不讳的谈道:“在中国有着毛泽东的神话和传奇,它将缺乏行为标准的年轻人裹挟于其中、诱惑那些没有头脑的知识分子、开创往往是机会主义者的美学和哲学风尚,从而打乱了我们的生活。今天制造恐怖和杀戮的极端主义很有可能由这一风气所致。”这些辛辣直率的言辞表现出法拉奇对毛泽东传奇的质疑。在谈到苏联领导人时,法拉奇毫不掩饰对赫鲁晓夫的欣赏,并对邓小平说:“西方有人说您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施燕华翻译时犹豫再三,因为她知道邓小平对赫鲁晓夫的态度与法拉奇正好相反,如实译后,邓小平却没有预想中的不高兴,他向法拉奇解释了赫鲁晓夫对中国做下的种种恶事,最后说:“你保留你的观点,我保留我的。”法拉奇完全不畏伟人权威、坚持自身立场(姑且不论其立场的对错),表达自己的观点,使得读者在对邓小平同志和中国境况更了解的同时,也无法忽略法拉奇这一采访中的又一主角。

二、形式:一种文学的表达

由于酷爱使用文学元素写作新闻作品,法拉奇一向被人们称为“新闻界借去的作家”。在她的作品中,文章“倒金字塔式”结构、简单平实的语言等传统新闻写作学的规定一概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文学作品的写作技巧。

(一)亲历式的第一人称写作

本篇访谈录中,无论前言还是正文,法拉奇都以第一人称“我”来叙述,并多处使用“我觉得”“我感到”这些带有自我倾向性的表述,来积极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如邓小平表示“当一个人年过八十岁时……往往会更加趋向于保守”,法拉奇立刻辛辣指出:“我觉得这是对毛泽东一针见血的讽刺……我的意思是说,毛并不是这么想的。”这种亲历式、参与式的报道形式,不仅不会使读者如读第三人称客观描述的传统报道时那样有距离感,还容易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使读者对其所见所思发生移情,加深对她作品的信任感。这样,法拉奇的主体意识就很容易地表现出来,并有力地影响读者。

(二)生动具体的细节描写

在对邓小平同志的采访中,法拉奇很善于抓住伟人细微的动作、神态等方面的细节,并把它们加入到采访稿中。前言中法拉奇向读者介绍邓小平:“他常常微笑着,有时大笑着来回答,用才思横溢,而又坚毅刚强的目光时而扫我一眼,并竖起耳朵对我说:‘身体方面,我有点耳背’。”仅这一句,就将邓小平同志平易近人的形象跃然纸上,让读者看到一个真实可爱的小平。这些生动而具体的细节描述,为读者再现了当时的采访场景,也为后文的对答体访谈实录做了铺陈准备。

(三)一种删节的人物对话

法拉奇对邓小平同志的这次采访,成稿后除了前面的几段引文,后文均是二人访谈的原文。这并非因为法拉奇懒惰,不愿整理录音稿并对其进行“二次创作”,而是为了在读者面前最大限度地还原真实的邓小平。在采访结束后整理文稿时,她常常一遍遍地听录音,遇到疑问就请教采访时邓小平的翻译施燕华,如“邓小平先生谈话时说‘zhegge’(‘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当得知这只是中国人讲话的口头语,相当于英文中的“well”时,她争取施燕华的意见,把“zhegge”放到了谈话记录里。这种原汁原味的表述,在其他记者的新闻作品中是很难见到的,因此更显难得。

(四)蒙太奇式的场景变幻

法拉奇在叙述某一具体事件时,常常使用蒙太奇式的手法突出事件的背景、中心人物,并对各种场景不断穿插变幻。在谈到“文化大革命”时的中国时,法拉奇运用了四个场景的剪辑组合:“千篇一律的制服”“人们高喊的口号”“泛滥的红色”和“众多毛泽东的肖像”。浓缩即是精华,这种后现代派文学手法的使用,有力的用小篇幅的语言再现了文革时期个人崇拜泛滥、政治高压下的畸形社会场景,立体化的60年代历史随之浮现在读者脑海。法拉奇的写作功底可见一斑。

(五)戏剧性的矛盾表现

没有矛盾就没有高潮,能否挖掘出事件的内在矛盾冲突往往是一篇成功作品的关键。法拉奇的新闻写作中,也充分利用动态的、充满戏剧性的事件来吸引读者。法拉奇与邓小平同志谈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毛泽东:“很多中国人一谈起四人帮时,都高举起张开的五个手指,愤怒地回答道:‘是的,是的,四个人!’”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表述,在本篇访谈录中还有很多。毋庸置疑,读者在阅读这样情节丰满、充满矛盾的新闻作品时,阅读欲望更强烈,对历史事件的了解也更直观和明晰。

通过一种“有我”的叙述和文学式的表达,法拉奇把自己的情感和立场放置在新闻作品中,用与众不同的方式成功抓住了读者的心灵。其作为记者的主体意识,不仅在内容中,还在形式上凸现出来,使作品具有其他记者文章不可比拟的魅力。谁说新闻作品必须全然客观?谁说新闻记者不能呈现记者自己的观点?现今人类已进入“大数据时代”,对信息的掌控力度前所未有,但对所掌握事实的深度分析、组合能力却还有所欠缺。由此看来,记者主体意识的培养任重而道远。让我们再一次向法拉奇致敬,感谢这位“世界政坛采访之母”在新闻采访与写作的革新方面对我们的启迪。

作者:王晶,山西大学文学院2013级新闻与传播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山西大学研究生》杂志社编辑,主要研究方向为编辑出版、新媒体营销。

编辑:魏思思E-mail:mzxswss@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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